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劳动力供给视角

邓利方 李铭杰

摘 要：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且老龄化程度正在加速深化。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不断严峻，科学合理地制定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已是大势所趋。文章通过理论分析，揭示“全面二孩”政策和宏观经济各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利用嵌入“全面二孩”政策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模拟分析。研究发现，当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比较严重的时候，“全面二孩”政策会使得产出和劳动时间一直处于增加的状态，而消费的正向波动有所减小，反向波动有所增加。政策制定者可以根据不同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来做出不同的决策，促进人口老龄化向人口素质红利转变，把中国从一个富起来的中国变成一个强起来的中国，进一步实现两步走的伟大目标。

关键词： “全面二孩”政策 宏观经济 Epstein-Zin效用函数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一、引言

由于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个体的预期寿命增加，家庭中老龄人的占比上升，如果继续坚持一个家庭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根据消费的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理性家庭的总当期消费会增加，但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以后，基于原来家庭结构的分析不再适用，因为如果家庭响应这个政策，那么家庭生育率会上升，家庭中老龄人的比重会降低，从而使得家庭更加注重对未来劳动力的投入，进而产生储蓄增加、劳动增加等一系列影响，继而对宏观经济各要素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研究发现，当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比较严重的时候，“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会使得产出和劳动时间一直处于增加的状态，而消费的正向波动有所减小，反向波动有所增加。

区别于其他文献，本文的不同之处在于：(1)把Epstein-Zin效用函数引入到人口老龄化类DSGE模型中分析，Epstein-Zin效用函数从折现率、跨期消费替代弹性和相对风险厌恶三个方面入手，可以进行更加接近现实的消费者问题的分析。(2)把双重Calvo定价体系引入到人口老龄化类DSGE模型中分析。通过基于Calvo定价框架下的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的设定，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调整内涵。(3)把广义Taylor规则引入到人口老龄化类DSGE模型中分析。基于广义Taylor规则，可以从利率平滑、通胀目标差、产出缺口、通胀动态和产出动态五个维度真实全面地刻画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函数。(4)从老年人对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较低的角度来量化分析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基于老年人对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较低的特点，“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可以采取诸如折现率冲击等渠道实现。

精神建设，是科技队伍建设的灵魂，也是建设科技强国的文化保障。“两弹一星精神”凝聚的“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的文化实质也在于此。在新时代，应继续重视文化和精神建设，加强教育，使各级管理者和科技工作者具有高度的时代使命感和民族振兴的责任感，为实现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砥砺前行、不懈奋斗。

二、相关文献

在人口老龄化严重的经济体中，人口老龄化对宏观经济和政策的制定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Acemoglu and Restrepo，2017；杨娟，2012)。而由于DSGE模型可以用于动态经济分析，且可以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引入随机波动来模拟主要经济变量的反应，从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Smets and Wouters，2007；陈利锋，2016)。基于本文的研究主题，现有文献对于传统的DSGE模型的扩充和延伸，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把人口老龄化冲击嵌入到DSGE模型中(Kent，2010；周源、唐晓婕，2015；马轶群、任媛，2017)；(2)将Epstein-Zin效用函数嵌入到DSGE模型中(Darracq Paries and Loublier，2010；刘澜飚等，2014)；(3)将Calvo定价框架嵌入到DSGE模型中(Lhuissier and Zabelina，2015；Kirchner and Tranamil，2016；杨柳、李力，2011；卞志村、胡恒强，2015)；(4)将Taylor规则嵌入到DSGE模型中(Khramov，2011；Boehm and House，2014；Verona et al.，2017；庄子罐等，2016)。

将劳动力低效率冲击(服从独立同分布的高斯扰动)加入可得：

已在印刷行业服务30多年的杨斌把加盟阳光印网称为自己职业生涯的重要转型。从传统行业进入互联网，与一个年轻奋进的团队一起打拼，共同描绘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杨斌说，很享受这样的快节奏。他向我们介绍，阳光印网的运营模式跟以往大不相同，它是一个互联网平台，一边对接印刷的采购方即印刷服务的需求方，另一边对接供应方即印刷企业。这个平台创造的价值就是，在需求方和供应方之间建立一个最佳的匹配。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对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将加大，甚至会成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因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减少，而劳动力供给减少则可能导致该地的经济发展速度降低和财政收入降低，进而使得该地政府的福利支出降低(王笳旭等，2017)。

