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军事民主与长春和平解放
●夏明星 赵国强
军事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思想在人民军队军事工作中的具体运用。1948年4月起，为推进东北解放战争进程，中国共产党内大开军事民主之门，上下左右斟酌损益，最终促成长春和平解放。
毛泽东意在锦州 林罗刘盯上长春
1948年初，东北解放战场自此前冬季攻势之后，国共两军此消彼长。国民党军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而且被从北至南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地区。蒋介石对东北局势深感忧虑，一度考虑断然放弃长春、沈阳，两地合兵一处，南下打通北宁线（今北京至沈阳段铁路），集中兵力于锦州地区，伺机转用于华北战场。可是，他又顾虑从长、沈撤军，会在军事上、政治上带来不良影响，一时举棋不定。1948年1月，卫立煌接任东北“剿总”总司令，他力主固守沈阳，认为东北主力如从长、沈南撤，大有可能被解放军消灭于运动中，因而不可轻举妄动。蒋介石及其统帅部认为不无道理，且一厢情愿地认为：维持东北目前态势，可以箝制东北共军推迟入关，有利于维持关内局势，因而同意卫立煌暂保东北现状。为暂保东北现状，蒋介石采取了“重点防御”战略方针，确立了“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线”的指导方针，并进行如下的兵力部署：以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率第八、第九两个兵团约30万人，防守沈阳地区；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率两个军约10万人，防守长春地区；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第六兵团约15万人，防守锦州地区。不过，在蒋氏防御指导方针中不忘“相机打通北宁线”一语，可见他仍未放弃战局恶化时撤出东北的念头。
对于蒋介石的小心思，毛泽东早就看透。1948年2月7日，他在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中，指出：“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缘故。……如果你们再有几次大胜仗，……南线我军又有积极行动，蒋军从东北撤退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其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点。……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在这份电报中，他还特别询问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新、义县、兴城、绥中、山海关等锦州以北、以西地区，对于应付国民党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言外之意，已经有控制锦州、山海关一线，隔绝关内关外国民党军联系之设想。
可是，尽管毛泽东密切关注锦州方向，有意关门打狗，但林彪却认为“锦州方向无仗可打”，准备先打长春。当时，东北野战军主力9个纵队位于长春、沈阳间，另有2个纵队位于沈阳、锦州间，只有1个纵队位于锦州、山海关间。理论上讲，主力挥师北上就近打长春，比起劳师袭远南下打锦州，实是较有胜算。1948年4月13日，为便于长春攻城前线指挥及锦州方向牵制作战，东北野战军决定成立两个前线指挥所：一个是第一前线指挥所，负责直接指挥对长春先围后打，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委；一个是第二前线指挥所，负责直接指挥北宁线方向作战，全力牵制沈阳之敌。
4月18日，东北野战军将攻打长春的作战计划报给中央军委。计划6月15日左右拿下长春。
日军侵占东北期间，在长春修筑了大量坚固的永久性建筑，并在长春各要点筑有碉堡、坑道、交通壕、瞭望台，将长春城建成了一座战时大堡垒。1946年5月，国民党军控制长春后，又大兴土木，增修永久性、半永久性明碉暗堡150多个，从而形成了要塞式防御体系。长春城内，守城主将是蒋介石嫡系将领、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所部10万多人。其中，新七军是蒋介石嫡系部队，有所谓“王牌军”之称。面对如此坚城，如此重兵，强攻实是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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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这份作战计划强调过的种种“困难”不以为然，对于同意“先打长春”多少有点勉强，毫不掩饰对他们早日“南下作战”的希望。
第一步外围作战之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发现，部队对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攻坚作战在战术技术上存在不少问题。因此判断，目前就实施第二步攻打长春，成数小，须从长计议。
第一步作战不理想 下一步作战大变样
在实行坚决的军事打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同时，围城部队又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6月28日，围城指挥所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肖华在会上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口号。会议指出，我军必须利用敌人内部种种矛盾，强化政治攻势，达到削弱敌人的斗志，瓦解敌人的战斗力，最后一战解放长春的目的。
