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与《文选》文体观比较专题研究——2.《文心雕龙》“封禅”与《文选》“符命”之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文选论文,文体论文,专题研究论文,符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勰的《文心雕龙》和萧统的《文选》各自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文艺思想。刘勰以文体评论为主，从理论的高度对文学样式进行了总结；萧统以选文为主，以文代评，表达自己的文艺思想。二人均以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扬雄的《剧秦美新》及班固的《典引》作为封禅文或符命类的选文。这一方面说明了二人对此三篇文章的文体特点及创作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另一方面，二人的评论和选取角度及命名的不同，反映了个人的审美意识和文艺思想的不同，及由此导致的文体分类的不同，并反映出刘勰和萧统在文艺思想上的个人差异性和时代趋同性。 一、封禅、符命的文体渊源 封禅是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为了颂扬自己的功德，把功德禀告上天诸神和地神，同时昭告世人的一项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在泰山顶上筑土为圆坛祭拜天帝，增加泰山的高度，以表示归功于天，称为“封”；在泰山脚下的小丘梁父山上辟场筑方坛祭拜地神，表示把地加厚，以报地之厚德，称为“禅”。《管子》卷十六《封禅》篇，记载了这种堪称大典的古老祭祀仪式：“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1]《白虎通义·封禅》也对封禅的含义和远古君王的封禅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解释：“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所以必于泰山何?万物交代之处也。必于其上何?因高告高，顺其类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禅梁甫之山基，广厚也。或曰：‘封者，金泥银绳。’或曰：‘石泥金绳，封以印玺。’故孔子曰：‘升泰山观易姓王可得而数者七十有余。’”[2] 在中国，封禅历史悠久。司马迁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据可靠文献记录，在中国历史上最早行封禅大典的是秦始皇。作为第一位有明确记载封禅的帝王，秦始皇尽管没有现成的仪式可以借鉴，还“黜儒生而不用”，但他的封禅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并且，丞相李斯作泰山刻石文，也就成为封禅文的先驱。 秦始皇的封禅，由单纯的原始齐地封禅改造成“受命于天”的就职典礼，使封禅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大典。 封禅不仅是最高统治者的愿望，而且也是当时儒家知识分子的希望所在。司马谈因未能参加汉武帝的封禅活动而郁郁成疾，临终前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3]司马谈因不能参加封禅而至死耿耿于怀，这显示了在儒生心目中，封禅绝不仅仅是一种仪式制度，而且已成为一种光荣的象征，表现出儒生对太平盛世的向往与追求，因而他们对封禅之文也是极为重视的。刘勰的《文心雕龙》第二十一篇专章详述了封禅体的发展概况、文体特征和写作要求等，强调写作封禅文的重要意义。 而封禅大典的举行是以符命的出现为前提的。“符命”是由“符”转化来的。《说文》中“符”字条云：“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从竹，付声。”[4]这说明符原本是古代朝廷调动军队或发布命令的信物，通常是由竹板或金属制成的，符上刻有图像、文字，从中一裁两半，一半留在朝廷，一半由将帅持有。因此，它是权力的象征，具有绝对服从的功能。是故《老子》有云：“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5]这里的“契”，具有法律的效应，是必须遵守执行的。因此，符，又称符契，或符节。汉代盛行天人感应说，谶纬之说甚是风行，认为天会赐祥瑞予人君，作为受命的凭证，这种凭证，就叫作符命。《汉书·武五子传》中燕剌王旦传云：“王莽时，皆废汉藩王为家人，(刘)嘉独以献符命封扶美侯，赐姓王氏。”[6]由此可知，符命，又称符瑞、符应、瑞应，是将奇异而美好的自然现象或事物附会成天赐帝王的吉祥物，是君王得到上天授命、统治天下的凭借物和象征。 《史记·封禅书》指出：“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指封禅)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3]可见，无符命出现而去封禅是徒有其功的。春秋霸主齐桓公想去行封禅大典，管仲以符命没有出现为理由谏止了他。