通过实施二胎政策，可以缓解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而对宏观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如果拥有和打算拥有少于等于一个孩子的家庭响应了这个政策的话，总和生育率将有可能增加，这就可以为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提供一个重要的源泉(彭秀健，2006)。如果这些新的劳动力能进入劳动力市场，那么就将提高劳动参与率。如果这些劳动力的素质还比较高，那么将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储蓄率就会增加(史晓丹，2013)。所以在政策被充分响应的情况下，长期红利应该会增加，短期消费(比如奶粉)也可能会增加，这就可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不利冲击(汪伟，2017)。

三、理论模型

基于Smets and Wouters(2003)的分析基础和中国实际的经济运行特征，本文拟从人口老龄化视角，建立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考察“全面二孩”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以及货币当局对此影响的反应。模型建立的第一个假设是生育率增加会导致劳动投入增加，即假设生育政策与劳动投入增加有固定的线性关系(王德文，2007)。模型建立的第二个假设是在老龄化程度不同的社会，生育率增加与现期劳动供给关系是不变的。这个假设确保了政策的强度是恰到好处的，可以在动态中保持现期劳动供给关系不变，并且使得生育率增加只通过影响跨期消费决策来影响宏观经济。

最终产品的生产商的利润为：

(一)家庭

设工资差异指数由下式定义：

在这个模型中，有生命的家庭是同质有限的连续体(指数化为i ，i ∈(0,1)，家庭最大化他们的期望终身效用。家庭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1)

其中，U _t 代表效用，C _t 代表消费，H _t 代表习惯形成，代表劳动供给，h 是习惯形成强度，β 是折现率，ω 是劳动的负效用因子(被设定为1)，θ ^EZ 代表反跨期替代弹性决定因子，σ ^c 代表相对风险厌恶系数，代表劳动供给相对于工资的弹性的倒数，代表折现率冲击，代表劳动供给冲击，E _t 为期望算子。根据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代表性家庭的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不断增加，因而对未来消费赋予的效用会越低，进而折现率降低，从而影响跨期消费。王金营、付秀彬(2006)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人口老龄化会降低未来的消费。因此，人口老龄化对跨期消费的传导机制可以通过β 的设定来反映。但“全面二孩”政策通过改变代表性家庭的人口结构的方式，增加家庭的折现率，进而使代表性家庭对未来消费赋予更高的效用，从而影响跨期消费。而这可以用来反映。

和都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即

(2)

(3)

家庭的预算约束由下式给出：

以亲情化解纠纷。人大代表来自人民，贴近群众。镇人大代表依托亲情打好“家庭和谐牌”，从自己与调解人的关系、调解双方的关系入手，动员亲属劝阻、家人沟通，将小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倡树和谐家风民风。目前共深入56个家庭，调解家庭化解矛盾51件。

(4)

其中，I _t 代表投资，B _t 代表债券发行量，R _t 代表利率，Div _t 代表红利，T _t 是税收，π _t 是通货膨胀率，L _t 是劳动总量，W _t 代表工资，代表资本回报率，z _t 代表资本利用水平，ψ (·)代表成本函数，代表资本回报率的稳态水平。

资本运动方程由下式给出：

(5)

其中，为t时刻的最优价格，

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即

(6)

最优化条件由(7)-(12)式给出：

(7)

(8)

(9)

(10)

(11)

(12)

2.劳动市场结构

此时，决策的重点转为如何选取最优的订货量q和弹性系数α，使供应链收益最大化.若此二者的最优解同时存在，可通过公式(48)、(49)联合解得

假设家庭被一个代表性的竞争企业雇佣(如劳动力服务机构)，异质劳动为以下技术加总：

(13)

其中， 1+λ _w 决定劳动力的工资溢价超过劳动所带来的负效用的那部分。

Π_t =P _t Y _t -P _t (j )Y _t (j )dj

(14)

每一个家庭的劳动供给的一阶条件为：

(15)

把需求函数代入零利润条件中可得：

(16)

