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倩[1]2004年在《中国保险统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我国保险业恢复以来，保险业得到迅猛发展，但是作为保险公司经营技术重要组成部分的保险统计存在不少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分析现有保险统计的不足，找出一个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保险统计模式。 全文由引言和正文叁章组成。 引言部分概述了选题的意义、同类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状况、研究目标以及论文力图作出的贡献。 第一章研究保险经济及保险统计的功能、地位、作用。文中认为：保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呈现出经济越发展，保险越发达的趋势。保险经济活动的出现，为世界各国内部的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科技创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信息时代，保险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必须加强金融市场内、外部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保险统计是一门研究保险经营活动过程中的数量方面及其影响数量变化因素的科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保险统计具有信息、咨询和监督功能。它是保险经济活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职能部门，是领导决策的好帮手，是监督检查保险经济工作是否正常运转的有效工具。 第二章研究中国保险统计的现状。文中认为：与快速发展的保险行业相比，保险统计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展缓慢，保险统计的各项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表现在：现行保险统计模式落后；保险统计长期没有建立统计预警指标体系，对保险企业内外监督不力；现有保险统计指标体系不健全。 随着国家对保险企业的管理角色的转变，保险企业变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独立的法人经济实体。这就要求保险统计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保险统计模式。 第叁章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保险统计模式总体框架的思路。具体来说： 首先，要强化保险行业外部信息的采集与运用。影响保险经济发展的外部信息主要有风险因素、经济发展因素、法律因素、政策因素、利率因素等。保险统计人员必须提高自身素质尤其是对事物的敏锐洞察力，善于捕捉各种信息，为保险企业经营发展服务。 其次，要加强保险统计分析研究。保险企业内部的常规性分析包括：计划完成程度分析；保险发展速度分析；平均指标分析；统计指数与因素分析法分析；内部信息的相关分析。保险企业外部信息的统计分析一般包括相关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此外，在保险统计中进行国家、国际比较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叁，保险监管内外并举。在改革国家对保险企业监管模式的同时，转变保险企业内部疏于管理的局面，建立外部以偿付能力指标为核心、内部以KPI指标为核心的监管体系。 第四，完善充实保险统计指标。
宁方景[2]2016年在《中美医疗保障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医疗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政府所关注的领域,政府在此领域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中国于2009年开启的以“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总目标的新一轮的医疗改革;美国2010年奥巴马总统签署《平价医疗法案》,开启以实现“全民医疗保险”为目标的医疗改革。在相同的国际经济大背景下,当欧洲福利国家对社会保障制度做“减法”之时,中美两国都力图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加法”改革。本论文从历史的维度、财政的角度,对两国的医疗保障发展历史进行细致的考察和研究,追根溯源,得到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结论。本论文截取中国和美国1912—2012年一百年的医疗保障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以财政学基本理论和社会保障学基本理论作为指导,综合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中国政府以及美国政府在医疗保障领域发挥作用的历史进行追溯,总结两个国家一百年医疗保障历史的特征,然后对中美两国医疗保障进行异同比较,并通过构建差距模型进行差异化分析,最后得出本论文的结论,并提出政策性建议。论文内容由八章构成。第一章是导论部分,提出本研究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进行概述,明确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及其理论、现实意义,介绍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结构安排。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部分,分别对国内外1912—1949年中国医疗保障研究现状、1949—2012年中国医疗保障研究现状、1912—2012美国医疗保障研究现状以及中美医疗改革比较分析研究现状进行综述。第叁章至第七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其中第叁章分析1912—1949年中华民国时期的医疗保障;第四章分析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医疗保障;第五章分析1949—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保障;第六章分析美国1912—2012年医疗保障;第七章是对中美医疗保障的比较分析。第八章是论文的结论和政策性建议部分。