总有一些细枝末节的痕迹还在不经意间、不动声色地带我穿越时空，回到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亦无法将切封存，记忆不是固然存在的物，它是叶片中的风，是指尖的沙，总有些缝隙任由它自由穿梭。它终究无法打断时间的腿让它停下来，那些回不去的光阴流年终究会离我远去，但我永远记得有一个你在我的那段时光里。关于那段时光，直都被我安放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那年，那些栀子花般纯洁的过往，是关于青春最浪漫最陆美的画面，我将永远珍藏。那些曾经，其实早就在我心底生根发芽，成为不可替代的永恒。
基于此，本文不赞同那种仅仅侧重于“行为的组织性”而理解有组织犯罪的观点(即只要复数行为人有组织地实施了犯罪，就应当认为是有组织犯罪，而不论这些行为人是否形成了一定的组织)。［2］这种观点必然导致有组织犯罪概念外延的扩张;相反，如果基于“成员的组织性”而理解有组织犯罪，则其外延会大大限缩。此外，有组织犯罪既然已经从犯罪学的概念上升为法律概念，那么，一国有组织犯罪概念的外延就应当紧密结合该国立法的规定进行界定。据此，在我国大陆法律语境下，有组织犯罪应当包含普通犯罪集团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黑社会组织犯罪。
4月22日，毛泽东复电，一方面原则同意先打长春，一方面又不厌其烦地强调：“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注：山海关至锦州段铁路）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5月24日，萧劲光、萧华直接指挥第一、第六纵队和2个独立师，开始肃清长春外围作战，是为试打长春。为了对空实行封锁，打断守军空中增援和南撤道路，出击部队向长春西郊最大的飞机场——大房身机场发动了猛烈进攻，全歼了机场守军，破坏了飞机跑道。不过，肃清外围作战，没有实现大量歼敌于外围、大大消弱守军的设想，而且出击部队伤亡不小。
截至5月23日，萧劲光、萧华领导东北野战军第一前方指挥所，受命指挥第一、第六两个纵队和7个独立师，对长春守敌形成战略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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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军不惜伤亡，以两个月时间夺取长春，你们估计是否有此可能，局势将会怎样。
6月1日当天，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复电，如实相告：“尚无把握。”
6月3日，朱德电呈毛泽东关于攻打长春的意见，认为长春还是可能打下的条件多：一、敌人正规军不到6万；二、援军很远，我军可以打援，即围城打援亦有利；三、敌守孤城，粮、弹、人的补充均靠飞机，不能持久；四、我军兵力优势，后方接济便利，部队有相当攻坚经验，有相当的家务（指炮弹、弹药）；五、攻坚即强攻，打城军不在多，以2至3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攻城，以7至8个纵队准备打援；六、攻城必须先有计划，必须要用攻城战术，一步一步地进攻，决不可性急。准备两三个月打下，也算是快的；七、再一种攻法是长围，在一定的圈子内，围死他，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八、这两种攻城战术，强攻与长围，如有家务，可采取第一种。打久了第二种也出现了。如家务不大，攻一城将炮弹、炸药耗尽，一时难补充，则不如打野战。打长春，要看家务大小来决定。
毛泽东认为朱德言之有理。6月3日，他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请对朱总司令所提意见中下列各项给以回答：一、以两个或三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攻城，以七个至八个纵队准备打援是否可能。二、两种打法是否可能：甲、能强攻则用强攻办法；乙、不能强攻，即攻占一半或三分之一之后，改用长围构筑坚阵，以一部围困该敌，主力休整待机。三、你们弹药方面是否经得一次大消耗。
6月5日，根据自身家务，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就东北野战军下一步作战行动提出3个方案电呈中央军委，并建议采取第三方案：再用2至4个月时间，对长春实行较长时间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志在打下长春，不过下一步作战从原计划直接攻城变为先围城打援再攻城，作战时间则从原计划半个月延长到至少2个月、多则4个月！
1946年6月，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在长春外围运动，包围驻长春敌军。
对长春进行久困长围