工资的设定遵循Calvo定价方式，即假定只有1-ξ _w的比例的家庭收到一个随机的重新优化工资的信号。其他家庭没有收到这个信号，选择把工资与之前的通胀水平部分挂钩。指数化的工资可以依下式调整：

目前，我国股票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始于2015年的“股灾”还未完全消退的背景下研究中国股票市场与国际股票市场间的相依性问题，对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金融监管以及对投资者投资策略构建等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7)

γ _w 是工资的指数化程度。考虑家庭在τ 期都不能改变工资，定义通货膨胀率为则可以得到劳动力的供给为：

(18)

收到调整信号的家庭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写为：

(19)

其中，λ _t (i )是来自消费者问题中代表边际消费效用的拉格朗日乘子，未来的净效用由β ^τ 折现并由没有收到调整信号的比例ξ _w 的累积概率来加权。

社会保障制度，属于国家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属性，是公共资源在公共领域的调配。然而长期受我国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使得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一直徘徊在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区。[1]相对城镇社会保障水平而言，存在保障程度低、资金供给缺乏和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与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较大差距。因此，本文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角度出发，分析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实际情况，探讨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路径。

把劳动力供给代入上式，对上式求一阶导数，经过适当变形，可得边际消费递归式：

(20)

其中，为t时刻的最优工资，

还可以得到边际闲暇递归式：

(21)

以广东省为例，随着广东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口红利会不断消失。如果2016年开始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使得生育率增加，进而导致家庭对未来消费的重视程度增加，理性家庭的劳动意愿增加，进而使得劳动供给增加(张秋，2018)，那将为宏观经济迈向新均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又如东北地区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增加，而生育率却一直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意味着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对该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影响较大，急需调整生育政策改变该地区的人口结构。否则，上一阶段的人口红利有可能会转变为现阶段的人口负担，因为适龄的劳动力逐渐变为老龄人口，这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李雨潼、张剑宇，2010)。

(22)

工资的演化机制可以由下式来描述：

(23)

1.消费者优化问题

(24)

则总的劳动供给可由(25)-(26)式描述：

(25)

(26)

(二)企业

假定委托—代理问题不存在，所以企业选择最大化经过折现因子和家庭边际效用调整的利润现值。在家庭消费低的状态下，企业会更看重利润。

1.最终产品部门

最终产品部门是完全竞争的。最终产品Y _t 是一个由异质中间产品Y _t (j )加总而成的连续体(指数化为j ，j ∈(0,1))。最终产品被销售给家庭和政府。家庭可以用最终产品来进行消费。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为：

(27)

其中，λ _p 为稳态时的定价空间，它代表厂商的市场力量。

在这个模型中，经济主体包括家庭、厂商、政府和货币当局，下文将分别介绍这些主体。

该团领导干部、“两委”人员认真观看聆听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倍受鼓舞，反响强烈。大家纷纷表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将更加努力，投身到服务人民群众中去，刻苦奋斗，积极作为。

劳动力服务机构最大化如下问题：

(28)

其中，P _t (j )为第j 种商品的价格，P _t 为商品的加总后的价格。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 因此，我们应着力发挥新媒体平台的积极作用，树立新媒体导向思维，拓展新媒体应用模式，加强新媒体法治建设，建立利用新媒体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全新机制，使新媒体成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与主渠道，切实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

利润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即为对第j 种商品的需求量：

(29)

总价格水平可以由零利润条件得到：

(30)

2.中间产品制造商

每一种中间商品的生产遵循Cobb-Douglas生产函数进行生产，固定成本为φ 。

最优化问题可以描述为：

(31)

其中，为生产第j 种产品的总成本，为生产第j 种产品所需的资本，为生产第j 种产品所需的劳动力。

生产受约束于：

(32)

其中，为技术冲击，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

(33)

中间产品的价格设定遵循Calvo定价的方式，假定只有1-ξ ^p 比例的中间产品厂商收到一个随机的重新优化价格的信号。其他厂商没有收到这个信号，选择价格与之前的通胀水平部分挂钩。设γ _p 是价格的指数化程度。考虑企业在τ 期都不能改变价格，定义通货膨胀率为收到调整信号的厂商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写为：

