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晚清“新文体”散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文体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晚清“新文体”是作为“桐城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新文体”是一个动态的总概念，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冯桂芬、薛福成式的散文、王韬式的“报章文”和戊戌期间的“时务文”、经梁启超改造的“新民体”，乃是它发生发展的三个阶段，而“新文体”在与梁式“新民体”同时或稍后的发展，则分别导向了仿效“新民体”和转向白话文的两个分支。本文还对晚清“新文体”的内容形式等方面的特殊性以及社会影响问题等，提出了若干新看法。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趋于剧烈的大变动，它势必也影响并且反映到文坛上。就文学创作（尤其是散文）而言，虽然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散文传统还在自然延续，但毕竟已呈没落之势。至于在清代前中期曾是声势浩大几乎独占文坛的“桐城派”散文，尽管到了本时期有过所谓“中兴”局面，然而同样是不可避免地走向颓败与衰亡。道理应该说是简单的：文章合为时事而著，面对眼前一切为古代中国所未尝有过的新的社会现象，以及文化上自西学东渐以来所涌现的大量的新事物和新名词（包括译名），原先那种以“阐道翼教”为宗旨的“桐城派”散文的“义法”已无法对之熔铸。换言之，欲表达一个新的社会历史时期的人们所特有的思想、情感，“桐城派”散文的“义法”不啻构成了一种阻碍力量。正是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中，有识之士开始倡导散文改革（稍后又称“文界革命”），由此就有晚清“新文体”的崛起，并且迅速地蔚为大观，从而取代“桐城派”而成为整个晚清时期的散文创作的主流。
一
对于晚清“新文体”散文，治中国近代文学史和新闻史的学者向有不同的解释和描述，由此也提出了若干与之有关联的概念名词，如“报章文”、“时务文”（“时务体”）和“新民体”等。①在笔者看来，晚清“新文体”当是一个动态的总概念。即是说，晚清“新文体”本身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演变过程，而有关“新文体”的几个不同的概念名词，大抵只是对其中某一环节过程的特点的概括，不应该事实上也不可能以偏概全。简要说来，晚清“新文体”散文的演进轨迹如下：
（一）、酝酿与萌芽：“新文体”的滥觞
早在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等人从政治角度提出了散文改革问题，惜未涉及到文学理论。到了冯桂芬(1809-1874)，他明确指出：文学所载之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谓，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不可著之于文”，这就是说，文学作品的内容应包括一切反映现实的东西。由此出发，冯氏反对形式主义，强调内容决定形式，认为凡有切实内容的文章都能够“不烦绳削而自合”，所以在写作中应当“称心而言，不必有义法也”。②显然，这是首次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冲击了“桐城派”散文的“义法”教条。冯氏本人的散文作品也呈现新气象，如《校分庐抗议》中那些理直气壮、语言流畅而又富有情感的篇什（代表作如《采西学议》、《制洋器议》），是前无古人的。
类似的还如薛福成(1838-1894)，他虽然出身于“桐城派”作家阵营，但在实际的著述活动中认识到“桐城派”的“义法”之弊，尤其是出使欧洲后，因直接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相接触，也就更自觉地与“桐城派”的“义法”决裂。薛氏自述“縻于使事，卒卒无余闻，不遑夏研古文辞，时而自恧”。③在这里，“自恧”云云，当是遁词，不得已而说之。事实上，有《巴黎观油画记》一类足以新人耳目的精美文章在，是根本用不着“自恧”的。
对冯桂芬、薛福成等人明显相异于“桐城派”的散文作品，学者们似乎并未冠之以专门的名目，④但把它们视之为整个晚清“新文体”的滥觞，则符合文学史的实际情况。
（二）、形成与发展：从“报章文”到“时务文”
