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双重资本” 应对“奥德赛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德赛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9)09-0068-09
一、认识“奥德赛期”：问题的提出
人的生命通常分为四个阶段：童年、青少年、成年与老年。纽约时报的知名评论者大卫·布鲁克斯(Brooks，D.)于2007年10月在国际先驱论坛报(IHT)撰文提出“奥德赛①期”(The odyssey years)这一概念。[1]由此来看，人的生命至少有六个阶段：童年期、青少年期、奥德赛期、成年期、积极的退休期、老年期。奥德塞期通常指在青少年期与成年期之间的尝试、选择、徘徊、游荡：进入高校，或者离开校园；与朋友同居，或赖在父母家里；恋爱，或者失恋；尝试一份工作，或者换另一份工作……
父母的担忧日甚：他们认为这一时期是子女从学生生活转换到成人生活的“一跳”。而这一飞跃所经历的时间，却不断挑战父母乃至传统社会所能理解与接受的限度：五年？七年？——这漫长的“一跳”定格在空中，人们难以判定何时能落下来。由此一切都推迟——准确地说是耽误了：稳定的职业、结婚与生育。不同的社会与文化对“成年”的理解虽有差异，但却有一些基本的标准。譬如，在出生于1964年以前的美国人看来，“成年”意味着：从家里搬出去、经济独立、结婚、组成自己的家庭。在20世纪60年代，大约有70%的30岁的美国人能达到这些指标；但到2000年，不及40%的30岁美国人达到这个意义上的成年。
美国有两个顶尖的社会科学家在认真解释这一新出现的生命时期。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克林顿政府的政策顾问高斯顿(William Galston)新近受惠利基金会(Hewlett Foundation)资助做出专题研究报告；普林斯顿的伍斯诺(Robert Wuthnow)发表了价值甚巨的著作《婴儿潮之后》。他们的研究指出，流动精神已经重塑这一代人、重塑这一生命时期。
伍斯诺观察：年轻人在一个严格的童年环境中成长，毕业后却进入一个不确定、多样化的情境，经历不断地寻找，笨拙地尝试。旧的通道不再顺畅，新的规范尚未建立，凡事都让位给缺乏远见本身。传统人生的重要事件、传统文化的重要习俗，这一代人均重新演绎：网络照片与交流替代了面对面的相亲与约会，同居替代结婚，精神倾慕节省了每周例行的主日敬拜，写博客取代了读报纸。
在这些新异的“惯习”之后，有更深层的结构变化：他们所面临的工作市场是流动的，高学历不再确保找到工作。职业生涯不再清晰稳定、循序渐进，也不再有权威可靠的生涯规划与指导。相反，人生筹划的菜单上有大量的选择，很多机会过去闻所未闻，这一代人淹没于各种“机会”的诱惑之海。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也出现变化，女性势力日渐增长，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被打破；36%的20多岁的女性工作者大学毕业，而同年龄段的男性工作者获得大学文凭的仅有23%。男性的薪水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停滞，而女性的收入增长明显。如果了解这些背景，就不难理解在这一代人的生活中，婚姻的重要性为什么会下降？接受良好教育的女性，不需借助婚姻就可以获得很多——地位、收入、身份。有所得亦有所失，她们发现找到一个相匹配、对胃口的男性并不容易。这些因素从根本上搅乱传统婚恋中的关系结构，当然，结婚的压力也逐渐减轻。
在传统（父辈或主流社会）认识中，奥德赛期处于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过渡的边缘期，身处此间的年轻人，一方面生活中充满即兴演出，另一方面却又松弛、懒散，不同表象之后的症结均在于人生没有清晰稳定的规划。研究指出：奥德赛期与高竞争、高压力与高期待密切相关。研究结果还显示，期待越高家庭的子女，越易步入这场即兴演出的“生命秀”。
这一生命时期值得更广泛的关注：欧洲还走在美国的前面，欧洲年轻一代推迟结婚的现象甚于美国，他们用更多的时间在高校与工作之间摆渡。在亚洲，情形也不容乐观，日本呈现“下流社会”的论调[2]，台湾社会出现新鲜的“草莓族”。我国当代社会各种现象纷杂，在代际关系中，“啃老族”蔓延；在两性关系中，年轻的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身材）群体中奉行“三不策略”（不拒绝、不承诺、不负责）者日增。
