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东欧与文学东欧——论东欧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内在关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现代性论文,文学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6101(2010)04-0059-15
“东欧”作为一种国际区域划分，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它是冷战时期形成的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概念。表面看来，东欧是一个地域性称谓，但实际对其地理内涵进行了明显的修正，比如前苏联的东欧部分显然不曾包括在内，相反，习惯上又将巴尔干中南部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前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纳入其中，从而体现其特定的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内涵。这种诸国并称的方式，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叙述，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因为特定的世界政治格局，更加凸显了“东欧”这一概念的政治文化内涵。而在中外（特别是近代以来）文化与文学关系的意义上，这一概念的地缘政治与文化意义显得更加突出。中国与东欧文学的关系由此也就成为中外文学关系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从地理东欧到政治东欧
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东欧，是指较少受大西洋和地中海海流影响、接近乌拉尔山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地区，实际上主要指俄国的欧洲部分和其他独联体的欧洲成员国。而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则包括了地理位置上的中欧东部四国，即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以及东南欧及巴尔干半岛除希腊以外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前南斯拉夫诸国。前者由北至南横贯欧洲大陆中部，是连接欧洲东西部的桥梁；后者地处欧亚非交汇处，西南隔地中海与北非相望，东南与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接壤，扼三大洲之咽喉要道。因此，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受特定时空规范的政治文化概念。自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后，以维也纳体系(Vienna System，1814)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体系(Versailles System，1918)为历史渊源，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地处中南欧与巴尔干地区，不同程度地受苏联控制，在政治上实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上多采用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它们以二战所确立的“雅尔塔体系”(Yallta System，1945)为国际关系框架，是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及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西欧”相对应的、以苏联为首（苏联之外的欧洲）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里的情况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首先，德意志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东德）已经从这个概念中分离出去（1990年10月东西德合并）；其次，捷克与斯洛伐克各自独立（1992年7月）；第三，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已分解成若干个民族国家，包括先后分离并独立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最后，连“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这个延续了近80年的国家名词也变成了“塞尔维亚和黑山”(2003)，2006年黑山宣布独立，2008年科索沃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至此，前南斯拉夫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分裂为7个国家。那么，“东欧”作为二战后形成的地域政治概念，其所指已经从90年代之前的7国（即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此外另有东德）已经分化（或归并）为14个主权国家了。如此，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理由把他们放在一起进行讨论呢？特别是作为比较文学和文化的研究者，当我们在讨论中外文化和文学关系的时候，这样的归并处理方式还有没有理由和价值？如果有，那又是什么呢？
