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不确定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度量
自从弗里德曼提出“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将导致更大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这一观点以来，学术界涌现出大量针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度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
1.基于通货膨胀预测的方差衡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采用这类方法的研究大多基于Livingston调查数据或者密歇根大学SRC调查数据中通货膨胀率预测的标准差来衡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由于这两类数据都是对美国未来CPI的预测，因此这类方法也主要用于美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研究。例如Cukierman和Wachtel、Holland、Ivo和Jan等等。然而这种方法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假设被调查者形成未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是利用同一个“模型”，这就存在模型依赖的问题；而且由于被调查者的广泛性和代表性的不确定性问题，也使调查数据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2.利用实际通货膨胀率的波动率代表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另一种度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方法是使用实际通货膨胀率的标准差。如：Foster、Pagan等。这种方法的最大缺陷在于，当未来通货膨胀率的走势有较好的预期时，通货膨胀波动率不形成不确定性，而且对经济主体的决策不产生任何影响。只有未被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波动才会形成不确定性，从而影响经济行为。因此，这种方法不但夸大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而且也无法区分长期、短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
3.利用GARCH模型族度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随着Engle的ARCH模型、Bollerslev的GARCH模型以及其后的一些非对称性GARCH模型族，如AGARCH、TGARCH、EGARCH等以及具有分形特征的长记忆模型的提出，GARCH模型族就成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主要的衡量方式。这是因为GARCH模型族能在给定经济结构下，明确估计通货膨胀在不可预测冲击下时变的条件方差，而且条件方差是事前的方差而不是像移动标准差那样的事后方差，更好地反映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这一概念原本的含义，也逐渐取代其余方式成为度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标准模型。很多学者利用GARCH模型族做了研究，如Baillie、Kontonikas、Grier以及Zeynel。此外，计量模型的各种创新也被不断地应用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度量。为了能够体现宏观经济中控制通货膨胀变化的内在“体制”的演变以及货币政策体制的转换，很多研究在GARCH模型的均值方程和方差方程中引入了马尔可夫机制转换和“时变参数”，例如Evans和Wachtel、Kim、赵留彦等。
二、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一种广为接受的观点认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通常是联系通货膨胀和实际经济活动的中间环节，也即高通货膨胀产生的经济成本主要是由于经济行为主体对未来通货膨胀的不确定增加了，并据此调整自身的经济行为而引起的。因此，如果上述观点正确的话，那么通货膨胀具有经济成本的真正症结应该是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换言之，如果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高低相对通货膨胀水平高低对社会福利水平影响更大，货币当局似乎有理由更加关注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并有必要加以有效控制。关于这一点，Okun于1971年就精辟地指出：要真正理解通货膨胀成本，前提是正确理解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
关于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关系，理论解释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弗里德曼于1976年指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发生，常常基于公众对通货膨胀预期上的错误，当公众预期的通货膨胀与实际的通货膨胀相差很多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也因此产生，而且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存在正向的联系。Ball对弗里德曼的观点进行模型化，他构建了反映货币当局和公众关系的不对称信息重复博弈模型。这种Barro-Gordon模型的扩展形式引入了外生冲击以及保守和激进两种类型的中央银行政策制定者，政策制定者面对通货膨胀时有不同的反映偏好。在模型中，外生冲击随机破坏低通货膨胀均衡，两类政策制定者随机制定政策。两者都愿意保持低的通货膨胀率，但只有一个政策制定者能够容忍降低通货膨胀带来的诸如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成本，因此愿意制造衰退来降低通货膨胀，另一类型的政策制定者则不能容忍这些成本。然而公众并不清楚将来面对的是哪种类型的政策制定者，因此当经济处于低通货膨胀时期，可以形成通货膨胀预期，但面临高通货膨胀时，公众就会产生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未来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也会导致通货膨胀率波动更加强烈。Cukierman和Meltzer认为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作用的方向与Friedman-Ball假设相反，即高度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会由于中央银行行为的不确定性最终促使通货膨胀率上升。他们认为中央银行有追求保持低通货膨胀和利用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刺激经济的双重目标。然而目标函数和货币供应都是随机变化的，公众无法确定通货膨胀率上升究竟是货币当局政策改变还是货币供应的随机扰动造成，因此无法形成通货膨胀预期。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当局利用公众对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不确定，采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这就产生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的正向关联性。
