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民族学研究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地位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化是民族学研究的本位与核心
民族学是关于民族及其文化的科学，文化与民族，在民族学研究中同居本位，是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和核心。因为，民族学研究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它构成民族的基本内涵。民族是文化的载体和类型，不同文化构造不同民族，赋予民族本质的特征，是区分民族的最重要的标志，成为民族学研究的实际内容。
1.文化是国外民族学研究的本位
民族学在美国包含于或通称文化人类学；在英国除称为社会人类学外，也惯于用文化人类学来代替；在德国、奥地利、法国、苏联，人类学中关于文化方面的研究即称为民族学；受德国影响，日本也是如此。说明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基本内容和范围，与文化人类学近同，核心概念都是文化。19世纪后期泰勒著名的文化概念，即界定在“广义的民族志的意义上”，既是文化人类学最早的文化定义，也是民族学文化定义的发端。[①]美国人类学家F·普洛格和贝茨说：“文化人类学研究现在和过去的特殊文化——民族志——和研究总体上构成人类文化的模式——民族学。”[②]P·K·博克指出：“民族学——重点是文化的比较，文化历史的重建及文化变迁的研究。”[③]文化人类学史，大体上也是民族学史，德国文化人类学家蓝德曼说：“缪曼的《人类学史》即使不是百分之百，也主要是关于民族学的历史。”[④]显然，民族学的关键概念同文化人类学一样，是文化，而且是要得到更深一层次的对于人和文化的关系的解释。
民族学家为民族学所下的定义都是围绕文化的各种内涵而展开。H·A·布季诺夫《论民族学的对象》中写道：“民族学正是从研究原始社会以及石器时代向文明时代发展进程中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开始的。”[⑤]Ю·B·布朗利和M·B·克留科夫指出，“把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区分开来的传统生活文化便成为民族学的对象。”[⑥]H·H·切博克萨罗夫认为：“据我们看来，正是文化特征应该当成任何民族可以使人毫无例外在任何情况下将之同其他民族区别开的基本特征。……民族学这门关于所有民族的科学，同时也是关于所有民族的文化的科学。[⑦]
民族学各学派均通过寻求解释文化异同，其本质、规律来建立自己的理论。虽然方法、角度有所偏侧，但都以文化为其本位。进化学派的基本观点认为，社会及其产生的文化各形态，在所有民族中都普遍地存在着进化。代表作有斯宾塞的《第一原理》、泰勒的《原始文化》、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马雷特《宗教的起源》、摩尔根《古代社会——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等。具体方法着重从文化遗存来研究、说明以前曾经普遍存在过的文化现象。
播化学派（亦称文化圈学派），重视各民族间文化要素的借用和传播。其先驱者拉采尔提出了文化的迁徙、借用和分布过程，认为各民族文化中的类似现象是民族迁徙的痕迹，及一部落或氏族对他部落或民族文化的借用。同时弗罗贝纽斯从地理分布研究一民族的文化特征，指出一地一民族的文化由若干文化因素组成，不仅表现在单个文化要素上，而且有整体的关联。他将处于共属关系的一群文化要素看作文化合成，称为文化圈。格雷布纳进一步将新的民族文化的分布、扩散，称为“文化层”。本世纪30年代受弗罗贝纽斯影响的文化形态学认为，以构成文化中心的世界观为线索可区分文化层。这一学派主要代表作有：施密特《南美的文化圈和文化层》（1913），《亚洲最古的文化圈》、《比较宗教学》（1935），《文化史民族学方法手册》（1938）；史密斯《早期文化的移动》（1915），《文化传播》（1933）。等等。
历史学派创始人博厄斯提出文化区理论，认为相关文化特征常集中于一个区域，可从不同文化特征划分出文化区，并强调文化特征明显的不一定是其中心，由于历史变迁，文化特征往往在其边缘地区保持；物质文化区与语言文化区不一定重合。同时还提出文化辐合说，认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可产生相同的文化。主要著作有《原始艺术》（1927）、《种族、语言和文化》（1940）等；其他有：戈登巴赛《早期的文明》（1921）；克虏伯《人类学（种族、语言、文化、心理）史前史》（1923），《文化发展的结构》（1944），等。
功能学派创始人马凌诺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都主张人类学研究应集中在对现存文化或社会的分析上。前者把文化看作满足生物、社会、精神需要的能力和手段性现实，主张有机地、整体地把握文化诸要素的功能，将其作为一个合成体来理解；后者把社会结构与文化等同，主张民族学研究文化的结构与功能。他们都强调文化的统一整体性，从整体有机把握社会、文化。后来，把握文化整体的相互关系，不仅成为功能学派，而且作为一般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共同方法被普遍承认。这派代表作有马凌诺斯基的《文化论》，布朗的《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等。