英美政治学者对“东欧”这个概念及其所指有过不少相关论述。英国的苏联东欧问题专家本·福凯斯(Ben Fowkes)在十多年前就曾预言：“‘东欧’这一术语将来很可能不再被人使用，代替它的可能是‘中欧’和‘巴尔干欧洲’这两个术语。”[1:1-2]的确，以西欧强势国家的眼光看来，东欧国家始终没有形成一个鲜明统一的国际形象，因为它在历史上“有好几个世纪都被看作是东方四个大帝国——德意志、哈布斯堡、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在国际间或全世界几乎看不出有什么鲜明的民族特性。这个地区对于欧洲来说也是遥远的、陌生的，只有匈牙利和波兰除外”[2:1]。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东欧诸国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这一地区在近现代的政治版图始终变化不定的特点，本身就是东欧诸国在历史演变中所体现的共同特性。在这一点上，还是那位本·福凯斯的话或许有其道理，他紧接着上述那句话后又说，“但对历史学家来说，‘东欧’这一术语是不可缺少的”[1:1-2]，至少，它反映了一个特定时期的特殊历史现象。
东欧地区在近代之后虽然分属不同的民族国家，但从地缘政治到历史文化传统，都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和关联性。
从地理位置看，东欧诸国地域相邻，位于欧洲大陆中东部和欧亚非咽喉要冲，又夹在俄、德、法、意等大国之间，因此从地缘政治考虑，它们在历史上既是诸大国相互争夺、企图占领或者控制的地区，也是国际势力争取并加以同化的对象，同时在各个历史时期，还分别受到来自周边大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长期以来，东欧处于欧洲大国之间，饱受侵扰与控制，因为在争夺欧洲和世界之时，诸列强差不多都以中东欧为突破口。自古以来影响、侵略和控制过这个地区的国家，古代有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中世纪有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近代有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德国，现代有第三帝国、苏俄和美国等。尤其在以17世纪“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为标志的近代欧洲国际关系形成的时候，东欧地区的早期国家均已灭亡，各民族寄人篱下，受尽异族的奴役和统治。此后两个多世纪，欧洲战争频仍，最后中欧地区的弱小国家都沦为大国宰割的对象。一次大战结束后，东欧虽先后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但同样仍是诸大国所构建的凡尔赛体系安排的结果。二次大战后，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出现了。东欧国家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其历史原因除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抵抗或反法西斯的英勇斗争外，还与法西斯国家的失败和美苏对欧洲的重新划分紧密联系在一起。之后在整个“冷战”时期，东欧更是生存于两极格局的框架内。除走上不结盟道路的南斯拉夫外，其他东欧国家无不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与困惑的时代里。冷战后的东欧中断了社会主义道路和与苏联的依附关系，但他们的返回欧洲之路仍受制于美国、西欧和俄罗斯等大国集团。
如果把东欧置于整个欧洲历史发展的视野中，欧洲的四大半岛即亚平宁半岛（意大利）、比利牛斯半岛（西班牙、葡萄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挪威、瑞典等）都先后崛起过主导欧洲乃至世界发展的大国。与其他三个半岛均受单一文明的影响不同，东欧地区不仅缺乏对一种文明的认同感，而且承载着不同文明间的冲突。这样，处于不同文明和政治文化的交汇处并深受它们的影响，是东欧在地缘政治意义上之重要性与特殊性的体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东欧地区是强大国际势力范围间的“破碎地带”，英国学者艾伦·帕尔默(Alan Palmer)更是把保、匈、波、罗、南等国称为“夹缝中的六国”，并称“今天的东欧舞台上是三种不同文明的互动：西欧的天主教／新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3:7-8]，他借用地质学大陆板块学说，认为东欧东正教板块就夹在西北方的西欧天主教板块和东南方的穆斯林板块之间，他们之间的分界线处的碰撞就像板块断层处那样常常引起地震[3:22]。进一步说，构成东欧社会发展最重要、最根本的要素，就是东西方不同文化的既互相排斥、相互冲突，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这种融合与冲突的不同文明是外来的而非内生的，他们自己的文明渊源，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程度地被外来文明所吞没，这取决于东欧地区长期受制于大国关系或国际体系的现实。
当西欧诸国在16、17世纪启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时候，东欧诸国几乎都处于被占领的屈辱地位，尽管到19世纪中叶它们先后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民族自主并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但与西欧国家相比，其现代化的外激性、滞后性和非自主性是共同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拥有相似的国际境遇、相近的民族历史记忆。仅20世纪的百年里，这一片土地就经历了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的一次次激荡和冲击。