近十年间近代汉语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近代论文,年间论文,近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十多年间是近代汉语研究迅速发展的时期。
早在20年代末，黎锦熙先生在《中国近代语研究提议》、《中国近代语研究法》等文中就已经提出“近代语”这一概念。到50年代，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也把近代汉语作为汉语史的一个时期。但是把近代汉语划分出来，作为一个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并列的研究领域，大致是在八十年代吕叔湘先生对“近代汉语”提出他的界定之后。吕叔湘先生在1983年为刘坚《近代汉语读本》所作的序中说：“建议把近代汉语的开始定在晚唐五代即第九世纪。”“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他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在1984年的《近代汉语指代词》的序中又说：“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吕叔湘先生的意见在语言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更重要的是引起了大家对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视，从而大大推动了近代汉语研究的发展。尽管在“二分”（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还是三分（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以及近代汉语上下限等问题上还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近代汉语是汉语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它的跨度很长，它和现代汉语的关系十分密切，这已经是没有异议的了。因此，近代汉语的研究就不应该仅仅看作古代汉语研究的一个部分，而至少应该是和古代汉语研究、现代汉语研究并列的一个研究领域。随着对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意义的认识的加深，近代汉语的研究也就更加迅速地开展起来。从吕叔湘先生的意见发表至今已有十多年。本文拟对这十多年间（1985—1998）的近代汉语研究作一简单回顾，并对今后的发展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
近代汉语语料的整理是近代汉语研究的基础，基础不打好，近代汉语的研究是无从谈起的。我们所要研究的是近代汉语口语的情况，但近代汉语口语的情况只能通过保存至今的书面材料才能了解到，而这些书面材料情况相当复杂。有时代的问题，有真伪的问题，文白夹杂的问题，地域方言的问题等等。如果不对材料作一番鉴别和整理工作，随便拿起一种材料就用，往往是白费力气。近代汉语研究的基础比较薄弱，资料的鉴别和整理工作需要从头做起。可喜的是在这十多年中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扎实的工作，为近代汉语的研究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近代汉语语料的鉴别和整理工作，前辈学者已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如吕叔湘先生《汉语语法论文集》所附“引用书目”，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所附《引用书录》及“跋”都给后学以宝贵的启示。近十多年来，一些学者继续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如刘坚先生《近代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不但选注了四十余种近代汉语的代表作品，而且对这些作品及有关的语料作了简明的介绍。刘坚、蒋绍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中文系部分同志合作编校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分唐五代、宋代、元明三卷，商务印书馆1990——1995出版）是一部选得比较精当的近代汉语语料汇编。编这部书的目的，在梅祖麟先生为此书写的序中说得很清楚：“一则是古代白话资料太分散，有些书不容易看到，能看到的也往往要翻检一大本书才能读到几十页白话资料。二则找到书后还要做标点、校对、考订年代等工作。”《汇编》就是要替研究者解决这些问题。《汇编》从唐到明代中叶的大量典籍中选录接近口语的资料69种，每篇都作了细致的校勘，并在校记中对作者、年代、版本等作了介绍，读者既可以用这些资料来作近代汉语语法、词汇的研究，也可以通过这部书了解近代汉语研究的基本资料。