《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桓公称曰：吾欲封泰山，禅梁父。管仲固谏不听；乃说桓公以远方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这里的怪物即符命，《史记·封禅书》对此曾有记载：“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3]显然，有符命才可以封禅的观念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存在了。 当人臣僚属对天赐祥瑞的征兆进行载录，并撰文对应瑞者——帝王进行歌功颂德时，作为文体的“符命”也就产生了。 因有符命而可以行封禅，因封禅而产生封禅文，这就是符命文产生的轨迹。也可以说，符命文与封禅文是同体异名的文体。《文选》中“符命”类所选三篇符命文，即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扬雄的《剧秦美新》和班固的《典引》，同时出现在同时代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封禅》之中，由此可以证明二文体实则为同一文体。 二、封禅文与符命文的差异性 虽然封禅与符命为同一文体的不同称呼，但由于刘勰和萧统各自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文艺思想，二人的创作和选文宗旨的不同，导致了封禅与符命在《文心雕龙》与《文选》中的文体差异性。 (一)选文宗旨和体例的不同导致了封禅文与符命文观念的不同 刘勰在《文心雕龙·封禅篇》中对封禅文进行了理论性研究，具有完整的理论指导意义。而萧统则是通过对司马相如、扬雄和班固符命文的选取，间接地表达了他对符命文的认识。刘勰和萧统在封禅文或符命文的意识上是不同的，刘勰较为理性，萧统较为感性。而导致二人在封禅文或符命文观念上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心雕龙》和《文选》的创作和选文宗旨的不同。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理论性著作，对萧梁以前的文学作品进行了综述，对文学创作的方法进行了总结：“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7]他的创作宗旨归结为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评论以达到指导创作的目的。《封禅篇》就是通过对封禅详细的源流辨析、缜密的性质认定，并以经典的作品品评、文体写作的基本要求，留下了标准的封禅文体范式、体大虑精的理论精髓，指导着人们对封禅体的写作实践。而萧统的《文选》则是以选文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文学总集。萧统在《文选序》中表达了他编纂此书的目的：“略其芜秽，集其清英。”就是通过对萧梁之前作品的历观泛览、细心阅读，细致缜密的文艺把握，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而编纂了这部文学总集。虽然，选文的方式并不能直接地影响、指导文学创作，但却能以间接方式对文学创作起着规范性的作用。《符命篇》选取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扬雄的《剧秦美新》和班固的《典引》作为典型符命文体，让创作者通过对选文的模仿、细致的体察，以提高其文学的写作水平。 总之，《文心雕龙》和《文选》在宗旨和体例上的不同，导致了二人对封禅文或符命文观念的不同。 (二)在推源溯流、讲求通变的方面，封禅文与符命文也存在着差异 在推源溯流、讲求通变方面，刘勰的封禅和萧统的符命观念是不同的。刘勰的《文心雕龙》体现了推源溯流、重通变的文艺思想。在文体论方面，刘勰对每一种文体的论述均体现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8]的思想，在封禅的文体观念上也是如此。首先，他对封禅的意义进行总结：“戒慎之至也。则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禅矣。”[8]其次，他对封禅的源流进行了追溯：“昔黄帝神灵，克膺鸿瑞，勒功乔岳，铸鼎荆山。大舜巡岳，显乎《虞典》。成康封禅，闻之《乐纬》。及齐桓之霸，爰窥王迹，夷吾谲陈，距以怪物。固知玉牒金镂，专在帝皇也。然则西鹣东鲽，南茅北黍，空谈非征，勋德而已。”[8]再次，他也对优秀的篇章进行了总结和品评，“《封禅》丽而不典，《剧秦》典而不实；岂非追观易为明，循势易为力欤!至于邯郸《受命》，攀响前声，风末力寡，辑韵成颂，虽文理顺序，而不能奋飞。陈思《魏德》，假论客主，问答迂缓，且已千言；劳深绩寡，飙焰缺焉”[8]。最后对封禅的文体样式、创作要求进行了总结：“兹文为用，盖一代之典章也。构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干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则为伟矣。虽复道极数殚，终然相袭，而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辙焉。”