20世纪初兴起的国际共产主义及苏维埃运动，波及了此地并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硝烟中，这里的民族无一幸免，都相继成为各大帝国利用和瓜分的对象，沦为法西斯德国占领和残杀的土地。二战之后，世界进入冷战时代，在两大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北约”、“华约”两大国际阵营的长期对峙中，东欧诸国作为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地处于两大对立阵营的交界地带，同样也付出重大的历史代价。战后初期，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捷克和南斯拉夫等国领导人，曾结合各自特点、对社会主义发展做出的不同探索，但也在斯大林的东欧政策和华沙条约的推动下几乎全部夭折①。总之，正因为他们大都反复遭受强国的侵略、压制甚至瓜分，并始终难以摆脱作为周边列强争夺对象的处境，因此，反对列强的侵略和奴役，反对外部势力的各种占领与同化企图，争取和保卫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努力探索自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尽管长期以来，在种种外部压力和内部牵制下，这种努力常常难以成为现实，但这仍然——是这些国家所共有的民族性格。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邻大国苏联的解体，东欧地区的历史似乎开始了新的一页，以中东欧国家为主体的华沙条约国纷纷进行体制改革，由原来的一党制演变为多党民主选举的议会制度，进入新世纪后又先后加入欧盟组织，几乎不约而同地完成了所谓“回归欧洲”的转型，但从这种纷纷然的举动中，我们似乎仍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在处境、利益、选择上的共同之处。
二、从文化东欧到文学东欧
从文化角度看，东欧诸国同处东西文化的交界地带，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区域内各国民族间交往密切，文化习俗上又相互影响，其民族文化在差异中体现出明显的相近特征。一方面，东西方宗教文化在这个地区同时具有较大影响，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在东欧地区同时拥有各自的信众，具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受西欧拉丁文化影响较深，居民大多信奉天主教；保加利亚多数居民受东正教影响；阿尔巴尼亚居民多信仰伊斯兰教；而罗马尼亚则既有天主教徒，也有东正教徒；南斯拉夫（指前南地区）更是由多民族组成，三种宗教同时存在，其中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人信奉天主教，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人多信奉东正教，波黑穆斯林人信奉伊斯兰教。多种信仰并存的格局，使这地区的宗教文化在差异中显现了一种多元混成的特点。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东欧诸国都会因不同的历史机缘，分别受到来自西欧和俄罗斯及亚洲等不同地区的文化影响。
另一方面，尽管都有被外族占领或奴役、控制的历史，甚至不乏被迫使用占领者语言的屈辱体验，但自近代以来，他们始终保有自己的民族特性，捍卫了语言与文字的民族独立性，基本上什么民族讲什么语言。语言几乎成为东欧各民族的重要标识之一。即使暂不考虑各少数民族，仅就主要民族的语言来说，东欧就有10多种，他们分属两个语系（印欧和乌拉尔语系）、四个语族（拉丁、斯拉夫、乌戈尔和阿尔巴尼亚）和五个语支（西斯拉夫、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东拉丁和匈牙利）。
宗教与语言是铸就民族文化非常重要的因素，它既可以凝聚民族向心力，通过共同的信仰与语言增进民族认同感，同时又强化民族排他性，有可能引发民族间的对立与冲突，相对而言，宗教在这方面的作用则更加明显，而东欧地区的主要民族信仰中，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自中世纪以来就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中，十字军东征就是突出的例子，而基督教内部的天主教与东正教自11世纪以来也一直处于隔绝状态。语言与宗教的多元各异，反过来也反映了东欧民族分布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还体现在其他两个方面，即少数民族的普遍化和民族人口的交叉分布。除上述主要民族之外，东欧地区还有土耳其、吉普赛及犹太等许多少数民族。而各民族人口分布交叉错综，呈现出历史学家所称的马赛克式分布状况。
这种民族、语言与宗教信仰复杂混成的特点，熔铸了东欧诸国各自的民族文化传统，并在历史、文化特别是文学创造中积累了深厚、丰富而独特的成果。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东欧文学更是取得了绚丽多彩的成就，为世界文学创造出许多杰出作品。100多年来，东欧地区已经有7位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中波兰4人：显克维奇（Henryk Sienkiewicz，1846-1916，1905年获奖）、莱蒙特（Wyadysyaw Reymout，1868-1925，1924年获奖）、米沃什（Czesfaw Mifosz，1911-2004，1980年获奖）、西姆博尔斯卡（Wislawa Szymborska，1923- ，1996年获奖），塞尔维亚1人：安德里奇（Ivo Andric，1892-1975，1961年获奖），捷克1人：塞弗尔特（Jaroslav Seifert，1901-1986，1984年获奖），匈牙利1人：克尔蒂斯（Imre Kertész，又译伊姆雷·凯尔泰斯，2002年获奖）。除此之外，在前后两个世纪的文学历史中，还出现了波兰的密支凯维奇(Adam Mickiewicz，1798-1855)；匈牙利的裴多菲(Peitofi Sander，1823-1849)、约卡伊·莫尔(Jokai Mor，1825-1904)和莫尔纳(Ferenc Molnár，1878-1952)；保加利亚的埃林·彼林(Elin Pelin，1877-1949)、伐佐夫(Ivan Vazov，1850-1921)、卢卡契(Ceorg Lukacs，1885-1971)；捷克的恰佩克(Karel Capek，1890-1938)、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 )和哈韦尔(Vaclav Havel，1936-1996)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