二战后出现了一批新学派。新进化论，以斯图尔德《文化的进化》和怀特的《文化变迁论：多线进化方法论》为产生标志，强调文化生态学因素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文化生态学，研究环境适应与文化类型。心理人类学（文化一人格研究），以人的心理特征来解释文化的差异，标志为《文化模式》。“文化相对论”，以“承认每一种文化具有独创的性质和充分的价值，原则上拒绝民族中心主义为基本点，要求民族学研究者从客位文化角度视察、研究他民族的文化。文化唯物论、社会生活辩证法等思潮，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文化与社会。原苏联现实民族学则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城乡文化与家庭文化的变化。这里可以看出，民族学在现代的一个突出发展，是对多元文化现象的理论研究。苏民族学家B·M·克留科夫在《人类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指出，“未来民族学的两项任务：首先是要把文化的多元性理解为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有机统一；其次是要把文化之间的交流理解为开放、发展和变化。”[⑨]
当代民族学的研究愈来愈与文化结为一体。Ю·B·布朗利和M·B·克留科夫的《民族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学派和方法》提出，“实现民族功能的广义的文化层次，首先是传统生活文化作为民族学对象范围的核心。”[⑩]C·A·阿鲁秋诺指出：“现在民族学家们的研究客体是已经城市化的文化……由许多亚文化组成……研究这些亚文化是现实民族学的任务。”(11)民族学研究的成果和趋势愈来愈集中体现于对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人类文化的特征已得到概括，特定文化的许多部分得到周密研究；文化比较研究愈益广泛；文化成长研究，包含了人类活动的全部时间；分析促进和阻碍文化迁移、传播、渗透的条件，成为文化变迁研究的中心问题；文化变迁速度的研究已受到重视；对文化发展的研究得到共识：一民族达到文化的分界点，能够使整个人类分享进步的成果。对民族文化各个构成部分及各种族际形成起源与进化的研究，民族文化起源的一般规律性研究将进一步完善。这样，民族学研究的突出成就，一是文化被看作系统的有相互关联，影响的行为活动和民族的模式；二是对文化的成长（发展），其体系的变迁适应和进化的一般途径的研究。同时，民族学研究的方法结合或借助于文化研究的方法而日益扩充和拓宽，如文化一生态研究，文化一人格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等。
总之，文化的概念最先是由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家正式提出并普遍使用的。正如D·G·蒙德尔勃姆《文化人类学》中所说：“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有的文化，无论是部落社会的文化，还是复杂的文明社会的文化。”“文化人类学的中心任务，就是研究人类群体之间行为（即文化）的异同”，“各种不同文化的特征以及这些群体所特有的稳定、变化、发展的各个过程。”(12)因为文化本身具有“充满民族特点、实现民族整合和民族区分的功能。”(13)
2.文化在中国民族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当时多偏于体质研究，文化方面的研究较少。1923年南开大学最早建人类学系，1925年李洛在清华大学始把“人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1926年蔡元培发表《论民族学》，为中国最早的民族学著书，标志民族学在中国研究的开端。1928年民族学在中国作为独立学科开始筹建，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了民族学实地调查。1934年南京成立中国民族学会。创办《民族文研究集刊》。1935年以民族学家黄文山为首的十教授发起“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结合，并在抗战期间得到了发展，研究中心移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同时开始形成了几个学派，讨论民族学的定义对象、内容、方法和任务。
以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为主的社区学派，依功能学派理论为基础，注重实地考察，提出本土方法论，并将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
以蔡元培、林纯声、林惠祥、卫惠林、陶云逵、杨成志、芮逸夫、徐益棠等为主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以进化论为基础，将实地调查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形成中国的历史学派，主张研究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及其形成，主要研究对象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与历史渊源。代表者有凌纯声《中国边疆文化》等。
这时专门研究民族文化的综合文化学派，综采欧美民族学各派之长，提出汲取适合于中国民族文化研究的精华，建立中国民族学体系，将中国民族学理论探讨推向高潮。代表人物有：黄文山、李济、孙本文、岑家梧、陈序经等。黄文山提出建立一个专门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社会学科，认为中国的民族学应有自己的特点，要以中国的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明确提出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李济亦主张中国民族学必须从研究本国的文化开始而建立自己的体系。岑家梧认为中国民族学的任务即在于“汇合各区域文化的精华，使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更加充实与壮大。所谓多样的统一，就是将来中华民族文化之尽善尽美之所在。如何使中华民族文化达到这种境地，……也就是建立中国民族学的最高标准。”(14)主张以文化区体现文化的多样性，然后依据文化辐合交替观点，说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同性。
