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田万年东亚殖民语言战略的朝鲜“布局”
李无未,徐高嵩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日本“现代语言学之父”上田万年最早从德国与法国带回了以比较语言学为主的语言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东亚语言学理论的重构。在日本政府对东亚施行殖民侵略政策的大背景下，上田万年对东亚各国语言调查和研究进行了周密的殖民语言战略“布局”。近代的朝鲜语言学研究受到其殖民语言战略“布局”的影响，衍生出了金泽庄三郎“日韩语同系论”、高桥亨“日朝语言进化论”和小仓进平《朝鲜语学史》“超级日本语系模式”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理论和著作。通过促进朝鲜总督府的学制改革，上田万年最终完成了对朝鲜语从学术研究到基础教育的全面殖民化的语言战略“布局”。其殖民语言战略“布局”带来了东亚语言学重大的学术“变局”，为今天学者研究近代东亚语言学史提供了极其有效的学术参照模式。
关键词： 上田万年；“布局”；朝鲜语学；殖民语言政策
一、引言：上田万年与日本东亚殖民语言战略
殖民扩张是近代日本政府的重要战略之一。日本政府为了加快在东亚各国的殖民步伐，更好地实现侵略和殖民统治的目标，在各个殖民地实施殖民语言政策成为其殖民战略“布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1905年《乙巳条约》签订后，日本实现了对朝鲜半岛的实质性统治，建立了朝鲜总督府等一系列专门化的统治机构，大范围地改革了朝鲜的语言制度，并对朝鲜半岛的语言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编写了大量朝鲜人学日语的教科书和日本人学习朝鲜语[注] ① 本文为表达方便，统一将当时朝鲜半岛通用的语言称为朝鲜语，若引述当时人著作则保留原表述。 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种类繁多，专门化程度高，触及日常生活及国家机器运转的各个方面，为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提供了诸多便利。这一切看似寻常，实则是兑现19世纪末已经完成的整个殖民语言战略“布局”设想的必然结果。从整体上看，这一战略“布局”，在空间上极大地影响了整个东亚，甚至东南亚；在时间上跨越了一个多世纪，直至今日仍然有其“布局”理论波及的痕迹存在。而这场东亚殖民语言战略“布局”的设计者和操纵者就是日本“现代语言学之父”——上田万年。
上田万年(1867—1937)是日本国语学者、语言学家，1888 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在读书期间，师从张伯伦[注] ② 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1850—1935)，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著有《从阿依努研究看日本的语言、神话及地理术语》(The Language ,Mythology ,and Geographical Nomenclature of Japan Viewed in the Light of Aino Studies ，1887)、《日本事物志》(Things Japanese ，1890)等。学习语言学。毕业后，他又进入研究生院继续深造，1890 年获得公费资助，赴德国留学，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等大学学习。后来，他又到巴黎求学，接受法国语言学理论熏陶，在留学期间，深受甲柏连孜[注] 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莱比锡大学东亚语言及语言学教授，精通汉语、满语、日语、梵语、马来语等，著有《语言学》(Die Sprachwissenschaft ，1891)等。、斯坦塔尔、施密特、布鲁格曼等的影响。1893年8月，他离开欧洲回到日本，担任东京帝国大学博言学讲座教授，讲授比较语言学、音声学等新学术领域的课程。1899 年，他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历任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长、日本文部省专门学务局局长、国语调查委员会委员长、神宫皇学馆[注] 即今皇学馆大学。 馆长、贵族院帝国学士院议员、国学院大学校长等职务。其著有《国语论》(『国語論』，1895)、《作文教授法》(『作文教授法』，1895)、《新国字论》(『新国字論』，1895)、《日语学本源》(『日本語学の本源』，1895)、《语言学》(『言語学』，1896—1898)、《为了国语》(『国語のため』，1903)、《西洋名数：五十音引》(『西洋名数 : 五十音引』，1904)、《国语学丛话》(『国語学叢話』，1908)、《国语读本别记》(『国語読本別記』，1909)、《罗马字索引国语词典》(『ロ—マ字引き国語辞典』，1915)、《日本外来语辞典》(『日本外来語辞典』，1915)、《国语学十讲》(『国語学の十講』，1916)、《大字典》(『大字典』，1917)、《关于国语的纯粹》(『国語の純粋に就いて』，1934)等。[注] 简介内容参考新村出《国语学史·上田万年先生年谱》第251-253页整理而成。
(4)计算单元素异常的平均值、规模、衬值、面积以及NAP值等参数，进行单元素异常及综合异常评序、评价。
