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芥川龙之介《上海游记》中的人物形象论文_刘宁

试论芥川龙之介《上海游记》中的人物形象论文_刘宁

东北师范大学 刘宁

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了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旅行成果,通过对《上海游记》文本的分析,阐释芥川笔下的旧上海——这个光怪陆离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各种人物形象,及其所蕴涵的深层历史内涵。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上海游记;人物形象

1921年,芥川龙之介应大阪每日新闻社之邀前往中国旅行。3月19日从东京出发,30日抵达上海。芥川此行历时百余天,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游历了中国中东部的十多个城市,于7月17日归国。这是他唯一一次国外旅行,本就身体孱弱的芥川刚到上海,即患干性肋膜炎住院23天之久,芥川游历中国的夙愿与仓促的游览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情绪最终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回国后最先写就的《上海游记》,连载于1921年8、9月间发行的报纸《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1925年11月,改造社出版了包含《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和《杂信一束》的《中国游记》单行本,此时距其中国旅行已逾四载。

《中国游记》是芥川龙之介在其短暂人生中耗时最长、字数最多的作品,此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现实,表达了芥川对中国的独特观感,是近现代日本文学中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中国纪行之一。作为新技巧派的代表作家,芥川在游记中运用了包括问答体、书信体、戏剧体和日记体在内的多种文体,充分展现了他的写作天赋。《上海游记》乃此著之白眉,分析这部作品具有多重意义。首先,芥川应报社要求,为迎合日本民众的口味,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进行多角度的观察,对于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国现代社会大有裨益。另外,芥川文学以思想深邃和体裁多样著称,在《上海游记》中亦有充分体现。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博采西方创作技巧,人物形象熠熠生辉,使人读起来妙趣横生。最重要的是,芥川自幼热爱中国文学,中国题材作品在他的创作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而深入接触中国后,其创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也是值得关注的。

《上海游记》第四章《第一印象(下)》,描绘了一个卖玫瑰花的老太婆的形象。咖啡馆入口处玻璃门边,有位卖玫瑰花的老太婆。来跳舞的英国水兵推门而入,打翻了她挽在臂上的花篮。老太婆弯腰去捡拾地上的花朵,水兵们的皮靴却踩了上去。当我(指芥川,笔者注)迈向门口走去时,不由想起了杜米埃的讽刺画。同行的琼斯君一边向老太婆的竹篮中扔进一枚银币,一边回头对我说:“人生就是撒满玫瑰的路!”而当我们走出店门,除了几个黄包车夫之外,还跟着另一个累赘。那位卖花的老太婆已在我们身边,罗哩罗嗦地说着什么,一边像乞丐似的伸着手。看来她想让我们再一次掏腰包。我不禁怜悯起那一朵朵玫瑰花来了。那些美丽的花朵,竟是由这样贪得无厌的老太婆卖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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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芥川初到上海的第一印象,光怪陆离的上海充斥着洋人,一幅典型的西方列强欺凌中国人民的画卷,在他笔下延展开来。飞扬跋扈的英国水兵仿佛是帝国主义的象征,西方文化强烈地冲击着大都市上海,使得这里变成了外国人的天堂。然而带给中国人民的却是数不尽的劫难,即便是普通士兵也可以任意欺凌中国人。老太婆则是中国贫苦人民的代表,生活的困苦迫使她卖起象征着西方文化的玫瑰花,但愚昧落后、苟且偷生的根性是难以改变的。水兵们践踏了她的财产,毁掉了她的生意,她只能无奈地嘟哝。而当我们同情地给她一枚银币时,她却像乞丐般试图获取更多金钱,这是多么贪得无厌的表现!

此段描写需要结合当时的国际与国内社会情况来分析。上海作为中国首批开放通商的港口,一直是外国人聚集之地,被视为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渗透的一个窗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西方列强无暇东顾,而通过明治维新具有了与西方列强争抢东亚殖民地能力的日本,趁机出兵山东,并向中国提出所谓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芥川将这些都纳入视野,他用犀利的文字,寥寥数笔即勾画出典型的人物形象。其中不仅可以管窥到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将民众残害到何种地步,亦可发现日本人在中国的胡作非为,以及中国人民激烈的反日举动。

芥川深切关注中国女性的疾苦,她们没有独立的人格,不配有相应的权利,只是男人们玩弄的对象。社会惨遭浩劫,人民饱受荼毒,在女性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上海游记》第十四章《罪恶》中记述上海被称为“野鸡”的妓女在拉日本客人时,会说“ANATA”,还有说“SAIGO”的,SAIGO源自日本军人在日俄战争出征中国时,一抓住中国的女人,就会指着附近的高粱地说“SA、IKO(跟我来)”。而在第十七章《南国美人(下)》两度写到一位名叫“花宝玉”的妓女,芥川评论道:“正在嚼菜根的花宝玉,比起那供给浪荡男人玩赏的艺妓,则有一种更美的东西存在。直到这时,我才第一次感受到中国女人作为女人所特有的那种亲切感”。芥川描绘的中国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朴实无华的美,均免不了他在小说《南京的基督》里所揭示的惨遭帝国主义者蹂躏的悲惨命运。因此,他游记中又写下自己漫无边际地想到“日本有一首流行的军歌,名叫《一定干到底》”,这首歌“很可能让东洋人变成了妖魔鬼怪”。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直接而猛烈的批判。此处不仅能体会到芥川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嘲讽,也能看出中国社会和民众,尤其是女性的艰难处境。

结语: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记》自序中写道:“从上述几篇通讯中,确实可以窥见我所具有的那种新闻记者式的才能。那才能曾如电光一般,至少如舞台上的灯光一般闪亮过。”芥川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完成了中国之旅,他笔下的中国社会纷繁复杂,人物形象各异。他以文艺家的眼光体察到:随着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中国社会陷入严重衰退,中国人民的境遇十分悲惨;另一方面,中国的新文化还不发达,革命者势单力薄,革命尚未形成群众基础。然而芥川在中国旅行的时间毕竟有限,未能洞悉中国社会的整体情况,从而更深入地描绘中国人的形象,媒体特派员的身份也限制了他的言辞,使他不能像写小说那样自由发挥。而今,我们不妨也再次钩沉芥川对中国社会的评价,抑或能够感受到文学家多彩的内心世界。他所描绘的人物形象在虚实间徘徊,留给后世无尽的艺术遐想。

参考文献:

[1]王向远.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M].陈生保、张青平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3]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M].秦刚译.中华书局,2007.

作者简介:刘宁(1983.12.25——),男,32岁,汉族,籍贯山东高密,东北师范大学2014级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

论文作者:刘宁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7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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