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党政治视角下的社会保障与国民福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政党论文,社会保障论文,视角论文,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08)01-0053-08
一、政党政治与社会福利的相关性
在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中，各政党之间的斗争经常围绕着诸多对内对外政策，而以社会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福利问题是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以至于在每一次政治变革中，以失业、物价、养老金、健康服务、教育和住房为主要内容的福利制度已经成为政治辩论的中心。①特别是在西方福利国家发展过程中，福利政策的每次重大调整，都表现出政党政治的痕迹；而政党政治运行过程中的许多变化，包括政府的局部重组，大都与社会福利议题有关。在政治与经济之间、民主与社会福利之间，再具体到政党政治与福利国家之间，彼此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相互渗透的领域越来越多，这就出现了政党政治的福利化与福利制度的政治化问题现象。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社会保障所涉及的保障对象、保障理念、保障方式、保障主体以及保障水平等问题的确定固然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文化价值传统和社会政策的研究水平等，但是，这些问题的最后界定却主要取决于政府，即取决于执政党的理念，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吻合程度以及公民民主意识的觉醒程度等等。因此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过程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过程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政治过程。[1]
福利制度的政治性是由社会福利自身具有的政治性演变而来的。社会福利是一种包容、整合的政治，也是一种团结的政治。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福利本身就具有政治功能。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对于工人、他们的家庭和整个社会的生活安宁非常重要。它是营造社会团结，进而有助于保障社会和平与社会融合的一种基本人权和基本手段。它是政府社会政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预防和减少贫困的重要工具。它可以通过民族团结和义务公正分担，促进人类尊严、平等和社会正义。它对政治融合、权利赋予和民主发展也至关重要。如果运作得当，通过医疗保健、收入保障和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可以提高生产力，强化执政基础。与正在扩大的经济政策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相结合，社会保障是一个保证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工具。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保障经常是政府预算中最昂贵的项目，也是政治上最神圣不可侵犯的项目。通常，政治家们将其称为政治的第三轨道，如果安排不当后果会非常严重。[2]
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福利，或者以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视角来审视政党政治，应属于福利政治学的研究内容，也应在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之内。由于这两门学科属于新兴交叉学科，所以目前较为成熟的理论比较少。从政党政治的规范性研究来看，西方研究政党政治的学者对政党的社会动员功能和社会利益综合与聚合功能进行一般研究者较多，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具体分析政党政治与社会福利之间关系者少，而从政党政治中的意识形态、投票选举、选民、压力群体、政党竞争格局等因素对福利制度的影响进行深入系统分析者更是凤毛麟角，这不能不说是政党政治和福利制度两大研究领域中的重大缺陷。毕竟，就业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民生问题本身就是政党政治存在和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
二、英国政党政治视角下的福利制度