我们不愿意将此简单地定义为一个社会病理现象。这不是少数失败青年的迷失之途，而是这一代，甚至未来几代人——无论其家庭出身如何、学业成就如何，都要面临的处境。它提示我们更谨慎地思考：在斑驳的表象下，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制度结构与心态结构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二、稳定的动摇：变化的结构
若从消极意义来看，奥德赛期的年轻人的生活状况缺乏清晰的秩序，生涯规划缺乏长远设计。我们需要探究：清晰缘何不可获？稳定如何被打破？我们的讨论从稳定的根基——职业生涯的建立开始。
首先，职业生涯的生理基础是生命周期。职业生涯是由结构的、连续的相关工作构成，职位之间有清晰的权威等级，受雇者在先定的、预期的状态中，循序渐进、拾级而上。职业生涯(career)一词起源“carry”，意指快速且连续的行动、运动或程序，有“进程”、赛马场的“跑道”、奔驰与猛冲的意思，指运动的过程或不被打扰的程序。19世纪开始，career一词中，文化的抽象性多于物理的可视性：在1803年的牛津大辞典中，指人的履历或生命中的进步，而专业提供了进步的机会。至19世纪晚期，career构成一个新的社会概念：个人不再将自己定位于一些偶然的工作、短期的项目或基本的生计维持中，他们所认同的生涯，指在一个既定的专业机构中，基于个人的绩效与荣誉，不断向上晋升。[3]——职业生涯意味着计划周密的晋升，从清晰且拾级而上的教育履历，过渡到清晰且拾级而上的职业责任和权威。职业生涯的可预期性根基于组织的结构性和稳定性。
职业生涯还意味着以目标为导向的、具有内在高度连续性的生活，塑造了以年龄为基础的线性参照系——人们自我期许，在不同年龄段，获得相应的位置、收入与生活机会。成功的一个前设指标是：基于其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做“那个年龄”该做的事情，取得该有的成果。因此，目标导向的人生的另一特征是清晰周密的规划，无论生命中的大事，还是生活中的小事。譬如，什么时候获得第一次晋升？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孩子？如何规划预期的收入？在如此生活框架下，毕业生有相当安全且稳定的经济收入，他们可以支付买房的按揭，或做更长远的贷款。周密的计划同样渗透于家庭生活的秩序中，譬如家庭生活中的预算，在薪水收入的平稳节奏中，家庭支出也变得均匀单一起来，如同催眠一般，就连冲动性购买都是深思熟虑计划好的。[4]
其次，职业生涯的制度基础是科层制度。科层组织源于马克斯·韦伯的贡献，具有以下特征：其一，组织内的工作任务被清楚排序，每个参与者都清楚自己的责任与任务；其二，科层制度的工作层级通过支配者与服从者的角色来实现；机构中由控制关系来问责；其三，职业生涯对个人的安排是循序渐进，机构提供稳定的终身职位以及相应的地位升迁，以确保成员的安全感与成就感。相应地，要求成员全力投入、献身与忠诚。[5]较之于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管理形式，科层制度是一种理性的组织形式。韦伯认为，科层制度是第一流的权力工具，它是人们发明的最有力的社会控制技术。现代组织的急速扩张将导致整个世界的科层化即科层社会。
科层制度的起源与宗教密切相关。马克思指出：科层制精神是彻底的耶稣会精神，科层制度是国家的耶稣化，是政治与神学的结合。[6]教士在宗教事奉中体现出严格自律，精确地规划时间、严格地自我控制，拒绝一切感官享受，严格履行自己的责任。作为最早的专业人员，教士将自己定位为科层制中央集权与理性化的核心工具。[7]
其三，职业生涯的心理基础是科层制人格。默顿指出：科层制人格顺服权威、恪守规则，在森严的层级中，机构以工龄、养老金、递增工资等形式为雇员做了安排，以鼓励对规章制度服从。对机构中人的低信任是高控制的前提，科层制鼓励一种有节制的进取心：一方面以职业阶梯的形式给人激励，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有高的地位、好的收入以及人们眼中的成功。另一方面，工作中异化现象严重，工作为人的判断力与个性发展留下的空间甚小。因此，现代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状态：在工作中无聊，在娱乐中不安。
需要指出，科层制与相随的专业主义以“纵向的参照系”重塑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与价值定位：驱使每个人都向上看，不断激发其潜力，塑造自己，以尽天赋之能。[8]在高竞争的社会中，专业人员注重成就，习惯与地位更高的人做比较，努力向上攀登。鲜有人拥有向下看的资本与能力，害怕失败成为普遍的焦虑。纵向的参照系阻碍了一种横向的交往、沟通与关照——超越阶层与利益，“爱你的邻人如同爱自己”。“雅皮士”[9]成为一个专属概念，指高等教育所培养出来的精英——年轻的专业人员，崇尚个人奋斗，奉行唯物主义，追求经济成功。[10]
