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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1999)01-0111-(06)
费尔南·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巨擘。在他影响巨大的著作中，不仅有对欧洲个别地区历史的独特考察（《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和《法兰西的特性》），也有对全球历史的全方位研究（《15至18世界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布罗代尔一生不曾到过中国，但“中国厚重的文明一直在引起他的特殊兴趣”[1]。他的学术研究贯穿着对中国历史的深切关注。无论在其学术演讲中，还是在其历史巨著中，他都无数次提及中国。在涉及欧洲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时，他常常用相关的中国历史作为反证进行深入论述和对照研究。透过这些论述与对照，我们可以了解这位“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史学家”对一些中国重大历史问题的独到看法。
一、中国与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早期发展是布罗代尔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按照布罗代尔的考察，早在19世纪，人们就曾赋予“资本主义”一词各种含义，但只是到了本世纪初，该词才作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在政治斗争中被广泛使用。在这一词的使用中，人们往往将它与市场经济混为一谈，等同起来，以致造成许多认识上的混乱。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处于经济活动的不同层次：市场经济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交换机制，是常规的，向大小商人开放的、以竞争为基本规则、利润适度的交换；资本主义则是避开常规控制、由少数商人操纵、不遵从自由竞争法则、利润超常的垄断经济。他认为，二者的不同还可以中国为例证作有力的说明。他指出，无论欧洲还是中国，自古以来都有活跃的市场经济，但欧洲有资本主义，中国却没有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未曾发展起来。[2](P55)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成长起来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成长需要多方面的条件；中国没有资本主义，乃是因为一些重要条件的缺乏。
其一，中国缺乏市场经济的高级机件，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育。
18世纪以前，无论中国或欧洲，到处都出现了市场。但中国与欧洲的市场有着重要的不同。在欧洲，伴随着15世纪的经济勃兴，产生了密集的店铺和流动商贩；16世纪以后，在店铺和流动商贩繁生的同时，众多的国际贸易会和证券交易所先后诞生并发展成为重要的交换工具。在中国，虽然很早就形成了由无数村、镇和城市构成的完整的市场网络和系统，然而，中国的市场上一直是店铺和流动商贩数目繁多，生生不息，始终缺乏欧洲那样为数众多的商品交易会和证券交易所。店铺和集市流动商贩属于市场的初级形式，其交换是常规的、透明的。商品交易会和证券交易所则是市场的高级机件，以大商人的活动为主，常常突破普通交换的狭隘范围，对资本主义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欧洲的大型交易会往往享有免税和特许等方面的权力，拥有巨额资金的大商人可由此获得初级市场难以得到的好处。同时，正是应交易会之需，欧洲信贷业才得以发展。有了信贷业，大商人之间的买卖就可以通过巧妙的划帐办法结算，不再一定要用现金付帐。[3](P74)这样，既有利于大商人的远程交换顺利实现，又拉长了大宗贸易的链条，从而使这种交换逃脱常规的控制。这样的交换正是布罗代尔所说的资本主义。证券交易所是交易会的最高形式，它把债券和股票引入市场，使得票据和现金的相互兑换更加简单，更方便了垄断性贸易的迅速进行。在中国，也曾有交易会的出现，但其为数甚少，也没有起到欧洲交易会那样的作用。中国的交易会主要是在中国分裂为敌对王朝时才出现。因为分裂的地盘之间互通有无的需要，交易会和大集市应运而生。而一旦中国重新实现政治统一，大型集市和交易会在内地便随之消失，只在统一帝国的边缘地带得以保留，如蒙古附近或广州。它们的影响也有限，仅局限于某些特殊贸易，且主要是与外国人进行贸易。[3](P122)按照布罗代尔的见解，交易会在中国的不发达或者是因为官僚政府的控制，它无孔不入，反对经济特权，所以允许集市自由，反对高层次的交易形式；或者是因为中国行政统一，初级市场的活跃已足以疏通中国经济的脉络，不需要求助于交易会；或者以上两种原因兼备。没有交易会的活跃，更不可能有证券交易所的发展。市场高级机件的缺乏，正是中国资本主义未能发展起来的重大原因。[4](P22)
