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的根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表论文,根本利益论文,最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段话告诉我们，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问题。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个根本问题。
一 党中央为什么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的根本问题
第一，它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一直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正因为我们党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个根本宗旨，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不管遇到多么大的风浪和考验，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和曲折，我们党都能战胜困难和渡过难关，不断取得胜利。这是一条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的伟大胜利的力量之源。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以此来取得人民的信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体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宗旨，又是对这一宗旨的丰富和发展。
第二，它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根本经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主要是对我们党建党70多年来、执政50多年来实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它告诉我们，在各时期凡是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时，就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各项事业就不断胜利和发展；否则，党就得不到人民的衷心拥护，甚至威信下降。党中央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强调执政党面临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实质都是民心的考验。正是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江泽民同志说：“总结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第三，它揭示了原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教训。20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东欧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了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这件事对国际共产党人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灵撞击很大。当时，很多学者和领导都在总结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有的学者讲了十几条，有的领导讲了二十几条，还有人著书立说，讲了近百条。条条太多，根本问题被淹没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认为，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苏联共产党已经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了。我们要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要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执政兴国最根本的一条。党中央这样提出和认识问题，是有事实依据的。据有关资料，苏共丧失政权以前，苏联学者和一些党员干部曾经搞了一个民意调查，群众认为苏共不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达96%；认为苏共不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达93%；认为苏共不代表全体党员利益的达89%；认为苏共代表少数领导干部和有钱人利益的竟达86%。这些数据说明，苏共已经严重脱离了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这就从根本上揭示了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列宁在共产党执政后早就预见到了，他在晚年曾经说过，执政党最大最严重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进驻北京城前夕也说过，“不怕挫折，不怕困难，就怕进城以后不为群众谋利益。”不为群众谋利益就会失去民心，而失去民心就“万劫不复”。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的根本问题，就是总结苏联亡党亡国的沉痛教训而得出的科学论段。
第四，它提醒人们要高度重视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执政党面临的严峻考验很多，其中最严峻的考验就是能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问题。这不仅是苏共亡党亡国的严重教训，也是我党在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从总体上说，我们党还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从具体情况来看，不少党员干部已经做不到这一点。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主观上想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想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但客观上却代表不了。例如，有的企业领导想代表工人的利益，然而就是无法扭亏为盈；有的领导想把本地区经济搞上去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然而就是摘不上去，无法做到让人民富裕，甚至工资都发不出来。这里有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问题，也有实际本领和领导方式问题。二是既想为人民谋利益又要以权谋私。这些同志受世俗影响，长期处于主要是为民还是为己的矛盾痛苦之中，这种人很难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往往是半心半意或者三心二意为人民谋利益，结果是人民很不满意。三是一些人由以权谋私发展到腐败堕落，轻者与民争利，重者侵害人民的利益。这种人必然遭到人民的唾骂和反对，给我们党的形象带来了恶劣的影响。江泽民同志在“三个代表”中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二 怎样全面理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精神
全面理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精神，是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果对它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精神没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就很难自觉去贯彻和落实。那么，怎样全面正确地理解它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精神呢？
首先，要全面正确理解“最广大人民”的科学含义。也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当代中国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今天的中国，“人民”这个概念的内涵更广泛，一切拥护国家统一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公民，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人民”包含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私人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六个新的阶层。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属于人民的范畴。所谓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包括代表他们的利益，这是广大人民前加“最”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在“最广大人民”中，工农大众仍然是主体。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军人主要是工农大众的子弟兵，学生主要是包括知识分子、军人在内的工农大众的子女，主体里当然包括他们。所以，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首先要代表这个主体的利益。如果不能代表主体的利益，就谈不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共产党始终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而不能只是极少数人群利益的代表，更不能只是某些小集团利益的代表。否则，党就可能变质，因而也就不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