今天，年轻一代不得不面对生产形态、组织形态与人格特征的变化，纵向参照系被质疑，长远的规划被侵蚀。
首先，经济生产的形态发生变化，“高”替代了“大”，低能力社会转变为高技能社会。西方社会学者将此概括为[11]：经济领域发生了从福特主义到新福特主义再到后福特主义的演变，生产已不局限于国内市场，而是全球竞争；经济的主体已为灵活的生产体系、利基市场、高附加值产业等主导。福特模式下的大规模、大批量已经成为低能与低薪的代名词，高技术、高技能与高附加值成为新的核心竞争力。技术创新、知识应用与高技能工作场所中的智力资本成为重要的经济因素。
劳动力的特征相应发生了如下变化：从与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标准化产品相匹配的高工资、低技能，经过新福特主义的灵活生产以及相应的低技能、低工资，再到后福特主义下的高技能与高收入。劳动者在习惯福特模式下的大规模、标准化的就业后，又遭遇新福特下的甜甜圈原则（核心劳动力和灵活劳动力的二分），再到后福特模式下——为一切劳动者提供条件，不再有核心劳动力之分[12]——当然，这或许还只是一个愿景，大多数社会都还处于第二阶段。
其次，社会组织结构发生变化，“横向”替代“纵向”，科层范式转变为弹性范式。公司变得更像一组彼此相关的项目团队，大部分职能可以外包给机构外的成员。工作者更多立足于市场而非层级森严的科层组织中。横向的弹性组织、个人的多重工作，向高权威、高控制的纵向参照系发出挑战。菲利普·布朗对比科层组织的没落，指出取而代之的将是适应型组织(adaptive)[13]，他又用弹性范式(flexible paradigm)来概括新的组织特征：
在新的组织模式下，工作机构结构扁平化，工作关系多为高赋权、高信任的人际互动，工作内容从固定的、标准化但又是片断的任务转变为专业化的、灵活的、多重技能的工作。与此相应，灵活的工作任务要求工作者成为具有多技能、高技能人才。
第三，工作者的人格特征发生了变化。菲利普·布朗提出以卡里斯玛人格替代科层制人格，其特征可概括为：其一，独立性，他们并不依附于组织，常栖身于机构之外，工作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不再被动地听命于机构或环境的安排。其二，流动性，他们常根据工作任务选择进入不同的团队，常在多个工作群体、工作组织之间交易其独有的知识与技能。其三，经营性，他们敏感于环境的需要，善于捕捉出售其知识的商机并提升其知识与技能的交易价格，善于将其智力资本、独有的技能与特长甚至个人的关系资本用于交易。其四，建构性，他们富有进取心，不断学习，拥有多重技能与丰富的实践知识，其人生履历不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积极的积累。
因此，高等教育与宏观的职业世界、个人的职业生涯的关系发生了深刻且根本的变化。在高等教育的出口处——今天的毕业生不再可能基于一个长时段来规划自己的生涯，亦很难再将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机会定位于组织机构的稳定中。——这种稳定是过去的事实或承诺，但在今天，既不可能，更不明智。生涯的不确定性与任务的多样性导致毕业生的职业前景如同一杯鸡尾酒，被切割成分离的小节，每一节之间色彩与滋味均不搭界。
不仅是职业生涯，就其生活境遇、生活目标以及人生态度而言，这一代人均不得不采取“灵活”与“弹性”的策略。当职业变成一连串的短期合同，生活变成一系列不连续的场景与事件时，个人或穿梭或游离于一圈圈社会网络之间，长期目标遭受怀疑，社会网络难以建立，而且信任关系很短暂。——“漂”成为其特征：工作的漂泊、生活的漂泊、情感的漂泊与精神的漂泊成为其深浅不同的症状，这就是生命的奥德赛期。
缺失稳定的漂泊，如同无根的浮萍，这将侵蚀一个常态社会中常态人生的核心素质：忠诚、信任、追求长期目标，具有内在的认同。漂泊直接导致社会凝聚力的下降，又将看似精明、实则脆弱的个人抛掷于种种不确定与风险之中。
三、面对风险：双重资本的培育
在这个以“后”命名的时代，有称后工业社会，或后期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等②。不确定成为确定，风险成为常态。据吉登斯(A.Giddens)考证，“风险”一词是从西班牙或葡萄牙传入英语，在16、17世纪西方航海家开始探险时，第一次创造了这个概念，初指空间维度，指航行时未知的水域；现代工商社会后切换为时间维度，指银行用来计算投资可能带来的后果。然而，在古葡萄牙语中，风险的词根意为“敢于”。[15]