上田万年的语言学背景及其所受到的专业训练是其进行东亚殖民语言战略“布局”的基础和前提。但仅凭这一点是不够的，真正促使他设计并实施东亚殖民语言战略“布局”的直接原因，我们认为有两点：一是当时日本政府对东亚实施殖民侵略政策的需要，二是当时日本国内“对外扩张”思潮的影响。进行一个东亚殖民语言战略“布局”是当时日本实施侵略的迫切需要，这种需要在上田万年开始“布局”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在这个时间点上，他刚好具备进行“布局”和实施“布局”的条件和能力。当时日本编纂了大量用于军事和日常生活的朝鲜语教科书，这些都是日本为了达到侵略目的所做的准备工作，也是其迫切渴望“布局”愿望实现的重要体现。军事方面的朝鲜语教科书如《日韩会话》(『日韓会話』，1894)、《兵要朝鲜语》(『兵要朝鮮語』，1894)、《实用朝鲜语》(『実用朝鮮語』，1894)等；日常生活用的朝鲜语教科书如《速成自学朝鲜日本会话篇》(『速成独学朝鮮日本会話篇』，1894)、《日韩通话》(『日韓通話』，1895)等。此外，日本当时“对外扩张”的社会思潮也让“布局”呼之欲出，我们可以从当时的一些朝鲜语教科书的序言中找到证据。如松冈馨的《自学朝鲜语》(『朝鮮語独習』，1901)，该书第1版是《朝鲜语学自学指南》(『朝鮮語学独案内』，1894)。在其序言中，作者的友人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田口卯吉说道：“亚细亚北部之人种，其言语相类，而日、韩及土尔基(土耳其)，有最似者矣。且其谚文则日文，而亦类于希伯来字，学者须究其源而寻其理，以立他日为大同盟之基也。友人松冈馨君著此书，征一言于余，即书所感而还之。”[1]
就理论形成过程而言，上田万年的东亚殖民语言战略是以西方的比较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最初肯定是以“真比较语言学”面目登上历史舞台的，但却以“假比较语言学”面目收场，很难做到相沿一贯。前期重要著作《语言学》(『言語学』，1896)相承于德国甲柏连孜《语言学》(Die Sprachwissenschaft ，1891)，建立了具有创新意义的“东洋语言学”理论框架，属于“真比较语言学”范畴[注] 两部著作分别参见：上田万年：『言語学』，1896年新村出筆録 ，柴田武校訂， 東京：教育出版， 1975年；(德)ガーベレンツ：『言語学』，1891年著，川島淳夫訳，京都：同志社，2009年。“真假比较语言学”概念，借用了萨斯(セース)的说法。见：セース：『言語学』，上田万年と金沢庄三郎共訳，東京：金港堂，1898年。 。但在后来，为了给殖民侵略提供语言学上的依据和保障，在“真比较语言学”理论框架基础上，通过加工和改造，上田万年及其弟子又创造了新的“假比较语言学”理论框架。比如上田万年《国语学十讲》(『国語学の十講』，1916)、保科孝一《大东亚共荣圈与国语政策》(『大東亜共栄圏と国語政策』，1942)，就是其东亚殖民语言战略“布局”的纲领性理论文献。这种“假比较语言学”打着比较语言学的旗号，实则“证明”了日语与日本统治的殖民地国家的语言存在密切的亲属同源关系，进而将日本殖民地的语言研究纳入“超级日本语系”的总体框架之中，逐渐同化与改造其他民族的语言，进而强化日本的殖民统治地位。
因为林露白跟家人住，加上两人都刚毕业，年纪也还小，没想过结婚的事。直到恋爱第三年的时候，才跟家里讲，双方见了父母，彼此都很满意，初步定下了结婚的日期。但是，林露白的父母都是教师，有些传统的观念，对她唯一的要求是不允许夜不归宿，她只能周末找个借口出去逛街的时候，跟魏舟去酒店开个房间温存一会儿，之后再匆忙地赶回家。
在上田万年的东亚殖民语言战略“布局”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有三位学生被指定去研究朝鲜语学，而这三位学生也先后前往朝鲜半岛从事朝鲜语的学习、调查及研究工作，并成为在朝鲜语学研究领域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他们便是金泽庄三郎、高桥亨和小仓进平。
二、上田万年学术谱系的朝鲜半岛“布局”
(一)金泽庄三郎及其提出“日韩语同系论”始末
金泽庄三郎(1872—1967)是著名的朝鲜语学者、日语学者、汉语学者，也对满语、蒙古语等东亚语言有研究，是日本初代朝鲜语学学者，提出了“日韩语同系论”。他于1893年进入东京大学博言学科学习，后师从上田万年，1898年为研究朝鲜语学，访学于“大韩帝国”汉城(今首尔)；1900年任东京外国语大学朝鲜语学教授，并再次赴朝鲜访学，1901年归国后开始讲授朝鲜语学；1902年任东京帝国大学博言学科朝鲜语学讲师，1923年任国学院教授，研究和讲授包括朝鲜语学在内的东亚语言学直至去世。金泽庄三郎的研究以朝鲜语和日语为核心，逐渐扩展到东亚的其他语言，研究领域广博，著作等身，著有《语言学》(『言語学』，1903)、《日本文法论》(『日本文法論』，1903)、《国语研究》(『国語の研究』，1910)、《日韩两国语言同系论》(『日韓両国語同系論』，1910)、《日本文法新论》(『日本文法新論』，1912)、《卡式读史年表》(『カード式読史年表』，1913)、《语言研究与古代文化》(『言語の研究と古代の文化』，1913)、《女子教育日本文法教本》(『女子教育日本文法教本』，1919)、《反映到语言里的原人的思想》(『言語に映じたる原人の思想』，1920)、《新罗的片假名：比较国语学史的一节》(『新羅の片仮字：比較国語学史の一節』，1932)、《文与字：汉字杂想》(『文と字：漢字雑考』，1947)等。
金泽庄三郎在朝鲜语研究领域影响力最大的是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日韩语同系论”。[注] 初稿写作时间为1908年12月。 他认为朝鲜语和日语属于同一系属的语言，和琉球语一样，朝鲜语是日语方言的一种，就像法兰西语和西班牙语都属于罗曼语族一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朝上古时代的神社名、氏族名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瓠公者，未详其族，姓本倭人，初以瓠系腰渡海而来”等记载来推测朝鲜人是由早期的日本人归化而来的。19世纪中叶以来，欧美学者对于日、朝语关系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其中Aston和Chamberlain认为日语和朝鲜语是具有密切亲属关系的语言[注] 金泽庄三郎理论来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Chamberlain影响阶段是上田万年传回西方理论和研究成果之前，Chamberlain本人就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曾经指导过上田万年；Aston影响阶段是上田万年传回西方理论和研究成果之后。在金泽庄三郎提出“日韩语同系论”的过程中，上田万年起到了关键性的“桥梁”作用。 。