洋务运动高潮期间，中国早期一批由封建士大夫转化而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仿效西方来华传教士，也在国内创办了一批近代报纸，并且学写政治时事评论性文章。⑤这些篇什，大都文字浅显，语言流畅，说理透彻，也富有鼓动性，颇受读者喜爱。所谓“报章文”，当是专门指此。最典型的“报章文”是王韬(1829-1897)在其主编的《循环日报》（1874年，香港）上发表的政论文。王韬自述说：“知文章所贵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于古文辞之门经则茫然未有所知”。⑥从王氏的这些作品来看，其文体的活泼，语调的畅达，较之冯、薛确又进了一步，与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桐城派”散文，更拉大了距离，反映了一种新的文风。同时期或稍后的郑观应(1842-1922)、马建忠(1844-1900)等人的文章也大致如此。
殆至戊戌维新运动，众多的维新派人士也纷纷办报，又亲自撰稿，宣传维新变法，其中主要有《中外纪闻》（1895年，北京，康有为）、《强学报》（1896年，上海，梁启超）、《时务报》（1896年，上海，梁启超）、《国闻周报》（1897年，天津，严夏、夏曾佑）和《湘报》（1897年，长沙，谭嗣同、唐才常）等。在这种情况下，王韬式的“报章文”就被广为仿效。由于其中由梁启超(1873-1929)主办的《时务报》上的文章，除了梁氏本人作品外，还有徐勤(1873-1945)、欧榘甲(18??-1910)、汪康年(1860-1911)和麦孟华(1875-1915)等人的作品，在宣传维新、抨击顽固守旧问题上的立场态度更为坚决，文章本身的气势更大，慷慨激昂，明快有力，汪洋恣肆、新鲜活泼，所以时人称之为“时务文”或“时务体”。至此，所谓晚清“新文体”基本定型，社会影响也进一步扩大，诚如梁氏本人后来所描述的那样：“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前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⑦
当然，除了梁启超和《时务报》的诸作者外，康有为(1858-1927)、黄遵宪(1848-1905)、谭嗣同(1865-1898)和唐才常(1867-1900)等人的作品，对于“时务文”的形成和风靡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康有为的《上清帝书》以及进呈所著书刊的奏招等。对于扩大“时务文”的影响力所起的作用很大。
（三）、改造后的典范：“新民体”
这主要是梁启超个人的文化贡献。戊戌政变后，梁氏流亡日本，即在横滨先后创办《清议报》（1898年）和《新民丛报》（1902年）。梁氏虽然早年也熟读过《古文辞类纂》之类，并精研过帖括之学，⑧但从1890年接受西学以来，决然舍去旧学；又如严复所说，“任公文笔原自畅达，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⑨再加上赴日后学得日语，颇受日本文化影响，对仿效“日本文体”（主要是明治散文中盛行的“欧文直译体”）极有兴趣；⑩另外，以梁氏当时的政治处境和社会责任感，也感到有必要寻找一种较之“时务文”更为解放的文章形式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况且梁氏本人对于文章的通俗性问题自有独特的理解。(11)上述各种原因就促使梁氏对“时务文”有自觉的进一步的改造，由此形成了为人啧啧称颂的“新民体”。其基本的风格和特点，按梁启超自己的解释是：“……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12)
“新民体”的典范之作，首先是在《清议报》发表的如《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文，梁氏就自认为是“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13)而有人之所以称之为“新民体”，主要原因在于《新民丛报》的办刊时间更长、梁氏在上面发表的文章更多，相对说来社会影响也更大。(14)
因此，所谓“新民体”，实指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乃至《新小说》等报刊上的政论性散文的风格，是梁氏对冯桂芬、薛福成式的散文、王韬式的“报章文”，以及戊戌期间的“时务文”的一种综合性的改造与发展。它虽然是整个晚清“新文体”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但也并非代表整个晚清“新文体”散文的全貌。
（四）、再发展与再改造：后期“新文体”的分流
这个阶段大致与梁启超推出“新民体”同时或者稍后。尽管这时严复与梁启超之间就“文界革命”问题发生公开论争，严复以古文大师和曾是启蒙主义的领袖的双重身份对梁氏的“新民体”多有诋诬攻击，(15)然而，由于“新民体”最适宜做宣传鼓动的工具，因而在武昌首义前的十余年间，众多的文章作者都甘心受“新民体”影响，自觉地仿效“新民体”写作——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如邹容(1885-1905)、胡汉民(1878-1936)，还是信奉政治改良主义的“保皇派”或“立宪派”中的宣传家，如裘廷梁(1857-1943)、林獬(1874-1926)，也无论是有旧学根底的一般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新人物，如刘师培(1884-1920)、柳亚子(1886-1958)，还是完全受革命风潮影响而成长起来的新进少年，如薛锦江、陈君衍（生卒均不详）；更无论是职业性的报人，如张继(1882-1947)、詹大悲(1887-1927)，还是主要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的人士，如秋瑾(1879-1907)、吴樾(1878-1905)。这一情形无疑促进了梁启超式“新民体”的再发展。
