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社会精神交往的觉醒
陈水勇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303)
摘要: 传统社会脑体劳动发生分离，相对独立的精神交往得以确立和发展。传统社会精神交往的典型代表为轴心期精神觉醒，该时期出现井喷式思想文化创造高峰、精神交流频繁，确立了希腊文化和中华文化等文明体系基本精神风貌，为世界历史变迁提供了最高精神尺度和丰裕的精神文明积累。但传统社会精神交往不可避免带有地域性、阶级性的时代烙印，缺乏开放性、包容性的传统社会精神交往觉醒，为现代社会和而不同的世界性精神交往缔造了发展契机。
关键词: 传统社会；精神交往；觉醒；轴心期；地域性；阶级性
精神交往是指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主体为满足精神需求，在整体把握客观世界和自身的理论生活、道德生活及艺术生活中，创造精神文化和消费精神产品的一切交互活动。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弱小，满足简单日常生计需要的物质交往占绝对支配地位。进入传统社会，即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分工程度不断提高，脑体劳动逐渐分离，一部分人摆脱体力劳动束缚，专门从事思想研究、理论创造等精神生产，相对独立的精神交往得以确立和发展。黑格尔(Hegel)曾强调：“人类是‘精神的东西’……‘精神’在本质上就是人类，因为除掉人类的形态以外，更没有其它形态可以代表精神出现。”[1]232-233精神交往逐渐成为人的一种特定存在方式，不再满足于低层次物质需要，而是希冀思想交流、艺术文化、名誉地位等高层次需要。
以文献[3]为例，结构参数 θ1=1.333，θ2=1.33，θ3=1，θ4=14.7，θ5=9.8。摇起区采用最优控制律为τ2=-λTb，初始条件 λ（0）=[-9，-10，10，7]T。
Agawu指出音乐中每个主题不是孤立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实现作品的意义表达。不光是音乐，电视广告中的主题（或者作品的共性因素）也是由图画、音乐、语言符号来整体实现。电视广告中各种模态符号（如音乐符号、图像、语言符号、颜色符号）以相似点为主题，反映同一主题的共同元素生成意义,即各种符号的意义的实现要靠各个元素中的相似性提取出来形成。笔者总结电视广告中各模态之间的关系如下图：
一、传统社会精神交往觉醒的典型表现
传统社会轴心期出现全方位精神交往觉醒，确立了世界几大文明体系的基本精神风貌，为此后人类社会变迁提供了精神原动力。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轴心期”(Axial Period)概念，他把人类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期和科学技术时代。他认为史前和古代文明这两个时期属于前轴心期，该时期人的思维能力不完善，主体地位未确立，普遍缺乏一种自觉精神活动。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进入理性的、伦理的反思时代，即轴心期，“这个轴心要位于对于人性的形成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自它以后，历史产生了人类所能达到的一切”[2]7。西方、中国等地区同时而又分别彼此独立地进入了人类自我意识和精神生活觉醒的新纪元，出现了汹涌澎湃的思想创造和精神交流、冲突，产生了希腊哲学、中国诸子百家思想等。
(一)希腊文化造就欧洲精神家园
希腊凭借先天地理优势成为地中海贸易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希腊文化是欧洲文明的源脉，正如黑格尔所论：“到了希腊人那里，我们马上便感觉到仿佛置身于自己的家里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到了‘精神’的园地。”[1]209希腊靠近最早的东方文明中心，积极吸纳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文明成果，充分发挥保持数世纪的城邦民主自由，将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探讨宇宙万物源头和规律、社会正义、人生价值和意义，对传统社会精神交往觉醒影响深远。
在中世纪，欧亚大陆精神交往整体化告别初始阶段，迈进高级阶段。这一时期，横亘欧亚大部分陆地的两个庞大帝国——伊斯兰帝国和蒙古帝国相继出现，其疆土空前广阔，消除了历史由来已久的地区隔绝，使欧亚大陆各地区产生更密切和更多样化的直接联系，包括再度兴盛且规模更大的陆路和海路商业贸易，更广泛和频繁的技术、文化、宗教的交流等。伊斯兰帝国领土扩张与宗教传播是同步的，来自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逐渐在欧洲、印度、东南亚、非洲扎根并影响至今，后来发展成为第二大世界性宗教。阿拉伯人在输出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时，还大量吸纳和传播前犹太教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等。他们的翻译家收集、释译和保存大量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的学术文献。当欧洲无法在希腊本土找到亚里士多德著作时，可直接从阿拉伯国家翻译引进。伊斯兰帝国推动的精神交往使希腊哲人的学术智慧再次绽放光彩，继续为欧洲近代文化繁荣做贡献，不因希腊被罗马灭亡而消失。