Aston的《日韩语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Japanese and Korean Language ，1879)十分著名。日本国内的研究，白鸟库吉《古代日语与朝鲜语的比较》(『日本の古語と朝鮮語との比較』，国语院杂志四编四号，1899)、《国语与外国语的对比研究》(『国語と外国語との比較研究』，史学杂志十六编二号，1905)，宫崎道三郎《日韩两国语言的比较研究》(『日韓両国語の比較研究』，史学杂志十七编七号，1907)等，一致认为日、朝两国语言同源。金泽庄三郎运用布鲁格曼理论对大量的日、朝语词汇在语音上对应的例证逐一地进行分析和解释，说明了日、朝语在音韵上存在着严格的对应规律。在日、朝语语法比较方面，他从体言、用言、助词三个角度来进行对比分析。体言主要包括名词、代名词和数词，从数和格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用言主要从名词法、副词法、动词“有”的用法，以及被动、自动、他动词的构造，敬语法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助词部分主要谈了主格助词、领格助词、造格助词、感叹助词，及表示反对意义的助词与朝鲜语的一致情况。[4]
实现乡村产业兴旺，有利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乡村产业兴旺不仅满足城镇消费需求，也为工业发展特别是为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乡村产业兴旺促进农民收入不断增加，使得农村消费需求扩大并拉动城镇经济发展。实现乡村产业兴旺，不仅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还增强经济增长动力，推进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我们认为，是上田万年在德国跟随甲柏连孜学习期间，读到了这篇文章并将其相关内容传回日本，才使得金泽庄三郎了解到甲柏连孜、Aston等欧美学者对于日、朝语关系的讨论信息，而他们的结论又契合当时日本殖民语言战略的需要，最终促成了金泽庄三郎提出“日韩语同系论”。这是就理论根源而言的。若是就直接的理论来源来说，促成金泽庄三郎提出“日韩语同系论”的，毋庸置疑是《日韩语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Japanese and Korean Language ，1879)。该文章从语音系统、语法特征角度详细地比较了日语和朝鲜语。语音系统方面，将辅音分为牙音、颚音、喉音、韵尾，并进行了中、日、朝三语对比。在元音部分，对日、朝语汉字音“钱”“笔”等进行了讨论；语法特征方面讨论了名词、复数词缀、代词(包括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反身代词)、数词、语序等。该文章认为，除了音韵结构和数词特点有所差异外，日语和朝鲜语在其他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日语和朝鲜语存在系统上的相关性是十分确定的。[6]该文章与布鲁格曼的“语言规律无例外”理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金泽庄三郎“日韩语同系论”的根基，并带动了其在日、朝语语法、词汇等领域的比较研究。此外，还有必要强调的是，“日韩语同系论”并不是完全由金泽庄三郎一人完整提出的，而是当时日本学界朝鲜语研究的一种普遍理论倾向，金泽庄三郎是这一理论的汇集者，最终将之系统化地提出。在这一过程中，前间恭作的《韩语通》(『韓語通』，1909)、高桥亨的《韩语文典》(『韓語文典』 ，1909)等也都体现了这种思想。金泽庄三郎的“日韩语同系论”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相当程度上曲解了客观事实，是上田万年东亚殖民语言战略“布局”的结果。
(二)高桥亨《韩语文典》及其“日朝语言进化论”
在资金管理上，严格按照《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水土保持项目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办法》的要求，在严格执行项目资金专人、专账、专户管理和按合格工程提款报账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并推行了工程建设单位申请、现场施工技术员审核、监理工程师核定、领导审批的资金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资金效益。
上田万年的殖民语言战略“布局”地逾东亚，时跨百年，其实质性影响不可低估。其对于朝鲜实施殖民语言战略“布局”，有效地控制了近现代朝鲜语言学发展的学术历程。这种“布局”无疑是具有殖民侵略性质的。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学术效应的另一个侧面，即在客观上打破了以权靖善[注] 权靖善(1848—？)，号九堂，朝鲜朝后期语文学家，进士出身，成均馆童蒙教官，著有《正音宗训》(『 』，1906)、《音经》(『 』，1906)等。 等为代表的传统“东文学”语言观在朝鲜半岛一家独大的局面，迫使朝鲜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语言学家，为了母语朝鲜语不被“消灭”，救亡图存而借用西方和日本的朝鲜语言学“翻案文法”理论，开始对自己的母语朝鲜语的学术理论进行近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改造与重构。面对上田万年对朝鲜语言学的殖民战略“布局”，以周时经为代表的朝鲜本土语言学家发起了对抗，并逐渐在“西洋翻案文法”和“日本翻案文法”的基础上，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朝鲜语语言学体系，这确实是值得学术界特别关注的“语言景致” 。关于以“周时经派( )”为核心的朝鲜语言学家，面对上田万年的语言殖民战略“布局”所做的逐一对抗及进行朝鲜语理论“破局”的情形，我们将另著文说明。近现代东亚语言研究是一个互动融通的整体，毫无疑问，上田万年是推动整个近现代东亚语言学理论研究走向新范式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只有了解了他的“东洋语言学”以及后来的语言殖民战略“布局”的“超级日本语系模式”理论，才能够抽丝剥茧，逐渐看清百余年来朝鲜语、汉语、日语等东亚语言学理论是如何发展至今的。应该说，这一十分重要的学术领域研究还十分薄弱，我们期待有更多学者为此而开拓进取。