不过，在这一再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改造，并且在事实上导向了两大分支。
一支是至为明显的袭用“新民体”，从语言、词法、句法到词调等，力求毕肖。这一支是基本的。在这一支中，所谓的再发展再改造具有两重性：或是学得皮毛，甚至只学得“新民体”本身的弊病，由此使“新民体”成为逾淮之枳；或是从根本上学习把握“新民体”的风格，且有意识的尽可能地纠正“新民体”本身的若干弊病，如使之语言更浅近，文字更简洁，篇幅更简短等。前者以若干革命派报刊上的文章为代表，后者如《警钟日报》、《大江报》上的社论（社说），篇幅已不象梁启超的“新民体”那么长了，往往一二千字，甚至仅几百字而已，虽是言简意赅，但仍不失其思想震撼力和文字感染力，其中詹大悲发表在《大江报》上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就是显例。还有些篇什的语言文字风格，已经接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所谓“随感录”、“杂感”的文体样式，如张继发表在《警钟日报》上的那些短文。
另一支是受到梁启超式“新民体”的间接影响，即主要受其思想内容观点的启迪，或者较多地著眼于把握宣传鼓动的语言的浅近性和新切感，并且干脆完全采用白话文，如陈天华(1875-1905)的《警世钟》，陶成章(1878-1912)的《龙华会章程》，甚至象刘师培这样的人物也写纯粹的白话文。
上述两支的再发展和再创造，意义是深远的。前者太抵衔接和过渡了1911年以来至“五四”文学革命前夜的“逻辑文”（以章士钊等人为代表），(16)而后者则是作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最初成果，衔接过渡了1917年以来的“五四”白话散文（胡适、陈独秀等人为代表）。(17)晚清“新文体”作为一个包容性较大而历史却较为短暂的散文流派，即使为一种更新的流派所取代，实在也是一种光荣。而这又同时表明，晚清“新文体”散文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散文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
二
关于晚清“新文体”散文的内容、形式等方面的特殊性问题（尤其是梁启超式的“新民体”的长处和弊病），以及它的社会影响问题等，似乎也值得再作一番考察和讨论。
首先，关于“新文体”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总特点
应该承认，晚清“新文体”在内容和形式方面有许多迥然相异于中国古代各个流派散文的特点。这主要是：
第一，从文体的适用性范围来看，主要限于议论文。换言之，晚清“新文体”极为明显的以议论文为主体，鲜有纯粹的抒情文和记叙文，至多在议论内容中插入若干抒情成份。
第二，就议论的内容题材而言，不象历代各流派的散文那样丰富多采，而是大都限于社会政治问题，或者说是以社会批评为主，即使涉及到一些比较专门的问题，也大都从政治上着眼作分析议论。例如，从论据材料看，虽然作者的政治观点与思想倾向互有歧异，但选用的支持论点的论据却大致相同，一般不出以下范围：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含清代的满汉关系）、近代以来的中外关系、欧美日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史实，世界近代史上的亚非国家的历史命运，以及中国社会现实中的黑暗面等，所以多少显得有些单调。
第三，与此有联系的是，晚清“新文体”散文又有浓厚的宣传意味，且特别重视强化鼓动性成份。不过，它主要不是依靠理论逻辑力量，而更多的借助于语言修辞方法以及对于论据的情绪化的解释（渲染）。
唯其如此，晚清“新文体”散文中的具体作品的重要性和社会影响力，除了个别代表人物的作品外，一般与作者的身份地位以及活动所涉及的社会政治历史事件的轻重大小成正比，而不是更多的取决于文章本身的语言文字功力即狭义的文学成就。这一点也决定了晚清“新文体”散文的代表作，大都带有重要的或比较重要的历史文献的性质和价值，所以对于这类作品，往往也不能简单的衡以狭义的文学批评的标准。显然，以上所说的晚清“新文体”散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总特点，乃是之所以能够诱发“新文体”的那个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其次，关于晚清“新文体”的具体语言艺术特点
