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海军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11-0018-06
唐初海军实力强大，在660年灭百济之役及663年白江之战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学术界对此次战役的研究不少，但主要侧重于战役本身及其对东北亚政局和有关国家内政外交的影响上，（注：如石晓军：《唐日白江之战的兵力及几个地名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余又荪：《白江口之战》，《大陆杂志》第15卷第10期；黄约瑟：《试论唐倭之役与七世纪的东亚——评〈白江村〉》，《食货月刊》（复刊）第12卷3期；韩昇：《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第一卷，1995年；鬼头清明：《白村江》，教育社，1986；森公章：《“白村江”以后》，讲谈社，1999。）而对参加这次战役的唐军本身的研究则不多，对参战的唐朝海军的注意则更少。本文拟钩稽史料，略为阐述，以抛砖引玉，庶几能阐明唐初海军当年战绩和强大之状。
一 海军规模
中国海军（或称水军）历史悠久，早在“秦汉时期，我国的舰船制造技术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船体庞大，雄伟坚固，甲板建有高楼栅寨，能在海上抗风斗浪、设备齐全的楼船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这时水军已经发展成为比较强大的独立军种，专门从事海上战斗”[1](p26)。汉武帝在平南越和卫氏朝鲜的战争中都曾使用过海军，其楼船军多达十万。[2]（《南粤传》）到隋唐时期，海军又有了新的发展，隋炀帝东征高句丽时曾多次使用海军，唐太宗为了东征高句丽也大建海军。据《旧唐书·高丽传》记载，贞观十九年(645)，张亮率“劲卒四万，战船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从海道进攻高句丽。而《唐会要》卷九五《高句丽》却载曰，“张亮水军七万人”。故《旧唐书》所说劲卒4万，当是指舰船上的作战士兵，不包括掌舵、摇橹等辅助性人员，即平均每艘战船载战士80人。一支舰队就有五百艘战舰、数万名战士，唐初海军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660年，唐朝在多次外交干涉无效的情况下，决定以武力阻止百济联合高句丽对唐朝藩属新罗的进攻，唐军从山东半岛成山角渡海，在新罗军的协助下迅速攻灭百济，俘其君臣。此役唐朝海军究竟有多少兵力参战，史无明载，但唐朝参战军队的数量则有记载。按中国方面史料，唐将苏定方所率攻灭百济的唐海陆军共计10万[3]，按朝鲜方面史料，则是13万[4]（百济义慈王二十年条），双方数据相差3万人。苏定方在东征百济之前，刚从西北战场得胜归来，其所率10万人当主要是从西北凯旋之陆军，高宗转用于东北，使之乘胜东征百济。此10万人当指从西北战场调来的陆军和海军作战士兵，不包括海军水手。而朝鲜方面在统计东征百济的唐军数量时则包括陆、海军全部。若此论不虚，则参与东征的唐朝海军中应有3万水手。10万大军从山东半岛海运到百济，所需舰船数量应是非常庞大的。按水手与乘客对半（注：《唐大和上东征传》第62页记载：鉴真有一次从扬州东渡日本，“同行人僧祥彦……等道俗一十四人，及化得水手一十八人，及余乐相随者，合有三十五人”（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中华书局，1979）。这表明当时海上航行，水手所占比例甚高。木宫泰彦认为“半数以上是水手”（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79页，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计算，3万海军水手至少也对应3万海军战士，按张亮舰队的船和战士的比例，3万海军所需战舰也应375艘；唐军水陆10万，扣除3万海军战士，尚有7万陆军战士需要用海船运送。唐代一般的海船“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注：慧琳：《一切经音义》。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载漕船“每船载一千石”，杜佑《通典·兵十三·水平及水战具附》说战船“胜人多少，皆以米为率，一人重米二石”，则每船亦载500人左右。），若撇开运输船上的水手（或为临时征召）不记，按每船运送200人及其武器装备计算，7万陆军至少也需350艘海船运输；10万大军渡海东征，所需粮草补给必然很多，虽有新罗接济，但在平定百济、与新罗会师之前也无法得到，由于补给线长且危险，为了确保战役顺利进行，出征时至少当携带1月之补给，所需运输船舰当为数不少。如此则总船队当有上千艘。
