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问题的焦点：——是供给不足，还是需求不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农业论文,需求论文,焦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经济发展
在当前国民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农产品供求偏紧的情况下，谈论我国农业问题的焦点，究竟是供给不足，还是需求不足，似乎是多余的。但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屡次发生的农产品供给不足或农产品供求偏紧，是如何引起的？是来自供给障碍，还是来自需求障碍？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政策目标的重点，是保证在农产品供给，而忽视农产品市场需求。在强调实现农产品供给目标的同时，对农产品供给总量增长的重视程度，又超过对农产品供给结构改善的重视程度。这种政策偏向使我国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呈现明显的不协调。农业政策目标，偏重于农产品供给目标。特别是农产品总量供给目标，而忽视农产品市场需求目标，与我国农产品供给长期处于短缺状态（计划经济体制必然产物）有着直接的关系。其深层的原因，则是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服从于超前工业化发展战略。在这种发展战略的严格制约下，农业实际上被视为向工业和城市提供廉价原料和食品的部门，农业始终被摆在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原始积累的位置上，农业自身的发展以及农民的物质利益则往往被严重忽视。
有人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产品总产量不足，满足不了社会需要。认为目前我国农产品还不能充分满足社会需要，是对的，因为至今我国还有数千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但是，就经济学意义上，社会需要与市场需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指出：“市场上出现的对商品的需要，即需求，和实际的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着数量上差别……一方面是实际需要的商品量；另一方面是商品的货币价格发生变化时所需要的商品量，或者说，买者的货币条件或生活条件发生变化时所需要的商品量。”①这就明确，社会需求或市场需求，是市场上出现的社会需要，是一种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即体现为一定货币额的购买需要。尽管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一样，也是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但是，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社会需要总是会高出市场需求的水平。
我国目前对农产品的消费量核算（或计划指标的确定），往往脱离了受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市场需求，仅仅考虑实际的社会需要，便难免会经常出现农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缺口。1982年至1984年，我国农产品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比率都在20%左右。市场上供过于求的信号迫使农民不得不缩小农业投入，以求得农产品供给与农产品需求的暂时的、相对的平衡，从而导致大宗作物产品（主要是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的停滞、徘徊。
1978年至1984年，我国农业所以能够获得超常规发展，农民收入获得了超常规增长（扣除物价因素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5.1%），一方面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使广大农民群众长期被压抑的积极性集中地释放出来；另一方面，是国家较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使农业比较利益偏低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下造成的农产品供给的严重短缺，使迅速扩大的农产品供给有可能被潜在相对大容量的农产品需求所消化，从而形成农产品供给增长与农民收入增加相对应的协调关系。1984年与1978年相比，粮、棉、油的社会收购量分别增加99.5%、148.7%和184.2%；农副产品社会收购总额增长158.1%；农民出售农副产品获得的货币总收入增加840.9亿元，实现农产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同步增长。
以1984年为转折点，我国初级农产品供给的增长，特别是与粮食供给增长相对应的需求增长，已经发生质的变化。粮食供给增长所对应的需求增长，原因则是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出的需求增长，因此它属于要求改善饮食结构，提高饮食水平的需求增长。粮食的这两种需求增长，表现在对粮食供给增长的需求上，是有很大的区别。最明显的是，前者要求口粮的供给增长，后者要求饲料用粮供给的增长。在这个过渡性的转折阶段，出现低水平的粮食过剩是难以避免的。问题的实质在于，为了保证城镇居民温饱而实行的农副产品购销倒挂的价格政策，在初级农产品供给激增和城市居民普遍越过温饱水平后提出新需求的压力下，使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受到严峻的挑战。应当说，1984年粮食收购价格总指数低于1983年的水平，并不是事先的计划安排，而是在收购过程中由于国家财力不堪负担补贴的大幅度增加，引起农民的“卖粮难”和商业部门“购粮难”之后出现的实际结果。
