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世界货币的非国家化——兼评“人民币国际化而成为世界货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论文,成为世界论文,国际货币论文,人民币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511(2010)04-0001-07
2007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使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美国为维持美元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支配地位，试图以金融监管的改革来取代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在不改变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情况下，仅对金融监管进行改革，是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全球金融长期失衡问题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在美国反对和压制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情况下，如何尽快启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大国博弈
在2007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中，欧盟一直怀着“受害者”的心态，认为目前的一切都是美国人惹的祸，欧盟却深受其害。为了避免再度遭殃，更为了在未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欧盟抓住了挑战美国的难得机遇，提出要打造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此积极推动20国集团召开峰会，于是才有了2008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G20金融峰会，并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G20华盛顿金融峰会达成创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共识。因此，英国首相布朗说，峰会使世界“正朝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迈进”。美国当时的总统布什则表示，世界将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Ⅱ”。但是，从布什的表述不难看出，在改革的共识下各国却在改革的内容上存在明显的分歧。欧盟，特别是德国和法国实际上想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改变欧元的被动地位，以避免再度遭殃。所以欧盟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提法，强调的是一个“新”字。其意在于否定美元在原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霸主地位。而布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Ⅱ”的提法，实际上强调“Ⅱ”是“Ⅰ”，即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延续，这意味着改革必须确保美元的霸主地位。
在G20华盛顿金融峰会上，胡锦涛代表中国提出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主张。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实际上是对这一主张的具体化和最权威的解释。基于本文的需要，在这里对其主要内容做一个简要的评介。
2009年3月23日，周小川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官方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首先，他在文章中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而且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使其愈演愈烈。在他看来，在理想状态下，“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1]。但是，当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从而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这意味着，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实际上，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获得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有意所为，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2]为此，周小川认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因为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在他看来，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已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1]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但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这是由于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由此，周小川提议拓宽SDR的使用范围，从而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具体来说：第一，建立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第二，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不仅有利于加强SDR的作用，也能有效减少因使用主权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第三，积极推动创立SDR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第四，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SDR的发行也可从以人为计算币值向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可以考虑吸收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以作为其发行准备。第五，由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不仅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更是加强SDR作用的有力手段。