近十年间对近代汉语语料进行整理的还有项楚《郭煌变文选注》（巴蜀书社，1990），《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郭在贻、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集校议》（岳麓书社，1990）、蒋冀骋《敦煌文书校读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6）、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等。敦煌变文和王梵志诗都是敦煌写本，有很多俗字、草字，以前有不少学者做过校勘工作，上述几种著作由于作者有很高的学术素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提高，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使这些重要的资料有了一个可作依据的本子。这是近十年来在近代汉语研究资料整理方面的一大贡献。这些著作中不论是“注”还是“校”，都与唐五代的俗词语研究有密切的关系。这部分内容将在下面再谈。
在这一时期内。还发现了一些新的近代汉语的语料。如：在韩国发现的成书于1473年的《训世评话》和崇祯年间刊行的《型世言》，在日本发现的成书于20世纪初的《燕京妇语》等。（韩）姜信沆《论训世评话》、（日）太田辰夫《训世评话的语言》、以及中国学者刘坚《训世评话中所见明代前期汉语的一些特点》（中国语文，1992—4）、 江蓝生《燕京妇语所反映的清末北京话特色》（语文研究，1994—4、5）等文章对这些语料作了研究和介绍。
二
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中有很大的进展。
（一）研究范围的扩大，是这个时期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一个特点。《中原音韵》仍是学者们注意的一个中心。《中原音韵新论》（北大出版社，1991）汇集了1987年召开的周德清诞辰710 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从中可以看出《中原音韵》研究的进展。除《中原音韵》以外，近代汉语时期的一些重要韵书韵图也都作了研究，如《集韵》、《韵镜》、《四声等子》、《九经直音》、《尔雅音图》、《五音集韵》、《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琼林雅音》、《韵略易通》、《四声通考》、《四声通解》、《青郊杂著》、《西儒耳目资》、《韵略汇通》、《五方元音》、《诗词通韵》、《类音》、《李氏音鉴》等都有研究的论文。对近代汉语时期韵文用韵的研究也很多，从唐诗、宋词到《红楼梦》诗词的用韵都有人研究。鲁国尧发现南宋卢宗迈《切韵法》是一个重要的收获。
对近代汉语语音史上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也比以前深入。这一时期探讨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知庄章三母的历史演变，浊音清化的发展过程，-m尾的消变，入声韵尾消失的过程和入声的分派，浊上变去的时代，儿化音的产生和发展等。
（二）这个时期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开始注重近代汉语时期方言的研究。如：唐代的闽南话，宋代的西北方音，宋代的闽北建瓯方言，广州音的历史，明代末年的福州话，十七世纪的赣语，二百年前的潮州音，二百年前的泉州音，一百年来的宁波话等。对《戚林八音》、《拍掌知音》等记录历史方言的材料，也有学者进行了研究。同时，也有一些论文把现代方音和历史语音的研究结合起来。
（三）这一时期对近代汉语共同语和标准音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继李新魁在1980年提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长期以来是汴洛音，到清代中期北京音才上升为标准音以后，鲁国尧、张卫东等提出明代官话是以南京音为中心的江淮方言为基础的。关于北京音系和北京官话的形成和发展，俞敏、林焘两位先生先后有文章讨论。对于怎样看待近代汉语的共同语和标准音，是否存在近代汉语的标准音等问题，也展开了讨论。
（四）值得重视的是一些论文运用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近代汉语的语音问题进行研究。如薛凤生《中原音韵音位系统》（鲁国尧、侍建国译，北京言语学院出版社，1990）为《中原音韵》所代表的早期官话建立了一套严密的音位系统，并用一套音变规则说明汉语语音的历史演变。他的《试论等韵学之原理与内外转之含义》（语言研究，1985—1）也是用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对“内外转”作了解释。 还有一些论文总结和探讨了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方法。如杨耐思《音韵学的研究方法》（语文导报，1987—3、4），耿振生《近代书面音系研究方法》（中国语文，1993—4），都对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很有指导意义。
（五）这一时期除了大量的单篇论文外，出版了一些有份量的专著。如宁忌浮《校订五音集韵》（中华书局，1992）、《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中华书局，1997）对于从《广韵》到《中原音韵》发展过程中的两部重要韵书作了细致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邵荣芬音韵学论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杨耐思《近代汉语音论》（商务印书馆，1997）、《李新魁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鲁国尧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竺家宁《近代音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94）等汇集了这几位音韵学家的论文。