英国的政党政治与福利制度都比较成熟规范。英国的福利制度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中，包括社会保险、国民健康服务、教育福利、住房福利和个人社会服务五个方面。自二战结束以来，英国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日益扩大，保障项目不断增加，覆盖全民、保障全面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提升了英国民众的整体福利水平。同时，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政策渗透在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中，并上升到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带来了以社会保障与国民福利为主要内容的福利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在英国福利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政党政治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关于政党政治与福利制度之间的关系，社会政策的多因素论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民主制度将会滋生围绕着争取中间选民而展开的剧烈的政党竞争；而政党间的竞争又将刺激公共支出的增长。由此形成一个政党竞争与公共开支之间水涨船高的局面。英国的政党政治与福利制度之间的情形应属于这种情况。英国两个主要政党保守党和工党治理国家的政策是有分歧的，尤其是在实行福利制度方面。工党主张增加公共开支，对穷人予以更多的照顾；保守党则侧重于市场原则，要减少中央公共开支。
(一)政党竞争与社会福利
英国政治学家基奇尔特认为，政党制度是福利制度政治学研究中一个一直被忽视的领域。[3]关于政党制度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经济学教授汉斯·范登德尔提出，“在一个民主过程中，两党制是最能激励出社会福利的最优。当我们用帕累托最优标准评价两党制时，民主下的决策结果将是没有选民能在不损害另一选民的情况下改进自己，并且自己条件改进的程度大于受损选民的受损的程度。”[4]毕竟，帕累托改进是一些方面有改进而其它方面没有恶化的改进，这种改进总是会获得更多选票。如果这两个政党之一不选择一个帕累托最优的位置，它必将失败。因此，两大政党间的竞争最终便导致一个帕累托最优位置的形成，这个过程本身便是意识形态趋同或者趋于中间化，从而使福利政策的制定和福利模式的选择趋于相同的过程。
在英国战后历届大选中，社会保障方面的议题占据了竞选的主要部分。理查德·罗斯(Richard Ross)对英国战后历届大选的竞选纲领进行了分析。他提出，保守党和工党在竞选中都提出名目繁多的竞选保证(参见表1)，两党在提出竞选承诺方面没有多大的差别。在20世纪70年代，政党的所有竞选保证中有将近1/3的内容是70年代英国所面临的最直接问题，即经济问题。而环境部门的问题，比如住房和地方政府事务的内容排在第二位，占竞选保证中的1/5。社会保障的主要服务项目——健康、社会保障和教育——合起来在竞选保证中占1/4。
英国经济学家马丁·伊万斯(Martin Evans)试图对战后保守党执政和工党执政时期的社会保障支出进行对比研究，情况如表2。
表2显示在工党执政期(1973/1974年到1978/1979年)、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时期(1979/1980年)和梅杰领导下的保守党(1990/1991年到1995/1996年)执政的各个主要政治时期社会保障开支的增长速度。伊万斯提出了对不同政治体制下对社会支出进行纵向比较时应注意的问题。比如，在对每个执政期末年的福利开支进行分析时，应注意到由于处于支出不同阶段，而导致新的执政党会面临衰退的可能；同时，由于新上台的政府需要继承前任政府的政策，福利开支的情况并不能直接反映出政策变化的效果。再者，不同的执政党政府处于经济发展的时期不同，只能对年均增长率而不是总增长速度进行比较分析。
经过比较，有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之间没有相同的周期效应，即社会保障支出在各个时期没有均等的分配。对此，理查德·罗斯通过比较政党轮替过程中公共开支的增长率，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福利支出在政党间并没有什么一致性。他指出，在20多年中，只有在两个项目上工党政府的公共开支比保守党政府的多，一个是政府提供的学生的校餐和福利食品——这反映出工党自身的理念，另一个是支付债务利息，但这点与工党自身的价值取向没有什么关联，而这两项在保守党执政过程属于经常被删减的项目。[5]
第二，撒切尔执政时期经济状况调查型支出的增长占总增长的比重，从工党执政时期的22％增加到这一时期的48％，而养老金和其他社会保险的增长却由前一时期的约65％下降到只占总增长的42％。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状况调查式津贴指出呈反方向发展。梅杰任期内面临衰退和缓慢的复苏，而社会保障开支年均增长5.1％。其中，经济状况调查仍以年均10.6％的较快速度增长，而社会保险的增长速度却下降到年均2.4％。总的来说，无论撒切尔还是梅杰执政，保守党执政时期经济状况调查型津贴的增长速度在总增长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8.3％和39.2％)都要比工党执政时所占比重(21.9％)高，表明保守党政府对财产调查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作用的重视和对选择性福利模式的偏好。
第三，无论是保守党执政还是工党执政，随着时间的推移，非缴费型津贴的增长所占比重与缴费型(社会保险)津贴的增长所占比重均呈反方向发展，即缴费型津贴的增长速度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趋于减缓，而非缴费型津贴的增长速度在总支出增长中所占份额日益提高。
(二)政党竞争与福利缩减