“敢于”之后是一种积极的风险管理态度，在可能性与不确定性相随、机会与风险并行的社会，教育应成为积极的风险管理：不仅需要知识准备与能力准备，更需要态度准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应营建两种资本：在个人层面或微观层面，培育人格资本；在社会层面或宏观层面，积累社会资本。
在讨论人格资本的内涵之前，有必要先讨论知识工作者的特征。管理学的开山之祖德鲁克(P.F.Druck)提出“知识员工”这一概念，指那些掌握并运用符号和概念、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即用脑力多于用体力的人。知识员工的工作可概括为如下三个特征：其一，以“资本”替代“成本”，用“资产”替代“资源”：知识工作者有不同于以往普通“劳动力”的特征，知识工作者是新型的资本家，他们拥有知识资本。[16]知识资本不仅具有关键性与稀缺性，还具有积累性与可迁移性等特征，因此，知识资本对个人而言是生产工具与资本；对机构而言，知识资本是一种资产，而非传统的土地、原材料等资源。资源是可消耗的，而资产则是可以累积与拓展的。其二，以发展替代忠诚：知识工作者具有流动的特征，在一段时间为一个雇主全职工作，在另一段时间为另一个雇主兼职工作。[17]越来越多的知识工作者倾向于用十字旋转门（短期合同的形象说法）的策略选择职位，注重培植技能，经营特长。知识工作者若有忠诚，其忠诚的是所拥有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以及其后的技术、工具、学科与方法，而不是效忠一家企业、一所大学、一个团体。其三，以自主替代服从：知识工作者对自己的工作具有充分的控制权和支配权，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承担完全的责任，知识工作者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
知识工作者的上述特征挑战了科层制管理的基本假设：组织中的“雇员”与机构中的“下属”——这两个假设中的“人”都是没有什么技能、或者只有很低技能的人，他们全时工作，生计与事业完全依赖组织。[18]知识工作者与雇主的关系发生了以下变化：其一，“雇佣工作”向“契约工作”转型，他们虽然还在组织中工作，但不再是组织的雇员，更不是全职员工，他们会做外包的合约工作，或临时，或兼职。他们虽受雇佣，却没有老板。[19]其二，由“下属”变“伙伴”，伙伴意味着“合伙”做事，伙伴不能被命令，他需要的是说服、信任与激励。因此，领导的方式也从传统的命令与控制转到支持与赋权。知识工作者比他们的老板以及组织中的任何其他人更了解他们的工作，用交响乐团指挥与演奏家的关系来比喻远比传统的主管与部署的关系来得贴切。其三，从生计需要到生活方式，从薪酬工作到义务工作，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的知识工作者具有流动性，对“金钱报酬”的满意只是一个必要条件，他们的工作还具有“义工”（志愿工作）的特征，他们更需要获得内在认同、价值实现与精神满足。
菲利普·布朗在对后工业社会的就业市场进行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人格资本”这一概念，它由三个部分组成：自我、硬流通货币与软流通货币。[20]
在自我层面，建构性的人格特征替代了先赋性的自我，在决定人的就业能力上，“你是谁”决定了“你能做什么”。个人的内在品质、社会网络决定了他可能的作为空间；对于知识工作者而言，其智力资本与社会网络更是机构发展的重要知识资本与社会资源。因此，知识工作者对人的内在动机与能量的强调远甚于对片断的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更甚于对惯习与规则的尊重。他时常面临这样的询问：“我是谁？我的长处何在？我做事的方法为何？我归属于何处？”对高等教育的启示是：在教育与职业的衔接处，决定性的因素不再是“你的专业是什么”而是“你能做什么”，在决定“你能做什么”上，“你是谁”的重要程度并不亚于“你学了什么”。因此，如何积极建构“你是谁”的内涵应在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上引起充分重视。
在硬流通货币中，既包括传统的文凭，也包括工作经验，还包括一个人的特长。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后工业社会中，文凭日益凸显其“位置性商品”的特性，“物以稀为贵”的负面效应——“多即意味着不同”，文凭只是防御性的装备。终身就业既不可得，重要的是以就业能力替代就业，以终身学习替代终身就业。因此，有必要提出两个策略：其一，经验的经济学，强调个体经验的积累与建构，即个体对自己生涯做出积极的规划，勇于做出选择与决策，并敢于承担相应的责任。他们具有明确的自我设计与自我规划意识，其人生叙事具有丰富的创造性与独特性。其二，特长的生成学，个体应致力于形成自己独特的“个人技能包”，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社会与个人技能，这些技能不再是过去的专业教育或工作位置所镌刻、所批发的，而是个人主动发展建立的，惟“其能”——知识与技能具备不可重复性，“其人”的重要性与独特性具有不可替代性。