双向调压井是一种兼具注水和泄水缓冲式的水锤防护措施，一旦管道中压力降低，调压井迅速向管道补水，以防止管道总产生负压。当管路中水锤压力升高时，允许高压力水流进入调压井，从而起到缓冲水锤压力升高的作用。单向调压井带有普通止回阀，水泵正常运行时，注水管上的止回阀处于关闭状态。当事故停泵水压降到事先设定的压力值时，止回阀迅速开启，向管道注水，从而防止发生负压并控制泵管系统中的水锤压力振荡与危害。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最著名的学生之一，他继承和发展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和治国观念。柏拉图创立理念论，论证获得绝对知识和至善人生的可能性。他在理念论基础上，构建一种由哲学王领导的理想社会制度，在这个理想国，统治者、保卫者、劳动者三个等级各守本分、各司其职，实现社会正义。柏拉图曾四处游历，到各地推行他设计的理想政治制度，还在阿加德米创办学园，免费广招学生，宣传自己的思想和理念，后来形成柏拉图学派，培养了亚里士多德等英才。
苏格拉底批判自然哲学和相对主义，主张研究现实世界和认识人自身，追求有德性生活，以教育青年人以爱真理和过正当生活为己任。黑格尔认为：“苏格拉底是有名的‘道德教师’，但是我们应当称他为道德的发明者，希腊人有的是道德；但是苏格拉底想教他们知道什么叫作道德的行为、道德的义务等等。有道德的人并不是那种仅思想、行为正直的人——并不是天真的人——而是那种意识到自己所作所为的人。”[1]251苏格拉底一生述而不作，他的思想通过其学生的著作而流传于世。
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也长期垄断精神交往，实行思想专制，钳制文化创造、传播和发展。封建主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对基督教进行封建主义改造，确立基督教神学统治地位。恩格斯认为：“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10]社会上层建筑必须为论证基督教神学服务，科学、哲学、艺术等全部成为神学婢女和附庸。与基督教神学无关的文明遗产，如数学、天文学、古代建筑学等，都被禁止，大量珍贵古典学术著作被焚毁或散佚失传。基督教会成立大批教会学校，教授、学习和研究经院哲学，培养专门神职人员和神学人才，还遍设异端裁判所，使用暴力摧残肉体，达到消灭异端思想的目的。
(二)百家争鸣奠定中华文化基石
中国秦朝统治者采用焚书坑儒政策统一思想和巩固统治，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现象无法持续。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卜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9]秦统治者严禁私学，规定官学为法家思想，除博士官保管的各类著作和非意识形态技术用书外，其他诸子百家著作都由政府烧毁。除了焚书，嬴政大帝不允许知识分子非议或嘲讽皇帝、朝廷，下令把首都咸阳四百六十名道家方士和儒家学者全部坑杀。汉朝统治者和秦朝一样，非常重视国家思想统一，推行独尊儒术政策；另外，还根据统治者意志不断改造和经学化儒学，将教育、考试、选拔官员三者相结合，进一步使儒学脱离实际和丧失学术批判价值。
儒家创始人孔子的价值追求和教育思想，对精神交往觉醒和中华文化产生了其他学派领导人物无法比拟的巨大影响。孔子以积极入世态度，为动荡不安和急剧变化的社会开出拯救良方：“克己复礼”[4]39。“克己”是达到“复礼”的手段，后者是根本目标，他认为重建周礼是平息春秋时期争乱的唯一有效途径。所谓“周礼”，即周初确定和流行的，反映和维系古代社会血缘氏族交往的一整套社会行为规范，包括各种社交礼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4]40等级秩序、严格社会名分等。在周礼约束下，从天子到庶人，都根据各自社会等级地位享有固定的基本权利，承担相应社会责任和义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4]32，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孔子生活年代处于周王室衰落阶段，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周礼统治秩序必然走向彻底崩溃，然而他力图恢复周礼，留恋原始社会的温和民主，违背了历史潮流。尽管他不辞劳苦，用十三年时间周游列国，四处寻找机会实践“克己复礼”的社会改革理想，也始终未能如愿。
孔子是社会变革失意者，却成为教育领域至圣先师。他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笃信知识是达至德性和幸福的关键，喜欢专注于传道、授业、解惑。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人教师，他认为每个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4]53，应该有教无类，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有利于安社稷和促民生。他一方面推动“学而优则仕”[4]58，为社会造就贤能之才；另一方面提升立身处世之道，倡导通过学习获得道德自觉，达至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孔子有教无类思想影响三千弟子，其中有七十多人成为社会栋梁，极大地推动了春秋战国时期精神交往进步。