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众多，同时也是全球唯一以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为职责，并能对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监督的国际机构，具备相应的专业特长，由其管理成员国储备具有天然的优势。周小川强调，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时期才能实现的目标。建立凯恩斯设想的国际货币单位更是人类的大胆设想，并需要各国政治家拿出超凡的远见和勇气。而在短期内，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对其不断监测、评估并及时预警。但长期看，“除加强监管合作、引导储蓄资金合理流动外，国际社会还应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金融政策监督，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长期内稳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2]。
周小川的改革方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成为G20伦敦金融峰会前的一个热点话题。2009年3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记者会上为美元辩护，称美元“异常坚挺”，同时他对周小川提出的创建新的全球货币的建议表示反对，“认为没有必要设立新的全球货币”。同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断然拒绝中国和俄国提出的建议。但到3月25日，盖特纳对扩大特别提款权用途的建议却“持非常开放的态度”。美国的一些记者和金融界人士则把周小川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主张看做是“中国政府向美元地位发起挑战”。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支持美国的立场。负责经济和货币事务的欧盟委员华金·阿尔穆尼亚说，他没有看到“美元今天作为一种主要货币所发挥的作用在结构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国际性金融机构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对新储备货币构想表示支持。2009年3月2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斯特劳特·卡恩在巴黎说，“我认为关于新型国际储备货币的讨论是完全合理的，也许有关讨论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进行”。他还表示，关于新型国际储备货币的讨论其实并不是“新事物”，而当前的危机“再次激起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不过，他并不认为美元已经丧失主导地位，并认为中国方面也持同样的看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约翰·利普斯基表示，虽然有关创建新储备货币的讨论已不是第一次了，但这表明人们对世界经济和金融体制的有效性普遍感到忧虑。他说，“这是一项极为复杂的重大提议。即使是支持该提议的人士也不会将此视为一个短期问题，而会视其为一个需要进行认真研究和考量的长期问题”。2009年3月26日，联合国“改革国际金融和经济结构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呼吁改革现有的全球金融架构，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他说，“人们正日益达成共识，认为美元储备体系存在问题”，即这一体系“容易波动、不稳定、会造成通货紧缩以及与之相关的不平等”，而且“发展中国家在自己也非常需要的时候，几乎以零利率借给美国数万亿美元。这反映了问题的实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美国的净转移，是外援的一种形式”。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性质与严重程度实际上为改革全球金融架构提供了契机。该委员会已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他们的改革建议，认为为了进一步帮助全球经济实现复苏，防止今后重新出现金融危机，“有必要对现有的全球储备货币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而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建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基础之上，目的就是要促进经济的稳定与公平。该委员会认为，这种新的体系将有助于降低因一种主要国际储备货币迅速贬值所产生的风险，并且“将是可行的，也是容易实施的”。就斯蒂格利茨本人来说，他一直主张结束美元的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地位，他对中国的提议表示欢迎。据《法兰克福评论报》2009年3月23日报道，斯蒂格利茨在接受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的专访当中，透露了联合国改革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方案的核心建议：一是建立一个能比目前机构更好地发挥作用的新的全球贷款机构；二是建立一个世界经济领导委员会；三是建立一个新的全球储备体系。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存在重大的缺陷，而且，如果我们使用两种或者三种储备货币——也就是美元、欧元和日元，可能会更加不稳定。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储备货币——这个建议凯恩斯就曾经提出过。
显然，近年来第一个提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人并不是周小川。首次提出新储备货币的人是美国著名金融投机商乔治·索罗斯。他建议将特别提款权发展为新的全球性货币[3]。该构想得到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响应。2009年3月16日，俄罗斯总统府克里姆林宫网站宣布，将在G20伦敦金融峰会上提出将特别提款权发展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提案。俄罗斯相信，该倡议将会获得更加广泛的支持，并于3月26日提议在伦敦峰会和6月的联合国会议之后召开国际会议进行讨论。俄罗斯第一副外长杰尼索夫表示，莫斯科希望开展政府全权代表和专家级磋商。俄方还表示，“超主权储备货币”建议已获得巴西、印度、韩国和南非等主要新兴经济体的支持。