[8]从封禅的源头入手，推踪溯源，体现了刘勰不同于萧统的封禅观念：重视最初的文学创作，重视文学在每个发展阶段的作品形式和特点，不重今略古，改变了“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近附而远疏”的时代文艺思想。从封禅文转变的角度来看，刘勰十分重视汉代封禅文的文艺特点，重视文学的艺术特性，体现了刘勰“变”的文艺思想。对秦以来封禅文作品的发展变化给予了充分肯定：“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铺观两汉隆盛，孝武禅号于肃然，光武巡封于梁父。诵德铭勋，乃鸿笔耳。观相如《封禅》，蔚为唱首……”[8]，对汉代名作名家的欣赏，表现了刘勰“质文代变”的思想。从溯源的角度来表现通，从追流的角度来体现变，刘勰的封禅思想完全体现了他的通变观念：“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8] 而萧统的文艺思想在推源溯流、讲求通变的方面与刘勰有异。萧统的《文选》表现了对近代文学的重视、对文学艺术特性的追求和对骈体文的爱好。从入选《文选》的符命文作品来看，没有选取汉代以前的作品，只选取了司马相如、扬雄和班固的作品，表现了只取秦以后的作品的倾向，这在萧统所选取的其他文体中也有体现。这种在文学作品的体验上、艺术审美上趋新的文艺思想在萧统的《文选序》中有所反映：“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总之，《文心雕龙》和《文选》在文艺理论基础上的不同，导致了两位作者封禅/符命观念的不同和文学观念的差异，刘勰重视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评论文学的观念，即他所谓的“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讲求通变，表现了全面而折中的文艺思想及对文学发展的重视；而萧统则注重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从文学作品形式美的角度来选取符命文，体现了文艺上较为趋新的特点。 三、《文心雕龙》封禅文与《文选》符命文的共同性 尽管刘勰的封禅和萧统的符命观念在宗旨体例上及部分文艺思想上存在着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浸染六朝风气的二人，不可能不存在着在文艺思想上的共同性。从文艺的角度来看，刘勰和萧统的封禅/符命观在以下两个方面具有相似性。 首先，均出现骈体文的运用。骈体文讲求声律、对偶、隶事、辞藻四因素，这四个要求，无论是在刘勰的理论著作中，还是在萧统的选文中均有体现。刘勰在创作论中辟专章进行探讨研究，且其《文心雕龙》本身就是一部好的骈体文著作；萧统所选的文章不但与刘勰所论述文章一致，而且，也多为近代作品，体现了萧氏对声色的追求。刘勰认为，封禅体的内容需讲究儒家的严正庄重，形式上需体制靡密，辞贯圆通。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巡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9] 李斯的《泰山刻石》以短短百余字概括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伟绩。文章言约意丰，构思精密，语言朗健有力，通达壮伟，为彼时之绝采。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也给予较高的评价“：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 萧统认为，“辞靡律调”的符命文是好作品，这恰恰体现了他骈体文的观点。看他所选的三篇符命文的作者，都是汉代著名的散体大赋家。其作品对骈体的无意运用，体现出对文学作品形式美的追求。如司马相如《封禅文》中大量运用排比铺陈应汉家功德而出现的符瑞，这种要求内容典雅、文辞采丽、文质彬彬的写作手法与相如赋中对物象的夸张和铺衍一脉相承。 刘勰与萧统通过选文，从形式技巧方面肯定了美文的存在意义，体现了他们纯粹的文艺思想观。运用声色的方式把物色之美的自然进行雕琢表现，来表达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提高封禅/符命文的表现力，从而体现了刘勰和萧统超人的艺术欣赏力。 其次，相同的文体模式。作为古代帝王所专用的一种特殊文体，一篇完整的封禅文或符命文均由序文、正文、颂文等三大板块构成。并且，歌颂帝王功业是封禅文或符命文的核心成分。《文心雕龙·封禅》以司马相如和张纯为例作了具体入微的概括，“观相如《封禅》，蔚为唱首，尔其表权舆，序皇王，炳玄符，镜鸿业，驱前古于当今之下，腾休明于列圣之上，歌之以祯瑞，赞之以介丘”；“及光武勒碑，则文自张纯，首胤典谟，末同祝辞，引钩谶，叙离乱，计武功，述文德”[8]。具体来说，符命文的序文一般从三个层面叙述作文缘由：一是叙述皇恩。扬雄自谓学浅德薄而“数蒙渥恩”，班固说自己“被学最旧，受恩浸深”。二是颂扬帝德。扬雄说王莽功德盖世，班固说明帝圣论精妙绝伦。三是简述己忧。扬雄说“往时司马相如作《封禅文》一篇，以彰汉氏之休。臣常有颠胸病，恐一旦先犬马填沟壑，所怀不章，长恨黄泉。敢竭肝胆，写腹心，作《剧秦美新》一篇，虽未究万分之一，亦臣之极思也”[10]。班固说《典引》“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10]。三个内容从三个方面强调了作符命文的必要性。 