賢き父が、兄と弟とに、珍らしい話を沢山話しました。(贤明的父亲跟兄弟俩说了很多新奇的话)
兄 奇異 .(鱼真娘给兄弟俩讲了很多新奇的故事)
日本的朝鲜语学者受到传教士“西洋翻案文法”研究的启发，迅速开启了朝鲜语学的“日本翻案文法”时代，前间恭作就是其中的代表。前间恭作(1868—1942)，1902年担任日本驻韩公使馆翻译官，1910年任朝鲜总督府翻译官，次年归国。在朝鲜境内工作期间，他在古书收集和做题解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著有《龙哥故语笺》(『竜歌故語箋』，1924)、《鸡林类事丽言考》(『鶏林類事麗言攷』，1925)、《古鲜册谱》(『古鮮冊譜』，1944)等。他的《韩语通》(『韓語通』，1909)于1904年写成，是一本日本人学习朝鲜语的教科书。该书在朝鲜语的古语方面着力甚多，造诣很高。在这本书的序言部分，提到了《韩佛字典》(1880)及其文法书，也说明了自己对于Underwood的朝鲜语文法理论的参考和继承。我们将前间恭作的《韩语通》与Underwood的《韩英文法》对比会发现，两书在论述的主要内容和篇章结构方面完全相同。《韩英文法》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即“文字和音声”(The Korean alphabet and its Sound)、“品词”(Part of speech)、“文章”(The structure of the sentence)。而前间恭作的《韩语通》全书也分为三大部分，即声音、语辞(即品词)、会话例(即文章)。再从品词分类角度来看，《韩英文法》分为名词(Noun)、代名词(Pronoun)、数词(Numeral)、形容词(Adjective)、动词(Verb)、副词(Adverb)、后置词(Postposition)、接续词(Conjunction)、感叹词(Interjection)九类[12]；前间恭作的《韩语通》分为名词、代名词、数词、形容词、动词、副词、接续词、感动词、助词[注] 原文为“弖尔乎波”，是日语中て、に、を、は等助词的举例，意指现在所讲的“助词”，这里代称朝鲜语的助词。 、助动词十类。[13]前间恭作的《韩语通》只是将《韩英文法》中的后置词根据朝鲜语的特点，拆分为助词和助动词两类，其他品词的分类基本上与《韩英文法》一致。在研究朝鲜语“翻案文法”过程中，对品词分类的精细化是《韩语通》的特点之一。由于日语和朝鲜语本身的近似性远高于欧美语言，因而，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相对于欧美学者而言更具有优势，也会更加关注日语和朝鲜语的谱系关系，为其后金泽庄三郎提出“日韩语同系论”理论奠定了基础。除了前间恭作之外，当时还有许多日本的朝鲜语学者继承了“西洋翻案文法”的成果，如小仓进平的《朝鲜语学史》也介绍并继承了大量的欧美传教士的朝鲜语研究成果，包括John Ross的《韩语口语词汇及语法精要》(Korean Speech with Grammar and Vocabulary ，1882)、Jas.S.Gale的《韩语手册》(Corean Manual ，1893)、J.W.Hodge的《韩语词汇及短语研究》(Corean Words and Phrases ，1897)等。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对传教士“西洋翻案文法”的直接继承与研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朝鲜语语言学发展迅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三)小仓进平的语言调查及《朝鲜语学史》
小仓进平(1882—1944)，1906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911年任朝鲜总督府勤务，其后历任京城帝国大学图书馆馆长，法文学部教授，朝鲜语学、朝鲜文学第二讲座教授。1924—1926年，他访学欧洲和美国，后于1933—1943年，继藤冈胜二之后任东京帝国大学言语学科主任教授。[注] 整理过程中参考了朝鲜京城帝国大学出版的《京城帝国大学一览》(『京城帝国大学一覧』，1927)。 他在大范围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成了《朝鲜语学史》(『朝鮮語学史』，1920)、《为了国语及朝鲜语》(『国語及朝鮮語のため』，1920)、《国语及朝鲜语发音概说》(『国語及朝鮮語発音概説』，1923)、《南部朝鲜的方言》(『南部朝鮮の方言』，1924)、《仙台方言音韵考》(『仙台方言音韻考』 ，1932)、《朝鲜语与日语》(『朝鮮語と日本語』，1934)、《朝鲜语的体系》(『朝鮮語の系統』，1935)、《朝鲜语谦让法、尊敬法的助动词》(『朝鮮語に於ける謙譲法·尊敬法の助動詞』，1938)、《朝鲜语方言的研究(上、下)》(『朝鮮語方言の研究(上、下)』，1944)等著作。其中《朝鲜语学史》[注] 1940年再版，1963年由其弟子河野六郎整理补充后重出增订版。 一书影响巨大，可以说是古代朝鲜语学、近代朝鲜语语言学史、朝鲜语方言学及朝鲜汉语音韵学史等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
小仓进平的《朝鲜语学史》一书规模宏大，论题广泛，材料极其丰富，涵盖了朝鲜半岛各类语言文献，包括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是近现代研究朝鲜语语言学史的集大成之作。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带着完成上田万年东亚殖民语言研究“布局”的目的，该书对于朝鲜半岛的语言材料进行了穷尽式发掘。该书首先介绍了朝鲜半岛历史上的语学机关，如史台、通文馆、司译院、承文院等；随后用三章分别介绍了朝鲜半岛现存的朝鲜语学、日本语学及汉语学的文献和研究性著作；其后还介绍了满洲语学、蒙古语学、女真语学、契丹语学及保存在朝鲜半岛的其他语言的原始文献和研究资料。