关于两者的关系在实证方面也得到了广泛研究，但是结论并不一致。Engle应用ARCH模型估计了美国1947～1979年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但结论并不支持Friedman-Ball假设。Grier和Perry利用西方七国集团（G7）1918～1993年数据分析了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关系，他们应用GARCH模型族度量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最后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两者关系进行检验，结论表明7个国家高通货膨胀全部都伴随有高度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支持Friedman-Ball假设。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则因国家而异，日本和法国的情况显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上升将引起更高的通货膨胀，与Cukierman-Meltzer假说相符。Fountas使用英国通货膨胀时间序列，发现英国符合Cukierman-Meltzer假设，并且发现较高的通货膨胀导致产出的减少。Hua在对亚洲6个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及其不确定性关系进行研究时，发现6个经济体都支持Friedman-Ball假设，除中国台湾外都符合Cukierman-Meltzer假设。Conrad和Karanasos利用长记忆参数模型研究美国、日本和英国的1962～2001年期间月度数据，各国的实证结果都支持Friedman-Ball假说，而只有日本的实证结果支持Cukierman-Meltzer假设。Bradley运用二元EGARCH-M模型研究战后日本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到的结论是：较高的通货膨胀平均水平和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会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
三、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实际经济活动的影响
不确定性的增加意味着未来将出现更多未被预期的通货膨胀，因此未来通货膨胀水平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实际经济中的众多变量。关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实际经济的表现之间的联系，大量的文献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研究。这些文献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实际经济的各个变量产生影响的角度研究通货膨胀对实际经济的影响。我们可以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实际经济产生影响的具体渠道分为对厂商投资决策的影响、对工资指数的影响以及对金融市场投资者的影响等三个方面。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实际经济活动联系起来，有利于货币当局大致衡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并为各国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决策支持。
1.对投资的影响。投资是影响一个经济体总产出的主要因素，因此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投资的影响首当其冲。早期的一些研究假设投资是“完全可逆的”，认为不确定性将会给投资带来收益，因此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产生的种种不确定性对投资有正面效果。而近年来的研究质疑投资的可逆性，认为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减少投资可以避免较多的损失。
Huizinga在研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美国制造业的资源配置是否有显著的影响时，详细阐述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增加如何减少投资的渠道，提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投资资本的净现值造成的不确定性影响了投资决策。根据无套利均衡原理，当一个投资项目的净现值是正的，那么就应该产生资本支出。据此，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将通过对贴现率的影响以及对公司融资成本的影响对公司的资本支出的收益产生不确定性，因此提高了公司投资项目的风险，公司最优的选择就是推迟投资，直到不确定性下降或者这个项目的收益足够抵消通货膨胀风险带来的可能损失。
关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投资之间联系的实证研究非常丰富。Moore和Schaller发现利率变化中短期和长期的部分对美国的投资有不同的影响。Chadha和Sarno采用卡曼滤波技术分析价格水平，发现价格波动中的短期成分对美国的产出有更大的影响。Byrne和Davis利用GARCH模型研究西方七国集团，发现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造成的短期汇率波动比长期汇率波动对投资决策有更大的影响。Byrne和Davis探讨永久性与暂时性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美国非住宅固定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投资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负向关系，永久性与暂时性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是重要的，且暂时性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更为重要。
2.对工资水平和失业率的影响。在研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工资水平来影响投资的方面，Ratti通过实证研究提出这样的观点：劳动力供给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敏感性要高于劳动力需求的敏感性。也就是说，随着不确定性程度的上升，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应该大于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因此，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将提高预期工资、增加失业率。Steven和Jon采用时变参数的ARCH模型检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发现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失业率之间存在一个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可能会受到样本时段、样本产业和经济周期的影响。Hayford采用Livingston调查数据，发现对未来失业率的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正相关，通货膨胀是失业率不确定性的Granger原因，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或失业率不确定性都会暂时减缓实际GDP的增长。
3.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理论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金融资产的贴现率和风险这两个渠道来实现。针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的研究主要是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入手，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为可以通过多样化分解的非系统通货膨胀风险和不能通过多样化分解的系统通货膨胀风险。同时，很多研究也注意到了先前研究中被忽略的对通货膨胀套期保值潜在的积极作用，其原因在于对资产组合的通货膨胀风险进行套期保值可以隔绝收益率对通货膨胀的风险，因此增加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将促使更多的套期保值来减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Kantor的研究结果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投资组合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调整表现为对股票和长期金融资产的投资转向固定资产和短期金融资产投资。