中国其他诸子百家与儒家一样，表现出主体性的精神觉醒，针对春秋战国时代动乱不安和激烈变革的时局，进行了关于社会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哲学思考，展开了多渠道和多形式的思想争鸣，对中国人精神交往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春秋战国时代显赫学派，道家坚持用消极出世的“无为”原则医治纷争和罪恶尘世；法家倡导以反映君主一人意志的酷刑苟法治国。诸子百家的哲学理念和政治理想既相对立，也互补。儒家以乐观进取的态度融汇道、法、墨、佛等各派理念，最后成长为中华文化主流。它“在长久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们的观念、行为、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5]39。儒家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积淀，源远流长，化育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规约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形塑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繁荣中国传统文化。
“圆形叙事模式”是指“文本叙事从起点出发，经过一个叙事过程，达到叙事终点，由起点到终点不是按时间顺序自然发展的一种直线性叙事，而是终点又回归到起点，并对起点有所超越而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近似的‘圆’”。[1]钱穆先生曾说过，“‘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2]所以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实际生活中，有着不少以家为起点的轮回，著名作家巴金一生就是循着“在家——离家——归家”这条轨迹运转的。
二、传统社会精神交往觉醒的地域性
传统社会形成了独立的精神交往，这种独立性不是绝对的，是由当时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决定的。正如马克思(Marx)、恩格斯(Engels)所说的那样，“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6]524传统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突破了古代社会的血缘和家庭的限制，却仍然无法消除空间狭隘性。封闭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制约了传统社会精神交往存在的范围和方式，使其带有浓厚地域性。在传统社会，无论是农业文明初期，还是轴心期和中世纪，精神交往覆盖范围都不大，一般只限于毗邻地区，如一个民族与邻近一个或多个民族的有限接触和沟通。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交通和交往的技术手段落后，高原、山脉、河流、海洋等自然地理环境成为精神交往无法逾越的天然屏障，导致不同地域的精神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面临两大困境：实现跨地域的世界性大交流和大融合；维系发展的连续性。
(一)农业文明初期局限于近距离精神交往
约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全球大部分地区还重复着古代社会未开化的精神生活模式时，欧亚大陆相继出现五大文明中心：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爱琴海。这五大文明发源地被限制在各自所在的大河流域内或海岸边，如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爱琴海海岸，它们独立而缓慢地创造出风格独特的城市、社会制度、文字、历法等。此五大文明古国之间的精神交往是极其偶然的，只有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存在少量、零星的文化往来，它们未能实现思想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促进，也无法主动向其他地区传播它们的文明成果。它们只和各自周边野蛮地区保持时断时续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一般由战争引发。
在远距离精神交往缺乏的情况下，各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发展完全依赖自力更生，导致每个地区的发展程度极其不平衡。五大文明中心缔造先进思想文化、享受农业文明成果时，其周边民族十分落后，进行着游牧部落生活。“欧亚大陆边缘地区那些古老的文明中心对周围的游牧民族来说，有如一块块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磁铁。丰富的农作物、堆满谷物的粮仓、城市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奢侈品，所有这一切都吸引着大草原和沙漠地区饥饿的游牧民。”[7]74几个文明古国经常遭受游牧部落的侵掠，这些游牧部落有“来自南部沙漠地带的闪米特部落民、欧亚大草原西部的印欧人和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各族”[7]73。约公元前2000年，各文明古国的生产力出现停滞不前，内部陷入虚弱和腐朽的泥潭，其辉煌和骄傲被游牧部落凭借铁制武器和择优驯养的马匹迅速摧毁。游牧民族在向四面八方展开征服的过程中，导致战争成为强有力的交往手段。游牧民族在入侵过程中，本身容易被文明古国的文化同化，自觉或不自觉地演变为被入侵国文明的继承人和传播者。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征服者与征服者、被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空前加强。