朝鲜语学部分首先介绍了历史上通行于朝鲜半岛的各种语言，朝鲜人、日本人及欧美人编纂的朝鲜语辞书、百科辞书及法制类、地理类、处事类、传记类、医书类、书志类的工具书；其次介绍了朝鲜人、日本人及欧美人所著的朝鲜语音韵、语法、语系方面的专著及文章；接着介绍了传教士及欧美学者在圣经翻译工作中，就罗马字与朝鲜语的转写问题所做的研究工作；然后介绍了朝鲜人、日本人及欧美人所著的朝鲜语文体、方言、俗语、语源及谚文起源等方面的著作，分为经子类、教化类、政法类、历史类、语学类、佛家类、道家类、兵家类、医药农耕救荒类、歌谣文学类。朝鲜人、日本人及欧美人所著的朝鲜语吏读[注] 吏读( )是古代朝鲜半岛通用的一种借字表记法，借用汉字来表达朝鲜语，保留了一定的汉语要素，但语序仍为朝鲜语语序。 方面的研究著作也成为他关注的焦点之一。
小仓进平还对朝鲜黄海道、咸镜南道、平安道、庆南、庆北、忠南、忠北、全南、全北、岭东、岭西、灵兴、文川、汶山、安边、京畿道涟川等诸多地方的方言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与研究，开创了近代朝鲜语方言地理学。他绘制了大量的方言地图(图1)[11]，是近代朝鲜语研究史上最早也是最详细的一批方言地图。其所做的朝鲜语调查和研究工作为构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语言理论”的朝鲜语部分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材料及理论支持。“超级日本语系”模式当然具有殖民侵略性质，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朝鲜语学研究，为朝鲜语的方言学，特别是方言地理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1 小仓进平绘制的朝鲜方言地图
(四)解谜：世纪之交日本朝鲜语言学的飞跃
此间有一个问题一直鲜有论及，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人的朝鲜语言学研究何以进展得如此迅速？研究一种语言，无论是研究其口语还是书面语都需要大量的语言调查材料，而当时的日本尚未开始小仓进平式的大范围的朝鲜语调查研究工作，那么，这种在朝鲜语研究方面超出常规式的快速“膨胀”形势就让人感到十分困惑。当然，前代学者如雨森芳洲[注] 雨森芳洲(1668—1755)，江户时代儒学家，师从木下顺庵学习朱子学，并经由其推荐于1698年担任对马藩仕官，精通汉语和朝鲜语，著有《交邻须知》(『交隣須知』，1703)等。 、新井白石[注] 新井白石(1657—1725)，江户时代儒学家、政治家，师从木下顺庵学习朱子学，1710年任朝鲜通信史接待，著有《朝鲜信使信见仪注》等。 等通过与朝鲜的交往，也积累了一定量的通信史材料，但无论从材料的体量和调查的理论与方法来说，都远远未能达到帮助日本学者在吸收了西方理论之后就能在朝鲜语研究方面取得快速增长的程度。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逐渐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日本的朝鲜语学之所以迅速发展，除因上田万年带回西方语言学理论之外，西方传教士关于朝鲜语的大量研究成果在日本的传播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要因。19世纪末由于朝鲜政府禁止传教活动及对传教士的迫害，产生了如“丙寅迫害”[注] 1866年至1871年期间爆发的韩国近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天主教迫害事件。 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为了躲避政治迫害，西方传教士关于朝鲜语的大量研究成果都是在日本出版的。如Ridel[注] Félix ClairRidel(1830—1884)，法国天主教神父，1861年到达朝鲜传教，后被迫害驱逐，著有《韩佛字典》(Dictionnaire Cor éenne -Francais ，1880)等。于1877年写成的《韩语语法》(Grammaire Cor éenne ，1881)在日本横滨出版，Underwood[注] Horace Grant Underwood(1859—1916)，生于英国伦敦，1885年4月以英北长老教会宣教士身份来到朝鲜半岛从事传教事业，创立许多孤儿院和孤儿学校。1897年4月1日，他创办了《基督报》，同时创立了儆新学校和延禧专门学校。 于1890年写成的《韩英文法》(An Introduction to the Korean Spoken Language ，1890)在日本横滨出版，等等。这些运用西方语言理论进行实地考察而得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以及对其所做的“西洋翻案文法”[注] 据权在善( )的《国语学发展史2》(『 ,2』，1988)第3页，“翻案文法( )”是现代朝鲜语文法的母体，“翻案文法”可以分为西洋人的“翻案文法”和日本人的“翻案文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体为1875年到1910年，西洋人和日本人为了学习朝鲜语，用他们的文法理论和体系开始解析朝鲜语，这样被体系化的朝鲜语文法就是“翻案文法”。这种文法和(朝鲜语的)古典国语学的文法理论没有什么相关性，是具有西洋文法理论特征的，或是具有受到西洋文法影响而体系化的日本文法特征的文法。 式的研究，让日本学者成为东亚地区最先接受这批成果的人，也为上田万年传回的西方理论快速应用于朝鲜语研究搭建起了重要的“桥梁”，成为日本学者研究朝鲜语“翻案文法”的重要基础。
1.2.3 水资源利用 2016年河套灌区各旗（县、区）水资源总利用量为44.871亿m3，其中，农用灌水量和林牧渔畜用水量分别为40.653亿m3和2.718亿m3，分别占总用水量的90.60%和6.06%；工业用水量和城镇公共用水量分别占总用水量的1.59%和0.18%；生活用水量和生态用水量分别占总用水量的1.01%和0.56%。2016年河套灌区总耗水量为30.657亿m3，综合耗水率为68.6%。