当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将赋予“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赖以成立的新内容，即“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提案提交给G20伦敦金融峰会时，一直争论不休并声言绝不妥协的法德与英美，却基于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既得利益达成了共识，即反对“超主权储备货币”，并将“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提案排除在峰会的议程之外。在这个共识下，美国与欧盟就原有的分歧很快达成了妥协，从而双方通过这次峰会各得其所。2009年4月2日，G20伦敦金融峰会所达成的协议显示：美国得到了一个超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刺激计划；欧盟则在强化金融监管方面获得了“超出想象”的成果；而俄罗斯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却因未达成共识，被留到下一次G20金融峰会去讨论。但是“下一次”，即2009年9月的G20匹兹堡金融峰会也并未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列入议事日程。恐怕再“下几次”也不会列入议程。基于近期本国和欧盟的利益因美元与欧元的大幅波动而严重受损，法国总统萨科奇于2010年1月28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言时指出，美元已经不再适合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储备货币。他希望借助G20峰会2011年在法国召开之际，讨论创建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他称：“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我们不能一边处于一个多极世界中，一边又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单一的储备货币”。其实，萨科奇在2008年就提出了这样的诉求，但在G20伦敦金融峰会上却改变了主意。只有上帝才知道萨科奇能否将他的主张坚持到2011年的G20峰会。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三阶段”
在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成为代表、委员和国内媒体关注的热点之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元霸权严重危及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尽早使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也就成为他们的一种良好的愿望。如有的全国政协委员认为我国金融改革的关键是人民币国际化。也有的委员甚至认为“当前我国已经具备人民币国际化的实力，要下更大决心，加快已经启动的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民建、九三学社均提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提案，建议抓住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契机，加速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而国内媒体将我国在上海和香港进行的人民币结算试点，解读为“发出了人民币将成为国际化货币的信号”。但是，作为学者，我们不能基于愿望而必须基于现实去提出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的对策。因此，对于我国那些主张人民币国际化而成为世界货币的学者，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指出，持这种主张的人只是图一时口惠，招来的却是一股祸水。日元的国际化就是前车之鉴。即使将来哪一天我国有实力这样做，也不应将人民币国际化（上述含义），因为这样做的恶果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美元仍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任何一国货币的国际化，都必将成为霸权衰落的美国转嫁其经济与金融问题的首选目标。西德马克、日元和欧元都未能逃脱这样的厄运。
另外，我国有的学者认为维持以美元为中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即维持美国霸权衰落的现状，有利于“中国的崛起”。在笔者看来，持这种主张者，无异于东郭先生也！正因为世界上存在那么多的东郭先生，弄得被誉为“一颗世纪之交正在升起的新星”的保罗·克鲁格曼大惑不解：“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宣称美元这个皇帝没有穿衣服？”[4](112)我们不仅要记住邓小平同志的“不对抗”的主张，更要记住邓小平同志的“不示弱”的主张。韬光养晦应该是就“不对抗”而言的。在“不示弱”方面，根本无韬光养晦可言。因此，基于中国的利益来看，维持美国霸权衰落的现状，则必然会使中国付出日本那样的惨重代价。这意味着中国也必须接受类似的“广场协议”，从而经历一场“复合型危机”的浩劫而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实际上，奥巴马刚一上台，就对中国采取咄咄逼人之势。尚待批准就任财政部长的盖特纳，声称奥巴马总统认为中国操纵了人民币汇率，奥巴马将采取各种外交手段，寻求中国改变汇率政策。只是迫于美国仍处于深度危机中而有求于中国，盖特纳不得不改弦更张，在财政部的两次报告中承认中国没有操纵汇率。但是到2010年年初，美国则在人民币问题上对中国全面施压。奥巴马多次宣称，当前美国的一大国际挑战就是汇率问题，中国应该采取“市场导向的汇率政策”。3月15日，美国130多位国会议员在写给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的信中，主张在4月15日的财政部外汇政策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敦促政府动用一切可用资源，促使中国结束汇率操纵。充当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鹰犬的克鲁格曼也加入了对中国汇率政策的讨伐行列。他认为，中国“通过操纵汇率政策实现了毫无根据的贸易盈余，这实际上是对其他经济体施加了反经济刺激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它们无法抵消的”，“在全球经济问题依然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中国的汇率政策无疑是雪上加霜。现在是对中国采取行动的时候了”[5]。美国的一些政客对此心领神会，从而建议奥巴马争取欧洲国家和尽可能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并为美国和这些国家寻找一个迫使中国改变汇率政策的论坛（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20国集团等论坛），设法“得到多数国家赞同的决定”，以“迅速改善局面”。这无疑是中国版的“广场协议”。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2010年4月初推迟决定是否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之后，6月份在人民币问题上又发出了最强硬措辞。他说：“中国汇率失真的影响已经蔓延到中国以外，是对我们所需的恢复全球平衡的阻碍”。他还威胁说：“重要的是要让中国知道，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美国国会就将采取行动。”显而易见，祭出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的“杀手锏”，除东郭先生外，谁都知道“奥巴马舞锏，意在中国的崛起”。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不可避免要和美国合作，但这种合作绝不能以牺牲中国的核心利益为代价来帮助美国维持其衰落的霸权地位①。