1984年以后我国粮食生产的发展，除了面临着短期间的低水平粮食过剩的威协，还遇到了贸易条件日趋恶化的威胁，农民的收入无法随着农产品供给的增长而相应的增长，或者说，使得农民收入的增长严重滞后于农产品供给的增长。1978年至1984年，为了改善粮食生产比较利益过于偏低的状况，国家作出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决策是完全必要的，但其幅度过大（1979年提高22.1%，1980年又比1979年提高7.1%，其后1981年至1985年间，平均每年上升5%），其激发力超过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结构和经济基础的承受能力与适应能力，以及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轮番涨价、比价复归，使一度改善了的农业（尤其粮食种植业）的贸易条件又趋于恶化。再加上1985年开始国家放开副食品的购销价格，而粮食的购销价格则没有放开，使得副食品价格与粮食价格形成鲜明的反差，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从1989年开始，为了力图改变连续多年（1985年至1988年）粮食产量停滞、徘徊的局面，我国政府曾经运用行政强制手段，，严格控制农业劳动力流向乡镇非农产业，控制非统配农产品生产的发展，以保证粮食总产量的较快增长。这样固然迫使劳动力、资金、土地由效益高的产业和作物流向效益低的粮食生产中去（逆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而运行），但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农民收入的明显下降。1990年至199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在连续多年徘徊的基础上，获得较大幅度增长，创历史最高水平，但由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没有理顺，1990年粮食实际的收购价格比1989年下降20%左右；1992年粮食市场的价格下跌至198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应当这样看，1989年至1991年的三年治理整顿，农民的人均收入在这三年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年均仅增长0.7%）农业机会成本很低，虽然农产品供给充裕，但农产品需求却持续不景气。1990年至1993年上半年，粮食价格一直趋于平稳，有些地方出现供过于求，“谷贱伤农”再一次挫伤农民的积极性。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农产品供给的持续增加，应当是建立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如果要求实现农产品供给的持续增加，又无法保证农民收入的相适应增长，这无疑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而要确保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就必须为不断扩大农产品供给，开辟日益广阔的市场，使农产品供给的增长与市场需求的增长协调衔接。与此相联系的，政府的宏观调控就不能偏重于农产品生产，而忽视农产品流通。偏重于农产品供给，而忽视农产品需求。要把农产品供给与农产品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
80年代以后，我国粮食供求与价格的涨落，几乎是每3、5年形成一个周期，粮食卖难与粮食短缺、粮食价格猛跌与粮食价格猛涨交替发生。究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宏观调控上的失误，即仅仅考虑粮食的社会供给，忽视粮食的市场需求。也就是说，仍然是用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观念和方法，来指导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生产。从市场经济的观点看，粮食的持续增产并非永远都是有利于农民的。如果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没有找到有效的市场需求，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会极大挫伤农民的积极性。虽然从1990年开始，国家设立了粮食储备制度，拟稳定农业生产，但由于专项调节基金没有全部到位，以及受仓储能力的限制，不少地方的实际收购价格仍然低于保护价，粮食丰收时，拒收购、限收购以及压价收购的现象经常出现。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农产品需求制约问题，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主要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下降。1990年至1991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与1983年至1984年大体持平，但粮食市场价格却出现大幅度回落和卖粮难，正是说明了农业增长受到需求方面的制约。
80年代中期以来，几乎每一次粮食大增产的背后，都潜伏着粮食产量的滑坡，究竟是什么原因？说到底，就是由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更多地偏重于供给方面，而忽视了需求因素；或者说，更多地考虑城市消费者情绪和需求，忽视广大农民收入的增加，使农产品供给的增加与农民收入的增加，无法呈对应关系。或者说，农民收入的增加严重地滞后于农产品供给的增加，这必然会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大宗作物农产品供给趋向紧张。实质在于，由于5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农业哺育工业的传统经济体制与发展战略，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在这种特定的框架下，既要保持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又要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还要保持全社会的稳定；在这多重压力下，面对着城市利益的刚性化，相当大部分改革风险与成本，只能由农村来承担，由农民来承受。
1993年10月以后，我国大多数地区出现包括粮食在内的许多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的严重问题。许多人都把这种现象全都归结于农业生产严重滑坡和农产品供求紧张。把消费者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把生产者的利益摆在第二位。我们认为，1993年10月份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之所以会大幅度上涨，除了部分农产品供求偏紧（确切地说是紧而不缺）拉动了农产品价格上涨这一因素外，还有如下的几方面因素：
(1)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农产品成本的提高，不得不通过涨价来弥补。1992年与1988年相比，社会农产品价格指数上升10.87%（其中粮食市场价格自1989年以后一路下跌，至1992年10月跌至最低点），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则上涨33.59%；