四是实施水市场培育方略，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切实加强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进一步明晰水权，建立和完善水权交易市场，推广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建立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水价形成机制，健全水商品价格调节机制。改革水管单位体制，转换经营机制，完善水市场管理制度和法规建设。

(34)

其中，ξ _p ^τ 用来对没有收到调整信号的比例的累积概率进行加权,mc _t 代表边际成本。

给定的产品需求函数为：

(35)

把产品需求函数代入到最优化问题中，并求一阶导数，经过适当变形，可得边际收入递归式：

本文所倡导建立的敦煌文献多模态语料库并非单纯文本和图像的集合，我们还将开发该语料库的检索、维护和管理多功能系统，使其具备良好的存储、反馈、修正、检索、统计、分析、结果输出等性能，以便各领域研究人员都能从语料库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其主要功能如图 2［12］24所示。

(36)

其中，τ 代表折旧率，φ (·)代表资本调整函数，代表投资冲击。

也可以得到边际成本递归式：

(37)

将价格上涨冲击(服从独立同分布的高斯扰动)加入可得：

(38)

价格的演化机制可以由下式来描述：

(39)

设价格差异指数由下式定义：

(40)

则总产出可由(41)-(43)式描述：

(41)

(42)

(43)

(三)政府和货币当局

政府征收一次性税收(T _t )，用作政府支出(G _t )。另外，政府通过发行债券(B _t )来筹资。政府的行为对于家庭和企业来说是外生的。

政府的支出受到一个随机的冲击即

(44)

假设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

(45)

是独立同分布的高斯误差。

肿瘤患者是特殊重大疾病的群体，肿瘤科医生不仅要治疗病灶本身，还需要给予患者和家属更多的人文关怀，尊重生命、减轻不良情绪、消除恐惧心理[7]。在教学查房中，教师需将医疗技术与人文关怀相结合，注意培养留学生的医德观念，指导其学习有效的医患沟通，关注患者躯体不适的同时，帮助其减缓心理压力。医学生作为未来的医学从业人员，正在向医生角色过渡，进行人文教育、学习医患沟通、培养职业素养能促进其建立良好的职业精神。

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汉语言文学学习中，学生语言应用与意境解析能力的提升，语言学习意识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组织文学作品比赛、语言交流活动及汉语言文学语言角等，在此基础上增强人们学习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意识，正确认识汉语言文学学习的重要性。此外，学校也要重视汉语言文学教学，对学生加强训练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知识，提高学生文学作品阅读量与阅读能力，在此基础上，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中，提高学生语言应用与意境解析方面的能力。另外，重视学生语言写作能力的训练，深入了解汉语言文学语言，以此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组织方面的能力。

(46)

货币当局在设定利率时遵循广义Taylor规则。在广义Taylor规则的框架下，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统筹考虑前期偏离稳态的利率值、前期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目标的偏离度、产出缺口、产出缺口动态和通货膨胀动态等因素。

原矿浆配钙是氧化铝生产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直接关系到整个生产成本和碱消耗，影响到赤泥钠硅比的高低，为此矿制工区针对配钙这个指标成立揭榜项目攻关小组，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保证该指标的稳定。严格按照分厂规定的下灰比例进行灰量加入，确保脱硅后矿浆CaO含量达到标准。时刻关注指标变化，在配钙指标发生变化时及时对石灰加入量进行微调，保证指标稳定。建立灰仓警戒料位机制，当回仓料位低于警戒料位时及时与调度室及石灰窑进行联系，加大带灰量，杜绝断灰现象。加强对石灰来料的巡检力度，发现石灰中出现杂物或石灰质量波动，及时汇报调度室和工区领导进行协调处理。

货币政策函数可以写为：

(47)

其中，r ^Δπ 、r ^Δy 、r ^π 、r ^Y 决定于货币当局对于特定偏离所赋予的相对权重。ρ 用来度量利率平滑度。

通货膨胀目标的演化机制为：

(48)

其中，为白噪声，π ^obj 为长期通胀目标，π ^bar 为通胀目标的自回归参数。

(四)市场出清

资本的供需关系由下式刻画：

(49)

劳动力市场出清：

(50)

债券市场出清：

B _t =0

(51)