关于英国的政党政治对福利缩减影响，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赫伯特·基奇尔特从构成福利缩减的“推动”与“拉动”两方面力量的角度，对英国20世纪70-90年代福利缩减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如图1所示。横轴的“拉动因素”代表的是政党竞争对福利紧缩的拉动因素，纵轴的“推动因素”代表的是社会福利紧缩的政治经济推动因素。图中英国分别位于横轴(7.5-9)和纵轴(4，2，0)的位置。通过该图可以看到：
首先，在英国，政党竞争对社会政策紧缩的拉动力在各国中最为显著，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政党竞争对福利紧缩的拉动指数在高位区间运动，是所有国家这一数值的最高水平。这表明，自70年代起，保守党和工党之间的竞争始终是英国福利开支紧缩强有力的拉动力，这同时也说明在社会政策紧缩方面政党竞争居于其中的主导作用。由于该数值变化的幅度并不大(在7.5～9之间)，表明两党之间虽然存在竞争，但政治体制稳定，政党轮替过程中实施紧缩性社会政策的连续性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图1 政党竞争与福利紧缩
资料来源：(英)保罗·皮尔逊：《福利制度新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29页。
第二，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中间政党突然崛起的局面。1981年以工党成员洛伊·詹金斯为首的4人退出工党，另建一个新的中间政党——社会民主党，致使工党党员减少八万余名。[6]这对原有的两党对峙格局产生巨大冲击，并使政党竞争对社会政策削减的拉动指数略有下降。
第三，工党在诸多政策方面的激进化，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政策方面失信于民，以及保守党在相同领域中的务实做法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保守党接连取胜的关键。工党作为维护福利制度的党派，由于在1979年和1983年竞选纲领中连续提出激进的政策目标，使工党在选民眼中缺乏可信度。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到，保守党在销售市政住房和降低高收入群体所得税方面所获得的信任度要比工党在降低低收入群体所得税方面获得的信任度高许多。对于工党承诺的在三年内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下，选民们普遍对此不看好(-41％)，并据此认为工党的政策提议过于激进，使工党失去了选民对其它建议的信任度。
政党竞争不是社会政策变化的唯一原因。社会福利政策变化的另一种原因是经济危机的强度与社会计划方案在财政上的生存能力，这是通过失业率、政府预算赤字、经济增长缓慢以及资本外流净值表现出来的。[7]这实际上表现为经济和财政危机对社会政策紧缩所起的推动作用。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英国属于社会福利紧缩的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都很强的国家，从经济“积累”的强制力的角度和从政治“合法性”(即冒险实行不受欢迎的政策改革的政党所受到的支持)这两个角度看，福利制度削减都既有必要，又有可能。这表明，在英国，即使是积极主张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工党也愿意实行社会政策削减，而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同党也许会抵制这些削减努力。可以说，这构成了英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福利紧缩的主要动因，同时也是理解英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执政党纷纷进行福利削减的一个关键。它体现出了英国政党政治对福利制度的深刻影响。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全面而准确判定和评价英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进行的福利缩减政策。
三、几点结论
通过对英国的政党政治与福利制度的研究，我们得到以下几点基本结论。
首先，不论从传统政治学角度还是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来看，政党政治与社会福利之间存在着并存互动的关系。竞争性政党体制对福利制度的不断发展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福利开支不断攀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英国的情况看，政党是20世纪英国政治的灵魂。二战以后，英国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推进社会福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促使福利国家最终建成。福利国家是同英国的政党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政党的立场、态度及其活动，直接决定了社会保障制度与福利国家的发展进程。在某种意义上，福利国家可以说是由政党推动而建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在英国民众对未来新生活强烈的渴盼之中，艾德礼领导的工党政府在前任联合政府的努力下，在贝弗里奇报告基础上，同样通过大规模的社会立法，搭建起了项目全面、保障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使工党政府成为20世纪以来最伟大的一届政府。