通过比较1912—2012年中国和美国各自一百年医疗保障历史的特点,以及对中国和美国1912—2012年各自一百年的医疗保障历史进行异同比较后,论文得出以下五个结论:一、政府财力是提供良好医疗保障的必要条件1912—1949年中华民国主要因为财政能力的薄弱导致医疗保障法规与实践相悖的历史,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政权由于财力微弱只能依靠走群众路线的医疗保障历史,都说明了医疗保障的提供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水平的高低、覆盖范围的大小要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并与政府的强大财力支持密切相关。二、政府财力和政府责任兼备才能提供良好医疗保障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规模巨大的财政收入并不一定能提供良好的医疗保障,关键是要看政府能否把追求社会公正和平等作为政治责任和目标。政府的负担比例是政府责任意识的一个重要体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虽然财力微薄,但是政府却负担了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大部分,个人只需要负担20%多。改革开放以后,政府虽然财力变得相对雄厚,政府对医疗卫生总费用的负担比例却持续走低,在1978—2009年期间有17年政府的负担比例在20%以下。相对比的是,个人负担却持续走高,在1978—2009年期间有12年个人负担比例超过50%。直到2009年之后,政府再次承担起建立和谐社会的重担,国务院印发《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全民医疗保障的目标才逐步得以实现。美国的医疗保障历史也说明了同样一个问题。在美国,虽然政府提供了医疗照顾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两大公共医疗保障,并对雇主保险采取税收豁免的政策,但是在私人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医疗保障领域,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美的委托代理关系,国家的这些公共医疗福利项目的红利大部分被医疗供方所攫取。另外,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也造成了无保险人群的扩大。医疗保健所具有的独特的外部性和道德风险使得无保险人群的扩大成为美国医疗保障领域最难以忍受的顽疾。美国历届政府一直没有放弃过各种试图扩大医疗保障覆盖面和控制医疗费用的努力,但这条改革的道路历经曲折走了一百年。2010年奥巴马医疗改革是一百年来最具决定性的胜利,全民医疗保险是美国政府一百年来对此领域的私人市场最重量级的一击。因此说,只有政府在明确了其责任,并拥有足够的财力的前提下,始终认清医疗保障对社会福利提高的重要作用,才能够把医疗保障作为准公共产品充分地提供给国民。叁、中美两国政府在医疗保障百年历史中的作用是“殊途同归”中国于2009年开启的以“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总目标的新一轮的医疗改革,美国2010年以奥巴马总统签署的《平价医疗法案》为标志的以实现“全民医疗保险”为目标的医疗改革,在相同的欧洲国家做福利减法的国际大背景下,两国政府对医疗保障进行加法改革,这并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中美两国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中国所走的道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主导模式到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市场主导模式,然后回归到2009年新医改后的政府主导模式。美国所走的道路则是市场力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扩大覆盖面以及降低成本的立法和改革去约束市场,再到2010年《平价医疗法案》签署,政府终于在为向国民提供医疗保障不懈努力后取得百年来最大的成绩。四、中美医疗保障史证明了基本医疗保障必须作为准公共物品提供给所有公民的理论2009年实施中国新一轮的医疗卫生改革的最基本原则就是重塑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尤其是公共产品提供方面的作用,标志着结束了中国前20年来主要依靠市场的做法。美国2010年签署、2012年实施的《平价医疗法案》目标就是要为全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从而结束了美国从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倡导全民保险开始的一百年的曲折历史,也结束了美国医疗保障百年历史中私人市场一方称霸的局面。另外,要强调“基本”的医疗保障才是政府应该提供给全体公民的准公共产品,高层次的医疗保险待遇则应该交给市场。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所致力的医疗改革正是为国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服务。五、中国的医疗改革具有制度上的优势中国作为强调权力集中的单一制国家,相比强调权力分散的联邦制的美国,在医疗保障改革中具有制度上的优势。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医疗改革虽然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的进步,但是在改革的推行过程中所受到的阻力,绝对不像在美国一百年的医疗改革历史中所受到的阻力那么大。即便在2009年触及利益面相对较广的新一轮改革中,政府所冲击的利益相关者也主要是行政垄断背景后的利益集团,所以实际上中国新医改要“革”的是政府自己的一部分“命”,因此中国的改革需要的是政府具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而在实行联邦制的美国,政府推行医疗改革的进程要缓慢的多,这从美国推行全民医疗保险一百年失败的历史就可见一斑。美国政府在推进改革的过程是政党之间、政府与国会之间、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国会与利益集团之间等各方混战的过程。因此说,中国的医疗改革具有制度上的优势。通过对中国和美国的财政收支的差距分析、政府医疗卫生支出与医疗卫生费用的差距分析、人均医疗卫生费用的差距分析以及婴儿死亡率和期望寿命差距分析,对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医疗保障改革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一、履行政府公共职能中国政府在认清医疗保障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后,需要进一步加大医疗保障资金投入力度,真正承担起政府的责任,履行政府的公共职能。二、增加政府医疗保障支出对医疗产品需求的影响政府应该设计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和直接增加医疗保障支出,使个人享受到较好医疗服务的同时,相应减轻个人医疗费用的负担。即:在保持医疗行业发展的同时,逐步培养人们对医疗产品的消费需求,当我国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增加对医疗产品消费的更大需求。