第一，晚清“新文体”散文作为一个整体，一般说来难以概括出它们在具体的语言艺术方面的共同的特点，因为它们的发展阶段性相当明显，而各个阶段代表作的语言艺术特点也各有侧重。如果非要作概括性的描述，那么可以这么说：相对“桐城派”散文而言，晚清“新文体”在整体上用典较少，文字不过于僻涩，语言比较流畅，语调比较活泼，也不太讲究谋篇布局起承转合，总之，是在文体上一步步求解放，即一步步地从清规戒律甚多的文言散文趋于文白参半，并向白话文靠拢。
第二，相对说来，在整个晚清“新文体”的演变发展过程中，梁启超式的“新民体”最具有语言艺术的鲜明特点，因而也最富有美学意义上的散文流派的性质。根据胡适的理解，梁启超“新民体”的艺术魔力含有四点：(1)文体的解放，打破一切“义法”“家法”，打破一切“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2)条理的分明，梁启超的长篇文章都长于条理，最容易看下去；(3)辞句的浅显，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4)富于刺激性，“笔锋常带情感”。(18)这大抵是概括得准确的。当然也不必讳言，梁启超式的“新民体”也有较为明显的弊病，主要是太滥的排比，反复的堆砌，有铺张过度，重叠冗赘之感。但这种弊病在梁启超笔下又通常是与那些足以体现“魔力”的优点和长处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撇开那些为人交口称赞的名篇不论，且看曾经招致苛评的篇什如《罗兰夫人传》中两段文字：
罗兰夫人何人也？彼生于自由，死于自由。罗兰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罗兰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仑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玛志尼噶苏士俾士麦加富尔之母也。质而言之，则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罗兰夫人；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罗兰夫人。何以故？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十九世纪之母故。罗兰夫人为法国大革命之母故。
虽然，天不许罗兰夫人享家庭之幸福以终天年也！法兰西历史世界历史必要求罗兰夫人之名以增其光焰也！于是风渐起，云渐乱，电渐进，水渐涌，喜喜出出，法国革命！嗟嗟咄咄，法国遂不免于大革命！
说它们铺张过度也好，重叠冗赘也好，但总很难判定它们是一种纯粹的弊病，因为这种弊病同时也是一个与其优点和长处有联系的语言特色，舍此，梁启超的“新民体”的“魔力”或许不能不受到影响。就梁启超本人来说，他何尝不知道自己的文章语言有此弊病，(19)但直到《新民丛报》后期仍是我行我素，可能也正是出自这样的理解。
怎样认识他人仿效梁氏“新民体”而产生的流弊及其批评意见
这一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明确的：其责任在于东施效颦者，而不能推到始作俑者身上。这就是说，有些人在仿效梁启超式的“新文体”时，由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小处着眼，力求形似，所以往往只是承袭那种铺张过度。重叠冗赘的手法，而它一旦脱离梁启超文章的特定的内容和语境，自然会成为一种孤独的移植，从而呈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状，非但毫无生气，而且足以产生妨碍作用。
例如，当年白话道人（林獬）曾撰文说：(20)
……记得有一篇“家庭革命论”。那篇文章劈头就是：“革命！革命！吾中国不可不革命，吾家庭不可不革命。”又有一篇文章劈头也是这个腔套，道：“革命！革命！吾中国不可不革命，吾江苏不可不革命”。也有的劈头说道：“怪！怪！怪！”也有的中间忽然加了许多“！”，有的加了一个，有的连加了二个三个。有的说道：“快哉革命！快哉革命！堂堂哉革命！皇皇哉革命！”这种文章，真正令我目迷五色，精神炫惑了。
……我今试问这劈头大喝“革命、革命、革命”，可算是“持之有故”么？可算是“言之成理”么？这种没头没脑的文章，他说会开通人的智识，鼓舞人的精神么？我到（倒）有点不敢相信。况且梁启超的屁，有什么好吃？他说文界革命，已经被严又陵碰了大钉，你们大家还要敬宗法祖，把他的文字很（狠）命模仿。
应该承认，林獬对于当时仿效梁启超式“新民体”的文章的那些流弊的批评是有根据的，基本上也算中肯。但他把仿效者的过失栽赃到梁启超头上，则含有明显的政见歧异的意气之争。至于他抬出严复（又陵）来，则更是反映了他作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在学理和道德上的双重失足——殊不知，诬称“文界革命”为“文学陵迟”的严复，此时已是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浓厚的贵族意识决定了他从根本上反对“新文体”；而不管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如何变化，他对文学的进化、文体的解放，言文合一以及文学语言的通俗化、现代化趋势却是从根本上支持和拥护的。林獬仅仅出于政见歧异，改而拥严而反梁，多么不值得。他或许没有想到：严复可能对他的反梁态度表示点头，可是对他那篇用白话写的文章的本身、必然之以鼻。