其次，要全面正确理解“根本利益”的科学含义。这里强调的不是人民的一般利益，而是根本利益。所谓根本利益，一般是指全局性、整体性、长远性、战略性的利益。为此，就要坚持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统一，部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统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若两者发生矛盾时，就要使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部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利益一般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要引导人民正确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努力做到三者兼顾。若三者发生矛盾，就要使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另外还要看到，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表现为经济利益，而且还表现为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要坚持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的统一。一般说来，经济利益是基础，政治利益是根本，文化利益是关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代表人民的经济利益，就要处理好经济利益多样化与根本利益的关系，既要看到他们之间的一致性，又要看到存在的矛盾，特别要注意不能以经济利益多样化搞所谓经济私有化。在重视人民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必须重视人民的政治利益，这主要是指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如果没有这一条，人民的经济利益是无法保证的。然而，人民只有在提高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的基础上，才能自觉地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这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一个关键性问题，绝不能忽视。总之，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决不能与民争利，更不能侵害人民的利益。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最高体现。所以，要忠实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再次，还要全面理解“代表”二字的科学含义。实事求是地讲，“三个代表”中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都讲过，比如，他们都强调过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重要性，强调过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强调过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性。然而，怎样把重要性变成现实性，真正做到“代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江泽民同志总结了我们党80年的历史经验，不仅强调要坚持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更是强调要在这三个方面做到“忠实代表”。应该看到，江泽民同志强调“忠实代表”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我们现在一些干部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不知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也不是不知道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而主要是在实践中做不到或者做不好，有的人甚至与民争利，损害人民的利益，腐败滋长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无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现实上讲，关键和要害问题在于能否做到“忠实代表”。我们经常讲“三个代表”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继承了什么？继承了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和为人民谋利益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发展了什么？主要表现在依据新形势的要求，把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倡导的“三个代表”的精华集中起来，前边都冠以“代表”二字，并且同保持党的先进性联系起来，这就富有新意，表明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代表”二字在理论上体现了发展，在实践上给执政者提示了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所以，要结合实际加以贯彻。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人民信任我们，我们就要珍惜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就要善于表达人民意见、要求和愿望。为此，就要把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一级一级地反映上去，敢于向上级领导机关反映群众的困难和要求，敢于讲真话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党员干部连替人民反映真实情况和讲真话的勇气都没有，还谈什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
要代表人民还必须善于引导人民。为什么我们党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能引导人民推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能引导他们自己解放自己，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由此可见，引导是代表最高层次的涵义。如果我们党在改革实践中不善于引导人民前进，甘当群众的尾巴，那还谈得上“代表”吗？
共产党人讲“代表”，本质还体现在“服务”上。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要委托党员干部来代表自己，就是让他们为自己服务。如果党员干部不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公仆不能忠实地为人民服务，甚至颠倒主仆关系，那就失去了作为代表的意义，从而就自然地丧失了当代表的资格。所以，坚持“三个代表”，就要全心全意为发展先进生产力服务，为发展先进文化服务，为人民谋利益服务。贯彻“三个代表”一定要在服务上多下功夫。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本精神，就是在新形势下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两个先锋队”的党。这里，要正确理解“两个先锋队”的提法问题。前一个先锋队是指党的阶级性，即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党；后一个是指党的群众性，即中国共产党永远是人民群众中发挥先锋队作用的党。实践证明，只有发挥先锋队作用，才能充分体现党的先锋队性质。两个先锋队的表述，把阶级性与群众性统一起来，把先锋队性质与先锋队作用统一起来。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就是把两者统一起来的连接点和根本点。这就要求党制定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伟大纲领。
三 学习贯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抓住执政为民这个本质