总红利为补偿劳动力和资本成本后的总产出：

(52)

最终产品市场根据瓦尔拉斯法则出清。

以上就是带价格粘性和工资粘性的DSGE模型的全部描述，不带粘性的DSGE模型既可以通过改变收到随机调整信号的比例来实现，也可以重新刻画一个不带粘性的DSGE模型来实现。

四、参数校准

本文采用的参数大多来源于Smets and Wouters(2003)的参数设定，并根据研究的内容进行参数选取。为了比较不同老龄化的经济体对于“全面二孩”政策的响应程度，本文选择针对不同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选取不同的β 值，因为老年人对于未来消费的重视程度会较低(王金营、付秀彬，2006)。对于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情况，β (小)值选定为0.90；对于人口老龄化较轻的情况，β (大)值选定为0.99。θ ^EZ 选定为0.05，这是假定消费结构的跨期偏好基本稳定，跨期替代弹性较小。在广义Taylor规则中，假定利率主要与通胀程度挂钩，所以r ^π 设定的值较其他规则系数大。对于存在刚性的情况，对工资刚性的比例设定为0.74，对价格刚性的比例设定为0.91。详细的参数设定请见表1。

表 1参数设定

五、模拟结果分析

(一)较轻的人口老龄化程度

从模拟分析可以得知，“全面二孩”政策会导致代表性家庭对未来的消费和闲暇更加重视，闲暇成本上升。由于闲暇成本上升导致工资增加，工资增加使得消费增加。而工资提高又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因此劳动时间增加。劳动时间增加，一方面，导致总产出上升，总产出上升使得单位资本的回报率上升。另一方面，由于劳动时间增加和工资上升，劳动服务机构的利润增加。又因为工资、产出与通胀挂钩，所以通胀上升。货币当局根据广义Taylor规则制定货币政策，逆风向而动，利率增加。企业发现利率上升会降低投资，从而使资本存量减少。而政府实现收支平衡，税收没有受到影响。

当“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减弱时，闲暇成本下降。由于闲暇成本下降导致工资下降,工资降低使得消费降低,而工资下降又会使劳动者减少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减少，一方面，导致总产出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劳动时间减少和工资下降，劳动服务机构的利润减少。又由于工资、产出与通胀挂钩，使得通胀回落至稳态水平。货币当局根据广义Taylor规则制定货币政策，逆风向而动，利率不再增加，也回归稳态水平。企业发现利率回归稳态水平就不再大量减少投资，从而使资本存量向稳态靠近，但是资本存量减少引起单位资本的回报率在高位保持稳定。而政府实现收支平衡，税收没有受到影响。

(二)较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程度

当人口老龄化变得更加严重的时候，“全面二孩”政策将导致产出和劳动时间一直处于增加的状态。而消费一开始是增加的，但很快就变成是减少的，正向波动有所减小，反向波动有所增加。

首先，值得解释的是为什么消费的正向波动会减小，反向波动会增加。由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全面二孩”政策对当前消费的影响会减小，对未来消费的影响会增加。上文已经提及，由于“全面二孩”政策的出现，当前的消费将会出现正向波动，未来的消费将会出现反向波动。而对于 “年轻”的经济体而言，闲暇成本上升引致的工资上升会带来比较多的当前消费;

图 1人口老龄化程度较轻时各宏观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图
注：由于篇幅所限，省略部分图表。

图 2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重时各宏观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图
注：由于篇幅所限，省略部分图表。

在未来，即使闲暇成本下降导致工资下降，增量消费在消费习惯的牵引力下也不容易出现较大的下降。但对于“年老”的经济体而言，闲暇成本上升引致的工资上升所带来的当前消费则没那么多，增量消费所受的消费习惯的牵引力作用较小，所以一旦闲暇成本下降进而导致工资下降，消费就容易出现较大的反向波动。那为何经济体越“年老”，闲暇成本引致的消费会越少呢？这可能可以解释为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了，居民对当前消费所赋予的效用水平就会提高，进而提高了当前消费的稳态水平，因此“年老”的经济体中消费的正向波动的空间有所缩小。