叁、加大政府医疗卫生支出中对母婴健康的投入建议政府在广大农村的医疗保障中强制推行将生育保障与医疗保险合并,使母婴得到更高水平的保障。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二孩”将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而进一步降低婴幼儿死亡率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有力保障,也是从根源上提高劳动力素质的重要举措。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一、研究范围的创新本论文对1912—2012年中国的医疗保障历史和1912—2012年美国的医疗保障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整体研究,再现中国和美国各自一百年的医疗保障历史原貌。二、研究内容的创新本论文在回溯中美两国一百年医疗保障历史的基础上,对两国医疗保障历史的特点进行比较。然后,分别对中美医疗保障在内容、医疗保险作用演变、中国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与美国的雇主保险、医疗费用以及医保覆盖面的异同进行比较。最后通过设计差距模型进行中美医疗保障差异化比较。叁、研究视角的创新从财政的视角考察百年以来政府在医疗保障领域的作用,探寻医疗保障立法和医疗保障实践相悖的根源,并由一百年的历史史实进一步印证了“基本医疗保障是准公共产品”的理论。总结出中美两国“殊途同归”的医疗保障发展路径,进一步印证了政府应该在医疗保障领域肩负主要责任。
刘红[3]2007年在《中国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评价目的决定着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和结构。本文综合分析了国际保险评级机构的指标体系、政府监管部门的指标体系,以科学地揭示保险公司综合经营状况为目的,从监管者和当事人以外的第叁方的角度出发,建立了评价我国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的指标体系。顺应保险公司的经营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保险经营管理的手段和方式也呈现高级化特征。本文从保险公司经营的财务实力、组织绩效、公司治理叁个层面对保险公司的综合经营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建立了基于上述叁个经营管理方面的指标体系。由于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集中体现了保险公司的综合经营状况,而保险公司财务实力、组织经营、以及公司治理在经营成果的实现过程中存在内在一致性,因此,本研究提出评价保险公司经营叁方面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首次以经营成果为核心将上述叁方面的指标进行整合;沿着这一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逻辑思路,力求建立起适合于我国保险公司经营的评价体系,为科学构建评价我国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的指标体系提供理论依据。随着现代企业综合评价的理论正日渐成熟和不断完善,企业评价的理论体系也日益丰富起来,评价的方法也趋于多元化。保险公司作为特殊的金融企业,其经营状况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要有科学的理论为依据,还需要合理的方法。鉴于此,本文从现代企业评价理论出发,结合中国保险公司发展的实际,分别对保险公司的财务实力、组织绩效、公司治理叁方面的评价指标进行了分析。由于上述叁方面评价指标在基础数据的使用方面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联系,因此,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上述叁个方面进行了综合,构建了保险企业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将这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于分析我国保险公司综合经营现状。从综合评价的过程来看,本文首先考察了国际和国内保险评级综合指标体系,其次分析了我国保险公司综合经营状况指标体系设立的原则。在上述理论准备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形成了综合到分析再到综合的逻辑循环。而在对各种评价方法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了极大不相关原理、主成分分析方法、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综合距离评价方法、判别分析方法、因子分析方法以及其他经济计量方法,通过比较优选,确立了我国保险公司在叁方面评价中适用的方法,构建了我国保险公司综合经营的评价模型。本文认为,在保险市场逐渐趋于成熟、保险经营管理水平逐渐提高、保险监管的体系日趋完善的环境下,我国保险公司的评价指标体系表现出明显成长性的特征。这与我国保险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相一致。这一特征也反映在我国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上:我国保险公司规模扩张、市场占有率等成长性指标相对值较高,权重也较大,而指标体系反映出保险公司经营的基础性制度以及经营合规性存在一定的缺陷,保险公司对经营管理基础性制度建设的重视程度也较低,这是我国保险管理中的薄弱之处。本文认为提高我国保险公司盈利能力,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和公司治理,是提升我国保险经营管理水平的必由之路。
单鹏[4]2015年在《中国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国际方面看,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仍处于深度调整过程中。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纷纷下调经济增长预期。从国内方面看,一方面,受金融危机和世界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中国经济也出现放缓迹象,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也连续下滑。2015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下调2015年GDP增长目标。经济下行压力大。另一方面,自1978年十一届叁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十四届叁中全会中国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启了市场化改革的大幕,先后进行了股份制改革、汇率制度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了经济发展。