(2)各种商品价格普遍上涨，通货贬值，牵动了农产品价格上涨。作为整个市场物价的一部分，农产品市场价格必然随之上涨，即整个物价总水平的上涨，迫使农产品价格的上涨；
(3)农产品区域结构失衡，全国性农产品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农产品区域间流通受阻，拉动了农产品价格上涨。我国南方地区人口密集，非农业发达，居民收入水平高，消费水平也高，又再加大量外地流动人口进入南方地区，致使近年来南方地区农产品（主要是粮棉）自给率下降，从以往的“南粮北调”变成“北粮南调”。而且由于体制因素和交通运输的制约，使农产品区域间流通受阻。由于地区间经济利益矛盾冲突，市场容量增长波动及市场发育和流通产业发展不应滞后，必须妨碍着农产品在地区间的流动。其结果必然放大了销区农产品供求的矛盾，抬高了销区农产品价格，进而反过来带动产区价格的上涨，从而导致全国性的价格上涨；
(4)国家上调粮食作购价格，刺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目前全国90%以上的县市虽然已经放开粮食的销价，但向农民收购的合同定购粮的价格基本上没有放开。而在物价普遍上涨情况下，迫使国家不得不调高粮食收购价格。1994年6月10日，主要粮食收购价格上调幅度达40%。1994年粮食订购价仅相当于1989年的市场价格。1989年以后粮食价格是一路下跌的，因而这种带有恢复性的调价是合情合理的。由于粮食价格在农产品价格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而且粮食的零售价格已经放开，粮食收购价格的提高，必然带动粮食销售价格及其他相关农产品和食品价格的全面上涨，否则，就会出现新的价格扭曲。
以上对近年来影响农产品价格上涨因素的分析，并不是要论证农产品供求不存在着偏紧的问题，而是为了说明近年来农产品价格上涨势头如此强劲，并不完全是由农产品供求偏紧引起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通货贬值、成本推动、市场流通受阻以及政策性调价等因素引起的。只有这样认识问题，才能正确地把握农产品供求与价格走势，因势利导地采取相应的对策。
把当前我国农业问题的焦点，归结为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有更深层次的理论根据：即随着我国大部分农产品购销与价格放开程度的上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并没有因此而较大幅度缩小，相反的又基本上恢复到1978年以前的水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目前的农产品供求结构，还没有摆脱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由占人口总数80%的人生产的农产品，供应占人口总数20%的人作为商品性消费，这种极不相称的农产品供求关系和供求格局，意味着我国城市工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完全依靠自身积累来发展的程度，还需要农业继续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其提供资金原始积累。而这种很不协调的农产品供求关系和供求格局，则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构造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严格地限制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所以，要把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农产品供求关系，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农产品供求关系，仅仅依靠放开农产品购销与价格是不够的，还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彻底冲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为构造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有可能自由地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与重新组合，使城乡人口结构与就业结构，来一个根本性变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国民经济诸多产业中，农业属于弱质产业，具有供给的低价格弹性与需求的低收入弹性。供求对价格的弹性很小，价格对供应的弹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当把农产品供给与农产品需求的协调发展，放在首要的地位。既要强调农产品供给的重要性，又要强调农产品需求的重要性。那么，应当如何扩大农产品的社会需求或市场需求，以便为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开辟广阔的前景？从以上的分析表明，必须把眼点放在改革产业结构与城乡结构上面。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不打破，九亿人为二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不改变，农产品市场容量很难有一个较大的扩张，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很难得到逐步缩小，农民的收入很难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
从根本上说，目前我国农业的发展已进入需求制约为主的发展阶段，要实现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就要从大幅度增加基本农产品供给的收入增长方式，转向基本农产品供给持续增长和农民人数持续减少相结合的收入增长方式。由于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农产品价格与农民就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但有一点很明显，即当前制约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农产品价格水平，而是农民就业不充分。从这个角度看。真正解决我国农民收入的根子，就在于解决农民就业的问题。可见，在对待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上，必须尽快地从以往行政调价的思路中解脱出来，把着眼点放在扩大农民就业空间上。即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把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方面去。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