纵然对先打长春有点遗憾，纵然对推迟强攻不以为然，毛泽东还是尊重前线指挥员建议。6月7日，他复电，基本上同意第三方案，还主动提出“用3个月至4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条分缕析，面面俱到，近乎长春战役计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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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为了部署围困长春事宜，东北野战军在吉林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罗荣桓主持会议。在会议报告中，罗荣桓坦诚相告：我们为什么现在又决定不打长春？因为外围战斗没有打好，才消灭了敌人6000多人。今天我们夺取大城市，有些条件是不够的，“兵力上要三倍甚至四五倍，要有很好的供应线，要有许多炮和炮弹，要有一定的技术条件，而这些条件我们是不够的。因此，对付大城市，要采取久困长围的办法。”（见《罗荣桓军事文选》）报告中，他豪情满怀地说：“中央同意我们围困长春的方法，练兵两个月后再打。……因此决定，第一步是围困长春，大部分主力练兵，在秋收前一定要拿下来，解决长春问题。”
吉林会议决定，对付长春守敌，采取“久困长围，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攻势，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并提出要发布“断绝敌人粮柴，禁止行人出入”的命令。
根据吉林会议精神，东北野战军第一前线指挥所改称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萧劲光、萧华等当即发布命令：“为保卫攻击长春的战略任务，决定对长春进行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围困。总的任务是：断绝敌人粮柴，禁止行人进出，控制机场，不使敌人空运，扰乱敌机空投，并积极歼灭出扰敌人，寻夺敌之弱点，逐步压缩敌人，完成攻城战场之各项准备。”
为指挥及时、便利，萧劲光等决定，以长春东北伊通河及长春西南孟家屯火车站为分界线，将围城部队分为东西两个地区队：独六、独八、独九师为东地区队，第六纵队第十八师为其机动部队，统受围城指挥所直接指挥；独七、独十师为西地区队，第十二纵两个师为其机动部队，统受第十二纵队首长直接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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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起，所有围城部队都进入指定位置，把长春围得水泄不通，正式开始封锁围困。这时，围城的目的还是为了攻打。一是准备打敌人的突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二是准备将敌围困到山穷水尽之时，再行强攻。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则位于长春、沈阳间铁路两侧，准备歼击由沈阳北援之敌。
守军敌人日感固守孤城等于坐以待毙，遂开始做一些试探性突围，有几次还有相当的规模。7月6日拂晓，守军出动5个团，兵分3路，向围城部队西南、正南、东南阵地出击，西南方向孟家屯火车站附近交战最为激烈。这一带由于紧靠铁路线，萧劲光等估计敌人从此处突围的可能性最大，因而也做了重点防守。双方激战至下午1时，围城部队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共毙伤俘敌1000多人，这是敌人最大的一次突围。此外，敌人还组织了几次中等的试探性突围，均被围城部队打退。
围困长春，除了严峻的军事斗争以外，最尖锐和直接的斗争还表现在经济斗争上。实行经济封锁，是围困长春的一项重要任务。围城部队在通往长春的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禁止粮食、蔬菜、燃料等一切生活资料和牛、马入城，严禁一切走私分子入城，重点实行粮食封锁。一开始，敌长春警备司令、新七军军长李鸿还安慰部下说：“没有关系，没柴烧拆房子，没粮吃有空投。”根据美军“专家”分析，空投粮食要20架飞机，每天飞行2次，才能供上长春的需要。可是，围城期间，最多时每天只有12架飞机，以后每天三四架，再以后每周三四架，阴雨天自然就难以为继了。因此，空投粮食只能是杯水车薪。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只有加倍搜刮长春市50万无辜居民，他们组织了军政警合一的“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将城内的粮食、包括麸子、糠秕、豆粉等，都搜刮殆尽。由于粮食奇缺，城内的粮价飞涨。后来，粮价再涨，粮市上已无粮食可卖，有价无市了。
为了减轻城内缺粮压力，守军还将骨瘦如柴的长春市民成群结队地驱赶出来。
围城指挥部决定设立难民处理委员会，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大大小小的难民收容所数十个，有计划地收容难民、疏散难民。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4000吨救济粮、6亿元救济金及5万斤食盐。
毛泽东时刻关注着长春攻坚。6月1日，他致电询问战况。这份电报结尾，他多少表露了坚决打下长春的态度：
会后，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攻势迅速在部队中展开：广泛的阵地喊话，散发宣传品，打宣传弹，在护城河内放宣传木船将宣传品送到守军阵地上等；有的缝制慰问袋，内装宣传品，开展过节送礼活动；还有的采取给敌人送饭，请敌人过来吃饭，将食品和宣传品同时送给敌人……
不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严重低估了长春攻坚的难度。
长春附近人民从切身的体验中，深深痛恨国民党军，深深热爱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他们纷纷组织起来，配合人民解放军封锁长春。