其次，解释为什么产出和劳动时间持续受到正向冲击，这种正向冲击其实主要由两波大正向冲击构成。上文已经提及，由于闲暇成本的变动会引致工资变动，工资变动会引起劳动时间变动，进而引起总产出变动。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较轻的经济体中，劳动时间主要受工资的影响而进行波动。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年老”的经济体中，在闲暇成本下降的情况下，劳动时间和总产出也会上升。这可能可以解释为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提高了，对未来闲暇所赋予的效用水平降低，从而增加了未来的劳动时间，进而增加总产出。因此可以看出，劳动时间和总产出的第一次正向波动源于积极的工资信号，而且导致了较大的正向波动。劳动时间和总产出的第二次正向波动源于居民对未来闲暇效用的降低，但该波动较小。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当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比较严重的时候，“全面二孩”政策会使得产出和劳动时间一直处于增加的状态，而消费的正向波动有所减小，反向波动有所增加。模拟分析富有启示：

首先，在一个老龄人口大国中实施诸如放开生育政策等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对消费会有一定刺激，但刺激可能相对而言不是很大。事实上，从2016年1月1日开始，“全面二孩”政策就正式开始实施了，虽然说这个政策对消费有一定影响，但在相对的意义上讲，这个政策对消费的刺激是有限的。要想对消费有更大的刺激，可能需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质量改进和开拓新服务等渠道来实现(王珺，2017,2018)。

其次，这些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可能会带来暂时性的繁荣现象，比如当前消费增加、工资增加、劳动时间增加和总产出增加等。这些繁荣现象是政府所希望看到的，因为这些指标的改善似乎能说明一个经济体在不断发展。但同时，政府也要认识到这些繁荣现象只是暂时性的，因为这些举措虽然会增加家庭的闲暇成本，进而使人们多工作、多贡献、多产出和多消费，但是这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代表性家庭追求效用最大化并响应了政策。但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家庭未必会响应政策，如果都响应了，从理论上说是可以达到很好的经济效果的，但如果只有少部分响应，那效果就大打折扣。尤其是一线城市生育的总经济成本(包括房价、教育、医疗等)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没有足够多的补贴，响应政策的人数着实有限。这样的后果是即使有暂时性的繁荣现象，可能也无法很明显地看出。因此，政府应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实施应对老龄化的政策，提高政策的响应度。比如，对于大学生等群体出台相应的婚育补贴政策，提高他们的婚育积极性，增加他们的闲暇成本，进而改善各种经济指标，充分利用好人口素质红利。

最后，现在赋予消费和闲暇的效用均较高的人在未来可能会降低消费，如何使不同年龄段的人能积极地在合理的范围从事合适的劳动可能是应该要考虑的。即使现在通过一些应对老龄化的措施，比如“全面二孩”政策，提高代表性家庭的闲暇成本，进而改善各项基本的经济指标，但由于各项基本指标的改善又会增加代表性家庭的政策响应成本，比如说代表性家庭成员要多生育一个孩子，就会产生更多的消费，要想多消费就要更努力工作来增加产出，又因为产出、工资和通胀挂钩，物价会上涨，但物价上涨会使人们不想生育。人们不想生育以后，闲暇就会增多，闲暇成本就会降低，工资也会降低，消费就会减少，所以未来可能会有一个消费下降期。但政府可以通过给对通胀敏感的人群发放婚育补贴，并对增加工作量的人群给予税收优惠或更高的社会保障等方式，减少他们的闲暇，提高闲暇成本，进而提高工资和消费。

当然，本文限于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机制，并用实际参数进行校准和模拟分析，从而得出一些针对现实的有启示性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如何全面准确地分析多重冲击的序贯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卞志村、胡恒强，2015，“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数量型还是价格型？——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国际金融研究》，第6期，第12-20页。

陈利锋，2016，“政府支出的构成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南方经济》，第4期，第1-23页。

李雨潼、张剑宇，2010，“从抚养比变化看东北地区人口老龄化”，《人口学刊》，第6期，第38-41页。

刘澜飚、沈鑫、王博，2014，“中国宏观经济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金融研究》，第11期，第49-63页。

马轶群、任媛，2017，“中国人口老龄化冲击下出生率变动的经济效果”，《人口与经济》，第2期，第21-31页。

彭秀健，2006，“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应用一般均衡分析”，《人口研究》，第4期，第12-22页。