地缘政治的相邻、历史经验的相似和文化传统上的亲缘关系，使得东欧各国的文学，尤其是20世纪以后的文学，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性，而这些共同倾向，又都与西欧，特别是东邻大国俄罗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9、20世纪之交，东欧诸国都延续着前两个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余绪。到20世纪初，随着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兴和传播，紧随西欧和苏俄之后，东欧国家也相继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流派，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达到顶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反法西斯文学在这里同时兴盛；战后的五、六十年代，东欧诸国一度都引进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奉为典范，又因不同程度地排斥其他文学流派，民族文学的发展都一度受阻。同时，伴随着苏联政局的先后变动，东欧国家也相继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和文化事件，对他们的文化和文学均带来重大影响：1953年的苏联“解冻”思潮、1956年的波匈事件、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等等。进入七、八十年代的改革时期，东欧地区一度封闭的格局被打破，来自西方的各种文化和文学思潮纷纷涌入，替代了俄苏文化和文学思潮长期占主导的影响地位，存在主义、荒诞派文学、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意识流、新现实主义、实证主义、符号学等等纷沓而来。特别是在苏联解体所引发的“东欧剧变”之后，自1990年代开始，西方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成为东欧国家的基本社会形态，东欧社会进入重大转型时期，文化和文学的多元化日渐明显，作家的价值取向与写作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文学界对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进行了普遍的反思和批判；对其中的许多文学现象进行重新定位；对以往湮没无闻的作家作品进行发掘和平反；对“流散”域外的文学大力发掘和彰显；对西欧和北美文学不断加以引进，等等。所有这些，成为东欧近20年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共同格局。
当然，文学是一种多元繁复的文化存在，即便是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的创作，也不应该以一种理论模式来加以概括，更何况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更何况是如东欧地区这样包括了多个民族的文学，何以用这种“整体性”和“统一性”的概念和方式去概括呢？这种概括在多大程度上有它的意义？这样的质疑当然有其合理性。笔者认为，将“东欧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加以探讨，的确是在有限的程度上体现其理论意义的，但这种有限度的意义，正是在讨论中国与东欧文学关系这个问题时，更具体地说，正是居于中国文学主体立场、探讨东欧文学对现代中国的意义时，或者是讨论文学东欧在现代中国的形象问题时，才体现其特殊的价值。进一步说，大抵对于民族文学关系的讨论，其实都蕴含着一个理论前提，即承认一个民族主体某种程度的统一性，也就是将一个民族作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看待，且认为它具有某种集体的意识和记忆、集体的文化性格以及对未来的共同向往，这是我们分析民族文学特点、探讨国际间民族文学和文化关系的起点，它在根本上与文学创造的个体性、独特性并无矛盾与对立，而是分析问题的不同层次。这就意味着，民族文学关系的讨论暂且搁置了民族整体内部的种种差异，包括阶级、时代、性别的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差别，审美态度和文学观念的个体特征等因素，而在讨论东欧文学对现代中国的意义问题时，这种相对“统一性”则更显其不可忽略的意义。
三、东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
在中国现代话语中，将东欧诸国并称的历史并不太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中国现代史中提及“东欧”时，并不意味着更多超出地域之外涵义，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内涵之政治地理概念的“东欧”，同样是冷战格局形成之后才从外部（苏联）传入的，但东欧地区的文学在中国体现出它的整体意义，则早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了。