教材的结构性是指教材内容展开要有层次，要符合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知识点之间要密切联系．譬如，布鲁纳曾言，教学不是教知识，而是教知识的结构[12]，美国数学委员会在其《呼唤变革：关于数学教师的数学修养的建议书》中特别提议未来所有的数学老师都要了解数学的来龙去脉的知识，并获得对数学中许多重要概念的更深入的理解[13]．教材的结构体系不仅影响学生学到了什么知识，还对学生是否能够构建具有数学文化内涵的知识结构产生影响，这样的结构靠学习碎片化的知识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建立在学习者对相关知识及其境脉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因此，编写教材时必须对知识的结构体系慎重把握[14]．一般而
攻击长春把握不大提早向南作战改攻锦州
到7月下旬，近1个月下来，在围城部队军事打击、经济封锁、政治瓦解下，长春守军虽度日如年，但除了几股土匪武装及敌暂编第五十六师一部仅90多人有组织投诚反正外，其余都系个别人或小股逃来，整体仍然未见崩溃迹象。同时，卫立煌深知解放军围城打援的厉害，始终不从沈阳出兵北援长春。东北野战军数十万大军无援可打，置于无用武之地，断然攻打长春，又把握不大。7月20日、22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两次电呈中央军委：经重新讨论行动计划后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攻击长春；如华北敌人确实空虚，则我军南下与晋察冀配合作战，有全部歼灭敌人，夺取天津、北平的重大可能；同时，亦必引起长春、沈阳敌人撤退，有解放东北的可能。
1946年，困守长春的国民党军营房。
打下长春计划再度改变，毛泽东不无失望，但他只是督促早日南下作战，并重申自己的先见之明：“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
在本单元乐理模块的课程中，菲伯尔先生采用“天气变化”的形象手法引导学生体会大调与小调之间调性、色彩及情绪上的变化。在本单元的学习中，教师可选择一首学生熟悉的作品，如儿歌《小星星》，分别在C大调及c小调上进行演奏，该曲的和声很简单，采用Ⅰ、Ⅳ和Ⅴ和弦即可，弹奏c小调时，需将C大调中的Ⅰ、Ⅳ和弦里的三音降低半音，右手的旋律音也需作此变化，特别要注意的是，由于Ⅴ和弦在和声小调中升高七级音，性质仍为大三和弦，因此不需在三音上做任何改变。因此《小星星》原旋律中的La变为降La，Mi变为降Mi，引导学生听到如此的变化，感受调性变化中丰富的色彩感及其独特的魅力（见例4）。
8月底，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并将围城指挥所改称第一兵团，萧劲光、萧华任职不变，指挥第十二纵队及6个独立师、1个炮兵团和内蒙古骑兵第二师，继续围困长春。此时，围困长春之敌，不是为了攻打，而是让卫立煌难下弃长春守军不顾而南逃的决心；同时，第一兵团围城部队的存在，让卫立煌不敢倾巢而出援助锦州方向；当然，也有继续饥敌疲敌，不战而下长春的考虑。
③徐俯《卜算子》(胸中千种愁)：双调45字，上阕4句2仄韵，下阕4句3仄韵。句式：5575。55733。
9月12日，东北野战军攻打锦州外围作战打响，辽沈战役随即开始。随着锦州方向战况激烈，第十二纵队南下作战，另有5个独立师投入长春围城，第一兵团指挥的总兵力有9个师的规模，继续对沈阳保持压力。
上述“胸椎压缩性骨折”在精细化管理系统的分析中被确定为“经济经营类”病种。封国生介绍，医院将病种类型主要划分为学术发展类、绩效指标类、经济经营类三大类，如器官移植等成本较高的病种，核算出来可能是赔钱的，但相关病种的难度高、科学价值高，称之为“学术发展类”；有些病种虽然难度不高，但效益好，称之为“绩效指标类”。
在此期间，萧劲光、萧华指挥第一兵团所部继续对长春守军保持压制。8月初，新七军第三十八师每周只能偶尔吃一顿大米饭，第六十军第一八二师只能用1/3高粮米掺大豆吃，另外4个正规师都只发粮代金，由各连自己去买。9月底，守军不是饥不择食，而是无食可择！至9月底，围城部队共接收投诚官兵13700多人，其中新七军3700多人，第六十军3800多人。
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瓦解敌军工作的同时，在另一条战线——即在敌军内部，尤其是对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等上层军官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
为加强策动第六十军起义的工作，东北局还委派海城起义的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前往围城前线。潘朔端利用滇军同袍关系给曾泽生写信，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工干部刘浩也化妆秘密进城做曾泽生的工作。曾泽生思想产生了动摇。
10月2日22时，密切关注长春守敌动向的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担心攻打锦州会遭到锦西、葫芦岛之敌侧击，电呈毛泽东表示考虑回头三打长春。显然，如果回头打长春，长春解放就不是和平方式了！10月3日9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很快自感不妥，主动电呈“仍攻锦州”。
可是，在收到这一改变念头的电报之前，10月3日17时，毛泽东复电到了，切责他们有此念头“是很不妥当的”，公开批评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两打长春不力：
Black Friday really started catching on in the 1980s and 1990s pushed by the growth of big box stores.