663年，由于日本先后几次派兵共4万人支援百济抗唐[5]，留守百济的1万唐军处境困难[4]（新罗文武王十一年条），唐高宗又“诏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发齐兵七千往”援[6]（《东夷百济传》），唐日矛盾尖锐化。当年8月，两军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口）爆发了大战，唐军大胜。对于此战，唐朝方面记载说，“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7]（《刘仁轨传》）；日本方面记载说，“贼将至州柔（唐称周留），绕其王城，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列于白村江（即白江）。戊申，日本船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8]（天智天皇二年八月条）；朝鲜方面记载说，“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4]（新罗文武王十一年条）。综合三国史料就可对当年参战的唐日双方的海军规模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据研究，当时日本船较小，一般可乘120至160人[7](P77)；唐朝的海船则大一些，一般可载六七百人，刘仁轨所率唐海军170艘舰船作为作战舰队当由各种型号的舰船组成，大者楼船载兵很多，小者艨艟载兵不多。日本记载唐军舰船170艘，当主要指其造型较大者。按张亮舰队的船与战士的比例计算，170艘唐舰所载战士多达13600人，另加掌舵、摇橹等辅助性人员10200人，合计23800人。至于日本参战海军的数量，新罗说其战船千艘，唐说焚其舟四百艘，或有夸大，但其参战舰船有数百艘当不虚，即使按其参战舰船总数400艘，每艘战士50人计算，其参战海军战士人数也多达20000人，另加水手20000人，合计40000人。白江之战，唐海军以少胜多，有力地支援了陆军作战，最终迫使残余日军撤回。
平百济之役，唐海军战绩辉煌，这既是海军将领指挥得当、官兵作战英勇的功劳，还有赖于先进的装备和航海技术。
二 海军装备
唐初海军规模巨大，装备也很先进。为适应作战需要，唐初海军所配备的舰船按其用途分为若干类型。据杜佑《通典·兵十三·水平及水战具附》记载，当时军用舰船有六种类型：楼船、艨艟、斗舰、走舸、游艇和海鹘。
1.楼船。早在西汉就有楼船将军，到隋初，杨素所造楼船可谓大矣，“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10]（《杨素传》）。唐代的楼船，杜佑说：“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幡帜，开弩窗矛穴，置抛车垒石铁汁，状如城垒。忽遇暴风，人力莫能制，此亦非便于事，然为水军不可不设，以成形势。”楼船乃当时海军装备中最主要的作战舰船，武器配备齐全。
2.艨艟。杜佑说：“蒙冲，以生牛皮蒙船覆背，两厢开掣棹孔，左右前后有弩窗矛穴，敌不得近，矢石不能攻。此不用大船，务于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战之船也。”东汉刘熙《释名·释船》则说：“狭而长曰艨艟，以冲突敌船也。”这表明艨艟采用封闭型结构，外配装甲（生牛皮），造型小巧灵活，速度快，当主要用于突袭、侦察、通讯联络。
3.斗舰。杜佑说：“斗舰，船上设女墙，可高三尺，墙下开掣棹孔，船内五尺又建棚，与女墙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敌，上无覆背，前后左右树牙旗、幡帜、金鼓，此战船也。”斗舰是梯级复式结构，水兵可以梯级排列迎敌，划船者则隐蔽于船内，通过棹孔划船，是当时海军主要的作战船只。
4.走舸。杜佑说：“走舸，舷上立女墙，置棹夫多，战卒少，皆选勇力精锐者，往返如飞鸥，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帜列之于上，此战船也。”走舸速度快，当主要用于突袭和冲击，是海上进攻的利器。