但限于体制和社会形势的需要,改革进行到今天,留下了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鉴于此,2013年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提出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保险行业方面看,由于发展初期、人口红利、经济拉动的高边际增长导致的高速增长势态逐渐消弱。保险业作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和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领域,如何进行自身改革以提升服务质量、促进健康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就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自1979年恢复保险业务以来,中国一直实行高度管制的保险费率定价措施。费率管制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初级发展阶段的市场稳定,但从长远看这种方式也降低了市场效率、抑制了创新活力,不利于保护和提升消费者权益,制约保险业的长远发展。因此,保险费率市场化是保险业深化改革的核心举措,也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关键。中国保险费率市场化起步晚,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对保险费率市场化进行研究,分析其理论基础,以及与保险业和经济社会的互动影响,以期对中国快速进行的费率市场化改革提供借鉴。本文从定性理论研究和现状经验研究两个路径出发,系统研究费率市场化的理论基础、实施条件、影响、国内外发展历程及经验。本文研究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首先从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国内深化改革加速和保险业市场化改革叁个方面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其次,阐述本文的研究意义,即对费率市场化改革具有现实借鉴价值,在理论上丰富费率市场化相关研究。再次,归纳总结费率市场化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这是本文写作主要的理论参照。最后,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并阐述了本文的创新点。第二部分,理论基础和相关概述。首先,界定本文的关键概念——费率市场化,认为从监管的角度看,保险费率市场化是一个动态渐进的改革过程,其目标是实现市场供求决定的费率市场化,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理顺费率监管和市场决定之间的逻辑边界。其次,对费率监管理论进行了介绍,包含费率监管的经济学解释、监管方式以及对费率监管理论的质疑。再次,阐述了费率市场化的意义与作用。最后阐述了利率市场化和费率市场化的互动关系。这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第叁部分,世界主要国家保险费率市场化进程及启示。通过文献检索、整理,详细阐述了美国、英国和日本叁个国家保险费率监管和费率市场化的进程和经验教训,尤其是对上述叁个国家车险费率市场化进行了详细介绍。最后进行对比分析,并总结其对中国费率市场化的启示。第四部分,费率市场化的实施条件和基础。本部分对发达国家保险企业自主定价能力、偿付能力约束机制以及保险产品监管进行了分析。通过发达国家费率市场化改革经验比较分析,本文认为较强的企业自主定价能力、完善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成熟的产品监管机制、健全的市场风险保障机制和完善的保险市场体系是保险费率市场化实施的基础和条件。从目前中国各项机制体系的建设来看,中国已基本满足了费率市场化的实施条件。第五部分,中国保险费率监管与市场化进程。本部分立足国内,研究中国费率监管的历史进程及现状,最后从偿付能力监管改革和产品监管改革两个方面分析中国费率市场化的进程。本部分是对中国费率市场化的具体分析,是文章后续部分提出中国费率市场化改革政策建议的基础。本文认为,当前中国费率市场化程度不高,监管方面存在监管模式单一、监管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因此,费率市场化应实现与企业自主定价能力提升、市场准入退出机制完善、监管体系健全叁者的同步。第六部分,当前中国费率市场化改革的形势分析与判断。从外部形势上分析,首先,费率市场化是金融市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利率市场化推进、迎接“大资管时代”的必然选择,同时着重阐述了费率市场化与金融市场化、互联网金融的互动关系。从内部形势上分析,费率市场必然带来市场不确定性、费率下行压力,对保险企业风险管理以及监管制度设计、监管模式转变、监管方式改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七部分,中国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从转变保险产品监管模式、加强定价基础研究、偿付能力的资本约束机制、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建立费率厘定机构、提高大数据应用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深化费率市场化改革的具体建议。第八部分,结论与展望。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和研究不足,并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费率市场化下保险产品精算定价分析和费率市场化定量研究。就研究创新而言,本文试图在以下叁个方面有所贡献：(1)结合已有研究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背景,重新定义费率市场化的概念；(2)研究费率市场化与市场经济改革、“大资管时代”、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等经济金融环境的关系,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3)对深化费率市场化改革提出了诸多创新性的意见和建议,如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费率厘定机构的必要性和建设路径；对大数据与大数法则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大数据并没有颠覆大数法则,而是现代化、更加精细化的风险定价辅助工具,丰富了此项研究的思路和空间。