在5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2个月前（即7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
2小时之后——10月3日19时，毛泽东又电示，重申反对回师攻打长春：
鄂东古城蕲州镇东，有一绿林掩映的村舍，名曰油铺。相传明末清初朱姓皇族为避清军杀戮，改名换姓逃难至此安家落户，屈指算来已历两百多个春秋。
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假定你们改变方针打下了长春，你们下一步还是要打两锦（注：锦州、锦西），那时，第一，两锦敌军不但决不会减少，还可能增加一部，这样，将增加你们打两锦的困难；第二，目前沈阳之敌因为有长春存在，不敢将长春置之不顾而专力援锦，你们可利用长春敌人的存在，在目前10天至20天时间（这个时间很重要），牵制全部至少一部分沈阳之敌。如你们先打下长春，下一步打两锦时，不但两锦情况变得较现在更难打些，而且沈（阳）敌可以倾巢援锦，对于你们攻锦及打援的威胁将较现时为大。……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收到“仍攻锦州”的电报，毛泽东高兴回电：“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你们如果真的回头攻长春，你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就拿突围一点来说，目前该敌突围愈迟愈有利，不突围更有利。”
1946年10月，市民走上街头欢庆长春解放。
长春守军起义投诚走向光明
10月15日18时，锦州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促使东北战局迅速发展。锦州失守当天，蒋介石在长春空投手令，要郑洞国立即突围，并以“如再迟延有失机宜，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到严厉之军纪裁判”相威胁。蒋介石的虚言恫吓，也加速促成了第六十军的起义。
10月16日夜间，曾泽生派专人携带蒋介石15日的空投突围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出城，作为曾泽生的正式代表，与第一兵团首长商定起义的具体计划。17日午夜12时，按照预定计划，接防部队悄然进城，第六十军同时撤出城外，开往九台休整。天一亮，纵贯长春南北的中山大街以东地区便成了解放军的天下。第六十军起义后，郑洞国的后院起火，长春守敌更是人心惶惶，朝不保夕。
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考虑，郑洞国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又是黄埔一期生，所率是蒋军嫡系部队，又占据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大城市，如能争取其起义，对全国各大战场的蒋军官兵都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有很大的意义。于是，10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致信郑洞国，为自己当年的黄埔学生指明出路，要他学习曾泽生走向光明：“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起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
郑洞国接信之后深有感触，但又拉不下所谓黄埔军人的面子。然而，防守长春西半部的新七军却已土崩瓦解了，从上而下都要求放下武器。18日，新七军派代表与第一兵团洽降，达成了协议。19日上午10时，按照预定方案，解放军接收了长春市西半部。至此时，长春市实际上已全部解放，只有郑洞国与其卫队还占据着中央银行大楼。从当时的情况看，要以武力攻占这栋大楼易如反掌。但为什么没有用武力解决呢？一是为了给郑洞国一个最后投诚的机会，避免生灵涂炭，对起义投诚的部队也是一个教育；二是照顾郑洞国的部下的良苦用心——使郑洞国能“体面地投降”，其部下对我方代表提出以大楼为据点，“抵抗”一二日后再降，要求我方发表“负伤被俘”的消息。
21日晨4时，郑洞国的卫队从中央银行内向天鸣枪。不一会，枪声停止，敌人打出白旗，郑洞国率部投诚，长春最后一座敌据点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通过发扬军事民主，采取“久困长围”方针，最终兵未血刃地和平解放了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