其二，中国历史上国家对金钱等级缺乏宽容与支持，严重压制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能否取得胜利取决于它和社会各等级的相互关系。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可分为几个等级：宗教、政治和各种金钱等级。而这些等级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其相互关系表现为对立、妥协或同盟，或者几种状态的混杂。在布罗代尔看来，金钱等级是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主体力量。金钱等级就是那些长期寄生于封建特权等级中的名门世家，拥有巨额资金的资产阶级往往从它们当中产生。在欧洲，由于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王权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名门望族的财产和社会特权总是相对地受到国家的保护。经过名门望族的世代相传，经过它们对封建国家财产的不断攫取，需要巨额财富方能运作的资本主义在货币经济的作用下终于降临人世并发展壮大。
在中国，各个王朝虽然也不乏财富和影响巨大的家族，但它们存在的时间往往都很短暂。相对而言，中国社会的纵向流动性比欧洲大，稳定性比欧洲小。一方面，中国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以随便更换社会的统治阶层。另一方面，中国的科举制度也加强了社会精英阶层的流动。每一次科举考试都是一次社会机遇的再分配。但凭藉科举新登高位的官吏仅仅只能稳固自己一代的地位；他们在职期间也可能不择手段地敛聚财富，但不足以构成欧洲那样的大家族。而且，财势过大的家庭往往会招致怨嫌，招致政府的疑惧和敌对。即使权高位重的个人也是如此。比如清代的和珅，在乾隆时备受宠爱，徇私敛财；乾隆一死，他也被撤官处死，“十万雪花银”被没收一空。布罗代尔因此议论道，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成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它要求社会秩序有某种安定，要求国家政权的某种中立，或某种宽容，甚而某种殷勤。中国强大的专制极权使金钱等级不能够如在欧洲那样绵延持久，从而阻碍了财富的稳定积累和多种力量的发展，压制了资产阶级势力的成长，因此，真正的资本主义很难在中国本土立足。[4](P49)
二、中国与欧洲的差距
在世界总体历史演变的研究中，布罗代尔特别注意到当今世界的地区差距。他提出，中国曾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然而，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欧洲取得了领先的地位，中国反而落在了欧洲的后面。这样的结局，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此，布罗代尔利用其“经济世界”的理论进行了独到的分析。
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一词和“世界经济”的含义不同。世界经济是指全世界的整体经济；经济世界则是指在全球成为一个经济整体的情况下，地球上一个部分（一个区域）的经济。按照布罗代尔的解释，每一个经济世界包括三个要素：(1)一定的地理空间；(2)一个中心（城市或国都）；(3)中心周围的心脏地区、心脏之外的中间地区和边缘地带。经济世界的三个要素不是固定不变的；其地理空间可以扩大或缩小，其中心可以转移；随着中心的转移，心脏地带、中间地带和边缘地区也随之改变。任何一个经济世界从中心到边缘地区都依次构成一个层次结构：中心及心脏地带处于支配地位，那里享受着一切财富和繁华；中间地带与中心地区相差一个层次；而边缘地带则处于被支配的贫困落后的地位；中心剥削外围，外围养活中心。命运总是垂青于经济世界的中心和靠近中心的地区。经济世界的空间越大，越有利于中心地区的剥削和发展；中心地带的进步又对整个经济世界的进步具有带动和促进作用。布罗代尔认为，世界很早就形成了几个经济世界，今天欧洲的世界领先地位，正是欧洲从11世纪起形成的经济世界不断扩展的结果。
远洋航行是欧洲经济世界扩展其空间的重要手段。远洋贸易与之密切联系，它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中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3](P432)一方面，远程贸易是两个相隔很远的市场的交换，供需双方互不谋面，全靠远程商人从中进行撮合及价格投机，其本身就是一种少数人投机取巧的资本主义经营活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运作需要巨额资金，远程贸易一般是奢侈品的贸易，它由少数商人集中操作，往往获得巨额利润。巨额利润一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又可以推动新一轮独占性贸易。尤为重要的是，远洋航行和远程贸易不断把远方的市场纳入到经济世界之中，扩大了经济世界的活动和剥削范围，增强了经济世界的内部实力，从而使欧洲经济世界得以成功地征服世界的广大地位。布罗代尔说：“唯独远洋航行最终造就了世界的不平衡和不对称。”[5](P453)“征服海洋使欧洲在世界居领先地位达几个世纪”[5](P474)。
相反，中国人对征服海洋远不如欧洲人那样积极。本来，中国的航海业具备非常有利的条件：早在11世纪，中国人就已开始使用罗盘；14世纪，已拥有4层甲板、运载1000人的大帆船；15世纪，明朝的太监郑和率领规模浩荡的船队先后7次远航南洋，远达阿比西尼亚海岸。然而，中国的远洋航行没有取得有益的成就。郑和的最后一次远航到1433年结束以后，中国征服海洋的活动就完全停止了。远洋航行的中断，使中国丧失了征服世界并领先世界的良好机会。