Kantor和Fishback为了检验通货膨胀风险中哪一部分比较重要，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高通货膨胀时期的经济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当20世纪70年代美国通货膨胀率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增加时，通货膨胀的系统风险也相应增加。然而，经过几年的调整，通货膨胀的系统风险大大减少，而通货膨胀风险被对冲部分大大增加了。因此，用总的通货膨胀风险来近似系统通货膨胀风险并不合适。资产组合理论和Kantor等的实证结果支持了这一论点：通货膨胀波动率中没有被控制的部分才会对经济产生影响。他们检验了系统、非系统通货膨胀风险和实际GN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系统通货膨胀风险明显地减少了实际产出水平，而非系统风险则不显著。Berument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视为“风险”指标，用来解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英国3个月短期国库券利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英国3个月短期国库券利率有正的影响，即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上升会使得利率跟着上升。Berument等利用G7与45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检验了费雪效应假说与广义费雪效应假说，他们的研究发现在G7国家里和23个发展中国家，费雪效应是存在的，而G7中有6个国家以及18个发展中国家支持利率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是正向关系的结论。
四、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货币政策
在如何利用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进行控制方面存在丰富的实证研究。Sauer和Bohara对美国和德国数据进行了实证比较，发现通货膨胀对美国造成了产出的下降，但是对德国几乎没有影响。他们认为原因在于两国货币当局风格的不同。美联储经常因为政治压力在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这两个目标之间徘徊，货币政策的不连贯使得公众对未来通货膨胀水平产生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降低了经济效率和产出。而德国央行一贯以稳定价格水平的坚决和可信而著称。连续而稳定的货币政策有助于使公众消除对未来通货膨胀率的不确定性，因此也消除了通货膨胀不确定带来的副作用。Fountas和Karanasos利用欧盟国家1969～1999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几乎所有被研究的国家中，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都没有对总产出造成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是这些国家施行欧洲央行统一的货币政策。
为了给公众明确的货币政策信号来控制通货膨胀及其不确定性，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提出了通货膨胀目标制（inflation targeting）。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把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实现价格稳定、增强央行可信性的重要手段。包括新西兰、英国等在内的逾20个国家实行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并取得较好效果，特别是在拉丁美洲这一效果表现得更为明显。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前，拉美国家普遍存在恶性通货膨胀，有的国家通货膨胀率更是高达1000%以上。从1989年开始，智利、墨西哥等国家实行了通货膨胀目标制，通货膨胀率逐渐下降，目前这些国家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低于8%。
从理论上说，通货膨胀目标制下货币当局维持目标通货膨胀率的承诺和透明的货币政策将会大大减少公众与货币当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能够降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学者们对此展开了大量的实证检验。Bernanke指出，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中公众仍然无法完全预期到货币当局的反通货膨胀措施，一个可能的结果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降，但通货膨胀预测误差却不一定下降。Johnson的实证研究支持了Bernanke的观点，通过对5个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和6个非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进行比较，发现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中，预期通货膨胀显著下降，但平均通货膨胀预测误差即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却没有显著地降低。而Kontonikas利用1972～2002年英国的数据，采用对称、非对称和成分GARCH-M模型衡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却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消除了通货膨胀持续性，减少了长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Miles利用加拿大的数据，检验加拿大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后是否降低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以及通货膨胀持续性，研究结果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降低了通货膨胀持续性，但实际上却使得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反而上升，他把这个结果归因于先前实行的正式目标制的失败。可见，货币当局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能否有效降低通货膨胀，减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五、小结
本文从不确定性的度量技术、通货膨胀水平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实际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及治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货币政策等几个方面归纳和整理了有关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研究成果。国内关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研究较为少见，相对于国外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国内研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相关问题似乎还没有充分展开，研究内容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关系的实证检验方面(例如：全林、刘金全、胡日东等)。因此在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投资以及金融市场的影响、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成本估计以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来源等问题上，国内学者亟须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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