5.游艇。杜佑说：“游艇，无女墙，舷上置桨床，左右随大小长短，四尺一床，计会进止、回军、转阵，其疾如风，虞候居之，非战船也。”这表明游艇主要用于指挥调度和军事侦察，机动性很强，造型一般不大。
6.海鹘。杜佑说：“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鹘之状。舷下左右置浮版（板），形如鹘翅翼，以助其船，虽风涛涨天，免有倾侧。覆背上左右张生牛皮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此江海之中战船也。”海鹘所配备的浮板是一种特殊的平衡装置，可使舰船在遇到大风浪时保持平稳，有此装置就可大大增强舰船的抗风浪性能，在气候恶劣的条件下，在江河或海上作战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杜佑是唐中叶宰相之一，距唐初不远，他所记海军舰船当与唐初相当，由此可见当年东征百济的唐朝海军所装备的舰船的大致情况。
海军除舰船外，还必须装备与之配套的兵器，否则也无法作战。按当时的技术，海军的主要兵器除常用的刀、剑、矛、枪、弓、弩外，当有绞车弩、拍竿和炮车及配套的箭、石等。
1.绞车弩。中国古代使用弩的历史非常悠久。据《周礼·夏官》记载，在战国时期弩就分为夹弩、庾弩、唐弩、大弩四种，时称“四弩”。汉唐时期，弩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种类增加，张力扩大。唐代的弩分为擘张弩、角弓弩、木单弩、大木单弩、竹竿弩、大竹竿弩和伏远弩七种。[11]当时最著名的是绞车弩，《通典·兵二》记载，“绞车弩，中七百步（约等于1000米），攻城垒用之。……置弩必处其高，争山夺水，守隘塞口，破骁陷果，非弩不克”。据唐初名将李靖说，绞车弩是将十二石之巨弩设在绞车上而成，能同时发射七支箭。绞车弩威力大、射程远，发射的箭“所中城垒，无不摧陨，楼橹亦颠坠”[12]，是当时主要的远程杀伤武器，但造型比较笨重，机动性较差，陆军主要将其用于既设阵地的防守，[13]但对于海军来说，则是进攻突击的利器，是最重要的舰载打击兵器。
2.炮车，或称抛车，即抛石机也，与弩同为当时重型远射兵器。炮车的历史也非常悠久，相传战国时期就有了，《汉书·甘延寿传》引张晏注说：“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三国时期，在官渡之战中，曹军使用炮车发石击毁袁军的橹楼，时称“霹雳车”（注：或因发出的石弹在空中飞行有声，故名。参见《三国志》卷六《袁绍传》。）；为了提高炮的发射速度和效率，马钧还发明了车轮炮（注：即将石弹系上绳索，绳索依次缠于轮周，作战时激烈转动车轮，当石弹转到需要的角度时，以利刃断绳，使石弹连续地抛射出去。参见《三国志》卷二九《杜夔传》注。）。唐代炮车的造型比过去大，甚至有一个车用200人操作的，又称“将军炮”或“擂石车”。[14]炮车在海军中应用的历史也很悠久，早在梁元帝时，大将徐世谱就将炮车装在战船上，在水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唐初，楼船上就装有炮车，它在海军中的应用更多，战绩也会随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更大。
3.拍竿。东晋初出现，始称桔槔，南北朝时已普遍用于近战时袭击敌船，拍打敌人，是一种破坏性很强的重型近战兵器，主要用来装备大型战船。（注：《武备志》卷一一六《军资乘·战船》：“拍竿者施于大舰之上……每迎战，敌船若逼，则发拍竿，当者，船舫皆碎。”拍竿是利用杠杆原理，在船上建一大型T形活动架，将巨石系上绳索，套于横杆，一端挂石，另一端人拉绳索保持平衡。当与敌船靠近时，将巨石转到敌船上空，然后松开人拉的绳索，巨石便砸向敌船。巨石可反复使用，操作灵活。）隋代杨素所造楼船“五牙”就装有6只拍竿，唐初此技术当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与应用。
唐初海军弹药除了与舰载武器弓、弩、炮车相配套的各种型号的箭和石弹之外，还有一些用于火攻的弹药。据《卫公兵法辑本·卷下》载，唐初名将李靖详细论述了当时的一些火攻战具，包括火箭、火杏、燕尾炬、游火；助燃物则有油，常以瓢、囊盛之。它们可通过弓、弩或炮车来发射，也可直接投掷而用于火攻。
唐初文化、科技发达，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海军装备也拥有巨大的优势。
三 航海技术
隋唐时期，中国的航海技术已处于当时世界前列，为当时军民航海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一，唐代的造船业十分发达。