值得注意的是，他认同“语言进化论”，认为语言的发展是由繁到简的，越是规则简单整齐的语言，进化的程度就越高。相对于日语而言，朝鲜语处于未开化状态，朝鲜语是向日语发展进化过程中的语言，因而他强调朝鲜语开化的必要性。他的“语言进化论”，应该被称为“日朝语言进化论”，一方面强调日语和朝鲜语极其密切的亲属关系，另一方面强调日语优于朝鲜语，朝鲜语应该向日语的方向进化。这一观点在他的《韩语文典》中多有体现，如《韩语文典》第一编第三节，合音规则中提到朝鲜语的“ ”和“ ”是向日语的“ン”合音进化过程中的产物，朝鲜语的“ ”和“ ”是向日语的“オ”合音进化过程中的产物，朝鲜语的“ ”和“ ”是向日语的“ウ”合音进化过程中的产物。他还认为当时朝鲜京城的方言对于“ ”和“ ”、“ ”和“ ”、“ ”和“ ”的区别没有任何意义，应该被取消。[10]这种“语言进化论”的观点无疑为金泽庄三郎的“日韩语同系论”提供了理论支持，也是上田万年的殖民语言战略“布局”在朝鲜半岛的体现。这种理论出自于殖民主义，缺乏客观性，广为后世学者所批判。
(五)上田万年“布局”与朝鲜教育改革
为了建立起“大东亚共荣圈语言学”理论，更好地实现日本对东亚进行殖民扩张的目标，上田万年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着东亚殖民语言战略的朝鲜“布局”。在金泽庄三郎、高桥亨及小仓进平等主导的朝鲜语调查与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之后，上田万年通过对朝鲜总督府的干预，将朝鲜的殖民语言战略“布局”触角逐渐地伸展到了朝鲜半岛的语言基础教育上。上田万年的弟子高桥亨在《韩语文典·自序》中曾呼吁：“我们的对韩经营政策由政府主导的时代已经渐渐过去了，已逐渐过渡到全体国民一同参与的时代。我们的国民一定要携起手来，步调一致，不发挥启发引导的能力是不行的……国民经营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是经济的利益，是日、韩语言的沟通。”这里透露了一个信息，即通过高桥亨的嘴，传达出了上田万年的基本认识：在朝鲜半岛进行语言教学和研究，不仅要靠政府的力量，还要依靠民间力量的共同参与，而占领朝鲜后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政府和民间力量的结合，把作为殖民地的朝鲜半岛经营好。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发挥经济利益的诱导作用之外，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任务，就是培养日、朝语“双语人才”。于是，上田万年对朝鲜的语言“布局”在朝鲜语学研究的基础上，延伸到了第二个阶段——在普通民众中培养日、朝语无障碍沟通的“双语人才”。
黄炎培(1878—1965)1928年所著的《朝鲜》一书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鲜半岛的自然地理、历史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特别是对于当时朝鲜半岛的语言教学制度做出了全面的说明，即：
旧朝鲜之教育，京城有成均馆，有四官学，各郡县有乡校，私家有书堂，得升乡校，更进入成均馆。修学之目的，在应科举及第，登用为官吏。此制度行之五百年，至李太王三十一年，罢科举，兴新教育，废旧时教育机关，而立学校。待与日本合邦之明年，即明治四十四年八月，颁朝鲜教育令，此令旨趣，在以单简的制度，干涉的方法，养成忠良国民。是制，普通教育，所以普及国语(日语)，师范教育，志在速成，故年期甚短，实业教育，以低级简易为主。专门教育，起初并未举办，至大正五年，始设京城法制经济专修学校，及医学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七年，乃设农林专门学校。而朝鲜青年之游学日本者，且特设规程以取缔之，则其限制严厉可想。[14]
根据图2[15]，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到大正十一年(1922年)朝鲜学制中“语言教学制度”的变迁。新学制推行之前，朝鲜并不重视“语言教学制度”。朝鲜学制的基本构架中，很少考虑到“语言教学制度”问题。旧学制只有基础教育，没有高等教育。学制可以分为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普通学校”，负责8—12岁阶段的学生教育，教育年限为4年；第二层级分为补习科、实业学校、高等普通学校和女子高等普通学校，负责12—16岁阶段的学生教育，教育年限依次为三年以内、两年或三年、四年、三年，可延读一年师范科；第三层级主要是专门学校，也包括进阶阶段的师范科和补习科，主要负责16—20岁阶段的学生教育。专门学校教育年限为三到四年，补习科为三年以内，师范科为一年。最后，在以上学制之外，还有一个流动的简易实业学校，入学资格以及修习年限都没有规定。我们很少看到有关语言教学，尤其是语言课程设置的位置，语言作为学生学习的“分门别类”作用更是微乎其微。
图2 朝鲜学制中“语言教学制度”的变迁
透过朝鲜半岛的学制改革，我们可以看出，上田万年的语言殖民战略“布局”实施后，朝鲜半岛教育格局出现了新的大变动。其中最主要的导向性变革，就是将原有的以“实业教育”为导向的教育格局，变为了以“语言教育”为导向的教育格局。殖民语言战略“布局”后，在基础教育的导向上，形成了十分明显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按照“母语语言”归属对学生进行分流，并构建不同的教育体系。其二是强化对朝鲜学生，即“不常用国语者”的日语教育，把日语教育的地位在基础教育体系中提高到和朝鲜人的母语朝鲜语同等的高度上来。黄炎培在《朝鲜》一书中曾谈道：“不常用国语(日语，下同)者之学校，朝鲜语与国语同列必修科，授朝鲜语时须与国语联络，且用国语说明。”[16]“普通学校每周以九时间乃至十二时间[注] “时间”即日语“時間”，意为小时。 ，教授日语，各科教授多注意日语之练习。”[17]其三是提高日本学生，即“常用国语者”的朝鲜语水平，大力加强在朝鲜的日本学生基础教育阶段的朝鲜语学习。即黄炎培提到的“常用国语者之学校，得加朝鲜语科”[18]。以此让更多在朝鲜从事经营活动的日本人能够具备基本的朝鲜语沟通能力，实现高桥亨所谓的“全体国民一同参与对朝鲜半岛的经营”。到1922年，朝鲜总督府改革后的朝鲜新学制“语言制度”得以全面推行。上田万年凭借东京帝国大学语言学教授与文部省语言规划官员的“双重身份”，通过学生金泽庄三郎、高桥亨及小仓进平的朝鲜语调查与研究，以及促进朝鲜总督府新学制“语言制度”的实施等途径，实现了朝鲜语从学术研究到基础教育的全面殖民化，至此才真正完成了其朝鲜半岛语言殖民战略的基本“布局”。