关于东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资料，本人曾做过比较系统的整理，在参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的研究时，已经基本完成了对20世纪上半期的译介情况整理，目前在与丁超教授等合作的“中国与东欧文学交流史”的研究过程中，对20世纪下半期的整理也基本完成。我的整理工作，主要从文学期刊、主要报纸副刊、作品单行本出版等三个层次，对作品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做尽可能全面的收集，当然这份资料肯定还有进一步补充的余地。在这里，我只想就20世纪东欧文学在中国译介的基本特点及其意义做一个概括性论述。
从现有的资料判断，东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起始于20世纪初叶，要远远滞后于包括东欧在内的欧洲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如果与西欧文学相比较，东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无论在数量还是在系统程度上，都有着明显差距。但作为一种外来文学资源，东欧文学的价值又因其独特性而在现代中国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和影响。1906年，吴梼从日文转译波兰作家显克维奇的小说《灯台卒》②，可能是最早发表的东欧文学的翻译作品，由此开始了现代中国对东欧文学翻译的历史，之后经过近百年的翻译、介绍和研究的积累，中国读者、学界和文学界对于东欧的了解在整体上也更趋于全面和深入。这近一个世纪的译介历史，大致可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期间前后出现了四次译介热潮，即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民国前至20年代中期）、30年代初至抗战初期、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新时期。
20世纪上半期的东欧文学译介开始于新文化运动的酝酿期，又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形成第一次译介热潮，这就表明，作为一种重要的外来文化和文学资源，东欧文学的译介和阐释从一开始就直接参与了中国新文学的建构。几乎与吴梼从日文转译显克维奇小说的同时，远在法国的李石曾和远在日本的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在同时关注着东欧文学。鲁迅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1907)一文中，高度评价了波兰作家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李石曾翻译出版了波兰剧作家廖亢夫(L.Kampf，1881-1913)的剧本《夜未央》(1908)；周作人则翻译了匈牙利作家约卡依·莫尔的历史小说《匈奴骑士录》(1908)，而兄弟俩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则选译了两位波兰作家的6篇小说。③在民国之后近40年间，对东欧文学的译介则更加可观。另一位新文学的重要骨干沈雁冰，则在其主持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发表介绍了大量东欧文学作品，此后包括郑振铎、王鲁彦、李霁野、王统照、韦素园、叶灵凤、巴金、赵景深、楼适夷、曹靖华、施蛰存、杜衡、胡愈之、曾虚白、钟宪民、白莽、徐霞村、孙用、冯雪峰、周立波、周扬、胡绳、黎烈文、焦菊隐、覃子豪、叶君健等一大批现代作家，都不同程度地相继参与了东欧文学的译介，其中以后来被归于左翼作家的居多，他们对东欧文学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受周氏兄弟及茅盾等人的影响，因此倡导者们明确的理论意图显得尤其重要。
不过，在20世纪上半期，译介者们除了直接提及“东欧”文学外，更多地以“弱小民族文学”概念，来谈论和倡导强势民族文学之外的这部分外国文学的译介和阐释，但东欧诸国文学无疑是他们所理解的“弱小民族文学”中的核心部分，因此对“弱小民族文学”的意义阐释，同样适用于对东欧文学的理解。鲁迅、周作人和茅盾三位被称为新文学主将的作家，先后对这种译介活动的意义有过明确的表述④，而革新版的《小说月报》，正是在周氏兄弟等文学研究会主将的支持下，推出了“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集中译介了包括波兰、捷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乌克兰在内的8个国家的作家作品。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东欧文学译介的第二个热潮。30年代的《文学》和《译文》杂志，前者在1934年推出了“弱小民族文学专号”⑤，其中包括茅盾的《英文的弱小民族文学史之类》（署名冯夷）和化鲁的《现世界弱小民族及其概况》等译介文章，并载包括亚美尼亚、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在内的17个国家26位作家的28篇作品。而后者作为《世界文学》的前身，更是将这一传统⑥贯穿至20世纪后半期。
可以看出，20世纪上半期的东欧文学译介已经形成一种有意识的传统，而其规模也可以从具体的数字反映出来⑦。《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4]所收录35年间(1915-1949)的276种期刊中，就有74种(26.81%)刊有东欧国家的文学翻译、介绍或简讯；作品总量为282篇，其中匈牙利111篇、波兰66篇、保加利亚55篇、捷克33篇，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各18篇（包括重译）[5]。而《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卷(1912-1949)》[6]中收录东欧文学图书85种（包括重译和合集）。由于当时中国掌握东欧国家语言的人员缺乏，以上的译介在翻译途径上，都是借助于日、德、英、法、俄包括世界语等第三种语言转译，在译介方式上改译增删的情况也比较多见。