《旧唐书·崔融传》记载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唐国史补·卷下》亦说，“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辑居多”。这些都表明唐代航运业非常发达。而航运业是以航海技术和造船业为基础的，同时又推动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唐代拥有发达的造船业，唐初就已颇具规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载，唐太宗曾“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高宗也曾敕令36州造船以备东征[15]（卷一一一，罢三十六州造船安抚百姓诏），这既表明唐初造船业基础雄厚、规模宏大，又表明唐初战舰制造能力很强。对此问题，前人论述甚多（注：参见王赛时《论唐代的造船业》，《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冯汉镛《唐宋时代的造船业》，《历史教学》1957年10月号。），不赘。
唐代造船技术十分先进。“当时的船只已普遍采用钉接榫合法，而当时欧洲的船板联接办法还处在使用皮条绳索绑扎的阶段。如江苏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船上共设9个舱，船底部采用3块木料榫合相接，两舷和船舱隔板以及船篷盖板均用铁钉钉合。”“1960年，江苏扬州施桥镇出土一唐代大型木船，船内有水密封舱壁，把船体内部分隔成许多部分。这种结构有效地保持了船的抗沉性，并成为我国木船建造的规范。这艘船的外板采用平接法，船内隔舱板及舱板枕木与左右两舷榫接，船舷由4根大木拼成，平排钉合……这种平接法与搭接法相比，具有联接处不易松动、脱落，船体光顺，减少阻力的优点，而且节省木材，减少船体自身重量。从木船的建造工艺和技术水平上讲都是很先进的，这种平接法一直沿用至今”。[16](p163-164)
唐朝造船技术高，造舰技术也高。前述海鹘两翼装浮板，增加稳定性，能抗风浪；楼船则上下几层，下层可装铁石压舱，中层可住宿生活，上层和两舷则可分层排列作战，居高临下使用弩、炮，往往能克敌制胜，且船体高大，结构坚固，乘风下压往往能犁沉敌船，威力强大，[17]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18](p76-77)。而当时日本的造船技术则要落后得多，据研究，日本当时的遣唐使船“非常脆弱，船身前后拉力小，一旦触礁，或因巨浪而颠簸，便马上会从中间断开”[9](p79)，且多为单层船只。遣唐使船应该是日本当时最先进的船只，尚且如此，其批量生产的战船技术水平便可想而知了。
其二，唐朝战船的动力装置也很先进。
在冷兵器时代，战船的动力主要来自风力和人力，甚至水流的冲力，如何有效地利用这几种力，对解决战船的动力、加快航速至关重要。对风力的利用主要靠帆。中国使用帆的历史悠久，东汉刘熙《释名·释船》说：“随风张幔曰帆，使舟疾泛泛然也。”这表明在汉代人们就已能熟练地使用帆了。到三国时期，一船多帆技术就已得到普遍的应用。（注：《北堂书钞》卷一三八引《南州异物志》云：“外徼人随舟大小作四帆或三帆，前后沓载之，张帆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能不避迅风激波，安而能疾也。”）唐代不仅船帆的数量多，而且挂帆的技术也甚高，出现了多种帆形、装帆方式和驾风使帆技术以适应瞬息万变的自然风，通过调戗技术（注：中国古代的一种驾风使帆技术，当船只在侧斜风向下行驶时，要使船只沿着既定方向航行，只要轮流调整航向，使船头方向与风向成一角度，使船能利用风力航行，这种调动船头的过程叫调戗；当遇到逆风时，通过调戗，使船走之字形，就可以将逆风变成侧斜风使船前进。参见周魁一、谭徐明《中华文化通志·水利与交通志》第2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可以利用除强逆风外的一切自然风。高超的驾风使帆技术，不仅可以解决战船航行的动力，而且可以增强战船航行的稳定性。在没有风或无法利用风力的时候，战船的航行主要靠人力，工具有橹、棹和楫，浅水也可用篙。棹、楫和篙的使用历史悠久，操作简单。橹的发明使用乃是船舶动力的巨大进步，早在东汉，刘熙《释名·释船》就对橹作出了解释，它不仅省力而且效率高，有一橹三桨之说。唐代橹的使用已非常普遍，一船多橹技术也广为应用，帆和橹、桨、篙配合，很好地解决了船舶航行的动力问题。