软流通货币的实质在于个人的可沟通性与可接受性，即对环境与人际的敏锐感知，灵活应对。丹尼尔·贝尔指出：前工业社会的工作对象是自然，工业社会的工作产物是制作的世界，而在后工业社会，工作的中心是服务，而服务首要目标是处理人际关系。[21]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合作与尊重至关重要。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境与职位要求中，软流通货币会有所变化，其核心在于人际技能、相互的共处，以及愉悦安全的外貌、得体的衣着，乃至说话做事的风格等。
我们再进一步比较人格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区别。人格资本的载体是行动者，即学习的主体，其重心在人的学习上；人力资本所假设的人是为教育体系所塑造的受教育者，其重心在教育。人格资本强调个人的建构性，其中的“自我”更是一个建构性概念，——不再局限于家庭、性别等先赋性的自我概念，而是一个关于成长与成就的叙事，自我在此具有生成性，是行动主体在终身学习历程中的灵活作为，它涵盖履历、荣誉、所积累的经验背景、所经营的人际网络，以及在整合知识与技能中所形成的特长。人格资本的内涵不止于文凭加核心技能，而是一个自我、权力、社会资本与地位冲突等多重逻辑的建构，它比纯技术、单一经济维度的人力资本走得更远。[22]
高等教育在个体层面积极拓展人格资本之余，尚需在集体层面努力培育社会资本。人格资本中虽有强调沟通与合作的软流通货币，但并不能根除其浓郁的个人主义特质。作为一种理解与把握世界的方式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在个体层面，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容易导致自私且自我中心的“自我一代”的产生；在集体层面，个人主义是一种必要却暂时的邪恶[23]，它以牺牲合作与信任这一社会命脉为代价，虽带来发展，更导致扩大的竞争、不安全感和猜疑。就群体而言，离心力加大；对个体而言，不确定性增强。因此，如何经营一个更安全的社会网络以庇护脆弱的个体？在这样一个分裂与凝聚交织的状态中，我们如何准备自己，如何营建我们的社群，积累社会资本、缔造社区的诉求乃成为一个有现实针对性的议题。
这就需要重提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以及其后的社区建设。社会资本有两个基本层次：一是微观层次（又称为个体／外在层次）的社会资本，它是一种嵌入个人行动者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产生于行动者的外在的社会关系，其功能在于帮助行动者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另一种是宏观层面（又称集体／内在层次）的社会资本，在群体中表现为规范、信任和网络联系的特征，这些特征形成于行动者内部关系，其功能在于提升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24]普特南指出：在社会生活中那些表现为网络、互惠规范和信任的特征构成了一个群体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能促进成员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团结合作，减少群体内的机会主义行为。[25]在这一层面，社会资本已经不再是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而被视为群体、社区，甚至整个社会所拥有的财富和资源。
在个体层面谈社会资本，常体现为你所经营的社会网络是什么？你能借助的资源是什么？你能占有什么？这一层面的社会资本被视为如同经济资本一般，其大小在于“拥有”的多少以及“占有”的多少。因而人与人在社会资本的竞争中存在一种博弈的关系。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有截然不同的含义，社会资本的大小存在于所“给予”、所“付出”与所“奉献”的多少。对社会资本而言，绝非越用越少——这是经济资本或物质资源的特征，而是越用越多，越积累越丰富。经济资本“消耗”于“枯竭”，而社会资本“枯竭”于“不用”。