吕秀萍[5]2007年在《中国保险业效率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飞速发展的保险业对促进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较好的发挥了经济“减震器”和“稳定器“的功能。但是,在全面开放、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背景下,我国保险业效率低下、保险资源浪费严重的问题正在成为制约经济和保险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障碍。因此,测评保险业效率水平,研究保险效率的制约因素,寻求提高保险业效率的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较为系统地疏理了效率理论,明确界定了保险效率的概念和研究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搜集大量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贡献率方法分别测评了我国保险业的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发现我国保险业微观效率较低且有下滑趋势,宏观效率也较低但是提高速度相对较快。进一步研究发现,宏观经济环境、保险产业结构、保险业发展的时间长短、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保险公司的不诚信行为以及消费者的保险意识等,都是影响保险业效率的主要因素;同时,针对保险公司内部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员素质、保险公司的经营能力、偿付比率和管理费用等也是影响保险业效率的重要因素。保险体系稳定和保险业效率是个矛盾的统一体,本文分析表明,我国保险体系正处于低效率和不稳定并存的不良状态之中,如何在稳定中实现高效率发展将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我们认为,转变保险经营模式、建立垄断竞争型的保险市场结构、加大保险创新力度、推动保险业并购活动、改善保险投资环境、调整保险监管以及加大保险业基础性建设等,是提高我国保险业效率的主要途径。本论文在研究过程中,始终站在保险功能的角度上,重新构建了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得出与其他相关研究者有所不同的结论,是对我国保险业效率研究的一次探索性尝试。
万磊霞[6]2008年在《中国寿险公司效率研究》文中指出效率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对保险业而言,效率是保险公司对其资源的有效配置,是保险公司市场竞争能力、投入产出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总称。我国保险业效率状况成为保险监管部门、业界和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提高效率也充分体现在“做大做强保险业”的发展目标之中。在保险市场对外全面开放之后,“做强”不仅对于提升民族保险业的实力和竞争力而且对于中国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都极为重要。为此,探讨和比较各类保险公司在近年来的效率状况,找到影响效率的因素并提出改进的途径是非常必要的。本文以经济学和现代金融学理论为指导,运用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有关方法及专业软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研究中国寿险公司效率问题,为提升中国寿险公司效率提供政策建议和管理措施。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阐述效率及其测度方法,主要包括效率的定义、西方效率理论、效率的内涵、保险公司效率,并详细介绍了效率测度的非参数方法数据包络方法(DEA)和效率测度的参数方法随机前沿方法(SFA)以及效率测度的函数形式。第二章在借鉴国内、国外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保费收入、投资收益作为产出变量,实收资本、经营费用作为投入变量,测算我国2005年、2006年寿险公司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第叁章从DEA方法相关实证结果、DEA方法与SFA方法实证结果二个方面对相关的实证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第四章采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研究我国入世后,寿险公司效率的变化情况。第五章从影响寿险公司效率的外生因素、内生因素的角度分析影响寿险公司效率的主要因素。第六章根据前几章的分析,提出从增加保费收入的途径、增加投资收益的途径、减少经营费用的途径、提高公司规模效率的途径这四个方面分析如何提升我国寿险公司的效率。本文较新颖之处在于:1、笔者认为,如果将考察年度内开业不满一年的寿险公司列入考察范围,将低估该寿险公司的效率;在我国保险业尚未全面开放前,中资、合资、外资寿险公司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合资及外资寿险公司有地域以及经营范围的限制),将它们放在同一个前沿面进行比较亦将低估该寿险公司的效率。因此,笔者只选取2005年(2005年前开业的寿险公司)、2006年(2006年前开业的寿险公司)的数据,对中资、合资、外资寿险公司的效率进行横向比较。这样对各寿险公司的效率的比较更客观公正。2、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缺乏对保险公司效率的各类测算方法结果的比较研究。本文使用DEA方法与SFA方法测度寿险公司经营效率,并对二种方法测算出的效率值以及公司排名进行比较分析。3、使用平减后的数据,计算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研究入世后,我国寿险公司效率的变化情况。4、从影响寿险公司效率的外生因素、内生因素的角度,分析影响寿险公司经营效率的主要因素。在研究中,使用Tobit模型实证检验竞争对我国寿险公司技术效率的影响;使用Panel Tobit模型研究影响我国寿险公司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因素。