按照布罗代尔对经济世界的考察，中国、印度、伊斯兰是远东地区的三大经济世界。但是，从15世纪起，由于这三大经济世界“时断时续”的联系，整个远东的经济生活被纳入到一个辽阔又脆弱的经济世界之中，三个经济世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超经济世界。这个超经济世界的中心是位于亚洲边缘的南洋群岛，因为这里是印度和中国乃至伊斯兰对外扩张和产生影响的交汇点。除了东南沿海，中国广大的土地都处于这个经济世界的心脏地带之外，属于外围地区。经济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地区要得到迅速的发展，要么得到中心地带的有力带动，要么争取成为这个经济世界的中心并扩展该经济世界的范围。由于没有相同的文明作为基础，远东这个超经济世界的内部联系不如欧洲那样紧密。作为中心的南洋群岛很难深入影响其他地区。中国的出路在于扩大活动空间，突破南洋群岛的局限，为自己开辟边缘地带以争取经济世界的中心地位。郑和的多次远航，超出了南洋之外，是中国将其影响推广到更远地方的重要尝试，也是中国投入世界海上角逐的一次（也许是无意识）极有希望的行动。遗憾的是，这次征服海洋的活动没能继续下去，南洋群岛成为古老中国难以跨越的界线。
对于明朝海外开拓活动的浅尝辄止，布罗代尔甚为惊异。他认为，这与明朝国家重心的转移——都城的迁移有密切关联。为了应付中国北方满族和蒙古族的入侵威胁，明朝于1421年将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这一行动，意味着明朝放弃了因有长江之利而对航海开放的南京，把国家的中心转移到一个扎根内地、沉闷闭塞和十分内向的城市，实质上是背离了利用大海之便发展经济和扩大影响的方针。这次迁都，也意味着中国的重心更加远离远东超经济世界的心脏地区，处于更加边缘的地带。1421～1422年，郑和在茫茫大海上进行他的第5次航行，然而，国家对海洋的兴趣已经淡漠，结局已定。10年之后，郑和的船队进行了最后一次颇为壮观的远航，算是向南洋之外的世界作正式的告别。
远洋航行是进入世界七大海的钥匙，是开创世界性联系体系的主要手段。中国未能在这一过程中主动发挥作用，也就无法在未来的世界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布罗代尔不无惋惜地指出，明朝迁都北京的选择，是“犯了荒唐的错误”，“正是在这时候，中国在争夺世界权杖的比赛中输了一局”[6](P15)。
三、中国与工业化
布罗代尔非常重视工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对工业革命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同时，布罗代尔特别关注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的现实，并为此提出了一些颇有意义的见解。布罗代尔在70年代就看到，中国等国家已真正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2](P168)但同时，他也注意到，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并不一帆风顺，其挫折之多、速度之慢都出乎意料。比如，农业跟不上现代化的步伐，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官员贪污腐化，进口技术不能适应本国需要，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等等。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布罗代尔首先从其对工业革命的认识出发对其原因进行了探寻。
在布罗代尔看来，绵延至今的工业革命是一种早在18世纪以前就经过长期孕育的缓慢而复杂的历史进程。工业革命首先表现为大规模的技术革新，但技术本身并不能导致工业革命。实际上，早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古代中国就有诸多极有希望的技术创造，但是，这些技术并没有带来生产力的巨大革命。如，中国5世纪就有的冶铁技术，到13世纪就止步不前；而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些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发明也是到了欧洲以后才发挥其威力。这些夭折的技术革命表明，工业革命必定需要长期缓慢的准备过程，绝不是技术的简单拼加。
布罗代尔指出，中国等落后国家要实现工业化，不能仅把技术当成决定性的因素，必须首先要具备成熟的内外条件。英国曾是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典型国家，应该在英国工业革命的经验中去认识这些条件。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英国民族市场和民族经济的形成。由于国土狭小，运输发达，内地税卡很早就被取消等原因，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前就形成了以伦敦为核心的民族经济，英国已由一块单纯的政治地域变成了统一的、协调的经济地域。[4](P67)民族整体经济的存在，有利于全国各地、各方面活动的协作一致，有利于根据统一的经济需要合理安排全国市场，减少内耗。而岛国的地位，也使英格兰避免了当时发达的荷兰经济的干预，有效地保护了其民族市场和新兴工业。同时，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还得力于整个欧洲对英国的支持。据布罗代尔的研究，从14世纪80年代到1780年以前，欧洲经济世界的中心先后从威尼斯到安特卫普、到热那亚、到阿姆斯特丹经历了三次大转移。由于欧洲经济内部的斗争、对抗和剧烈的危机，到1870～1815年间，这一经济世界的中心被伦敦所取代并一直维持到20世纪初。[2](P108)伦敦代表整个英格兰民族市场成为欧洲经济世界的中心，获得了对欧洲经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剥削的特权地位，使广大外围地区从资源到劳力和市场都为英国经济服务。以上多种佳运汇聚一起，加上技术的积累和社会需求的扩大，爆炸性的变革便首先在英国发生并迅速取得成功。