社会资本的外壳是社会部门（社区）。我们正处于由一个“大政府”时代向“大公民”时代的转型中，我们需要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建立强大的社会部门（或称为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等），这是社会资本的寓身之所。政府建立在控制权基础之上即统治与服从，其职能是确保对法律的遵守和对资源的分配。市场建立在自愿交换基础之上即买与卖，其职能在于提供工作机会，促进经济发展。而社会部门则是建立在不求回报的给予基础上[26]，其主要职能是满足社会和生存性需要。[27]社会部门的核心是社区③（又译为共同体），社区不是建立在命令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共同的愿景中，成员们知道大家为什么在一起，并对共处的原则达成一致，所有的行为和决定遵循三个原则：关照自己，关照彼此，关照这个地方。[28]
在社会资本的建设中，所注重的是“给予”的能力，而非“获取”的能力。个体需要突破自我，寻求网络与共同体，以抵御疏离化、原子化的风险与危机。个人愿意抽出一些时间来从事志愿工作，在维持经济生计之余，使其生命向更丰富的层面拓展。在西方社会，志愿组织活动的规模十分惊人，超过50%的美国人每周至少在某个志愿组织、教会或社区里做四小时的义工。[29]西方有政策家建议，在一个强大的社区中，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有一种服务意识，实践最少奉献十分之一时间的原则。[30]在我国5.12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上活跃着大批志愿者，因此有人提议2008年应成为中国的“志愿者元年”[31]。
社会资本的内核即智力基础是集体智力，在社会资本的培育中，高等教育应充分认识到涵养集体智力的意义。集体智力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建构性，此智力不是先赋性因素，而是内藏于社区之中，通过开发与汇集而成；并非只有少数精英拥有高智力，从实践成就和智力成就方面、从创造性思维和洞察力方面来说，所有人都具有发展的潜力。[32]其二，实践性，人是被问题激活的，社区是在问题的解决中凝聚的，实现共同的目标，解决共同的问题。杜威做过类似的论证：智力不是孤立的、自我拥有的，个人拥有的只是获取智力的潜力，只有在社会实践中，在真实而紧迫的问题解决中，我们才能真正获取解释信息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对社会和自然界进行批判性、系统性思维的能力，同他人沟通思想的能力，以及运用新的技能和技术的能力。其三，奉献性，集体智力是受合作的启发而产生，而非受竞争与占有的指导，这是因为智力资本有不同于物的资本的特征：物的资本是消耗型的，而智力资本是积累型的。其四，和谐性，这是民主社会的性情，民主不仅是一种硬的统治形式，民主更是一种软性的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上、精神上的尊重与分享的方式。丹尼尔·戈尔曼指出，在其“群体智力”里，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平均智商，而是社会和谐。在其他事物都相等的情况下，正是这种协调能力才会使一个群体变得特别有才能、特别多产并特别成功。[33]
自工业革命以后的200年来，我们花了大量的资本来建立强大的社区。在20世纪50年代，资本指的就是金钱。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鼓励我们培养“人力资本”，把它当作一种需要培养的赢利资产。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们又指出，社区需要“社会资本”，或者说一种归属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莱斯特·梭罗宣称，知识或者说“智力资本”是社区最重要的资源。但我们的眼界还不够全面，我们忽视了一种最重要的资本，那才是社会的基础，它如同地基一样保护建筑物免于坍陷。这第四种形式的资本就是智慧资本——数千年来积累下来的思想宝库。[34]
四、结语