这就引出了似乎是题外的问题：在一段时间里，有些人对于“新文体”（具体如对梁启超式的“新民体”）的指责、批评、诋诬，并非是纯学理性的，抓住仿效者所产生的流弊，往往也是找个由头而已。《翼教丛编》的作者是这样，(21)晚年的严复甚至晚年的康有为也是如此。(22)
由此可知，整个晚清“新文体”（包括构成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梁启超式的“新民体”）的价值是多元的，除了文学价值外，也有其政治思想意义上的价值，而其中作为新思想载体本身的特殊价值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或许是文化史的一个通则。以此去分析“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某些现象，也可以作如是观。
注释：
①夏晓红著《觉世与传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8）对有关学者的一些主要观点作了分析介绍，可参看。
②冯桂芬：《复庄卫生书》。
③薛福成：《庸庵文编·自序》。
④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编《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中华书局，1960.5）以“散文的变化”为标题论及冯、薛等人的散文，如果说是冠以名目，则毕竟含糊了些。
⑤曾有学者指出：当时来华的传教士如李提摩太、林乐知和李佳白等，他们在报刊发表的汉文文章，对康有为等人写“时务文”有很大影响。见杨世骥：《英美传教士》，收入《文苑谈往》第一集（中华书局，1946）。按：这当然是事实，不过，王韬写的“报章文”则更早一些。
⑥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自序》。
⑦(13)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本馆，指《清议报》。
⑧参见梁启超《三十自纪》。后来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又称自己“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则是曲语。
⑨严复：《致熊纯如书礼》。
⑩关于梁启超仿效“日本文体”问题，夏晓红著《觉世与传世》有较详的分析论述，可参看。
(11)梁启超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多，而且早在戊戌前夜就已经提出，以后又是坚持的。至少可以参看其《变法通议》中的《论幼学》篇(1897)。
(1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14)如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3.8）称：“新民体”“以创自启超所为之《新民丛报》也”。
(15)严复与梁启超的公开论争发生于《新民丛报》创刊之初（1902年），如该报第7号发表的严氏《与梁启超书》，认为“新文体”并非“文界革命”，而是对文学的“陵迟”。
(16)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关于“逻辑文”渊源问题，后来钱基博也有所分析。
(17)胡适、陈独秀等人在辛亥革命前写作发表的不少白话文，受梁启超“新民体”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18)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19)例如，梁氏在《清议报》第19册(1899.6)发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时有“撰者自志”称：“篇中因仿效日本文体，故多委蛇沓复之病”。
(20)所引文字出自白话道人《国民意见书》中《论国民当知旧学》篇，原刊《中国白话报》(1904)。
(21)《翼教丛编》里有《长兴学记驳义》（叶德辉）等文，对《时务报》上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攻击。
(22)康有为晚年也攻击“新文体”说：“秽语鄙词，杂沓纸上，视之则刺吾目，引之则污吾笔”，转引自前揭《中国近代文学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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