既不能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也不能将人民币国际化而成为世界货币，一个适当的选择就是用现代版的“凯恩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来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笔者在2006年10月提交给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四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凯恩斯逝世60周年之际的反思》中就提出了这种主张，并认为“这也是我们在凯恩斯逝世60周年后的今天，仍然要研究他的思想的意义所在”[6](358)。凯恩斯认为，国际货币放任主义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货币和世界贸易陷入混乱局面的主要根源。在二战期间，国际货币放任主义完全被各国抛弃，从而为创建管理型的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了机会。综合各国专家的意见并根据实际需要，凯恩斯认为这个体系可称为“货币联盟”或“国际清算联盟”。国际清算联盟需要成立一个中心机构，该机构的管理必须真正是国际性的，成员国不得有特权否决清算联盟的条约，但允许成员国在必要时通过事先通知的方式不承担条约规定的义务。中心机构发行称作“斑柯”的国际货币，用黄金来定值，但可调整，从而避免受黄金产量变动和各国黄金储备政策变化的影响。每个联盟成员国的货币与斑柯挂钩，并允许汇率变动幅度在5%范围内。斑柯作为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交易工具，可视同黄金。斑柯的发行量，以实际国际贸易的需要随时进行适度的增减，以抵消世界实际有效需求所产生的膨胀或紧缩趋势。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必须在国际清算联盟的中心机构开立斑柯账户，按斑柯平价来清算其国际收支差额。凡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在清算联盟中为存户。国际收支逆差的国家，在清算联盟为欠户。按照银行信贷的平衡原则，制定规则以防止其存款户或欠款户的账面数额无限增加。这样，如果一切存款不溢出清算系统并只能在系统内转移，则清算联盟完全有能力收兑支票，并向成员国垫款。清算联盟的唯一任务就是监督成员国遵守规则，促使债权国和债务国共同承担借贷失衡的责任，使国际清算制度具有内在的稳定机制。
“凯恩斯方案”的核心内容在于：用“货币联盟”或世界中央银行发行的非主权货币形式的世界货币，取代黄金形式的世界货币和主权货币形式的世界货币。这种世界货币非国家化的方案适用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当然，必须根据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国际经济情势来修改和完善凯恩斯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形成现代版的“凯恩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在美国霸权衰落时期，主权货币形式的世界货币，即美元是导致全球金融动荡或失衡的主要根源。它不仅严重危及非发行国的经济安全，而且也严重危及发行国的经济安全。历次美元危机都或强或弱地显示出去主权货币形式的世界货币的趋势。如果说用一种主权货币形式的世界货币替代另一种主权货币形式的世界货币，体现了国际社会的一种无奈的话，那么，欧元作为一种非主权货币形式的世界货币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代表了当今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趋势，并在一定意义上证实了凯恩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的核心内容具有可行性。目前的世界性金融与经济危机必将会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任何一种充当世界货币的主权货币都必须退出国际流通领域，回归到其国界内流通。这是解决当前全球金融失衡的根本途径。实际上，国际金融史早就显示出，用一种主权货币形式的世界货币（美元）取代另一种主权货币形式的世界货币（英镑），只会导致全球金融失衡周期性地出现。当前发生的百年一遇的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大“海啸”，提供了一个百年难遇的世界货币非国家化，而不是人民币或其他主权货币国际化的机遇。如果改革成功，则可突破由主权货币形式的世界货币导致的全球金融失衡的周期。国内有些学者在否定美元的二重性（既是主权货币，又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同时，却希望人民币具有这样的二重性，以取代美元。这种荒谬的主张，实在令人难堪且毫无益处。
显然，用现代版的“凯恩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来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并且在这一个历史时期中，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目标存在短期、中期与长期的区别。就短期目标而言，是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也就是说，在不直接否定美元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的支配地位，从而避免对抗的情况下，实现多种形式的双边货币协定。这一目标完全可以实现，而不会受制于美国和发达国家。中国已经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付诸行动：2008年12月12日，中国央行与韩国央行签署了1800亿元人民币框架协议；2009年1月20日，与香港金管局签署了2000亿元人民币正式协议；2009年2月8日，与马来西亚央行签署了800亿元人民币正式协议；2009年3月11日，与白俄罗斯央行签署了200亿元人民币正式协议；2009年3月23日，与印度尼西亚央行签署了1000亿元人民币正式协议；2009年3月29日，与阿根廷央行签署了700亿元人民币框架协议；2010年6月9日，与冰岛央行签署了35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目前，中国央行还在与其他有类似需求的国家就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进行磋商。双边货币互换的运作机制为：一国央行通过互换将得到的对方货币注入本国金融体系，使得本国的进口商可以借到对方货币以支付从对方进口的商品，而对方出口企业可以有效规避使用美元的汇率风险和汇兑费用。由于彼此持有对方货币，这一机制在双方币值稳定的情况下形成了双赢的局面。中国央行在所签署的协议中对货币互换作了一些创新，如将协议的有效期延长到3年，并支持互换资金用于贸易融资，这在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美元泛滥的情况下，有力地促进了双边贸易的扩大。因此，巴西等国也在同其他国家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多种形式的双边货币协定虽然不可能取代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但它实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元霸权②。当然，应该看到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存在通货膨胀风险和流通媒介的局限性，因此，它只是美元泛滥时期非国际储备货币国家的一种自我保护的短期行为或权宜之计。如美国密苏里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迈克尔·赫德森所说：“这也许不是最理想的世界金融体系，但是却最符合现实”。