有鉴于此，中国等落后国家在工业化实践中不时出现“卡壳”和“阻塞”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民族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工业革命不可或缺的内在条件。今天仍在工业化道路上苦苦探索的国家所面临的瓶颈堵塞，比如人口过多，国内需求不旺，农业落后等，正说明这些国家还需要长期的准备和积累。处于经济世界的中心地位是工业革命重要的外在条件。但第三世界各国基本都位于世界经济的边缘地位，它们无力控制海上运输，它们向外国借贷资金要承受巨大代价，即使出售原料也要听凭买主的摆布。总之，在现有国际经济分工的框架中，一切都对它们不利。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些国家工业革命的条件，并未完全成熟。
那么，中国等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前途如何呢？布罗代尔说，这个问题只有今后若干年的历史才能做出回答。[6](P627)可见他的态度颇为谨慎。但他依据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认识仍然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建议。
布罗代尔指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首先要注重其内部经济的协调一致和全面发展，不可盲目求成。这对于幅员广大的国家尤为重要。领土过大的国家势必极其分散。[2](P111)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注重内部联系和聚合力的加强，其众多的人口和辽阔的土地就很可能成为自身经济发展的负累。因此，必须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内部协调程度和总体效能，不断积聚内力，为工业化的顺利实现奠定内部基础。
布罗代尔还强调，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一定要努力改变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对它们的不利局面。当今的现实是工业发达的地区更发达，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中国等国必须利用一切有效手段，摆脱世界经济边缘地带的被动地位，尽可能充分利用自己为数不多的优势为自身争取有利条件。他说：“第三世界为了求得进步，只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打碎现有的世界秩序。”[6](P627)布罗代尔对现今世界不平等状况的改变并不乐观，他认为落后国家比先进国家更难经受住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剧烈动荡的考验。
总之，工业化需要内因和外因的胶合作用。从内因而言，必须要有社会经济结构的总体变革；从外因而言，要有外部世界的支持和配合，即布罗代尔所说的“对世界的剥削”。布罗代尔的“剥削”一词，主要指对外部各方面条件如技术、资金、市场等的有效利用。然而，并不是谁想剥削世界谁就能剥削世界。“要剥削世界，事先必须拥有慢慢成熟起来的强大力量。”[4](P49)因此，说到底，中国等国家工业化的关键并不仅仅是单纯追求技术革新，而在于为整体经济发展创造成熟的内外条件。
布罗代尔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是他在对世界整体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中得出来的，因此，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们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混为一谈，一律加以拒斥，导致实践上的重大失误。其实，假如我们能够如布罗代尔那样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早日区分，也许，我们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就不会浪费那么久的时间。布罗代尔关于中国落后原因的分析独到而深刻。发展就是竞争，只有处于一个开放的经济世界中心地区的民族和国家才有希望领先于世界。今天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可以算是对布罗代尔这种观点的回应。他对第三世界工业化的阐述也颇具预见性。当他在六七十年代指出落后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种种困境时，我们对此还缺乏充分认识。但是，我们很快就面临了布罗代尔所列举的那些困难。即使今后，我们仍为许多类似的难题而束手无策。
布罗代尔已经逝去。中国正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世界和资本主义，并取得了一定进步。然而，中国要赶上先进国家的步伐，还有漫长的路要走。21世纪究竟是不是中国的世纪，我们尚不能盲目乐观。从这一点说，布罗代尔有关中国的许多观点短时间内不会丧失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