蛮族发动战争，增进的只是地区间的精神交往，未能带来世界性文化对话。这些文明程度较低的蛮族对文明古国文化成果的传承也是有选择性的，其急功近利和愚昧无知的心态往往会扼杀和中断文明古国精神文化发展连续性。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过：“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必须单独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是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受彻底的毁灭。”[6]559-560文明古国精神交往和物质交往无法超越地域制约，频繁战争最终毁灭了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爱琴海的文明，只有古中国凭借统一的政治、文字及比较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抵挡住了更多野蛮入侵，其文明得以不间断地延续下来。
(二)轴心期跨地域精神交往不可持续
传统社会进入轴心期，借助农业文明初期幸存的有限文化遗产，希腊、中国、印度这三个地区共同聚焦理想政府合理性、社会制度功能、生命价值三个时代主题，以全面意识觉醒和高超理性智慧，冲破动荡和黑暗，同步且相互独立地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巨大精神财富。此后，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农业、制造业、商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越过去，欧亚大陆崛起了一批经济和军事实力雄厚的帝国，如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贵霜帝国、汉帝国等，这些地区性帝国或者疆域跨亚、非、欧三大洲，或者对外贸易和交流十分活跃，它们是精神交往的汇集中心和辐射中心，构成了相互影响的欧亚大陆文明带，为希腊、中国、印度三者的互相联系和精神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地区性帝国为了有效治理版图不断扩大的领土，修建了很多举世闻名的陆路和海路干线。如波斯帝国修建了从波斯湾的苏撒城到爱琴海沿岸的驿道，全程长1 677英里，驿道向西南能到达埃及，向东南可通往印度河流域；汉帝国内部有南北畅通的运河和驿道，还精心修筑了从中国西北部出发，经中亚，直抵中东的丝绸之路；亚历山大帝国广修港口，联接红海沿岸、尼罗河、亚历山大港[7]86-89。这些道路网络不仅是商品流通走廊，更是文化交流走廊。便捷的交通、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促进了欧亚的地区商业、长途贸易及文化交流繁盛。伴随着兴旺贸易交换及大帝国扩张欲望，希腊文化在中东和欧洲广泛传播，中东和欧洲的大部分城市都实现了希腊化，高卢人、日耳曼人、不列颠人、伊比利人等都充分感受了希腊的哲学、文学、建筑、市民社会等魅力。希腊化打破了东西方各自为政的文化发展模式，实现了双方精神交往融合。
谁说女子只能困于闺阁，她偏要行走江湖，带着一众高手几乎扫平了六大门派。谁说感情之事无法勉强，她偏要勉强，步步为营，终于让张无忌对她情根深种。谁说蒙古郡主和明教教主之间立场有别，无法相爱，她偏要舍弃这等虚名，成为一个简简单单的赵敏。不需要自怨自艾，也不需要伤春悲秋，纵使道路上荆棘丛丛，也不会迷失自己，遵循着内心的声音，向着自由的彼岸迈进。
发源于中东和印度的基督教、佛教产生了比希腊文化影响更持久的精神交往效应。这两大宗教迅速成为世界性宗教，它们分别在欧洲和亚洲各个角落生根发芽，不仅给这两大洲和其他洲的民族带去两套宗教教义和道德标准，还有灿烂的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基督教、佛教“使欧亚大陆的文化整体化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7]97。欧亚大陆实现的这种精神交往整体化还处于不成熟的初级阶段，它无力挣脱地域性束缚，“欧亚东端的中国和欧亚西端的罗马帝国仍不能建立直接的、正式的联系，仍未能相互掌握有关对方的具体、可靠的知识”[7]83。另外，其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区性帝国的强弱。当各帝国处于如日中天时期，欧亚大陆各地区精神交往就繁荣昌盛；若各帝国处于分裂混乱或被蛮族入侵灭亡的阶段，这些地区的精神交往就萎靡不振。
材料二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陪审法庭以亵渎神明和蛊惑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他与他的弟子们都认为判决不公。当弟子们安排苏格拉底逃走时，他却认为，虽然逃走是一种正义，但审判过程符合雅典法律程序，遵守合法的判决也是正义的要求，而且是更大的正义，因为如果他不服从判决，就等于践踏法律，倘若人人都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而任意践踏法律，社会秩序将混乱不堪，城邦将无法存在。最终他选择在弟子面前饮下毒药，从容赴死。
在“白专典型”和“反革命家庭出身”的双重巨大压力之下，邢先生忍辱负重、刻苦做学问，并取得如此突出成绩。邢先生成长的经历告诉我们，好的时代和好家庭出身固然能为人才的成长创造好的环境和条件，有助于人才的进步。但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毅力的人来说，即便是在逆境中，他们都能以坚韧顽强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不断成长进步，获得成功。