基于非国际储备货币国家的利益来看，在实现了上述短期目标后，必须将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作为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中期目标。毋庸讳言，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就实践而言，也无论就历史而言还是就现实而言，只能由一种物品充当世界储备货币。如果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国际储备货币，就会导致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的不稳定。当前，美元支配下的三种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欧元和日元）并存的局面就意味着国际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无奈的是，当前没有一种物品或一国的货币能够取代美元，但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都不堪忍受美元在全球泛滥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理论上说，立即用“凯恩斯方案”来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即成立世界中央银行并发行超主权的世界货币固然很好，但在实际上根本行不通。因为美国绝不会放弃美元霸权，既得利益国家也不会放弃欧元和日元，而且千百万市场主体也难以立即接受一种突如其来的新的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殊不知，美元在取代英镑的世界霸权地位之前，已经作为世界储备货币流通了几十年。一种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迂回的方式来实现“凯恩斯方案”，即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其所发行的特别提款权(SDR)。特别提款权是在20世纪60年代两次美元危机期间由美国人发明并在1969年问世的“纸黄金”，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于凯恩斯的“Bancor”），而且它已经在各国中央银行间使用了40年。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存在近70年。如果采用“周小川方案”，则在现有的三种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超主权的储备货币，从而实现了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即既有主权形式的国际储备货币，又有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发行SDR这种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它也就具有了世界中央银行的特征和潜力，从而为实现改革的长期目标奠定了基础。值得指出的是，我们认为“周小川方案”的直接目的并不是用特别提款权取代美元，更不是为将来人民币取代美元埋下伏笔（难以想象，极力主张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周小川，会希望人民币成为主权形式的国际储备货币），而是在国际储备货币上给各国和市场主体提供自由选择的机会，并且将这些国际储备货币交给“市场的法庭”去裁决他们的存废。这即使从美国人的市场价值观来看也是合情合理的。不过，迈克尔·赫德森则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无法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讨论建立在特别提款权基础上的新世界储备货币没有意义，“坦率地说，我甚至对特别提款权这个名称感到反感，因为仅从字面上也能了解到，这是美国为了免于清偿债务而创设出的概念”。不可否认，赫德森的反感能够在我们中间引起共鸣，但反感只能存在于理论家的层面。改革的实践者不能无所作为，而必须变着法子改变现实。因此，我们对这点深信不疑：哪怕是在如何分配各国的特别提款权的问题上，在现行体系下也不可能阻止美国获得特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变化，SDR必将取代美元、欧元和日元。这就是笔者所主张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中期目标——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简言之，就中期目标而言，是利用特别提款权(SDR)逐步取代主权形式的世界货币。就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目标而言，是实现现代版的“凯恩斯方案”，即创建世界中央银行并由其发行世界货币。一旦SDR取代美元、欧元和日元，那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础上创建世界中央银行，在SDR基础上发行世界货币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已。
如果不陷入空想，是必须正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成败取决于国家间实力较量的现实的。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崩溃以来，创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从未间断。但为什么时至今日都未能实现，并且似乎也看不到尽头呢？美国《时代》周刊2010年3月22日一期的封面文章《下一个十年的十大想法》给出了一个答案。文章认为，“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5%，但GDP却占世界的1/4。即使全球经济危机导致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扩大为二十国集团，也没有一个新来者能对美国方式提出显著的挑战。正相反，它们要确保美国遵守它自己定下的规矩……这是确保本世纪和上个世纪一样，将是一个美国世纪的最佳方式”③。在笔者看来，尽管美国号称其GDP占世界的1/4，但却难以养活其仅占世界人口5%的美国人和难以满足其政府的需求。美国每年的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就足以说明这点。实际上，美国霸权自20世纪70年代初由盛转衰以来，美国居然将其衰落的霸权维持了近40年之久，这在霸权兴衰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这一奇迹是靠“美元—武力本位”控制和掠夺世界资源实现的。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终于使美国陷入现在的百年一遇的危机之中。作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的美国，如果不是用本币对外举债，而是同发展中国家一样用非本币对外举债，则美国的霸主地位绝对不会维持到今天。