晋大将王镇恶自河入渭伐羌时，乘“艨艟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舰外不见有乘行船人”[19]（《王镇恶传》）；梁大将徐世谱与侯景战于荆州赤亭湖时，“别造楼船、拍舰、火舫、水车以益军势”[20]（《徐世谱传》）。据研究，所谓水车可能是在船内搬用了脚踏翻车的轮轴机构[21](p323)，这种动力装置既可避免风帆的局限、增加战船的灵活性，又可保护操船水手的安全。唐代艨艟、走舸等军船当亦广泛应用这种技术。
其三，唐代导航技术也非常先进。
据研究，在唐代，地文导航术有了新的进展，主要表现在：1.某些具有早期航路指南性质的文字记载已开始见于史乘，虽然从文献资料上看不到唐代海员拥有非常全面的航路指南，但其雏形则已开始出现；2.有较为精确的数学典籍，如《海岛算经》，能对海岸和海中的地形地物的距离与高度进行测量；3.对海岸地形与海洋地貌的辨认知识日益增多。天文导航技术也出现了新进展，天文定向导航技术普及而成熟，并开始由天文定向导航向天文定位导航发展，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天文定位导航技术，在实践上虽只是一种较模糊的估计方法，但对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员来说无疑是一种颇具价值而且使用便捷的导航手段。（注：参见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第336-345页，海洋出版社，1989；周魁一、谭徐明前引书第252-257页。）
指南针导航在宋代开始普及，但我国指南工具司南、指南车等发明应用的历史则非常悠久，汉代司南就很出名[22]，晋代又有指南舟[19]（《礼志五》），唐初人们也没有忘记它们，用于航海的可能性极大。（注：望月信亨《佛教大事表》记载：乾封元年(666)“沙门智由携指南车至日本”（转引自范文澜《唐代佛教》第147页，人民出版社，1979），这表明唐初指南车并未失传。唐志拔前引书第78页说，3至7世纪我国已出现指南针导航的萌芽。）
其四，唐代海洋气候知识也很丰富。
据研究，唐代对季风的认识有了提高并应用到航海实践中，如《唐国史补·卷下》就记载说，“江淮船溯流而上，待东北风，谓之信风，七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鸟信，五月有麦信”。对台风的认识也有所提高，开始懂得按经验规避台风；另外对海洋潮汐的认识也提高了。[23](p337-344)
总之，唐初航海技术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处于当时世界前列[24]，比日本要先进得多，据王在晋《海防纂要》记载，直到明代，日本船还是“不用铁钉和麻斤、桐油，只联铁片，以草塞罅隙，费工多，费材大，布帆悉于桅之正中，不似中国偏帕活……唯使顺风，不能使逆风”[23](p297)。先进的航海技术为唐初海军建设以及平百济之役和白江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 海军战术
对于海军来说，“战舰的主要职能总是保护自己的海上运输线，即保护货船、运输船和所载运的人员货物，封锁或破坏敌人的运输线。达到这两个目的才能取得制海权（控制海洋），而取得制海权通常是海军完成其战时职能的首要条件。这些战时职能包括抗击海上入侵以保卫国家，封锁敌人并通过海上向敌人进攻”[25](p2)。海军要覆行自己的职责、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首先必须建立一支装备精良、编成编制合理、训练有素、战略战术得宜的海军。而“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26](p182)。海军是一国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集中体现，唐初先进的经济文化和生产力水平，为海军履行其职责、完成其任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决定了当时海军的编成编制和战略战术。