李思敬《汉语“儿”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86）、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1992）都是很有价值的专著。向熹《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中有关近代语音的部分描写颇为细致。蒋冀骋《近代汉语音韵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和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中的音韵部分对近代汉语各个阶段的语音及其演变作了系统的描述。国外汉学家也有一些重要的专著，如日本高田时雄《敦煌资料にょる中国语の研究》（创文社，1988），对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作了重要的补充和纠正，是敦煌文书中的汉藏对音研究的最新成果。
三
语法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1、虚词研究（包括代词、助词等。 “了”、“着”、“底”、“得”等有人称为词缀，有人称为助词）。 2、句法研究（包括语法结构的研究，如述补结构、双宾语结构等；以及句式的研究，如把字句、被动句、疑问句等）。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在近十年间也有很大的进展。
（一）研究的基础更加扎实。很多研究建筑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有的还采用了对某部作品（或某部篇幅很大的作品的某一部分）作穷尽性调查的办法，并在此基础上作定量统计。这样得出的结论自然比仅凭几个例子得出的结论要可靠得多。这种研究方法，随着计算机的普遍使用，将越来越多的采用，这对近代汉语法的研究是大有好处的。
（二）更加注意语言的系统性。语言是一个系统，语法也是如此。对某种语法现象作细致的描写固然是研究的基础，但有很多语法现象只有放在系统中才能看得更清楚。在这方面。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吕叔湘著江蓝生补《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95），这部书对近代汉语指代词作了十分细致、系统的描写，梅祖麟称之为“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里程碑”。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1992）也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部书不但每一个近代汉语虚词的研究都建立在非常扎实的材料基础上，而且十分注意近代汉语虚词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动态助词“却”对动态助词“了”的影响，疑问副词“岂”和“可”的功能从重叠到调整；同时，还注意到近代汉语虚词的一种共同的发展趋势：起初一个虚词兼有几种用法，几个虚词具有同一功能，后来逐步发展为各个虚词有较明确的分工。这就把近代汉语虚词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三）共时的研究和历时的研究结合起来。对某种语法现象的共时的研究（专书和某一时期的研究）是研究的基础，对于研究基础比较薄弱的近代汉语来说尤其如此。但共时的研究必须和历时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看清楚这一语法现象的来龙去脉，也才能加深对这一共时平面上的语法现象的理解。如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岳麓书社，1996）一书，研究的是敦煌变文的语法，但书中对唐五代以前和以后的相关语法现象也作了细致的研究，这就使敦煌变文语法特点及其在汉语的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能看得更加清楚。还有的学者对某一语法现象作了贯通始终的历时研究。如唐钰明关于被动句的系列论文研究了被动句从先秦到清代的发展，而且研究得非常细致。
（四）把虚词和句法的研究结合起来。重视虚词的研究是汉语语法研究的传统。但以往的虚词研究往往和句法研究相脱离。实际上，虚词是表现语法关系的，所以有必要把它和句法结合起来研究。这方面，梅祖麟《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与词尾的来源》（语言研究，1981—1）已开其端，文中既讨论了完成貌句式，又讨论了完成貌词尾“了”，而且把两者结合起来考察。曹广顺《魏晋南北朝到宋代的“动+将”结构》（中国语文，1990—2），吴福祥《从VP-neg 式反复问句的分化谈语气词“麽”的产生》（中国语文，1997—1 ）等也是把虚词和句法结起来，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五）把近代汉语语法和现代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结合起来。梅祖麟先生《现代方言里虚词“着”字三种用法的来源》（中国语言学报，1989—3 ）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字在历史发展中如何分化为三个虚词，而且分别保留在现代汉语不同方言里。朱德熙先生《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1985—1）指出“VP不VP”和“Adv－VP”这两种反复问句在现代汉语方言里有不同分布，并且追溯了它们的历史来源。另一篇论文《V-neg-VO和VO-neg-V两种反复问句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中国语言，1991—5 ）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这些论文是把近代汉语语法和方言结合起来研究的典范。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下面还要谈到。