张云霞[7]2011年在《当前中国财产保险业经营绩效和效率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保险是一种分担风险的方法具有补偿职能、投融资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它在稳定经济生活,为社会提供安全保障；缓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的正常运转；推动科技创新,为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风险保障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财产保险业自1980年开始恢复经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国内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绩效是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总结,它是一个价值的概念,常表现为企业的盈利能力、偿付能力、运营能力和发展能力等方面的综合。效率是生产的概念,考察的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绩效作为对生产经营活动的总结,其度量离不开投入和产出,没有最好的效率就不会有最好的绩效。通常情况下,效率作为绩效的内部推动因素,只有高效率支撑的绩效才是稳固的,才能长久不衰。随着中国保险市场的全面开放,外资公司纷纷进入我国,国内财产保险公司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因此,绩效和效率成为各财险公司不可回避的问题。研究绩效和效率不仅可以清楚认识当前财产保险业的实际经营状况,而且还可以针对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为最终提高综合竞争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综合运用保险学、财务会计学等知识,利用统计学、运筹学和计量经济学等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选择了44家财产保险公司作为样本,综合考虑公司的盈利能力、运营能力、偿付能力、发展能力等选择了16个指标,选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测量了样本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选择实收资本、职工人数、费用为投入变量,保费收入和投资收益为产出变量,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量其效率；并对比分析了全国性与区域性财险公司、中资和外资公司的经营绩效和效率；最后使用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来判断当前财产保险业经营绩效与效率的的实证关系。通过对经营绩效的研究表明,各样本财险公司在盈利能力、运营能力、成长能力、偿付能力等发展不均衡,甚至相差很大。全国性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优于区域性财产保险公司,在盈利能力、资金运用能力、业务发展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上两者无明显差别；但前者比后者有更好运营能力和偿付能力；后者比前者有更好地成长能力。中资财产保险公司的总体经营绩效好于外资财产保险公司。两者在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资金运用能力、业务发展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上并无显着差别,但中资公司比外资公司有更好的运营能力和偿付能力。通过对经营效率的研究发现,当前财产保险业的技术效率不高,主要原因主要是公司内部管理能力、产品开发与创新能力等低下造成的纯技术效率低下所致,缺乏效率的公司大多存在投资收益不足的现象。全国性财险公司与区域性财险公司在纯技术效率上并无显着差别,但前者比后者更具有规模效率,因此全国性公司比区域性公司具有更高的技术效率。中资与外资财险公司的纯技术效率无显着差别,但外资公司的规模效率显着低于中资公司,因此,外资公司的技术效率低于中资公司。绩效与效率的实证关系表明中资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绩效与纯技术效率有关,与规模效率无关,而外资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绩效与规模效率有关,与纯技术效率无关。针对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如处于规模报酬递减区间的公司应尽量控制规模,所有公司都应该坚持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优化保险资金的运用方式,提高投资收益,并注意平衡发展等。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使用多指标的综合评价法—因子分析,对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进行综合评价,避免了单一指标的片面性。在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计算各公司的效率时,不仅算出了各公司的效率值,而且还为缺乏效率公司提供了效率改进的方向和大小。由于客观原因,本文的主要不足之处是使用的数据时间区间短,看不出各财险公司的经营绩效和经营效率的发展变化趋势。特别是测量效率对绩效的影响程度有多大时,仅用一年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可能不甚准确。
王丹[8]2007年在《中国保险业利用外资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取得了巨大成就。截至2005年底，我国累计协议利用外资金额为13248.6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6619.93亿美元。这些外资不仅弥补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建设资金的不足的问题，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随着外资的不断进入，外商投资的领域不断扩大，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重点己明显转向服务业。本文仅就我国保险业利用外资的问题进行研究。在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保险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保费收入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呈现稳步增长的势头。我国加入WTO之后，中国保险市场13亿的人口规模、迅速增长的保险需求以及越来越高的开放程度，对于正在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的国际保险巨头们来说，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显然难以抗拒。众多世界着名保险公司纷纷进入我国保险市场，通过设立在华独资或合资企业，向已设立的在华机构增资，或参股内地保险机构，国际保险资本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就在中国入世的当天，包括纽约人寿在内的叁家外资保险公司就从中国保监会手中取走了合资寿险公司的营业执照。据中国保监会统计，截至2004年末，在我国设立的外资保险公司(包括中外合资和独资保险公司)已达41家，外资保险机构代表处为188家。这些外资保险机构分别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并在数量上已超过中资保险公司。