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指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牢牢地把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衡量有没有真正学懂、是不是真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标志。”为此，就必须坚持“三个落实”：一是必须落实到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的工作中去；二是必须落实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三是必须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中去。这就告诉我们，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贵在落实。我们一定要在落实上多下功夫，一定要在做好自己的工作上多下功夫。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政为民”的重要思想，还必须针对执政党的特点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遇到的问题，努力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巩固执政地位。要做到“执政为民”，首先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所谓强化执政意识，就是强化为人民掌权的意识和甘当人民公仆的意识。现在，有不少党员干部为人民掌权的意识淡化了，而当官做老爷和以权谋私的意识却强化了。所以要强化为人民掌权和甘当人民公仆的意识。所谓提高执政本领，就是要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执政党必须领导国家政权，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同时还要善于领导国家政权，不仅要改革领导体制，处理好党政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践证明，只有强化了执政意识和提高了执政本领，才能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如果执政地位不巩固，甚至丧失，那就根本谈不上执政为民。从这个意义上讲，巩固执政地位是做到“执政为民”的前提条件。
第二，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首先，必须认识到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们要代表人民掌权和领导人民掌权。因此，事关国家政权的一切大事，都要同人民商量，决不能把自己凌驾于权力之上，更不能以权谋私。这里，特别要看到，权力有两重性：既能同“公”相结合为人民谋福利，又能同“私”相结合为个人和小集团谋私利。认识到这一点，就要发挥权力的积极的一面，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同时，也要防止权力消极的一面对掌权者的腐蚀，反对以权谋私，反对把权力私有化。其次，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江泽民同志在2002年1月召开的中纪委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最根本的是解决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问题。”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这个精辟论述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共产党人权力观的根本问题，也是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执政者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长期执政以后，如果我们的干部丧失了当年夺取政权和建设初期那样一种蓬勃朝气，那样一种昂扬锐气，那样一种浩然正气，而变得明哲保身，麻木不仁，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以至滥用权力，使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那么最后必然失去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是历史兴亡的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于这个问题，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警惕。
第三，必须认真研究人民群众中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高度重视解决好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和防止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已经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人民生活总体上初步达到了小康水平，广大人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并且正在为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而奋斗。研究这个问题一定要有科学的态度，全面地看问题。这里，首先要看到，人民生活和收入水平总体上是提高了，这一点必须充分肯定；其次要看到，人民生活水平在总体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这一点也必须高度重视。
我们说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了，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活生生的事实。这只要大家看看城市、乡村的变化和市场上物质的供应就清楚了。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改革前夕的1978年到新世纪之初的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从过去的316元，提高到6860元，20多年提高了20多倍；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从133.6元，提高到2336元，20多年提高了18倍多；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从1978年的210.6亿元提高到2001年的73762亿元，20多年提高了350多倍。这些数据告诉我们，现在人民当中存在的利益矛盾，是在总体明显提高基础上的矛盾。了解这一点，在认识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时非常重要。否则就会导致怀疑中国共产党是否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充分看到主流的同时，还要高度重视和解决好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特别是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舆论界还是人民群众中，都有着不同的议论。有一种说法，认为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并且举出了一些事例，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共鸣。如何看待这两个判断呢？我认为上述看法总体上是不准确的。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形式的多样化和劳动力市场放开等方面的重大变化，也由于社会生活中许多不正常现象的作用，贫富差距确实有所拉大。许多干部和群众对此感到困惑。但是，问题是不是到了某些舆论所强调的那么严重呢？下面作点具体分析。
怎样看第一种说法？应该指出，中国一直存在着相当大的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据统计，1957年城市居民的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48倍，是建国后差距最大的一年；改革前的1978年是2.36倍，1985年降为1.72倍，后又逐步回升，到现在依然是两倍多，但还没有超过1957年。但是，由于市场机制的建立和社会阶层构成的多样化，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贫富差距的确拉大了。例如，过去，你和你周围的人相比，差距不大；可同农民一比却相当大。现在，你和你周围的某些人差距拉大，甚至拉得非常大，特别是与某些大款和高收入者相比，给人的贫富差距拉大感觉相当明显而深刻。