美国的实体经济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遭到西德和日本的“致命一击”，而其在全球处于绝对优势的虚拟性金融交易或虚拟经济则遭到当前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的“致命一击”。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意味着美元支配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已处在崩溃的边缘。即使美国经济能走出当前的危机，但要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至少需要5到10年的时间。这就给改革现存的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不搞对抗，但是我们没有义务利用自己的资源去延缓旧体系的衰亡。美元必须非国际储备货币化，恢复它纯粹的主权货币职能；美国必须从霸主神坛回归到正常的国家地位，这不仅符合各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对于这点，即使是被称为金融大鳄的索罗斯也是十分清楚的。在2009年10月，索罗斯在匈牙利中欧大学的系列演讲中指出，“美国为什么应该动议改革自己曾经是主要受益者的体系？因为这一体系以目前的形式不可能维持，美国如不带头对其进行改造，损失可能会更大”。而“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可以一举完成很多任务。它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构建，使之能更好地反映国家之间的排序，并且修改现行运作方法。会议也可以决定怎样对待规模太大而不能让其失败的金融机构，以及考虑控制资本流动的新规则”。索罗斯强调指出，“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已造成了危险的不平衡。美元已失去了它曾拥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无其他货币可取而代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应该排斥更广泛地使用特别提款权(SDR)”，因为“特别提款权很大的优越性之一，是它允许国际性的创造货币。特别像现在这样的时刻这种做法尤其有用，货币将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基于这样的认识，索罗斯呼吁，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需要美国启动，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以平等的地位参与。……新兴国家应该参与新秩序的创造，以确保他们是这一新秩序的积极支持者”[7]。
三、结论
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不仅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会冲击我国，而且随着我国对外日益开放，金融危机也会在我国发生。我国人民似乎还没有面对危机的心理准备，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应研究防范、应对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措施。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金融动荡表明，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国际因素是美元霸权支配下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因此，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安全，无法回避。在这方面，我国可以不当头，也可以不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但必须旗帜鲜明。从而因势利导，有理、有利、有节地利用凯恩斯的方案，同那些主张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一起，促成用现代版的“凯恩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来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从而将各国所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降到最低限度。显然，这不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和谐世界的实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另外，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国内因素是激进的、放任的对外开放政策。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一国政府在外来压力下推行激进的、放任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仅使金融危机变得不可避免，而且使政府在危机期间束手无策，从而加速了危机的进程，延长了危机的时间。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危机，主要是坚持渐进的、开而不放任的对外开放政策。无论任何时候，无论任何情况，也无论多大的外来压力，我国都不能放弃这一国策。因为，即使我们无力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但只要这一国策不变，则无论国内存在什么问题，我们都有能力防范、应对和化解金融危机。
收稿日期：2010-06-29
注释：
①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的调整绝不能在外来压力下进行，而必须基于我国经济基本面和宏观调控的需要进行。在当前人民币对内价值与对外价值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于2010年6月19日恢复了因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中断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是符合我国核心利益的。改革的实际历程必将证明：美国压人民币快速、大幅升值的图谋绝不可能得逞。
②2010年6月18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提出的“多货币体系”，类似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他认为，包括美元、欧元、人民币、卢比和卢布在内的多货币体系应成为今后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但梅德韦杰夫并没意识到“多货币体系”只能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短期目标，如果作为改革的中长期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③转引自《参考消息》2010年3月24日，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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