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善女[1]2002年在《90年代日本朝野政党政策的转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冷战结束后，日本为了谋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而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政局右倾化的步伐也就进一步加快了。从中我们应该注意到，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各政党在政策上发生的转变——日本政党政治日趋保守化。即，在冷战格局结束的国际环境以及日本把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定为“政治大国”的情况下，日本各政党包括保守政党、革新政党、“中道政党”的政策均发生了大幅度的转变。例如，自民党主导的日本政府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增强防卫力量、修改宪法、力求在国际上发挥军事作用；一直是革新势力代表的社会党也由于国内外的环境变化和自身的原因，大幅度改变了其坚持已久的基本政策：承认自卫队“合宪”，承认“日之丸”为国旗、《君之代》为国歌等，从而与保守党趋同；作为最激进的政党共产党也强调不能马上把日本推向社会主义，而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之内进行民主改革；曾作为“中道政党”独树一帜的公明党，进入90年代以来，该党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与自民党、民社党结成“自、公、民”叁党联合阵线，采取阁外合作方式，在国会通过海外派兵法等重要法案时起过很大作用。本文着重对朝野政党在进入90年代以后发生的政策转变及其原因进行探讨。 全文共分叁个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自民党为主导的日本政府所采取的进一步右倾化的政策及其背景。 第二部分：论述了社会党的政策转变及其原因。 第叁部分：论述了公明党的政策转变及其原因。
陈娜[2]2006年在《修宪与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文中提出自《日本国宪法》颁布之日起,修宪问题就成为了日本政治斗争的焦点而存在。可以说,半个多世纪的宪法实施过程就是半个多世纪的宪法修改史,同时也是战后日本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史。冷战结束后,受日本社会总体保守化的影响,日本朝野政党、国民社会和国内舆论界的修宪呼声日趋高涨,这使得《日本国宪法》被修改的命运呈现出不可逆转之势。日本政府将何时、以何种方式、如何来修改宪法,是与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动向以及政党的推动或抑制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在修改宪法的过程中,日本主要政党的修、护宪立场以及政党修、护宪势力的此消彼长对修宪问题的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围绕修宪问题,各政党之间及其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也影响着各个政党的发展方向。本文以日本修宪问题为角度,对修宪与政党政治二者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论文的基本框架如下:第一章,作为论文中心的背景资料,本章从历史演进的角度,以时间为序对修宪问题的产生以及日本政党政治围绕修宪问题发生的变化进行了说明,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冷战期间的两次修宪高潮总结了日本朝野政党的修宪立场。第二章,主要探讨冷战的结束在政治、社会等方面给日本带来的影响,并针对日本国内的社会舆论——包括国民、学界和媒体在修宪问题上态度的转变作出了说明。本章更多地涉及了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从更广的层面分析日本朝野政党修宪立场转变的原因。第叁章,主要以执政的自民党为中心来探讨修宪问题。本章运用“政治力学”的研究方法,从两个层面系统分析了自民党在修宪问题上的内部分歧以及自公联合执政党在该问题上的相互关系,从而论证了冷战后在自民党主导政权的推动下修宪所取得的成果。第四章,侧重于研究修宪与在野党的互动关系,主要通过对新旧在野党发展历程的考察,分析了新旧在野党在修宪问题上的立场及其所起的作用,本章最后运用比较的方法得出了在野党修、护宪力量对比的失衡。论文在结尾部分对整篇文章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此外,还根据当前日本修宪的新动向对其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走向进行了预测和分析。