(三)中世纪缺乏稳定的世界性精神交往
希腊文化精华源于思辨哲学。思辨哲学孕育了众多哲学流派，如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原子唯物论学派、智者学派；养育了闻名于世的哲学圣贤，如泰勒斯(Thales)、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等。在轴心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导致希腊社会严重失序，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等哲学家从天上转向人间，围绕人生目的和理想社会秩序进行哲学理论创造。
蒙古帝国对欧亚大陆精神交往一体化做出的贡献也毫不逊色。它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7]202。这个疆域辽阔的政权积极扩大对外和平交往，并主动向欧洲打开自己的国门。中国的印刷术、造纸、火药、指南针等发明传遍欧洲和中东，为欧洲新文明创造和资本主义诞生准备了思想和物质条件。马克思指出：“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8]此外，欧洲各国商人云集中国，杰出代表是威尼斯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他给后人留下《东方见闻录》一书，让中国、中东和西方等地区相互知晓，还为西方新航路开辟和扩张提供了详细指引。
伊斯兰帝国和蒙古帝国极大促进了欧亚大陆各地区之间的整体化精神交往，但此时的欧亚大陆与非欧亚大陆之间还停留在彼此孤立状态。传统社会精神交往无法逃脱地域性藩篱，缺乏稳定持久的世界性交汇和碰撞，很大程度上挫伤了人类精神生产能力。
三、传统社会精神交往觉醒的阶级性
传统社会的长治久安，需要物质交往和物质生产奠定物质资料基础，也需要精神交往提供理论范导和价值支撑。经济基础及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交往决定和制约了精神交往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在阶级对立的传统社会，少数统治阶级为了发挥精神交往功能，必然以阶级利益为出发点，推动精神交往制度化和规范化。
(一)传统社会统治阶级钳制精神交往自由
传统社会统治阶级是精神交往支配者，其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控制了国家暴力机关，“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6]550。统治阶级凭借权力、军事和经济优势，自然而然拥有支配精神交往的特权，其长期垄断和享有接受正规、系统教育的特权，可优先学习和传承精神文明成果，普遍具有较高知识文化水平。马克思、恩格斯表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6]550统治阶级掌握了先天优势，可直接控制思想文化的创造和分配，主导社会精神交往，其善于掩盖精神交往的阶级本质，把自己打扮成全社会利益代言人，“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5]552。因此，凡是与统治阶级思想不一致的文化和言论都会被扼杀。
轴心期的中国与希腊一样，诞生了一批精神觉醒开拓者，哲学理论实现突破，思想文化空前繁荣。该时期中国经历了春秋战国、秦、西汉三个历史阶段。春秋战国时代，周王室衰微，政权分裂，诸侯混战，社会礼崩乐坏，士阶层迅速崛起。士作为知识分子，属于贵族最底层，文武兼备，不耕作，也不经商，终身依附于卿大夫。他们的命运和社会地位被战乱时世改写，一方面，封建宗法等级制遭到破坏，士摆脱依附枷锁，丢掉铁饭碗，却获得了人身自由；另一方面，各诸侯为了成就争霸伟业，千方百计以优厚条件招揽士或者蓄养士。士阶层急剧膨胀，其知识才学潜能被激活，纷纷为稳定社会和安抚民心出谋划策，并积极探索各种贤明政治模式，导致学派并起，精神交锋激烈，百家争鸣盛况空前。“百家”中的儒家、道家和法家最具代表性，孔子、老子、韩非子是这些思想团体的主要灵魂人物，他们互相竞争，互相补充，对社会和人生的睿智思考和而不同，给中华文化的聚合和绵延不绝提供了最基本的精神元素。
轴心期希腊哲人以觉醒的自我意识，进行崇高哲学思考，在精神和知识两方面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创造力。他们自由设计幸福人生和理想社会秩序，在哲学、史诗、戏剧、艺术、体育等领域开创了辉煌，“不仅奠定了一切后来的西方思想体系的基础，而且几乎提出和提供了两千年来欧洲文明所探究的所有的问题和答案”[3]。罗马人进一步把希腊文化发扬光大，发挥武力和纪律优势，全盘继承希腊文化，还在对外征服进程中，将希腊文化传遍罗马帝国统治的欧、亚、非三大洲。罗马文化带有兼收并蓄和东西交融特色，是沟通希腊文化与中世纪文化的桥梁。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轴心期希腊人本主义理性精神和民主法治精神成为批判基督教神学和封建意识形态的锐利武器，它为欧洲结束黑暗中世纪、唤醒主体意识、谋求思想解放、迎来现代文明曙光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世纪基督教会把一切与正统经院哲学、正统神学家、正统基督教会相异的学说、教徒、教派视为异端。宗教裁判所运用极其残酷的审讯条例对异端进行审判，如严刑逼供、不经审判执行死刑等。不计其数的有自由思想的人被异端裁判所秘密逮捕和审讯，遭受严刑拷打，囚禁牢狱，甚至被处死。1600年，坚持泛神论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思想家——布鲁诺(Giordano Bruno)，教会视其为异端，把他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传统社会的中国和西方统治者都曾不惜一切手段，蔑视真理和进步，把统治阶级思想限定为精神交往的主要内容，牢牢掌控精神交往的支配权。大一统精神交往维护了统治者的专制统治，也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视野，导致传统社会缺乏变革的精神文化动力。