“奥德赛期”启示我们：需要特别关注我国当下的新型大学生。斯科特(Scott，P.)在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指出：[35]后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来越少依赖于先赋性因素即阶级与性别，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后致性因素即教育水平与文化取向；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来越少关联于其职业地位，因为工作场域已演变为适应性组织与灵活就业；取而代之的是与更宽泛的社会文化秉性即“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因此，对个人而言，高等教育的意义不再局限于精英高等教育下“生活机会”的竞争，而是大众高等教育背景下的“生活方式”的习得，而高等教育中的“学院文化”所传递的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当高等教育从致力于少数专业精英的“向上流动”转型为服务大众的“学院文化”，当“生活机会”转型为“生活方式”，新型学生作为“消费者”的意象凸显。高等教育之于学生，已从富有权威的“专业精英”培育机构转型为提供服务的“学习超市”。
始于十年前的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其动力来自于教育系统之外，既有增长经济投入、拉动内需的社会需求，又有借助高等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家庭与个人需求。但高等教育内部的应对却严重滞后，规模与结构、目标与层次、专业与课程均未有适宜的调整。在“肿大”的“精英教育体系”中涌入了大量“新型学生”——其一，在入口处，扩招为众多的过去可能被拒之门外的学生提供了机会；其二，在过程中，学术取向的教育内容能否为新型学生做出相应调整，使其获得期待的增长与成功？其三，在出口处，传统的专业或行政职位几近饱和，有限的岗位面临激烈的竞争，为数众多的毕业生不得不选择以新型——“非传统”的方式进入“非传统”的就业岗位。
然而，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尤其是城镇与农村的中国家庭，通过高等教育完成城市化的历程是制度为其留出的有限且安全的通道。扩招刺激了更多人的热望，大量新型学生及其非传统境遇的出现，是一个高等教育乃至全社会均需面对与承受的实践难题④。面对中国家庭教育投资之重，“学生消费者”——这一移植于西方后工业社会下高等教育的理念，成为一个内容不确实、价值不正当的轻浮的概念。
在高等教育中，我们需要积极建设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存在于具有高信任关系、拥有共同职责的团体中，群体的社会学习对于创造社会资本至关重要——既培育共同体意识，亦经营互助与支持网络：共同的愿景、适宜的行为、资源的分享与情感的慰籍。我们需要正视以下事实：在学习超市中，当“消费者”被建构成学生的新意象，学生享受选择之多元、选择之自由的同时，传统的班集体正在弱化。当教师被视为“学习商品”的供货商时，情意抚育、价值引领、人格涵养的“人师”形象已被解构。校园内孕育社会资本的两大载体——同辈群体与师生关系均面临现实困境。
匮乏社会资本、职业生涯又灵活多变的一代，他们归属何处？他们前往何方？——这一来自高等教育内部的诘问，既沉重，更迫切。
“奥德赛期”的应对，要求我们：在高等教育中，我们培养的是人而非劳动力。智力的内涵必须在个体与集体两个层面有所拓展。在个体层面，需要培育“人格资本”而非“人力资本”，智力应涵盖三重旨趣：其一，认知旨趣，即在主客关系维度上的技术性认识与相应的技能，体现为“人力资本”；其二，沟通旨趣，即主体际交往，人际的智能与协调、同情共感、共享与支撑，体现为“社会资本”；其三，解放旨趣，即主体与心灵之间的对话，批判精神、面对风险的态度、反思与内省，体现为“智慧资本”。高等教育中的学习应涵盖生活与职业（经济领域）、爱（情感及社会领域）、认知（心理与智力领域）与智慧及世界观（精神与文化领域）。
在集体层面，需要涵养以社会资本为基石的集体智力，集体智力可体现为以下的态度与策略：
其一，全社会自省性团结，这是和谐的基石。每一群体若固守自己的利益，必然导致一个个封闭的世界；各利益群体之间应该尝试用协商、共享、互利的态度来处理棘手的资源之争与机会之争。政府应在政策与法律上给予价值倡导与制度保障，市场与企业应超越眼前的经济之利，追求可持续性的发展；而社会部门，尤其是非营利部门——当下中国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它可以盘活、疏通社会的网络，如毛细血管一样细致入微地体察、抚慰政府与市场无力渗透之处，这也是可容纳大量大学生就业的大舞台。⑤这一领域的蓬勃发展将促进整个社会的肌体康健、精神昂扬。