李夏颖[3]2018年在《90年代日本政党制度改革及其影响》文中研究指明二战后,美国作为占领当局,对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包括设立战后民主宪法等等。在此期间,日本初步依据现代西方的民主原则建立起了民主主义制度。几十年的发展过后,今天的日本已经完成了民主化进程,被认为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然而,在一些政治学学者看来,日本的民主是有争议的民主。争议的重点就是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执掌政权的单一政党统治。1955年至1993年的38年间,日本自民党作为几乎每次大选胜利者单独执政,并且其历任总裁也一直处于内阁首相地位。现在的日本政党政治中虽然自民党和公明党长期联合执政,但在内阁中,自民党依然占据主导,处于核心地位。本文以1990年代日本政党制度相关的改革作为切入点,系统分析日本“五五年体制”下政党政治的特点。通过分析这一体制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对1990年代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的改革的内容及成效进行梳理,更加深入地认识和把握转型国家政党政治的发展。本文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于自身学习的意义。通过运用所学基本理论来解释日本的政党现象,学以致用,加深理解;二是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将日本作为转型国家个案研究,通过研究其“一党独大”政党政治的特殊性,总结转型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经验,对其他转型国家的政党政治发展也有启示意义。
方宇[4]2014年在《民国时期《日本研究》月刊的日本认识》文中研究说明《日本研究》月刊是由上海新纪元月刊社于1930年1月至1931年12月发行的中国最早的定期研究日本的杂志,开定期研究日本杂志的先河。在创刊初期,以“使知道日本的内容,知道真确的内容”为宗旨,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外交等方面的情况。随着万宝山事件、“九·一八”事变等事件的发生,中日关系越来越白热化,该刊所刊载文章的内容开始发生变化,与时代密切联系。为了更好地向国人揭露日本侵华的阴谋和罪行,专门开辟了研究专号,用以详细说明当时中日关系的具体情况。本文以民国时期的《日本研究》这一月刊作为基本的资料来源,不仅因为《日本研究》保存了相关的史料和图片,而且其内容本身就是当时人们对日认识的见证。本文旨在以月刊所刊载的介绍日本各方面状况的文章为视角,通过对文章内容的解读,力图为当今人们了解“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民国时期中国人的日本认识提供参照。本文认为《日本研究》月刊并不是单纯地在介绍日本,它的日本认识是有一定的深度和内涵的,其深化了日本研究杂志的品质,也在另一方面说明了民国时期中国研究日本的杂志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从相关史料和信息的搜集与整理向通过分析所掌握到的资料来发表见解的过度,将中国的日本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为此后全面地、深入地了解日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郑继永[5]2007年在《韩国政党体系变迁动因与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韩国政党变迁的繁复与西方国家有着极大的不同，不断摆动的政党体系是其重要特征，如何看待并描述其过程与模式是韩国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拟用外部环境、内部因素与制度因素叁个层面的体系分析方法来观察政党体系的变动，并论证其变迁模式。从韩国政党体系的历史轨迹看，共经历了形成时期、威权时期、军人统治时期和民主转型时期等4个时期，政党体系的变动模式在不同阶段表现出迥异的特征。形成时期的国际环境影响、威权时期的政治权威、军人统治时期的无奈与抗争、民主转型时期的混乱与延续，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从外因来看，国际体系、特别是南北关系，即“北风”因素对于韩国“保守一边倒”政党体系的形成发挥了主要作用，确定了政党体系的发展方向。而从社会与经济因素来看，地区主义与阶层分化使韩国保守势力占优势的政党体系不会在近期内发生大的变化，社会因素的分化和演化使地区主义扩大的趋势延续，韩国政党体系将会继续“保守一边倒”的动态变化总趋势。从内因来看，内部单位是推动政党体系变迁的重要行为体。法律基础和法律地位，以及政党组织结构特点都决定了韩国政党的“个人化”特点和派系的繁盛。韩国的精英和派系客观上促进了政党的聚散分合，推动了政党体系的变化与发展。在行为方式上，韩国精英政治人多以“权力依附”、“魅力依附”的方式，派系多依靠“弱合强独”、“弱联强分”的方式推动政党体系的变化。从制度层面看，韩国政治规则的形成、变动和稳定是影响政党体系的重要因素，不断更改的制度也推动了政党体系的变革。而总统选举和国会议员选举等制度的变迁则体现着政党体系变迁的体现和时机，发挥着间接的，而不是决定性的影响。选举为政党体系提供了变化的基本框架，限制了变化的幅度和时间，是观察政党变动的重要因素和观察依据。综合来看，韩国政党体系的变动是外部环境与内部单位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关联的政治现象；政党体系变迁的动力源泉是外部环境，而推动变化的行为主体是政治人与派系。可以预见，随着未来环境因素和主要行为主体将趋于稳定，不断往复于多党与两党体系间的“钟摆”将停滞下来，政党体系趋于稳定化。