70年代末期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执政以后，面对高福利、高税收、高通货膨胀的困境，采取了真正能够反映保守党传统意识形态的政策措施，对福利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般地改革，打破了两党间维持30年的“福利共识”，在医治了英国“福利病”的同时，却降低了大多数人的福利待遇，扩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进入21世纪后，由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面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更新了工党的意识形态和执政理论，提出了以“第三条道路”理论为核心的新的社会福利思想，在顺利实现了政党转型的同时，更新了英国民众的福利意识和观念，减少了人们对福利的制度性依赖，在吸收了保守党合理的福利理念和政策主张的基础上，实现了两党之间意识形态趋同基础上的福利政策的趋同，在不断实施福利削减的同时，人们开始相信所谓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党政治是英国福利制度的“灵魂”，没有政党政治这条线索，英国的福利制度可能还会停留在普享主义的济贫法阶段，或者依旧停留在僵硬、单一的、不能反映社会变化与时代进步的国家干预阶段。
其次，政党政治对福利模式选择的影响作用远远大于其对福利开支的影响作用，对福利政策制订背后价值取向的影响作用远远大于对具体政策的影响作用。
在英国福利制度发展过程中，政党政治主要对重大福利政策的制订与调整，以及福利制度的模式选择和重要改革进程方面发挥影响作用。这一作用主要通过四个方面来体现。一是对福利开支的影响，二是对福利制度模式选择的影响，即是实行普享型的福利制度还是实行补救型的福利模式；三是对公民权利赋予问题的影响；四是对国家在福利提供中的职责边界问题的权衡。从福利开支的角度看，专家、学者们分别对不同政治体制下福利开支的规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对比，理查德·罗斯也从政党是否制造了差别的角度，将英国的公共政策放在政党政治的视角下进行比较分析。经过研究，我们看到，政党对福利开支的影响并不显著，在福利开支背后所体现的政党倾向或意识形态色彩并不明显。一个显然的例证是，保守党一贯敌视福利国家，主张撤退国家干预的防线，实行小政府、大社会，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以削减福利开支为首要目标的改革。但实践证明，这场改革在其他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成就，但在削减福利开支方面并没有取得预计的效果，除了住房开支有大幅削减外，其他主要项目福利开支不仅没有削减，反而持续增加。因此，在福利开支上，政党竞争效应非常有限，倒是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家庭结构的变动对福利支出结构的影响却是直接而有效的。
但是在福利制度模式的选择上，政党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起了决定作用。福利模式从理论上区分为普遍性福利和选择性福利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按照这一理论，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建成之初从价值取向上实行的是贝弗里奇的普享型福利制度，但在实践中由于经济状况调查的作用日趋增大，所以贝弗里奇的蓝图在那个时代便已经被打了折扣。随着经济形势的日趋严峻，凯恩斯主义的失灵，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老龄、儿童、失业者、残障、长期病患者等福利依赖人口所形成的压力，使英国普遍性福利模式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于是在保守党政府以削减开支为主要手段、以收缩国家职责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中，福利模式日趋选择性，走向剩余主义。福利制度模式的选择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有关福利理念的问题。因此，福利制度模式的选择、英国福利模式日趋补缺性却是在很大程度上由意识形态驱使的。
在公民权利赋予方面，与福利模式的选择一样，同样体现了更多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在福利服务适合资格和福利消费者的福利权益方面，工党主张不论贫富，国民皆有资格享受福利服务，而保守党则一贯认为，福利服务应主要提供给那些真正需要福利服务的低收入者，其服务的对象应是有选择的而非全民的。选择的办法是采取家计调查(means-tested)，③对申请者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后提供各项福利服务。从贝弗里奇普享型福利模式中项目全面、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发展到后来的日趋家计调查和目标定位式津贴发放限制，使福利受益资格、津贴水平、覆盖范围等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紧缩，英国依赖家计调查津贴的人数急剧上升，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总人口的8％，上升到20年后的近21％(见表4)。家计调查型津贴的增加，以及依赖这种福利提供方式的人口增加，均意味着资源越来越集中投向最需要的人们。这与英国社会保障体制日趋选择性和剩余化相吻合。当然，这与解雇的增加、单亲家庭和残障人的失业增加也是不可分开的。