国际商事法庭在世界各国的筹建与国际商事仲裁的局限性是各国构建国际商事法庭相同的理由，于中国而言，国际商事法庭的构建还有自身的特殊需求，即推行“一带一路”建设。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技术、项目等“硬联通”之外的规则、文化等“软联通”需求日益凸显。如何构建“一带一路”规则体系，完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推动全球性治理与国际法治，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话题。目前建立了国际商事法庭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家，这些国家的国际商事法庭一方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也对中国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余论
高桥亨所著的《韩语文典》于1909年由东京博文馆出版，全书共278页，用日语及朝鲜语写成。从序言可以看出，其编纂教科书的目的主要是为日本侵略和经营朝鲜半岛培养更多的朝鲜语人才。高桥亨谈到，苦于朝鲜人自己没有成形的语法理论及著作，自明治三十七年冬(1904年)自己就到朝鲜进行实地考察，在教学和研究实践基础上写成此书。本书共有六编。第一编：谚文及声音，主要介绍朝鲜语属于“接尾语”系语言，与汉语和日语有密切联系，以及日本人学习朝鲜语需要注意的问题，如朝鲜语“父音”“母音”“子音”的位置和组合的规则，转音和连声的条件及变化规则等；此外，对于谚文发展历史也有概括性的介绍。第二编：体言，依据“文典”式“品词”语法理论将朝鲜语分为十品词，主要介绍名词、代词、数词。包括名词的来源、转成及组合，代词的近称、中称、远称、不定称，及尊称、中称和卑称，数词中的基数词和序数词等。第三编：用言，主要介绍形容词、动词、助动词，包括形容词的定义、种类、转成、活用规则、形容词与形容动词的区别、格的变化及其他形态变化的规则，存在词的用法，动词的定义、种类、转成、活用规则及其时态和语态的变化规则，助动词的定义、种类及用法等。第四编：副词，主要介绍副词的定义、种类、转成及活用规则。第五编：接续词、感叹词及助词，主要介绍接续词的定义、三种类型及其用法，感叹词的定义、置于句首或句尾等的具体用法，助词的定义、种类及其与体言、用言之间的关系和分布位置，等。第六编：文(句)的组织，通过日语与朝鲜语对举的方式简要说明朝鲜语的语法结构方式，重在指明日、朝两种语言的相似性及同源性。[7]高桥亨和前间恭作一样确信朝鲜语与日语属于亲属语言，相信日本文法能够原原本本地适用于朝鲜语的研究。[8]在《韩语文典》中他列举了八组例证，[9]说明日语和朝鲜语在组织结构、排列顺序等方面都是完全相同的，例如：
注释：
高桥亨(1878—1967)是日本的朝鲜语学学者、儒学家，东京帝国大学博士，师承于上田万年及近代朝鲜著名语言学家周时经[注] 周时经(1876—1914)，本贯尚州，初名相镐，黄海道凤山郡人，是近代朝鲜语学的集大成学者。著有《大韩国语文法》(『 』，1906)、《国语文典音学》(『 』，1908)、《国语文法》(『 』，1910)等。 。高桥亨于1898年入学东京帝国大学汉文系，1902年奉职于九州日报社，1903年以雇佣教师的身份来到朝鲜半岛任汉城中学教师。1910年他受朝鲜总督府内务部长和学务局长委托，调查朝鲜的宗教和图书文献，其后历任经学院讲师、朝鲜总督府学务局视学官。朝鲜京城帝国大学创立后，他一方面任朝鲜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教授，另一方面担任了朝鲜京城帝国大学朝鲜语学、朝鲜文学第一讲座教授。同时，他也是《韩文拼写法统一案》(『 』，1933)的制定者之一。
[1]松岡馨：『朝鮮語学独案内』，東京：岡崎屋，1894年，第1頁。
[2]石川遼子：『金沢庄三郎』，京都：ミネルヴア書房，2014年，第58-59頁。
[3]李无未：《东亚语言学“布局”“格局”性质及影响》，未刊稿，2018年。
金泽庄三郎“日韩语同系论”是上田万年在朝鲜半岛进行语言研究“布局”的重要结果之一，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日本学者研究朝鲜语学及日、朝语关系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是当时日本学术界在此领域的主流声音。然而，百余年来关于金泽庄三郎“日韩语同系论”理论根源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还未被真正阐明。我们通过研究上田万年对东亚语言战略“布局”及其整个学术谱系发展脉络，找到了基本答案。“日韩语同系论”理论来源可以从甲柏连孜在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所做的一篇报告，即《朝鲜文字及音韵研究》(Zur Beurteilung des Koreanischen Schrift -und Lautwesens )追寻到。甲柏连孜从语音、语法和文字的角度探讨了朝鲜语谱系归属问题。其中谈到，Aston认为朝鲜语和日语具有极其密切的亲属关系，然而却未能引起广泛认同。该文还从音韵和形态的角度认定朝鲜语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但在代名词、数词、助词等方面还是难以找到比较明显的一致性，特别是在音韵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然而却与阿依努语相类似。此外，该文还从人类学的视角，把朝鲜语与印度尼西亚等语族的语言进行对比，尽管如此，对朝鲜语谱系归属问题最终仍未能给出明确的结论。[5]
[4]金沢庄三郎：『日韓両国語同系論』，東洋協会調査部学術報告. 第1冊，1909年，第159-205頁。
[5]G.von.der.Gabelentz，Zur Beurteilung des Koreanischen Schrift -und Lautwesens ，Berlin：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1892.