（六）把描写和解释结合起来。梅祖麟在上述《现代汉语完成貌虚词和词尾的来源》一文中提出了“描写”和“解释”的问题，引起了语言研究者的普遍注意。曹广顺《「祖堂集」中的“底”（地）、“却”（了）、“著”》（中国语文，1986—3 ）对于“了”为什么由宾语后移至宾语前作了解释。梅祖麟《词尾“底”、“的”的来源》（史语所集刊，第五十九本第一分，1988）认为“之”变为“底”后，首先用于语中，并且和“者”能够互易；然后受“者”的影响，逐渐用于语末。冯春田《试论结构助词“底（的）”的一些问题》（中国语文，1990—6）提出：“底”取代“者”不是语音变化，而是词汇替换。 （法）贝罗贝《早期把字句的几个问题》（语文研究，1989—1 ）认为“把”字句的产生不是由于同类现象，而是由于语法化。这些论文都对某种语法现象作了解释（本文所说的“解释”比梅文所说的范围要宽，包括对某种语法现象来源的解释）。解释可以有所不同，但正是不同意见的讨论，可以把研究引向深入。
这个时期中还有一些论文是对语法发展规律或语言发展机制的探讨。如：刘坚、曹广顺、吴福祥《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中国语文，1995—3），李讷、 石毓智《论汉语体标记诞生的机制》（中国语文，1997—2）， 梅祖麟《汉语语法史中几个反复出现的演变方式》（第二届古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7）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加深了我们对语法演变的认识，对语法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七）这一时期中水平较高的专著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著作外，还有：程湘清主编《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宋元明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1995），祝敏彻《近代汉语句法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等。向熹《简明汉语史》和孙锡信《汉语历史语法要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汉语历史语法丛稿》（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7）中有关近代汉语语法的部分也很有价值。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中的语法部分，在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的基础上扩展，对近代汉语语法作了比较详细的描写。
这个时期中，日本著名汉学家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史通考》（白帝社，1988）由江蓝生、白维国翻译成中文，名为《汉语史通考》，1991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这是继他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近代汉语语法论著，除了对一些专书语法的论述外，书中对“汉儿言语”的论述特别值得注意。法国汉学家A. Beyraube 《SyntaxeDiachronique de Chinois 》（Collgege France Institut
desHautes Etudes Chinoises,1988）对汉语双宾语结构的历史发展作了细致的研究。
四
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做的主要是基础工作：词语考释。这梓做是完全必要的。一方面，近代汉语词汇本身就相当复杂，另一方面，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基础又比较薄弱，所以，人们感到近代汉语词汇甚至比古代汉语词汇还要陌生。正是由于近代汉语研究者在词语考释方面付出的辛勤劳动，使我们对近代汉语词汇逐步有了较清晰的了解。这就为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十年间在这方面的进展是很大的。