封禅文或符命文的正文一般由溯源、颂圣两大板块构成。 溯源一般都要叙往古帝系，以贬抑前朝烘托当朝，证明当朝的正统和当朝君主的神圣。如司马相如云：“盖周跃鱼陨航，休之以燎。微夫此之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进让之道，何其爽欤?”[10]传说周王乘船时有白鱼跳入船中，因以为是符瑞，于是登泰山封禅。周未可封禅为进，汉可封禅而不为让。这里的周之不让是用来衬托汉的谦让，进而对“符瑞臻兹，犹以为德薄，不敢道封禅”[10]提出异议，建言武帝不应谦让，及早封禅，最终落实到题旨上。扬雄在这方面的意图最为明显，《剧秦美新》这一题目本身就是否定嬴秦而歌颂新莽之义。班固更是臧否历朝帝王，为“赫赫圣汉”作铺垫。 颂圣则由“镜鸿业”“炳玄符”和请封禅三部分构成。“镜鸿业”歌颂当朝人君的功德： 《封禅文》：“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汤涌曼羡，旁魄四塞，云布雾散。上畅九垓，下溯八埏。怀生之类，沾濡浸润，协气横流，武节逝。迩狭游原，遐阔泳末，首恶郁没，崦昧昭晰，昆虫阉泽，回首面内。”[10] 《剧秦美新》：“夫改定神祗，上仪也。钦修百祀，成秩也。明堂雍台，壮观也。九庙长寿，极孝也。制成《六经》，洪业也。北怀单于，广德也。若复五爵，度三壤，经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马法》，恢崇祗庸烁德懿和之风，广彼缙绅讲习言谏箴诵之涂，振鹭之声充庭，鸿鸾之党渐阶。俾前圣之绪，布莲流衍而不韫柄，郁郁乎焕哉!”[10] 《典引》：“矧夫赫赫圣汉，巍巍唐基，溯测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后宣二祖之重光，袭四宗之缉熙。神灵日烛，光被六幽，仁风翔乎海表，威灵行乎鬼区。匿亡回而不泯，微胡琐而不颐。……铺闻遗策在下之训，匪汉不弘厥道。至于经纬乾坤，出入三光，外运混元，内沾毫芒，性类循理，品物成亨，其已久矣。”[10] 司马相如歌颂汉武帝的功德似水般润泽万物；扬雄从祭仪、文德、外交、经济、法度等具体方面歌颂王莽的托古改制；班固以汉承帝统为切入点，歌颂明帝德照天下，仁育众生。显然，扬雄的歌颂是实写，司马相如与班固的则是虚写。这是两种歌颂圣德的习用笔法。 “炳玄符”即叙述帝王功德感动天地，以致符瑞频繁出现： 《封禅文》：“然后囿驺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兽，导一茎六穗于庖，牺双解共柢之兽，获周余珍放龟于岐，招翠黄乘龙于沼。鬼神接灵圉，宾于闲馆。奇物谲诡，假傥穷变。”[10] 《剧秦美新》：“逮至大新受命，上帝还资，后土顾怀，玄符灵契，黄瑞涌出。……若夫白鸠丹鸟，素鱼断蛇，方斯蔑矣。”[10] 《典引》：“是以来仪集羽族于观魏，肉角驯毛宗于外囿，扰缁文皓质于郊，升黄辉采麟于沼，甘露宵零于丰草，三足轩翥于茂树。若乃嘉谷灵草，奇兽神禽，应图合谍，穷祥极瑞者，朝夕垌牧，日月邦畿，卓荦乎方州，洋溢乎要荒。”[10] 最后的落脚点归结为请封禅： 《封禅文》：“陛下仁育群生，义征不谴，诸夏乐贡，百蛮执贽，德侔往初，功无与二，休烈浃洽，符瑞众变，期应绍至，不特创见。意泰山梁甫设坛场望幸，盖号以况荣，陛下谦让而弗发。挈三神之欢，缺王道之仪，群臣恧焉。或日且天为质暗，示珍符固不可辞；若然辞之，是泰山靡记而梁甫罔几也。亦各并时而荣，成济厥世而屈，说者尚何称于后，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锡符，奉命以行事，不为进越也。故圣王不替，而修礼地祗，谒款天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发号荣，受厚福，以浸黎元。” 《剧秦美新》：“盖受命日不暇给，或不受命，然犹有事矣。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时，崇岳淬海通渎之神，成设坛场，望受命之臻焉。海外暇方，信延颈企踵；回面内向，喁喁如也。” 《典引》：“兹事体大，而允寤寐次于心。瞻前顾后，岂蔑清庙惮敕天命也。”[10] 司马相如请封禅的理由之一是“修德以锡符，奉命以行事”，此语同时道尽了符命与封禅的关系。理由之二是“章至尊，舒盛德”，巩固并加强皇权。理由之三是“受厚福，以浸黎元”。扬雄则认为，“(汉)高祖受命而不封禅，始皇不受命犹有事乎泰山，俱失也”，而“莽既受命”(李善注语)，理当封禅。至于说到天下百姓共同期盼王莽行封禅大典，当然算是一条封禅的理由，但这纯属强奸民意。班固认为封禅并非张扬皇帝个人功德，“封禅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让，岂轻清庙而难正天命乎?”[10] 总之，作为异名同质的文体，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封禅文与萧统《文选》中的符命文，由于二人的选文角度不同而出现了差异性；但由于刘勰和萧统属于同一个时代，且都选取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扬雄的《剧秦美新》及班固的《典引》作为例子，而使之具有了共同性。标签：文心雕龙论文; 泰山封禅论文; 封禅论文; 文选论文; 泰山传说论文; 文学论文; 汉朝论文; 读书论文; 司马相如论文; 刘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