唐初海军的编成编制充分体现了当时的科技文化水平，也比较合理，能充分发挥当时先进的装备、技术和人员的战斗力。唐初海军配备的舰船有大小多种，杜佑所记六种不虚，实际只会多不会少。具体作战时，各种舰船的作用既有不同，又协调互补。《武备志》卷一一六《军资乘·战船》说：“凡水战，以船舰大小为等……以金鼓、旗幡为进退之节，其战则有楼船、斗舰、走舸、海鹘，其潜袭则有蒙冲、游艇，其器则有拍竿，为其用利顺流以击之。”唐初，海军已有严格的条令，据《通典·兵二·法制附》记载：“船战，令曰：雷鼓一通，吏士皆严；再通，什伍皆就船，整持橹棹，战士各持兵器就船，各当其所，幢幡旗鼓各随将；所载船鼓三通鸣，大小战船以次发，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后不得易，违令者斩。”总之，唐初海军战船种类多，各舰行动协调，训练有素，阵位清楚；战船所载人员也按其职责分为将吏、战士和什伍（注：《卫公兵法辑本·卷下》记载：“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备杂供之要。”这表明守城时，为战士提供后勤服务的人员竟达战士数量的一半。在海军战船上，若包括操持橹、棹者，非战斗人员与战士之比例将更大。），大家职责明确、配置严谨、纪律严明。
唐代海军装备，战船远距离作战兵器主要有大型绞车弩和炮车，近距离作战的兵器则有弩、弓和拍竿。《通典·兵五》记载唐军陆战时建有弩台，台上置“弩手五人，备干粮水火”，这与前述绞车弩必须放置高处才能充分发挥战斗力的要求是一致的。弩用于海战，装置在楼船上层，梯级分布，可收既集中使用又充分利用之效；炮车，虽为远射兵器，但一般只需在平地安装，故用于海战，则可装置在下层甲板上，车轮炮亦然；用于近战的拍竿则装置在船舷周围。如此，则唐初主力战舰大型楼船的作战配置是：上层配置强弩兵，中层配置弓、弩兵，下层甲板配置炮车兵，船舷周围则配置拍竿兵和弓、弩兵，底层配置水手操船，所需战士员额当亦不菲。当然战船也会因其大小、层数多少、战舰性能、任务而对舰载武器和战士有所增减。
660年，唐大将苏定方率10万大军渡海东征百济。此次大规模渡海作战，对海军来说不仅要扫除海上障碍、掌握制海权、护送陆军渡海、确保海上后勤补给线的畅通，而且要配合陆军溯江进攻，克敌制胜。据史料记载，大军平安到达白江两岸，而后海军“乘潮而上，舳舻衔尾进，鼓而噪”[6]（《苏定方传》），配合陆军，速战速决，三日攻克其王城，俘虏其君臣（注：《日本书纪》卷二六“齐明天皇六年”条引“或本”云：“今年七月十日，大唐苏定方率舟师军于尾资之津，新罗王春秋智率兵马军于怒受利之山，夹击百济，相战三日，陷我王城。”同年十月条说“覆我社稷，俘我君臣”。），月余凯旋，海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若无强大的实力、先进的装备和航海技术，这些都无法想象。
663年8月的唐日白江之战，唐军大胜，从战术上来讲也有可得而述者。当时的战场在今锦江下游河口处，离海尚有一段距离，河道弯曲，水流较急。[27]唐海军配合陆军从上游的熊津出发，包围百济驻守的处于下游的周留城，并封锁河口，阻止日军从水路增摇周留守军；日本海军从外洋赶来解围，妄图凭借数量优势以勇取胜，妄信“我等争先，彼应自退”[8]（天智天皇二年八月条），贸然率远来部伍不整之军进攻唐朝海军既设之阵地；唐朝海军则因势利导，在击退日军先头舰队后故意示弱，不予追击，而在河口构筑坚固的阵地，以逸待劳，凭借先进的装备和航海技术、处于水流上游的有利的地理位置以及河口水域不便于大规模舰队机动作战的有利条件，等待日本海军舰队一哄而上、拥挤于河口内狭窄水道而无法散开的有利时机，发挥唐舰技术优势，左右夹船绕战，运用火攻，速战速决，大获全胜。那么日本海军为何要涌入白江口内而不在口外迎战呢？当是其急于解周留之围，因为周留控扼白江咽喉，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不入内河，无以解围，船少又不足以撼动唐军，故此致败。从双方装备和形势来看，双方战术当是：日本舰队企图凭借数量优势，一拥而上，聚歼或逼退唐海军；唐海军则因势利导，以战斗力强但大而不便的楼船、海鹘居中构筑阵地迎敌，以战斗力强又机动灵活的斗舰、走舸从左右两翼出击迎敌，夹船绕战，迫使日舰汇集于中间，然后实施火攻，利用火舫顺流而下，冲烧敌阵，并以弩、炮远距离密集发射火箭、火炬、火球、油瓢、油囊等，油助火威，风助火势，迅速击败日军。此战显示：唐朝海军不仅装备、航海技术比日本海军要先进，战术运用也更得宜，甚至对气象（指天气、风向）的利用也比日军强。
海军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最集中的体现，技术决定战术，先进的装备和航海技术为唐初海军提供了较多而适宜的战术选择，这是其获得卓越战绩的根本保证。正如竺可桢先生所言，“未有科学不兴而能精于战术者，亦未有战术不精而能操胜算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28]，自古如此。
【收稿日期】200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