（一）专书词语的研究。近十年来这方面大有进展。陆续编撰了一批专书词典， 如：周汝昌主编的《红楼梦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王利器主编的《金瓶梅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李法白、刘镜芙《水浒语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胡竹安《水浒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王锳《唐宋笔记语辞汇释》（中华书局，1990）、白维国《金瓶梅词典》（中华书局，1990），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北京师院出版社，1990）、吴士勋等主编《宋元明清百部小说语词大词典》（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张惠英《金瓶梅俚俗难释词训释》（社科文献出版社，1992）、周定一主编《红楼梦语言词典》（商务印书馆，1995）等等。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990）也可以算作这个时期出版的专书词典。
前面说过，项楚、郭在贻等在敦煌变文、王梵志诗研究方面所作的工作不仅仅是校勘，而且是词语考释（校勘也往往离不开词语考释）。这两位学者的词语考释是水平很高的，每考释一词，往往是旁征博引，有时还贯通音义，证以方言。他们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很值得后来的年轻人学习。
（二）特殊词语的研究。汉译佛典和禅宗语录中有很多俗词语，也有很多特殊词语，近十年有不少学者进行研究。专著有袁宾《禅宗著作词语汇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禅宗词典》（湖北人民出版，1994），梁晓虹《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关于市语的研究有王锳《宋元明市语汇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近代汉语作品中的非汉语词语研究有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近代汉语作品中的蒙古语是以汉语借词的形式出现的，所以也属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范围。
（三）断代词典的编纂。近十年来编纂的有：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刘坚、江蓝生主编《唐五代语言词典》（江蓝生、曹广顺编）、《宋代语言词典》（袁宾编）、《明代语言词典》（李崇兴编，以上三部词典均由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1998出版）。如果说《宋元语言词典》还属于草创性质，那么，后几部词典的基础就比较扎实，质量也大为提高了。
近年来还编纂了两部近代汉语词典：高文达主编《近代汉语词典》（知识出版社，1992），许少峰主编《近代汉语词典》（团结出版社，1997）。两部词典的编纂都付出了辛勤劳动。但一部理想的《近代汉语词典》还有待于研究者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一部好的近代汉语词典不是凭空可以出现的。一方面，它要以众多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编纂者具有较高的才、学、识，以及严肃认真的态度，并且积以时日，才能编出来一部高质量的词典。现在，前一方面的条件渐趋成熟，我们期望有人能够下大力气，下真功夫，编纂出一部较高质量的近代汉语词典。
（四）近代汉语词汇系统和词汇理论的探讨。以上几个方面的工作，基本上都与词语的考释或训释有关，或者说，基本上都属于传统训诂学的范畴。前面说过，这是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不可缺少的基础工作。但是除此以外，近代汉语词汇还有别的研究工作要做，而且应该和词语考释工作同时进行。张永言先生说：“训诂学与词汇史有密切的关系，又有本质的区别。……目前在语言学界还存在着一种模糊认识，有意无意地将训诂学和词汇史混为一谈，以为考释疑难词语和抉发新词新义就是词汇史研究的全部内容。这种认识对词汇史研究的开展是不利的。因此，我们想要强调的是，这两门学问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由于研究目的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所用的方法和材料等等都有所不同。”（《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中国语文》，1995—6 ）这对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同样是有指导意义的。
这一时期中除词语考释外也有一些系统、深入的研究。如蒋冀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以及他和吴福祥合著的《近代汉语纲要》中的词汇部分，都从宏观上对近代汉语词汇作了研究。向熹《简明汉语史》对近代汉语词义的发展和同义词的发展的论述颇有新意。郭在贻《训诂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一书中对于俗语词研究方法作了很好的总结。王锳《试论古代白话词语研究的意义与作用》（文史，第12辑，1986）一文对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意义和作用阐述得很清楚。江蓝生《演绎法与近代汉语词语考释》（语言学论丛，第20辑，1997）提出可以根据词汇发展的规律来进行词语考释，这是词语考释方面的一种新思路，是和词语考释中通常使用的归纳法相辅相成的。当然，使用演绎法考释词语，离不开语言事实的验证。