1910年夏，俄国派以波波夫为首的考察队前往唐努乌梁海进行详细考察，在途中成员奥古斯图斯焚毁了唐努乌梁海西南边境察布齐雅勒达坝的界牌⑥ 樊明方.唐努乌梁海历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215页。，然后俄国政府开始公然提出乌梁海是“有争议地区”，无视历史上中俄条约的规定，为以后侵占唐努乌梁海制造根据。1911年初，俄国出现大量有关唐努乌梁海的书籍和报刊，歪曲事实，鼓吹侵占唐努乌梁海。
在以上提到的诸多因素的基础上，上田万年早就开始了他时跨百年、地逾东亚的殖民主义语言“布局”。石川辽子提到，上田万年从1893年指导东京大学博言学学生开始，就对学生的研究方向有所确定：榊亮三郎，梵语；小川尚义，台湾地区闽南话；金泽庄三郎，阿伊努语，包括朝鲜语；小仓进平，朝鲜语；藤冈胜二、新村出、桥本进吉，国语学；八杉贞利，俄罗斯语、通古斯语族语言；伊波普猷，琉球语、南岛语；后藤朝太郎，汉语；金田一京助，阿伊努语，但也分担日本语言学；等等。[2]我们认为，石川辽子的观点尚有一些疏漏，其实，其“谱系”构成人员还应该包括：日本学者东条操，以研究日本方言学为主；日本学者安藤正次及龟田次郎，以研究日本国语学见长；日本学者高桥亨，以研究朝鲜语学而名声大噪；中国学者胡以鲁，研究汉语语言学理论，在中国有学术“清新”之美誉。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可以列入，比如猪狩幸之助、冈田正美、保科孝一、樋口庆千代、满田新造，以及后续者高畑彦次郎、服部四郎、有坂秀世、河野六郎等，由此，构成了上田万年一个完整的语言学学术“谱系布局”。[3]
[6]W.G.Ast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Japanese and Korean Languages ，London: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Ireland，1897，pp.317-364.
[7][9][10]高橋亨：『韓語文典』，東京：博文館，1909年，第8-9、16-225、229頁。
为了适应新的需求，杭州市民卡2016年与支付宝、微信支付打通，允许患者通过移动支付给市民卡充值，充值付费进一步便利化。
[8] ：『 』， ： ，1988。
通过采用现代的组合砂轮工具，磨削工艺和抛光工艺能够同时实现。在展成法磨齿工艺中，组合砂轮工具得到了充分地使用。
[11]小倉進平：『南部朝鮮の方言』，首尔：朝鮮史学会，1924年，第132頁。
这时候，忽然跑过来几个小孩子，都争着上前抓它，于是它双目圆睁，张着长长的嘴大叫起来，注视着大家。无意之中，我发现它的一条腿折断了，无法站立起来。见此情形，我大声地对这些孩子们说，不要伤害它，说不定这只鸟儿还是保护动物呢！
[12]Horace G.Underwood，An Introduction to the Korean Spoken Language ，Yokohama：Horace G.Underwood，1890.
1997年，一支由阿根廷和加拿大两国古生物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来到阿根廷南部进行发掘工作，专家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富含恐龙化石的巨大骨床。光是挖掘埋藏在骨床之中的众多珍贵化石，联合考察队就用了整整四年时间。经过努力，大量恐龙化石被挖掘出来，然后装箱运送到博物馆，以便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13]前間恭作：『韓語通』，東京：丸善株式会社，1909年，第29-31頁。
[14][15][16][17][18]黄炎培：《朝鲜》，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226、228、229、234、229页。
The Korean “Deployment ”of Ueda Kazutoshi 's East Asian Colonial Language Strategy
LI Wu-wei，XU Gao-s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 Ueda Kazutoshi, known as the father of modern Japanese linguistics, was the first to introduce to Japan European linguistic theories, especially comparative linguistic theories from France and Germany. On the basis of these theories, he pushed for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of linguistics in East Asia. Und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policy of colonial aggression against East Asia, Ueda Kazutoshi conducted a meticulous “deployment” of the colonial language strategy for language surveys and studies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Influenced by his endeavors, many theories and work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Korean linguistics appeared, exerting a profound influence; they included Kanazawa Shousaburo’s theory on Japanese and Korean homology, Takahashi Toru’s theory on the evolution of Korean into Japanese, Ogura Sinpei’s Korean Language History, and the Super-Japanese Languages Model. Admonishing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or-General of Korea to reform the educational system, Ueda Kazutoshi eventually accomplished his language “deployment”, completely colonizing the Korean language in all areas from primary education to academic research. The “deployment” of the language colonization strategy brought about sweeping academic changes in East Asian linguistics, providing an extremely effective academic reference model for modern scholars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modern East Asian linguistics.
Keywords : Ueda Kazutoshi, deployment, Korean linguistics, colonial language policy
中图分类号： H36-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 2019) 04-0141-11
收稿日期： 2018-12-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亚珍藏明清汉语文献发掘与研究”(12&ZD178)
作者简介： 李无未，男，吉林敦化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高嵩，男，吉林四平人，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廖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