本文首先分析的是我国保险业利用外资的必要性。通过揭示我国保险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外资保险公司的优势，指出利用外资保险的必要性；同时，总结利用外资保险将给我国保险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从而进一步强调了保险业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其次，对我国保险业利用外资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研究。通过广泛收集数据，分类别地对外资寿险公司和外资财险公司的经营情况进行了披露。在分析外资保险公司经营现状的基础上，概括出了我国保险业利用外资的四大特点。然后是对我国保险业利用外资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国际保险业的发展需求，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国内保险业的市场竞争格局以及我国政府对保险业利用外资的政策支持都为我国保险业利用外资提供了良好的内外部条件；关于我国保险业利用外资可行性的实证分析和成功的实践经验都告诉我们，保险业利用外资是可行的。最后，针对我国保险业在利用外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者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张大龙[9]2010年在《中国商业保险深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商业保险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与保险发达国家相比,当前中国保险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在金融体系中仍然存在着“强银行、弱保险”的格局。近年来,我国商业保险行业在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仍然存在着增长速度不稳定、结构不平衡和效率低下的问题,即中国面临着商业保险深化程度不足的问题。建设和谐社会,要求商业保险行业在总量保持平稳增长的同时,不断优化保险结构、提高保险效率,实现保险行业的持续发展;要求保险业充分发挥其自身功能,保障与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因此,对作为广义金融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保险深化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建立起一个包括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和对策建议在内的分析框架,对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历史、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研究当前保险深化存在问题的原因,并从国外保险深化的过程之中寻找有益启示,从而获得破解问题的对策。首先,本文提出了保险深化的研究范畴,对其内涵进行了界定,对商业保险深化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商业保险深化的理论基础。本文认为,保险深化是指通过放开对保险业不必要的行政管制,不断推进保险业的市场化改革与发展,以有效的监管保证保险行业的健康运行,实现保险业与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发展。因此,它应该包括如下主要内涵:保险深化的手段是放开对保险业不必要的行政管制,但保险深化并非简单的保险自由化,有效的行业监管是保险业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保险深化的过程是从保险抑制走向保险深化,这一过程应该也必然是渐进的;保险深化的直接目的是促进保险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根本目的是实现保险行业与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发展。本文提出,保险行业的整体发展战略、保险法律和监管制度,保险机构的产权制度,以及其他非正式制度(如意识形态、保险观念)等构成的保险制度体系,是保险深化的决定因素。中国保险深化的过程,是由保险制度变迁决定的,因此中国商业保险深化之中面临的问题,也可以从制度因素进行解析。其次,本文对美国、日本、德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保险深化的制度模式进行了考察,从中总结对我国商业保险深化有益的启示。第叁,本文对我国商业保险深化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剖析我国商业保险深化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本文回顾我国商业保险的发展历程,综合运用多元统计和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商业保险的总量、结构、效率等方面对我国商业保险深化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商业保险在总量增长上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在结构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保险效率仍然不高,从而反映出我国尚处于保险深化的发展阶段,还面临着一系列有待提高和改进的课题。对我国商业保险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表明,我国商业保险深化对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增加就业都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从而进一步体现出推进商业保险深化的重要意义。第四,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构建了一个动态博弈模型对我国商业保险深化的制度模式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重要结论:我国保险制度变迁的动因是政府和企业各自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保险制度变迁的机理是企业按照政府对产权制度的界定来制定反应策略,政府则通过多回合的博弈来掌握企业的行为特征,并参考企业反映策略制定新的产权制度,从而实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激励相容,并实现多种产权形式的效用最大化;保险制度变迁的路径表现为通过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不断博弈,企业自下而上提出要求,政府自上而下强制推动来实现制度变迁。