在国家职责问题上，保守党主张补缺主义的福利国家——政府要小，规模不大而且分散化，是私人机构的附属；工党则主张制度主义的福利国家——政府足够大，为广大民众提升社会福利。保守党自1979年执政后，始终认为现存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阻却人们接受较低水平工资的工作的作用，不仅扭曲了劳动市场，而且扩大国家的作用，因此，需要实质性地进行削减。这个趋势是与保守党坚持其传统意识形态相吻合的，是在保守党长期执政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实现的。当然，这与20世纪9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复兴有关，也是与福利国家所面对的种种困境密切相关的。
第三，在英国社会保障与国民福利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政党竞争和民主选举对福利制度的发展演变起了重要决定作用。政党竞争不仅是社会政策形成的机制，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福利制度改革的动力。政党竞争有助于福利制度的理性发展，而民主选举能够使失去理性的政党和失去理性的福利制度恢复理性。从而使政党政治在福利制度中能够发挥一种调节和导向机制，引领福利制度理性发展。同时，政党竞争和民主选举还有助于民众福利诉求的有效表达与顺利实现，有利于促进福利政策的不断创新。政党竞争是英国两党间达成福利共识的重要原因。
在英国福利制度政策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党竞争使福利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及时、有效。在民主政体下的两党制中，福利政策的制订与调整在机制上是顺畅的，在效率上是比较高的，它能及时将所暴露出来的政策不足与缺陷加以修正。我们虽不能断言英国的每一项福利政策方面的立法都是高质量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在充分讨论、广泛吸纳民意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不少社会立法又是在频繁修订的。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这是执政党、政府、议会与反对党、选民、压力群体等社会各方在社会福利政策制订与调整方面互相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各方社会力量与执政党、政府和议会之间在福利政策与实践方面的互动，才能将选民的福利诉求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及时通过民主选举方式加以综合、整合，并通过立法、制订政策加以输出，来实现政策的调整和制度的理性发展。应当说在民主充分、政党良性竞争机制中，社会福利政策的调整是及时的、有效的，是能够广泛吸收民意、反映选民利益的。其次，这是政党竞争促使政策不断创新的结果。政党竞争不仅有利于福利制度的理性发展，而且有利于福利政策的创新。英国每次政府重大调整后都会修改社会立法，以适应社会经济条件变化所产生的新的需求，比如，英国《国民保险法》自1946年颁布后经历过六次修改，而《社会保障法》自1973年颁布后，也经历过五次修改。[9]每一次社会立法的修改既是对现有社会政策缺失与不足的修正，同时更是政策创新的结果。政党竞争有利于这种政策创新维持在一个经常的状态中。如果福利政策显露出不足与缺陷而执政党政府不及时加以调整，那么选民不会答应，反对党会指责，压力群体也会抗议，执政党的位子便会坐不稳，或者停留在在野党状态。
第四，政党对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政策的过度介入，使社会福利政策带有明显的政治化色彩，这在某种程度上、在一个国家的特定发展时期会导致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政策的泛政治化倾向。同时，政治性经济周期模型的存在意味着改善民众福利仅仅是政治家们争取选民、赢得选举的口号和手段。这些不仅会进一步带来社会福利思想的扭曲与异化，而且还会导致政党的政治命运在福利政策的得与失之间起落沉浮，这同时也成为促使政党实现变革和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福利国家问题上，英国保守党是务实、灵活的，也是理性的和明智的。它能及时判断形势、把握方向，及时进行理念更新，调整政策，从而能够长时间执政，并执福利国家之牛耳。无论是通过强调经济状况调查津贴的作用，还是加强目标定位机制的功能，抑或不断收缩或降低政府的职责，英国福利制度日趋选择性并走向剩余主义，这与保守党原本对福利国家的理解甚至敌视的观点相吻合。从福利津贴的权利赋予角度看，在1979年保守党上台执政并开始改革福利制度以后，福利津贴水平降低、受益资格日趋严格、附加条件不断增加、准入门槛日益提高、受益群体越来越有选择性和针对性，使英国福利制度与贝弗里奇设计的蓝图渐行渐远，背道而驰。更重要的是，保守党对福利制度改革的主要思路和政策措施为新工党所继承，使新工党继续沿着新自由主义道路前行。这同样表明，保守党不仅改革了福利国家，也改变了工党，使工党从政党竞争失败中不断向右转，学到了实用主义。
四、启示
通过对英国政党政治与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研究，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得到启示。