其二，用积极的“风险管理”策略应对风险。在社会层面，用集体智力来处理日趋严重的社会分化问题，尤其是主次两级劳动力市场并存的“甜甜圈格局”。解决失业问题，仅用加法的策略即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是不够的，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一些制度创新，譬如借鉴西方的“工时账户”，放弃全职工作的概念，寻求更灵活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时间，让工作更有弹性。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性别间更平等地分配工作。努力实现福利国家和劳动力市场的新形式的契合，才是面向未来的正确做法。[36]
其三，在个人层面，我们需要确立一种危机中得胜的态度。在一个基本福利有保障、基本信任已达成、基本安全已建立的社会，失业并不一定被消极地理解为停工时间或浪费时间，还可以积极地转换为高技能经济所必需的充电与提升。国家可以考虑通过税收去创造一笔“学习红利”，为大家的终身学习支付费用。[37]在一个全球竞争剧烈、全球风险频仍的时代，无论是夯实国家安全保障、还是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其依托都在人力资源质量的高低、社会凝聚力的大小。
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已积累了大量的财富。⑥如何藏富于民，让人民共享发展与进步的成果？如何投资未来，让国家在目光远大的增值投入中积累巨大的发展能量？“学习红利”不失为一条有效的策略，高等教育应抓住此契机，以走出现实燃眉之困顿，以拓展未来作为之空间。
收稿日期：2009-06-12
注释：
①Odyssey：《奥德赛》，古希腊史诗，相传为荷马所作。描写奥德修斯（也被译为“俄底修斯”）——伊塞卡国王——特洛伊战争中的领袖之一，于特洛伊城攻陷后回家途中10年流浪的种种经历，指历尽沧桑长期流浪，漫长的行程。
②Jameson或J.Habermas指“后期资本主义”，学者给予不同的名称，譬如，消费社会、休闲社会、福利社会等，也有称为全球化社会以及“风险社会”等。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以下特征：文化维度——后现代主义；国际社会维度——全球化；技术维度——信息技术与网络社会的兴起；生产维度——后福特主义。参见洪如玉：《后资本主义社会知识经济领航下的教育反思——批判教育学取向》，台湾教育社会学研究，三卷一期，2003.6,115-148。
③这里的社区有比我国当代以居委会等为基本单位的“社区”更为丰富的内涵。
④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2007年全国大学毕业生495万人，约80万大学生未能就业；2008年全国大学毕业生达到559万人，2009年将达到592万人，2011年则将迎来峰值，约有758万人，每年未就业人数不低于100万人。就业困境将是政府、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学生个人与家庭长久面临的难题。
⑤美国非营利组织的雇员工资占全美工资总额的8.1%，全美5%的GDP来自非营利组织的贡献。而我国的非营利组织职工人数仅有18.1万。拓展这一工作领域，将为中国大学生提供巨大的就业空间。参见：王涌.非营利组织：就业与慈善业困境的出路[N].北京.法制日报，2009/01/15。
⑥国务院发展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撰文：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两千多美元，2008年底中国的GDP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30年改革开放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实力和财富，GDP以年均9.8%的速度在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参见新华网：http://www.gs.xinhuanet.com/history/2009-04/29/content_162864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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