（五）国外学者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的专著有：香坂顺一《水浒词汇研究〈虚词部分〉》（光生馆，1987；中文本植田均译，李思明校，文津出版社，1992），香坂顺一的另一部专著《白话词汇研究》（光生馆，1983）由江蓝生、白维国译成中文版（中华书局，1997）。古贺英彦《禅语词典》（思文阁，1991），盐见邦彦《唐诗口语の研究》（中国书店，1994）等。
（六）近代汉语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部分：近代汉语俗字的研究。俗字的研究与近代汉语的语音、语法研究都有关，如果不认识俗字，读错了字，语音、语法的研究都会出错。俗字的研究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关系尤为密切。有些词语其实是很普通的，但由于写的是人们不熟悉的俗字，就成了疑难词语，一旦认出了俗字，疑难就涣然冰释。另一方面，只有熟悉近代汉语词语，才能做好近代汉语俗字的考释工作。当然，俗字的研究并不仅仅限于考释，更重要的还须对俗字的类型、俗字的演变等作系统的研究。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岳麓书社，1995）、《敦煌俗字研究》（中华书局，1997）是两部开创性的著作，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
五
过去十多年间近代汉语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展望未来，近代汉语的研究应该更上一层楼。下面谈一点个人的想法，和同行们讨论。
（一）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仍应放在重要地位，不论是语音、语法、词汇，都要继续扎扎实实的做好专书和专题的研究工作。但是研究的面要扩展，不要总是集中在几个热点上；特别要注意避免那些费力甚多而收效甚微的重复劳动。这牵涉到信息交流和资料共享的问题，这个问题曾经在近代汉语研讨会上提出来过，但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二）不但要做好语料的整理工作，而且要做好语料的分析工作。语料有文字讹误、后人擅改，以及时代、真伪等问题，需要通过校勘学、文献学的方法加以鉴别和改正，这是语料的整理。语料本身没有问题，但语料中反映的语言特点有的是时代特色，有的是地域特色，有的是语体特色（如有的很口语化，有的文白夹杂），需要加以区分，这是语料的分析。不注意语料的整理，把有问题的语料作为研究的依据，当然会造成大错；对语料不加分析，把地域或语体的特点当作时代的特点，在作语言史的研究的时候同样会发生错误。语料整理的问题，现在一般比较注意了，语料分析的问题，还需要特别强调。语音研究方面，已有学者提出“剥离法”，在语法和词汇研究方面，不少语料也是需要“剥离”的。只有在正确分析语料的基础上，才能作可靠的语言史的研究。
（三）近代汉语的研究者不要把自己限制在“近代汉语”的范围内。把近代汉语划分出来，成为与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并列的一个研究领域，对学术发展是有利的。但是近代汉语的研究者如果把自己限制在“近代汉语”的范围内，超出“近代汉语”范围的就不闻不问，这就不利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因为语言的发展是割不断的，往上看，很多近代汉语的语法、词汇现象都可以上溯到汉魏六朝；往下看，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关系更为密切。真正要对近代汉语作一番深入的研究，就必须把上下贯通起来。汉魏六朝汉语的研究，近年来有很大进展，在词汇方面尤其如此。有的学者建议在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之间再划出一个“中古汉语”时期，这是值得认真考虑的。特别应当强调的是，近代汉语是如何发展到现代汉语的，或者说现代汉语是怎样逐渐发展来的，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语音的研究比较重视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联系，而语法的研究则偏重于某种语法格式的起源，对近代与现代的联系注意得不够，词汇因为偏重于词语考释，就更少注意明清时的词汇如何发展为现代汉语词汇。而要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就必须对现代汉语以及现代汉语研究的现状要有所了解。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是当前学术发展的总趋势，何况近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现代汉语都属于汉语研究的同一学科，更不应当相互隔绝。当然，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一个人的研究也总有侧重，但把眼光放开阔一点，对近代汉语的研究是有好处的。