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民族主权独立之后面临着同样的现代化处境，更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共同性和冷战后国际对立阵营中相同地位（保、罗等国是最先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使中国与东欧间的文化和文学交往获得国家层面大力支持，因而使五、六十年代的第三次译介热潮形成明显的特色：一方面，政府力量的推动，不仅大大加强了双方人员来往和信息交流，译介数量剧增，译介范围也拓展到电影等新兴艺术；逐渐设置了东欧语言文化专业，培养了一批批专业人才，他们便成为中国与东欧文化交往和文学译介的中坚；在译介途径上大多直接从原语译入；在译介方式上也与英、法、俄、德等主流语种的中译一样，逐渐建立了一定的翻译规范。同时，这时期的东欧文学译介也明显受制于这种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的变化，二战题材和农村集体化题材成为两大主要译介内容，尤其是后者，更与苏联文学这一共同的影响源有关。
同样由于东欧政治改革等意识形态摩擦乃至冲突以及中国内部的文革运动，东欧文学的译介至60年代中期后一度几乎中断（除阿尔巴尼亚个别国家外）。直到新时期开始，这种译介传统才得以恢复。特别是80年代初东欧剧变之后，随着世界历史的演变和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中国与东欧之间因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似乎又面临了后冷战时代同样的文化生机和文化困局，有着许多特殊的关联，而这种关联，在中国与东欧文学交流和相互关系上，又在新意义上找到了契合，同样体现了共同的节奏、相似相关的展开方式，从而形成了对东欧文学第四次译介热潮。
四、东欧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内在关联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华民族现代经验及其想象的艺术呈现，也就是说，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个体生存体验的现代性密不可分，且前者是以后者为前提的。而生存体验的想象性表达与呈现，势必投射到从个体人生到天下世界的各个层面，其在民族身份的层面上，必然会在不同的生存处境、对待他民族的不同方式的民族国家那里，寻求集体身份与价值倾向的认同，这应该是有关民族文学关系的讨论中，超乎具体的文学手段、文学方法和文学思潮之上，发挥某种先在作用的文化意识形态。同样，东欧文学与现代中国的关系，也应当首先从这个角度予以关注。立足于中国文学主体立场，围绕东欧文学的意义回顾其在中国的百年历史，至少可以概括如下几点共识：
（一）相同相似的现代化处境和经验，使东欧文学在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处于欧洲夹缝中的东欧，因为其共同的政治地理位置，对其现代化带来明显的制约：即现代化发生的非自主性；现代化模式选择的限制性和现代化进程的滞后性。特别是二次大战之后，一度实行的人民民主制度和多党联合执政、多元经济体制，因为冷战对峙的世界格局，而被强制性的苏联模式所替代（高度集中体制，重、轻、农顺序发展国民经济，以及高速度、高积累、高投资的三高方针，农业的强制集体化）。所有这些，都与现代中国在国际外部环境和内部变革方面拥有相似的经历。而作为历史文化映象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化中的东欧诸国及其文学，无论是早期的“弱势民族形象”，还是二战和二战以后的“同志加兄弟的形象”，还是1960年代前后一度演化的所谓“修正主义”的“背叛者形象”，还是东欧剧变之后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他者形象，都是以中国／东欧之间相近的集体经验为前提，并在变化中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这也是东欧文学在现代中国得以持续译介并发挥影响的一个根本原因。
（二）中国与东欧文学的关系，是中国与东欧国家在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国际关系历史等基础和上层建筑各层面的异同和相互关联的一种反映和折射，正因为这样，在东欧与中国文学的百年关系中，政治意识形态成为各个时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制约因素。这种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与东欧之间的直接交流和相互关系；二是在各自与其它国际集团或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异同关系，具体地说，就是在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的历史进程中，双方在民族关系的各个层面——当然包括文学关系方面与西欧和俄苏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同向、同构及其差异关系。而在这多重关系当中，中国与东欧文学的关系可以得到多层次的分析，东欧文学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意义也可以获得显现。
