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革命论文,共产党人论文,中国论文,时期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近30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创造了先决条件，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首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就“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1 〕。革命本身不是目的，革命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暴力革命并不能够直接导致现代经济增长。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以社会变革的实践开辟了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道路，而且从理论上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构想。这种构想，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功为现实基础，以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为发展取向，其基本内容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毛泽东的论述中，“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相连的〔2〕， “农业社会化”也是与“巩固的社会主义”相关的〔3〕。 由于这种构想是为新民主主义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现代化建设作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所以可以称为关于“新中国”的现代化构想或者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现代化构想。这一构想的要点如下：
一、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革命对生产力的解放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把革命论和生产力论统一了起来。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4〕；“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 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5〕。 毛泽东还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6〕； 不仅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且“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7〕。 这些论述明确地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规定为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把革命最后归结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现代化运动。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论和建国论包含着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先革命化（夺取政权，改变所有制）而后发展生产力的深刻思想。这个思想在他60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表述得更加明白。他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总结说，从世界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建立国家之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一切革命历史证明，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然后有可能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毛泽东不但把革命论和生产力论紧密联系起来，而且把政党论与生产力论紧密联系起来。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8〕这里， 毛泽东不仅把解放生产力作为革命的目的，而且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政党的政策主张及其实践效果的客观标准，从而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历史地贯穿起来，为新时期党确定改革也是发展生产力的论据提供了理论启迪。
二、中国共产党人是要努力于工业化的
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工业化，工业化的发展标志着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以发展中国的现代工业为己任，并从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角度高度重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首要问题——发展工业化。
1944年5月，毛泽东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 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人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9〕。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没有工业， 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0〕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说：“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之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1〕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 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2〕
1949年6月，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工业化的问题。”〔13〕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工业化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思考。关于实现工业化的前提条件，认为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之后，现代化——工业化的推进才真正获得了现实的可能性。关于发展工业化的重要意义，认为工业化的发展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保障，是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法宝，而且又是“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新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建立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关于发展工业化的途径，认为“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这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发展”和“现代性工业”的根本方向和基本特点，但就具体来讲，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经济非常落后（当时中国的现代工业产值约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农业和手工业约占90%），这是发展工业化的“基本出发点”，〔14〕因而，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和优先发展工业，使工业“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的优势”；〔15〕另一方面，又要重视农业基础和农业社会化，“不解决农业问题，中国的工业化就不能成功。”〔16〕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国家工业的发展相适应；农业社会化的方向，必须是“集体化”和“现代化”。农业社会化的意义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问题，“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看来，发展工业化要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以重工业为中心同时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至于发展工业化的道路，确认中国既不能效仿西方工业化那种资本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的血腥方式，也不能模仿苏联那种片面发展工业化而损害农民利益的冷酷方式，而主要是靠自力更生，自身积累的方式。
三、关于经济现代化要素的建设性思考
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新中国的现代化构想包括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政治上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人民民主专政”，经济上“社会主义性质”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和领导力量，思想文化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三者统一，构成“经济繁荣”——“政治自由”——“文明先进”的现代化整体框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经济现代化的构成要素进行了理论思考。从现代化的进程来看，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还是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作为经济现代化本身起支撑作用的东西，具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所有制形式，二是经济组织形式和经济运行机制，三是国家权力〔17〕。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标志。所有制包括生产资料的分配方式和国民财富的占有方式，它从经济方面决定社会性质。“新中国”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在所有制问题上，是以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为主导地位，主要经济形式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经济组织形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包括社会财富的交换方式及资源和劳动力的配置方式。西方经济现代化模式是以市场机制为主导调配资源和劳动力，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市场机制受竞争机制和价值规律的导向和支配。由于经济自组织能力和市场自调节功能较强，经济秩序逐渐脱离国家权力的干预。但自由市场调节机制也不是万能的，也不排斥辅助性质的计划调节和宏观调控。苏联经济现代化模式，是以指令性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它强调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全国的统一计划，形成高度集中的行政指令型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作为主体通过指令性计划直接组织生产和分配，忽视和排斥市场调节和商品流通。对于“新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毛泽东设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实施“经济计划”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18〕，强调中央的集中统一的计划指导和对经济的管理职能， 建立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经济调节体系（它不可避免地含有战时共产主义经济的管理特点），并重视在平等互利原则上的对外贸易。这实际上是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仿效的蓝本。国家权力在这里是指组织经济现代化协调运作的经济管理权力和为国民经济直接服务的社会管理权力。如果说第二个要素是着眼于经济的体制和机制，那么第三个要素主要指超经济的组织力量和管理职能。国家权力作为非经济因素发挥的作用必须与客观经济规律相适应。在西方经济现代化模式中，国家权力无论是分权型还是集权型，都是在市场调节为主导的情况下辅以必要而适当的计划调节和宏观调控。由于有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比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国家权力干预相对弱化。苏联的经济现代化是一种国家主导型（高度集权型，国家为主体），政府基本上运用行政手段来进行经济决策和管理，国家权力的统制、调控作用力度强、范围广。中央集权对经济生活的全面管理使整个经济运行和经济秩序带有强制性，难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相适应。在国家权力问题上，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对经济的作用，认为必须“强化”“国家政权管理”职能，组织个体经济走向集体化，引导私营企业国有化，“限制资本主义”，“统制对外贸易”〔19〕。这仍是以苏联模式为仿效的蓝本。就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言，在经济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国家权力直接介入，通过政治杠杆、威权力量和超经济手段来推动现代经济增长，这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说是必然出现的现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熟和完善，国家权力的结构与功能也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从经济现代化本身来看，三个构成要素随着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变化，具有自我变革、自我发展的特性。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增长，三个要素的形态和功能将发生相应变革以适应现代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就中国而言，建国后过渡时期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时期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权力的职能作用开始由集中式、直接式、管制式、威权式的调控转向分权式、间接式、引导式、信息式的调控，并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逐步协调等，这都表明三个要素是在变动发展的。
综上所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并且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成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扫清了障碍，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构想，是要开拓一条异于西方而又超越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它把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起来，富于建设性和求实性，为建国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2〕〔3〕〔4〕〔11〕〔12〕〔13〕〔14〕〔18〕〔19〕《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5、1437、1477、1254、1245、1437、 1477、1430、1432、1432—1434页。
〔5〕〔8〕〔10〕〔1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0、1079、 1081、1081页。
〔6〕毛泽东：《致秦邦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7页。
〔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7页。
〔9〕毛泽东：《我们共产党人是要努力于中国工业化的》， 《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
〔16〕1994年8月毛泽东同美国约翰·谢伟思的谈话， 见《海外人士谈社会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
〔17〕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编第五章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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