张宏彬[6]2008年在《日本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1988-1994）》文中指出中选区制度是日本特有的选举制度。从1925年日本实现男子普选制到1994年确立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之前(1945年、1946年两年除外),日本众议院一直在实行这种选举制度。在中选区制度下,政党之间尤其是党内的“同室操戈”,造成了派阀政治。在政、官、财“叁位一体”政治体制的运行下,执政党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腐败问题非常严重。尤其是1986年以来,一系列的政治丑闻事件相继爆发,导致国民对政治的极大不信任。在国、内外舆论的巨大压力下,自民党于1988年开始进行选举制度改革,经过朝野各党长达五年多的讨价还价,终于在1994年1月日本国会将中选区制改为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在新选举制度的成立过程中,日本政界的格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新选举制度的确立,又更进一步加剧了各种政治势力的重组。本论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来详细分析1988年到1994年的这次日本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第一部分主要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介绍这次日本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的背景。在国际背景这一方面,主要突出论述国际冷战体制瓦解和美国对日政策转变这两个因素,而国内方面的背景则从日本民众、朝野各党以及日本学术界对待改革的态度这叁方面展开。第二部分阐述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的探索历程。在日本特有的政治环境中,选举制度改革从付诸实施到新选举制度的确立,经过了五年多漫长的历程。在以先驱新党年轻议员以及新生党羽田—小泽集团为核心的政治改革势力的推动下,改革经过了叁个阶段。第叁部分阐述了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这包括《公职选举法修正案》、《政治资金限制法修正案》、《政党助成法案》和《众议院议员选区划分审议会设置法案》四项政治改革法案。第四部分是论文的重点部分,主要通过改革后经历的四次大选来实证分析这次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这其中主要包括两党制,政党、政策本位的选举,派阀竞争以及民意等问题。
姜红[7]2015年在《日本政党体制的结构转换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文中认为日本政党体制的转换是一个与日本政治变革和国家战略转型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由此它也成为在日本和在国际上被热议、被重点研究的课题。日本政党体制转换的成败关乎日本政治和政局的稳定，进而对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日本政党体制的转换是一个功能性变革和制度性变革共同作用下的渐进塑造的进程。功能性变革是一个“政党聚合”、“政界重组”的过程，是政党权力变化所引发的政党体制的变动，是为塑造两个旗鼓相当并可实现稳定性政权交替的“两大政党化”进程。制度性变革是一个制度完善和创新的过程，是对政党体系结构的设计、对政党政治参与的整体保障，是为规制政党竞争和政权争夺的制度安排，是为塑造一个良性运转的政党体系和重建一个合理高效的政治运作体系而努力的“两大政党制”进程。从未来的趋势看，“两党制”仍是日本政党体制变化的一个理想模式，但受政党文化和政党体制结构性矛盾的制约，“一强多弱”下的自民党“一党独大”的空间犹存，政党体系的变动仍会持续，政党组合仍将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进程。在上述两个进程的“合力”下，日本政党政治和日本国家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从而直接影响了日本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从历史演进的纵向视角看，日本政党体制变化与日本国家变化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这样的关联也因日本国家的特殊性而被广泛重视。从现实变化的横向视角看，政党体制的转换与日本经济、社会、政治和国家战略的总体转变紧密关联，这种关联也因日本在战后体系中的特殊位置而被广泛关注。由此，日本政党体制转换这一国内基础为我们透视其大战略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探索路径和现实思考空间。有鉴于此，笔者通过总体透视日本政党体制转化的背景、动力和路径选择，剖析“1955年体制”崩溃及其对日本政治的深刻影响，客观评判“两大政党化”和“两大政党制”为指向的两种变革的效果和效应，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对未来日本政党体制转化的可能性及其内在结构矛盾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对日本政党体制转化之于中日关系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以及中日关系未来发展态势和变数进行论证与解析。