可见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研究以民族文化为其本位和主要内容。正如马凌诺斯基说：“在中国一直有着一个独立的、自发的研究文化上难题的社会学和应用人类学。”(15)
50年代成立全国民族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进行了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出版了《民族问题评丛》。1956年正式承认民族学为一独立学科。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但这一时期民族学研究中文化的意义被淡化、削弱，民族学的研究仅局限于民族史、民族理论的范围。1980年中国民族学研究会成立，然而对文化的研究仍未予以重视。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民族学几乎没有参与。编整少数民族文化资料和翻译介绍国外文化研究成果的几乎都是非民族学界、非民族学专业的作者。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没有“文化”条目；“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只作为分类标题而没有词条，全书关于文化的词条仅5个：民族文化、民族文化自治、文化人类学、文化相对论、科学的文化理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化大转型的变革中，对文化的长期忽视带给人们强烈的反思，因为一场经济变革、社会变革，首先是传统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变革，现代化进程中民族间文化冲突与协调涉猎国家和社会整体，民族文化愈益成为普遍引以关注的大课题。因而对文化的研究重新成为民族学研究的实际与本质的问题。90年代初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民族学研讨会即以传统文化与民族发展繁荣为主题，掀起民族学文化研究的浪潮，使民族学文化本位研究得以基本回归。1994年出版的《民族学与现代化》课题成果论文集，16篇论文中，以文化为主题的有11篇。宋蜀华先生在《发展民族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一文中，提出如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时，强调重视多元文化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相结合的研究，其开篇第一句即：“民族学是一门研究民族共同体及其文化的学问。”
二、民族学研究必须以民族文化为实际和本质内容
1.文化是民族的根本特征，民族文化是民族间相区别的本质所在。
民族学研究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不仅是社会意识形态及与之相应的各种制度和组织机构，而且包括物质内容，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和物质财富，包含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三个层面，是一共同体人们生活方式的总和。石川荣吉《文化人类学的课题与方法》中指出，“狭义的文化指生活中提炼的、高尚的、高度智慧的东西”，“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的一般生活方式。(16)
人类文化表现在各个特定的文化上，即表现在一些主要的人类群体的特殊的生活方式上。某一种文化与一般文化相比较，具有该群体的人们所具有的行为、思维、感情、交往等特点和选择性模式，这使他们得以和其他群体相区别。每一文化的参与者们都使用着带有自身特点的工具语言、价值观等，以保持着他们文化规范的清晰脉胳。“即文化是集团成员作为行为相通的依据的准则”。(17)
民族是人们共同体之一，是文化的载体，民族文化是整个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化的普遍性决定了它为各人类群体及其每一个人所具有，文化因素涉及民族的各个层面，因而民族本身是文化的，是文化群体，是特定的地域、生产方式、社会生活、价值观、行为规范的产物。一个民族在文化内容各个方面都有共同性，是生活方式或文化同一的集团。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说：“人类学中的‘文化’一词，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体和个人从其集团所得到的社会性遗产”。(18)
由此文化又具有民族属性和民族独特性。“民族文化是某一民族历史地形成的，表现了该民族独有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由于民族的独特生存条件所造成的。”(19)民族文化的有些成分可能是一种表明属于某个民族的标志，从而有助于把该民族的各部分合为一个民族整体。”[(20)]亦即文化的特点贯穿于其民族性中。各民族的文化构成方式不同，特征就不同；民族文化的变迁，意味着民族旧的文化模式的改变和新的文化体系的重塑；文化的分化与整合必然影响到民族文化的多元或融合及民族的分化或聚合；而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则使其各部分密切联系而运转，产生顽强的聚合力，昭示着民族的一体性。
因此，民族是文化的一种类型和特征，特定的文化又构造着特定的民族，民族文化赋予民族本质的特征。民族文化体现渗透于一民族的每一社会实践、思维、心理、行为等方式及其创造的其它一切文化中，并世代相传、发生影响，形成这一人们共同体特有的文化传统，承传其历史积淀，凝结一民族的自我认同感。文化的民族特征具有相对稳定性，特别是凝聚民族群体的价值观念、思想信仰等精神文化不易更变，因而使其载体民族具有相对稳定性。