(二)传统社会知识阶层服务于大一统精神交往
传统社会知识阶层也建构理论体系为阶级统治提供合法性论证。传统社会造就了大量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阶层，该阶层是精神交往的中坚力量。他们属于先知先觉群体，拥有丰富学识，不但继承和传播前代文明成果，还致力于创造新精神财富。其理论和言行既能启发民智，也能针砭时弊、匡时救世。传统社会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意识和文化创造是特定物质生产和物质关系的产物，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当时社会秩序维护者，为阶级国家繁荣昌盛创建共同价值信念和思维方式，直接或间接论证了阶级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一位百科全书式思想家，他既探寻幸福生活和正义城邦真谛，也用自然目的论来论证希腊奴隶制正当性和必然性。所谓自然目的论，即“各种人类关系的目的，形成一套目的阶层。自然的模式是由从属关系构成的模式，否则不会有一种统治形式会是自然的，人也不会本于自然而统治动物”[11]。正如人统治动物一样，城邦社会各种统治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灵魂与肉体、男人与女人、主人与奴隶等，都源于这种自然目的序列规定。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些人天生即是自由的，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对于后者来说，被奴役不仅有益而且公正。”[12]10自然赋予了主人和奴隶不同身体构造，奴隶没有理性，仅能感应主人的理智，他理应听命于主人，为主人服役。“如果所有工具，都能够完成自己的工作，服从并预见到他人意志……倘若织梭能自动织布，琴拨能自动拨弦，那么工匠就不需要帮手了，主人也就不需要奴隶了。”[12]7亚里士多德在担任亚历山大(Alexander)大帝家庭教师时，亚历山大给他配备了上千名奴隶为其研究服务。他强调，幸福生活和正义城邦的前提条件是享有闲暇，有了闲暇才能进行沉思、追求美德，奴隶是生产财富和闲暇的最好工具。传统社会千千万万知识分子，都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很难超越自身阶级立场。
四、结语
传统社会精神交往典型代表是希腊、中国等地区在轴心期的精神觉醒。该时期不约而同出现井喷式思想文化创造高峰，产生深刻哲学反思、博大精深价值体系构建、超越的宗教信仰，为日后精神交往提供最高的精神尺度。雅斯贝斯断言：“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2]14轴心期造就了人类精神文化内核，为日后世界精神财富积累奠定了厚实基础。
精神交往发展取决于具体历史语境中社会生产力和理性能力的水平。传统社会的生产力和理性认知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但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仍然有限，对人、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停留于神学或伦理信仰层面的理解，缺乏科学规律指引。传统社会基础产业为落后农业，生产率低下、产品数量和质量不高。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不充沛的条件下，经济活动要以政治生活为准绳，一心一意服务于阶级统治需要。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大量占有老百姓劳动成果，沉迷穷奢极欲生活、供养庞大国家机器和军队。千千万万的奴隶，或农奴，或农民，或工商业者，都属于统治者附属物。这些普通民众生活极度拮据，却不得不耗尽毕生精力从事无尊严艰苦劳动为统治阶级做嫁衣裳。
抗菌药说明书［适应症］不符合抗菌药说明书撰写技术指导原则的主要表现有：适应症没有按照“本品适用于治疗由对本品敏感的XXX、XXX和XXX菌引起的YYY病。”的规范描述；没有遵循“如果获得的证据仅仅支持用于较大人群的亚群（例如，疾病轻微的患者或特殊年龄组的患者）应予说明”的规定；没有遵循“在某些情况下有理由限制适应症，例如，建议药品不作为某种感染的一线治疗”应予描述的规定；遗漏使用限制的内容。
传统社会大多数民众物质生活匮乏，直接压制了精神交往生机活力。统治阶级占据经济、政治、军事绝对优势，垄断精神生产资料，高度意识形态化一切精神交往和文化成果，扼杀思想自由。统治者把阶级利益凌驾于社会之上，把阶级需要变成社会整体需要，泯灭民众个体性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如果个人为了整体利益而自觉地牺牲自己，那是一种高尚，如果社会必须付出这种代价，那这是一种无奈，无论怎样，牺牲一定的个人是难以避免的，但不能因此就认为社会需要是个人需要合理与否的最终标准和根据，更不能因此就无视个人作为主体的权利，片面地要求个人需要应该无条件地服从整体需要。”[13]传统社会如铁板一块，强制性和依附性关系无处不在。广大普通民众无法拥有平等教育权利，享受极其有限的精神生活资源，只能把文化个性淹没于文化共性或文化政治性中。老百姓缺乏个性、自由，精神需求处于压抑状态，很难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自觉创造丰富多样的思想文化产品，导致精神交往失去了相应广度和深度。