（四）把近代汉语的研究和汉语方言的研究结合起来。语言学界的前辈一再强调，研究汉语史要把死材料和活动材料结合起来。在这一方面，近代汉语比古代汉语更有条件，因为近代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都有很多保留在现代汉语各方言中。近年来，一些近代汉语的研究者把两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杨耐思研究《中原音韵》中入声的情况，受到今河北赞皇、元氏方言的启发；刘勋宁根据陕北清涧方言论证语气词“了”是“了+也”形成的；李申把书面资料和方言结合起来研究《金瓶梅》的词语，都是很好的例子。但总的说来，对于方言在近代汉语研究（特别是语法研究）中的作用，认识还是不够的，往往只限于用方言材料来作为近代汉语的佐证。梅祖麟《唐代、宋代共同语的语法和现代方言的语法》（第二届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1，台北）说：“从高本汉开始，音韵史和方言结合在一起研究，以致成果远远超过清儒。历史语法和方言语法结合在一起研究，也是早晚要走的一条路。……无论是研究汉语语法史还是方言语法都需要一个类似《切韵》音系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就是唐宋时代共同语的语法。”这一段话很值得深思。如果我们站在这样的高度看问题，全面的把近代汉语语法和方言语法结合起来研究，一定会给近代汉语的语法研究以及方言语法的研究带来一个新的局面。
（五）在扎扎实实的掌握材料，认真细致的分析材料的同时，要注意方法问题，加强理论思考。掌握材料、分析材料是语言研究的基础，离开这个基础来谈理论、方法，就会变成标新立异、夸夸其谈。但是，在掌握了丰富材料的前提下，有没有正确的理论、方法，将会对研究的成果起决定性的作用。和现代汉语的研究相比，近代汉语研究显得比较保守，一些现代汉语研究中已较普遍使用的方法，近代汉语研究尚未使用。近代汉语研究中的理论风气也比较淡薄，不少研究停留于就事论事，没有作进一步的理论思考。这些都限制了近代汉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使它不能更上一层楼。应当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理论思考”，并不是指套用甚至比附某种时髦的“理论”，给近代汉语穿上一件新奇的但根本不适体的外衣，而是在充分掌握近代汉语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一方面注意用正确的理论、方法（包括那些从国外发展起来的，适合于汉语的理论、方法）进行观察、分析；另一方面，不仅要问个“是什么”，而且要问个“为什么”，即：不但要正确地描写出近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状况，而且要进一步探求隐藏在这种状况后面的语言发展规律和语言发展机制。举两个例子：1、梅祖麟在上述《唐代、 宋代共同语的语法和方言的语法》一文中，谈到“V+O+了”中的“了”为什么会在晚唐五代时开始前移而变成“V+了+O”时，联系到闽南话中的语法现象加以说明。文章说：闽南话中没有“V+了+O”这种形式，只有“OV了也”。同时，闽南话中没有“V+PC+O”，只有“O+V+PC”。（“PC”为状态补语，如“完”、“成”、“了”等。）既然闽南话中PC不能放在宾语前，“了”的前移也就缺乏条件。但闽南话中有“V+RC+O”，（RC为结果补语，如“死”、“开”、“破”等。）然而它没有影响“V+O+了”中的“了”使之前移，可见唐五代时“了”的前移也不是受结果补语的影响，而是受“却”这样一些状态补语的影响。（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在此只能作简单的转述，详细论述请参见原文。）这样的研究，显然比仅仅统计某一部作品中“了”在宾语前和宾语后的比例要深入得多，尽管这种统计也是必要的。2、 刘勋宁《说「中原音韵」的萧豪分韵》（筑波大学语言文化论集，第41号，1996）指出：中古效摄唇舌齿音一、二等字到现代汉语中都已合并，但在《中原音韵》的萧豪韵中，唇舌音一、二等字，有的在同一小韵，有的在不同小韵。如“袍”和“跑”、“毛”和“茅”、“猱”和“铙”、“抱”和“鲍”、“冒”和“貌”已经同在一小韵，而“褒”和“包”、“宝”和“饱”、“脑”和“挠”、“抱”和“豹”仍属不同小韵。（以上各组例子中的第一个字都是一等字，第二个字都是二等字）如果描写仅仅到此为至，就只是说明了《中原音韵》中萧豪韵一二等字的分布状况。如果进一步，注意到这些字从中古不同音，到《中原音韵》中部分同音，现代汉语中全都同音，其音变正是以“词汇扩散”的方式进行的，这就可以用近代汉语的事实为“词汇扩散”的理论提供一条有力的例证。如果再进一步，就可以看到，近代汉语语音发展史中还有一些音变不是以“词汇扩散”的方式进行，而是以相反的“连续式音变”方式进行的。这就说明“词汇扩散”只是音变方式的一种，而不是音变的唯一方式。还有没有这两者之外的其他音变方式？这完全是可以根据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深入探讨的。这仅仅是两个例子。事实上，近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发展都有十分丰富的内容，一方面需要我们从理论上深入地加以解释，一方面可以把研究成果上升为理论。这两方面都是大有可为的。这些工作做好了，不但近代汉语可以研究得更加深入，而且通过近代汉语的研究可以为普通语言学作出贡献。
以上几点主要是就近代汉语研究的全局来说的。至于各个研究者情况不同，当然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选择课题，确定自己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向。条件好一些的，应力求视野更开阔，研究更深入。条件差一些的，只要踏踏实实的研究，做出一点一滴的成绩，也是对近代汉语研究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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