怎样看第二种说法？中国与国外一些国家相比并不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什么是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是指使用一定的方法，在规模均衡、比例对等的社会成员之间，对收入和财富积累进行比较所得出的差距。不是用两个人或两个群体简单的拉出来一比就是贫富差距。从这个角度看，不管是以“基尼系数”，还是以“不良指数”（即是以收入水平提高的20%家户的平均收入水平，与最低的20%的平均收入水平相比，最低值为1，其指数越高，差距越大）来衡量，许多有名的国家，比如巴西、俄罗斯、南非、墨西哥等国的贫富差距都要比中国大得多。然而，若和北欧“福利国家”和东亚某些国家相比，我国的贫富差距是大了一些。就“不良指数”而言，我国目前贫富差距的程度与美国、英国差不多，甚至还要低一点。按世界银行的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不良指数”大约为9，美国和英国大约是10。应该看到，由于这几年的努力，在13亿人口中，农民贫困人口现在已降到3000到万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有1900万人，两项合计4900万人，是全国人口的1/26。同时还要看到，中国目前的实际贫富差距，特别是乡村内部和城镇内部的贫富差距，比改革开放以前确实拉大了。但在国际上还是属于中等程度。考虑到中国在人口、幅员、区位（一端临海，一端处于大陆深处）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考虑到正处于经济体制全面转型和经济发展中的最敏感阶段这一事实，这种程度的差距仍处在可接受的范围以内。尽管如此，十六大还是提出“要防止收入悬殊”，目的是要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那么，如何解决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呢？应该看到，我国形成贫富差距的因素有自然、历史和体制、政策两大因素。所谓自然和历史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二是自然资源的相对不足和地域相差悬殊；三是人口众多所导致的剩余劳动力过多；四是“门当户对”的婚姻习俗；五是基础教育水准低下和人力资本投资不均衡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某些因素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不明显，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突出了。所谓体制和政策因素，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由于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而产生的收益差距拉大，如政策规定，高科技成果可以作价入股，甚至可达到企业注册资本的35%。二是体制不完善容易造成差距甚至差距拉大，如一些行业搞垄断性经营而取得了过高收入，并投入分配。三是对外开放和特区政策让少数地区先富起来也会形成地区性的差距拉大，如广东、深圳等沿海地区首先给优惠政策搞改革开放试点，因而一般都比西部地区的收入高一些。四是鼓励非公有制发展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而造成的差距拉大，如有的私人企业主资产已达到数百万、数千万甚至数亿。五是再分配手段不完善和税收调节滞后造成差距拉大，如对高收入者的征税和对低收入者的保护还不完善。六是政策法规不完善致使一些人弁取非法收入造成差距拉大，如由于管理疏漏和法规不完善而出现的有些靠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和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这六大因素，有些是暂时起作用的，有些是长期起作用的，随着管理和法制和加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有些因素的作用就会消失。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可以把中国的“基尼系数”和“不良指数”降下来，但要立即明显缩小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是不现实的，要期望回到计划时代的平均主义状态也是不可能的。
既然十六大提出要防止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那我们应采取积极的对策。概括起来，主要有“控制性对策”和“限制性对策”两部分。所谓“控制性对策”，就是指那些能够或多或少起到减少、缩小贫富差距作用的政策包括完善税制和建立遗产税、赠予税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强区域协调，实现地区的平衡发展；调整消费制度；加大在偏远地区扶贫和助学的力度；减少“设租渠道”和加快改革“双轨制”的力度；加大对个人收入法律监督和金融监督的力度等等。所谓限制性对策，主要包括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妥善处理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社会利益关系；限制富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不当作用；防止“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和“商政互动”；逐步实现公民收入的显性化和官员收入的公开化；舆论界要多引导和宣传“勤劳致富”和“知识致富”，少渲染个别人的“暴富”等等。
总的说来，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要从多方面考虑：从现阶段看，应当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理顺社会收入分配关系，全面改善国民的收入状况；从中长期看，应加快城市化进程，从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从基础上说，切实保证我国生产力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从制度上讲，应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还有一点要指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质中讲的消除两极分化和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指有差别的“共同富裕”，而不是“同等富裕”和“同步富裕”。我们相信，经过不懈努力，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终将能够实现。
四 贯彻落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关键是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键是要解决代表者的素质问题。中共是执政者，是代表者，所以，关键是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提高执政者素质。为此，就要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第一，必须在思想上，使执政的党员干部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以便从执政者的灵魂深处解决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很难自觉地执政为民。
第二，必须在政治上，制定一条体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以便从执政者实施的大方针上解决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很难从整体上做到执政为民。
第三，必须在组织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而不以权谋私的人才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使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纪律严，并能驾驭全局的党员干部去掌握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这是从干部人事制度上来解决问题的决定性措施。如果没有这一条，一切都会变成空话。
第四，必须在作风上，始终如一地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努力做到“八个坚持”和“八个反对”。这是从党的形象上解决问题的重大措施。这里说的优良作风，不仅是七大毛主席倡导的“三大优良作风”，而且还有执政条件下毛主席倡导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把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五大优良作风，除了三大作风外，还加上“民主作风”和“艰苦奋斗作风”。在新世纪之初，江泽民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八个坚持”和“八个反对”，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新概括，我们一定要把三代人所倡导的作风结合起来，使党的优良作风不断发扬光大。作风问题关系到党的形象和民心，是实践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必须解决的问题。作风不正，就会导致腐败，腐败的实质是与民争利和侵害人民的利益。腐败不除，民心难平，人民的利益就得不到保护。
第五，必须在法规和制度上，用宪法、各种法律和制度来保证执政为民和维护人民的利益，这是从法治上维护和巩固人民利益的重大措施。如果没有这一条，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就失去了法规和制度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