文化的民族性，反映并表现于各民族的各个层面。如民族的价值观念与其行为方式。文化是多元的，价值观也是多元的，价值标准又决定行为规范，因而作为文化实体的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定向，及其所内在的个人行为的判断准则。某一民族的成员往往必须与该集团价值观保持一致，否则就受到排斥；同样的行为在不同民族中有不同意义。英吉利人认为抿嘴饮食得体，印第安人则认为张口大嚼才有礼貌。印度青少年携手同行意味着友谊，而美国人则会认为是同性恋。一个生长在本民族环境中的人，初到另一民族中居住时，首先得弄清在新文化环境下如何举止，才不致与其习俗相悖而遭到抵触。在逐渐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甚至部分同化于这一文化体系后，当他再回到本民族中时，他又感到新的不适应。也就是说两种文化观、价值观在其行为方式中发生了文化冲撞。正如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中说：“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个文化就如一个人的思想行为模式多少都有一致性。”
2.民族文化是民族学研究内容的来源，民族学研究从民族文化中
找到课题。
如鄂温克族猎获熊平均分，拉祜族收了粮食挨家吃。不仅反映了价值观上积累和交换意识的薄弱，也说明其社会形态上原始公社的残余。
又如一民族的婚姻制度与其生产方式相联。就几内亚西部山民卡保库巴布亚人，其经济生活主要依赖于作物种植和养猪。作物种植的主要劳力是妇女，养猪及培植大量饲料的园艺劳动，也都由妇女从事。因而，一夫多妻制不仅得到允许，且因得到鼓励而盛行。同时卡保库社会战事频繁，这便为农业生产和家庭生活中男女比例的不均衡提供了前提。
再如民族性格对其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居住于巴西和委内瑞拉的雅诺玛莫人，生性好斗，邻村间时常械斗，且成为日常生活中与种植蕉园并列的两大内容，每个村庄都随时准备疏散。而庄园经济不易搬迁，因而邻村间结成很多同盟，一个村应常投入邻村的战斗。同样由于性格好斗，村庄内部总出现争斗，流血事件，庄内村民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便不可避免。因而雅诺玛莫人虽然是种植园民族，但由于这种特殊生活方式，使其在园址的选择上，往往不是基于地理上土壤等条件，而是出于社会环境的考虑。由此民族学研究者可注意到，他们依据社会环境所作的调整，与其地域分布方式和迁徙方式的关系。
还如，对闽浙陈靖姑女神信仰的民间唱本的研究中，民族学家不是限于其内容在历史上和社区间的变化、差异及作用和意义，而是发掘到民族学应解决的问题。具体如：女神忌年18岁和24岁成为当地乡镇女子的嫁期忌年，这一地区性生活现象，波及影响到周边社区的婚姻状况。于是这二年中女子人数多少对当地人口出生率的历史影响，便成为民族学研究的问题，另外，民俗场景的教育作用提示民族学研究者：民俗教育比正规教育有吸引力的是它切合当地的人文基础。因而又给民族学提出课题：正规教育如何相应改革以使乡村教育不要成为城市教育的附庸。再者，农民信神与接受农业科技并存，宗教与科学两种思维在农人头脑中并行运作。这种社会意识形象，不仅在少数民族中，而且在汉族、甚至知识分子中大量存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者应如何作出客观的解释？
可见，民族学实质上研究的即民族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及其相互的联系、制约。文化特性是民族的根本特征和民族间相区别的本质所在；民族文化的构成变迁，分化整合影响民族内部及其与民族外部交往的模式和民族的分化融合，文化传统运载着民族的精神、物质财富，规范、维护着民族内部及其同外部交往的秩序，促使民族成员参与生存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民族文化提供民族学研究的内涵和来源，因此民族学研究必须和必然以民族文化为其本质内容。
综上所述，文化是国外民族学各学派研究的对象和核心，其内容、方法、成果、趋向愈益集中体现于文化的研究；在中国20世纪上半期成为学科的研究对象，此后断层近30年，但最终恢复了其本位地位。民族学必以民族文化研究为核心，并由此不断充实来源，壮大自己。
注释：
①施正一主编《广义民族学》1992年版，P467。
②《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辽宁出版社，1988年，P29。
③《多元文化与社会进步》辽宁出版社，1988年，P14。
④《哲学人类学》，工人出版社，1988年，P4。
⑤《苏联民族学》1987年第6期。
⑥Н·А·布季诺夫《论民族学的对象》——《民族学译文集》，中国社科院民研所1991年。
⑦《苏联民族学》杂志，1967年第4期P99—100。
⑧托卡列夫《国外民族学史》，汤正方译，P300。
⑨《民族译丛》1990年第4期。
⑩《苏联民族学》1987年第3期。
(11)С·А·阿鲁秋诺夫《论民族学对象的扩大》——《苏联民族学》，1987年第5期。
(12)徐元、赵立航译自美国《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1979年。
(13)Ю·Ц·谢苗诺夫《论民族学的对象和内部结构》——《苏联民族学》1987年第4期。
(14)岑家梧《中国民族与民族学》，载《南方杂志》第1卷3～4期。
(15)马凌诺斯基为费孝通《江村经济》一书所作序。
(16) (17) (18)李岩峰译自日本《现代文化人类学》1983年版。
(19)《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29卷P290。
(20)В·Н·科兹洛夫《民族与文化》——《苏联民族学》19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