传统社会精神交往无法逃脱地域性藩篱，缺乏稳定持久的世界性交汇和碰撞，很大程度削弱了人类精神交往能力。另外，传统社会精神交往的狭隘阶级性，导致精神产品生产、精神文化交流等高度政治化，广大民众被剥夺了平等的精神交往权利，只能想统治阶级所想、乐统治阶级所乐。传统社会统治阶级善于运用暴力和专制缔造万马齐喑的一元价值和一元文化，直接或间接扼杀思想自由、文化自觉和文化创新，无法实现多元精神生活与精神文明成果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4]，不利于精神交往发展和传统社会变迁。伴随人类物质生产水平和交往能力的提升，缺乏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传统社会精神交往觉醒，必然逐步被现代社会和而不同的世界性精神交往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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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wakening of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
CHEN Shuiyong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Guangzhou, Guangdong, 510303, P.R.China)
Abstract: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which wa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was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because mental labor was separated from Physical labor in traditional society.Spiritual awakening of Axial Period is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raditional social interaction in traditional society.The basic spirit of the world’s several major civilizations,just like Greek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was born in the period,when there was a spurt of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reation peak and frequent spiritual communication.Spiritual communic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 provides the highest spiritual dimension and abundant accumula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for the world historical change.But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 has the regional and class nature of the times inevitably.So the awakening of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in traditional society,which is lack of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creates developmental opportunity for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of modern society,which is harmonious,diversified and globalized.
Key words： traditional society;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awakening; Axial Period; regionality; class nature
收稿日期： 2018-12-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交往视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研究”(14YJC710006)；广东省教育厅“创新强校工程”资助项目“广东改革开放视域下的道路自信研究”(2016WTSCX090)
作者简介： 陈水勇，女，广东化州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798(2019)04-0105-08
(责任编辑 龚云)
标签：传统社会论文; 精神交往论文; 觉醒论文; 轴心期论文; 地域性论文; 阶级性论文;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