史晓丹，2013，“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对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南方经济》，第7期，第56-63页。

汪伟，2017，“人口老龄化、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1期，第67-96页。

王德文，2007，“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第44-52页。

王笳旭、王淑娟、冯波，2017，“人口老龄化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变的视角”，《南方经济》，第9期，第118-134页。

王金营、付秀彬，2006，“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兼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人口研究》，第1期，第29-36页。

王珺，2017，“以高质量发展推进新时代经济建设”，《南方经济》，第10期，第1-2页。

王珺，2018，“我国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条件、变迁与建议”，《南方经济》，第9期，第1-9页。

杨娟，2012，“老龄化中国人口红利实现的可能性与途径探讨”，《南方经济》，第1期，第71-82页。

杨柳、李力，2011，“货币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DSGE模型的数量分析”，《当代经济科学》，第5期，第1-9页。

张秋，2018，“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求的影响及对策——以广东省为例”，《社会科学家》，第1期，第87-92页。

周源、唐晓婕，2015，“人口老龄化与货币政策有效性”，《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第25-32页。

庄子罐、崔小勇、赵晓军，2016，“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波动与中国货币政策规则选择——基于贝叶斯DSGE模型的数量分析”，《管理世界》，第11期，第20-31页。

Acemoglu, D. and Restrepo, P., 2017, “Secular Stagnation? The Effect of Aging o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Age of Automation”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5): 174-179.

Boehm, C. E. and House, C. L., 2014,“Optimal Taylor Rules in New Keynesian Models”, NBER Working Papers.

Darracq Paries, M. and Loublier, A., 2010, “Epstein-Zin Preferences and their Use in Macro-Finance Models: Implications for Optimal Monetary Policy”, Working Paper.

Kent, C., 2010, “Aging, Retirement, and Savings: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The BE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10(1):1-32.

Khramov, V., 2011, “Assessing DSGE Models with Indeterminacy,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Different Taylor Rules”, Working Paper.

Kirchner, M.and Tranamil, R., 2016, Calvo Wages Vs. Search Frictions: a Horse Race in a DSGE Model of a Small Open Economy, Banco Central de Chile.

Lhuissier, S. and Zabelina, M., 2015, “On the Stability of Calvo-Style Price-Setting Behavior”,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 57:77-95.

Smets, F. and Wouters, R., 2003, “An Estimated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of the Euro Area”,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5): 1123-1175.

Smets, F. and Wouters, R., 2007, “Shocks and Frictions in US Business Cycles: A Bayesian DSGE Approa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3): 586-606.

Verona, F., Martins, M. M. F. and Drumond, I., 2017, “Financial Shocks,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Optimal Taylor Rules”,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54:187-207.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Two -Child ”Policy on Macro Econom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Supply

Deng Lifang Li Mingjie

Abstract : China has become the country with the largest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and the aging is accelerating. With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situation of aging population in China, it is the general trend to formulate policies to cope with aging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Child” Policy and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Moreover, the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embedded in the policy is used for simulation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when the population aging is relatively serious, the “Two-Child” policy will make the output and labor time increase all the time, while the positive fluctuation of consumption will decrease and the reverse fluctuation will increase. Policy makers can make different decision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aging population situations,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ing population into demographic quality dividend, transform China from a rich country to a strong one, and further realize the great goal of two-step.

Keywords : “Two-Child” Policy; Macro Economy; Epstein-Zin Utility Function;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DOI: 10.19592/j.cnki.scje.361378

JEL 分类号： C53, J11, J14

中图分类号： F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6249(2019)07-100-13

邓利方，中共广东省委党校，E-mail: denglifang2000@163.com，通讯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大马路3号教研楼315房，邮编：510053；李铭杰，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E-mail:hellodoc2@163.com，通讯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外环西路378号，邮编：510006。作者文责自负。

基金信息： 本文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2017年度重点课题“共享发展理念下广东医疗供给侧改革的风险和影响因素研究”【2017XYZD07】、2018年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立项的校院课题“积极推进新时代健康广东建设研究”(XYYB201805)、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课题“广州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大健康产业枢纽和平台研究”(2019GZGJ1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谢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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