（三）东欧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译介与影响接受，是中国主体有意识倡导和实践的结果。它是在民族面临危机的时代，伴随着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而出现，并始终伴随着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但它在新文学演进中持续并扩大影响，却是先锋知识分子自发自觉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结果。政治上的重大变迁，意识形态的制约果然影响文化与文学的交流，但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影响毕竟有限。正是在中国作家、翻译家和研究者有意识的倡导译介之下，东欧文学不仅在整体上作为一种民族文学的价值认同和主体投射，而且使诸如密茨凯维奇、显克维奇、裴多菲、恰佩克、伏契克、昆德拉、哈维尔等作家及其作品在中国深入人心。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国家权力因素、甚至语言中介（无论直接译介还是经第三种语言转译）等，果然影响了中国东欧之间文学交流的进程和情形，但这些因素对于文学关系而言，并非决定一切的核心因素或充要条件。比如在20世纪上半期，国家意识形态的参与（如30年代国民政府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弱势民族文学译介⑧），非但没有推进包括东欧文学在内的弱势民族文学⑨的译介进程，反而引起原先倡导者们的批判和抵制⑩；五六十年代国家推动下的译介活动，也并未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多少具有核心创造性的资源；新时期开始的以昆德拉等为标志的译介和借鉴，同样是经先锋知识分子在主流意识形态边缘积极倡导引进的结果。
（四）东欧文学在中国的意义凸显和接受程度，并不与译介数量的多少对应。文化交往、文学译介与影响接受，并不成正比例的对应关系。相反，接受主体出于主体文化建构和文学创作的需要，进行有意识的译介和评价，才会对本土文学发生实质性的影响，才会进入本土文化的创生实践，熔铸到民族文学的血液当中。如果把考察对象从译介者、专业研究者和普通读者进一步扩大到文学创作者的层面，也就是说，把民族文学关系的内涵从文本的译介、阅读与感受、研究与认知，进一步扩大到本土文学的资源采用和创造性转化的创作发生层面时（民族文学关系本来应该是包含了这几个层面的多元立体构成），问题就会复杂得多。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一种外来资源的东欧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深度影响，并不随着对东欧文学译介的数量积累和渐次深入而正比例加重，相反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时代文化、主流意识形态及其个人魅力等因素的机缘汇合，东欧文学在中国发挥着特殊而明显的作用，形成中国东欧文学长河中的一朵朵浪花。正是由于鲁迅等现代作家的有意提倡和明确的意义阐释（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确定了译介“被损害民族文学”的基调，沈雁冰借助《小说月报》实施并扩大了“弱小民文学”的范围和影响），才使密茨凯维奇、显克维奇、裴多菲，包括后来的基希、伏契克等先后成为中国新文学外来资源中的一个个亮点。正是韩少功（包括之前的李欧梵）等对昆德拉与新时期中国文学契合点的敏感，才有了昆德拉在当代文学的巨大影响[7:187-218]。这种对“了解－译介－认知”与“影响－接受”两个层面之间的对应和差异意识，包含并预示了中国与东欧文学关系的复杂多元的内涵和阐释空间，而所谓东欧文学对于中国的意义，也只有在这种对应于差异的分析中加以呈现。
总之，对于中国主体而言，“东欧”不仅是一个单纯的认知对象，它是中国现代民族意识觉醒的伴生物，它与中国民族主体意识的生成和演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东欧诸国并称，也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指陈行为，同时也表明了中国主体对东欧诸国共同的历史命运、文化处境和民族性格的身份认同。东欧作为一种镜像，同时也折射了中华民族现代化历史境遇的认识。因为国际关系格局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东欧各国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冷热亲疏、平坦曲折，不仅十分相似，而且往往相互牵连，这种关系状态，同样也反映在中国与东欧诸国的文学关系上。因此，居于中国主体立场讨论中国与东欧诸国文化和文学的关系，“东欧”不仅是对一种客观对象及其固有联系的认知，在文化价值意义上，更是一种借助他者的镜像对民族主体构成、性格特征的自我审视，是对民族文化的历史境遇和现代进程的反省，进而是对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内部特质，包括对汲取外来文学资源、传承与再创民族文学传统的内涵与方式的辨正与探索。
注释：
①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Dimitrov Mausoteum，1882-1949)首创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人民民主制度”，它在政治上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经济上实行多种所有制混合并存。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Gomulka，1905-1982)、南斯拉夫的铁托(Josip Broz Tito，1892-1980)、捷共总书记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1896-1953)等均先后各自进行了制度探索。但1948年“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情报局”的成立成为当代东欧历史的转折，除南斯拉夫与苏联公开冲突外，其余七国全部纳入华沙条约体系，无条件地成为冷战对立阵营一方的组成部分。
②今译《灯塔看守人》，原署星科伊梯撰，日本田山花袋译，吴梼重译，载《绣像小说》1906年第68-69期。
③它们是波兰作家显克微之的短篇《乐人杨珂》、《天使》、《灯台卒》和《酋长》，和波斯尼亚作家穆拉淑微支的《不辰》和《摩诃末翁》，署名周作人，实为鲁迅、周作人合译。
④鲁迅在《“题未定”草（三）》还说到，“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力眼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这种风气，现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过一脉余波。”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第335-336页。