首先，社会越发展，政治文明越进步，政治与社会保障和国民福利的关联性就会越来越强，相互间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复杂。一方面，政治需要社会福利作为实现执政目标的工具和手段，离开了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维系，政党政治的最终目的将难以实现；另一方面，社会福利的发展也离不开政党政治的推动，并对政党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西方福利国家形成过程中，政党政治作为一种政治机制，不仅发挥了社会动员、政治教化的作用，还发挥了社会控制与利益聚合的功能。政党是服从于政治的，而政治是服从于民意的，民意则服从于民生，而民生在现代社会，则主要表现为就业与社会保障，是福利国家所涵盖的主要内容。因此，作为政策制订者，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到民众的福利诉求在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执政绩效的影响。
其次，社会福利政策的主题会随时代变化而发展。从英国福利制度的发展历史看，随着福利制度不断地演进，其目标也在不断地调整。在40年代，社会保障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贫困；在20世纪60-70年代，其重点是全面保障和全民保障；到了80年代，则是在削减开支和福利收缩。进入90年代后，它的目的已变成鼓励自食其力了。福利政策主题的变化，不仅反映了福利制度内在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更反映政党要不断适应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是执政党实现理念更新、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和立法更新的产物，是政党与时俱进的结果。执政党在选择福利模式、制订福利政策过程中，应该将时代的要求与国情民意结合在一起。英国的模式如果拿到其他国家，则需要修正。
第三，在竞争性的民主政体下，政党政治存在着泛福利化倾向，而社会福利也具有泛政治化倾向，这是由福利制度自身的政治性与政党政治的福利性决定的。要有成熟的民主制度来制约它。福利制度泛政治化现象客观存在，尤其需要成熟的民主与理性的政党才会引领社会福利制度稳步发展。
第四，由于福利制度本身的政治性和社会福利的刚性特点，决定了在进行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改革时应谨慎从事。在一个制度所容纳的有效性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或其弊端与消极性尚未充分显现之前应该维持制度的正常运行。换言之，在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比较成熟的时候，改革应搞微调，以小的改革弥补制度的缺失和政策的不足。大幅度的改革会带来大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这在英国福利制度发展演变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这样的例证。
第五，社会阶层的分化，对一个国家，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中发展比较快的国家会产生重要影响。这既会影响福利政策的制订，也会对政治结构的稳定产生影响。从英国政党政治与福利国家的发展过程看，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或称中产阶级，始终是社会保障制度得以维持和发展的“供血者”，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在起起落落中得以巩固的普遍原因。而稳定的中产阶级对于政治局面的稳定同样重要。因此，建构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或者培育稳定的中产阶级无论对福利制度还是对政党政治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注释：
①在西方福利国家，社会福利概念的内涵大于社会保障的概念内涵。详见尚晓援：“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113～121页。就社会福利与福利国家而言，福利国家是指国家承担了主要的社会福利供给的职责，是更多地从政治角度对福利制度运行进行的制度性安排。
②家计调查型津贴(means-tested benefit)，也称经济状况调查型津贴。在国内相关著述中常被称为家计审查、资产测查、收入调查、资力审查等，意指在发放救济津贴前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情况进行调查。如果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高于相关规定，则不能享受有关福利。
③Means-tested在国内相关著述中经厂被翻译为家计调查、资产测查、收入调查、资力审查等，意指在发放救济津贴前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情况进行调查。如果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高于相关规定，则不能享受有关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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