整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体现出了国有产权渐次退出,其他产权形式不断扩大的特征。第五,本文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对我国商业保险制度变迁对保险深化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制度体系不完善是导致我国商业保险深化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的基本原因。最后,本文借鉴国外经验,对如何完善制度体系,推进商业保险深化提出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第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保险深化范畴,在基础理论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本文在商业保险基础理论、金融结构与金融深化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保险深化理论,包括保险深化的内涵界定、商业保险深化的决定因素两个方面。第二,综合使用多元统计分析、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中国商业保险深化的历程、现状进行实证分析,从中揭示中国商业保险深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实证分析在指标的选用和方法的使用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第叁,构建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商业保险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对于保险行业发展的影响,从制度变迁视角对中国商业保险深化中存在问题的成因进行解析,对保险制度变迁基本理论的完善具有一定的意义。论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尚存在不足:在论文框架之外仍有许多重要的问题,如商业保险的国际业务与监管、农村商业保险的发展、商业保险市场创新、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协调发展等方面,本文限于研究视角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这些不足将作为笔者重点关注的问题,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张奎[10]2004年在《我国保险业发展规律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的目的在于分析我国保险业发展的规律，主要分析我国保险业的发展状况及国际比较，保险业市场结构的演变规律，以及保险有效需求的规律以及保险业与社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定量分析保险有效需求影响因素对保险有效需求的影响大小，社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作用大小，这些作用大小与世界主要国家作用大小的比较，最后是对我国保险业的增长分析和预测。 分析我国保险业发展规律的结论是： 1．我国保险业自1980年恢复，从零开始经过24年的发展，保险业规模总量、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都实现了高速增长，保险业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日趋密切，初步发挥了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保驾护航的作用，同时对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提升全社会风险意识和回避风险的能力、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2．我国保险业在世界范围对比来看，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处于发展的原始积累阶段，无论保险业规模总量、保险业和保险公司的竞争力都不足以与世界发达国家的保险业抗衡。 3．我国保险业市场集中度不断降低，市场结构不断优化，由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演变到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但市场集中度仍然较高，保险市场有效竞争不足，保险业市场绩效偏低。 4．社会和国民经济对保险业的影响比较显着，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居民储蓄存款、城镇人口比重、赡养率、人口受教育程度等对保险有效需求、对保险业发展有显着影响；从保险有效供给的角度，保险业的综合指标市场集中度HI指数对保险有效供给有着显着影响。 5．社会和国民经济发展对保险业发展的边际影响和贡献率处于世界中等偏低的水平，说明我国社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保险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渠道不畅，反映保险业的发展环境亟待改善和优化。 6．我国保险业的增长潜力巨大。 因此，实现保险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键在于畅通社会和国民经济对保险业发展的作用渠道，优化和改善保险业发展的各种环境，提升保险业的市场绩效和保险公司的竞争力及保险的有效供给能力，促进潜在保险需求向现实保险有效需求转变，发展战略实现“数量扩张的粗放经营”到“质量提升与数量扩张并重的集约经营”转变。
参考文献：
[1]. 中国保险统计问题研究[D]. 肖倩. 武汉大学. 2004
[2]. 中美医疗保障史研究[D]. 宁方景. 中央财经大学. 2016
[3]. 中国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研究[D]. 刘红. 上海交通大学. 2007
[4]. 中国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研究[D]. 单鹏. 东北财经大学. 2015
[5]. 中国保险业效率研究[D]. 吕秀萍. 天津财经大学. 2007
[6]. 中国寿险公司效率研究[D]. 万磊霞. 厦门大学. 2008
[7]. 当前中国财产保险业经营绩效和效率的实证研究[D]. 张云霞. 东北财经大学. 2011
[8]. 中国保险业利用外资问题研究[D]. 王丹. 四川大学. 2007
[9]. 中国商业保险深化研究[D]. 张大龙. 吉林大学. 2010
[10]. 我国保险业发展规律的分析[D]. 张奎. 武汉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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