周作人：“当时我所最为注重的是波兰，其次是匈牙利，因他们都是亡国之民，尤其值得同情”，“中国革命运动正在发达，我们也受了民族思想的影响，对于所谓被损害与侮辱的国民的文学，更比强国的表示尊重与亲近。”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4页。
茅盾在《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一文的《引言》中，申述了“为什么要研究被损害的民族的文学”的理由：“凡在地球上的民族都一样的是大地目前的儿子；没有一个应该特别的强横些，没有一个配自称为‘毫骄子’！所以一切民族的精神的结晶都应该视同珍宝，视为人类全体共有的珍宝！而况在艺术的天地里，是没有贵贱，不分尊卑的！凡被损害的民族的求正义、求公道的呼声是真正的正义的公道。在榨床里榨过留下来的人性方是真正可宝贵的人性，不带强者色彩的人性。他们中被损害而向下的灵魂感动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亦悲伤我们同是不合理的传统思想与制度的牺牲者；他们中被损害而仍旧向上的灵魂更感动我们，因为由此我们更确信人性的沙砾里有精金，更确信前途的黑暗背后就是光明！”沈雁冰：《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载《小说月报》1921年10月，第12卷第10期。
“我鉴于世界上许多被损害民族，如犹太如波兰如捷克，虽曾失却政治上的独立，然而一个个都有不朽的人的艺术，使我敢确信中华民族哪怕将来到了财政破产强国共管的厄境，也一定要有，而且必有，不朽的人的艺术！而且小说这‘艺术之花’滋养我再生我中华民族的精神，使他从衰老回到奋发，从灰色转到鲜明，从枯朽里爆出新芽来！在国际——如果将来还有什么‘国际’——抬出头。”茅盾：《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画》，载《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12期，署名“记者”。
“三四年来，为介绍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之热心所驱迫，专找欧洲小民族的近代作家的短篇小说来翻译。当时的热心，现在回忆起来，犹有余味。”茅盾：《雪人·自序》（1927年4月作），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第2页。
⑤《文学》杂志1933年7月创刊于上海，由鲁迅、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等10人集体编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积极倡导或参与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专号”载《文学》第2卷第5号，1934年5月1日出版。
⑥鲁迅去世后，这一译介传统在第二代作家中得到继续。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由徐懋庸、黎烈文等翻译的《弱小民族小说选》。次年，上海启明书局出版了鲁彦翻译的《弱国小说名著》，译者中包括王鲁彦、艾芜、施蛰存、卞之琳、赵景深等新文学作家，还有较为职业化的翻译者如孙用、钟宪民等。
⑦这个统计，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学院的丁超教授做出，参见丁超：《中罗文学关系史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另见徐遒翔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⑧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先后出现的4种期刊就是中华民国官方意识形态直接干预的产物。《前锋周报》（黎锦轩主编，1930年6月—1931年5月）、《前锋月刊》（朱应鹏、傅彦长编，1930年10月—1931年4月）和《现代文学评论》（李赞华编，1931年4月—1931年10月）不仅在观点上相近，作者成员也有交叉，且均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三份刊物不仅在观点上相近，作者成员也有交叉。《矛盾》月刊（1932年4月—1934年6月，共出16期，其中1934年6月1日出版的第3卷第3、4合期为“弱小民族文学专号”）情况稍有不同，刊物及宗旨虽有官方背景，但参与者成分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而论。具体参见宋炳辉：《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载《中国比较文学》2002年第2期。
⑨关于“弱势民族文学”概念的论述，参见宋炳辉专著《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中的“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译介及其接受”部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⑩参见茅盾：《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载《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署名石萌。《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1931年10月23日），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第311-312、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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