本文分为叁大板块，共六章，结构设计和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板块为第一章，重点阐述日本政党体制转换的基本逻辑，即时代背景、基本动力和选择路径；第二板块为第二至五章，主要阐述日本政党体制结构转换的内在机理和总体趋势。其中，第二章阐述了日本政党体制结构转换的缘起，即自民党“一党优位制”从形成到崩溃的过程。第叁章阐述了日本政党体制结构转换的初步尝试，即从“一党优位制”向“两大政党化”转变这一动态过程。第四章分析了日本政党体制结构转换的方向，分析了民主党兴起和衰落、勾勒了日本两大政党制的形成，阐释了日本“两大政党制”的推进。第五章分析了日本政党体制结构转换的现实困境，提出四种可能走向，进而揭示出体制转换中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第叁大板块即第六章，深入解析了日本政党体制的转换带来的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的改变，分析了自民党再次上台再次形成“一党独大”与中日关系，从战略和政策方面系统探究其对未来中日关系的近期和长远的影响。
高欣[8]2017年在《论党际关系促进国家关系》文中研究表明党际关系是我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看到,党际关系的发展对于国家关系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中日两国在经贸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作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大国,中日两国的双边关系是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但由于历史、现实等原因,两国关系时常反复,在中日两国关系处于低谷时,政党外交往往能够以其自身的灵活性等特点使两国关系有所好转。中日间党际关系的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打破中日外交关系僵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之后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也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在中日关系矛盾凸显的情况下,党际关系的缓冲作用使矛盾缓和,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新世纪以来,在经贸关系的发展中政党外交也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中日两国关系的过程中,政党外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共应重视与日本相关政党的往来,以求更好地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周杰[9]2008年在《现代日本选举制度改革研究》文中提出选举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对选举制度及其改革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政治学的核心主题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选举制度改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改革的整个过程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广泛关注。始于1989年竹下内阁开始的政治改革,历经宇野、海部、宫泽、细川、羽田以及村山内阁,到1994年12月新选举制度正式生效为止,选举制度的改革过程可谓波澜万丈。这是一部选举制度改革的制度变迁史,也是一部日本政治改革的政治史,更是一部政党和政治家的权力斗争史。本文尝试寻找解释日本选举制度改革动力的影响因素,并建构一套解释日本选举制度改革的说法,然后运用这一解释框架说明选举制度改革的过程和历史变迁轨迹,最后再检验改革结果产出和效果和影响。一般认为,实行近70年的中选区制度是导致金权政治、派阀政治、利益政治的主要根源。日本国民、学术界和舆论界对于自民党长期执政引发的政治腐败问题以及既有政党产生强烈不满和批判,要求改革的声浪十分强烈。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冷战国际秩序的瓦解更使选举制度的改革成为必要。一般而言,各政党和当选的议员本身是现行选举制度的获益者,维持旧制自然最为有利。因此,选举制度改革的难点在于不仅社会党、公明党、共产党等竭力反对小选区制,自民党议员也强烈反对小选区制度,因为选举地区变更必将会带来现职议员选举地盘的振荡。因此,尽管海部内阁发誓不惜内阁命运也要推进改革,最后遭到自民党党内的抵抗而不得不辞职。宫泽内阁口口声声喊改革,但只听雷声不见雨点,最终改革毁于强势的改革慎重派之手。围绕选举制度改革,自民党内形成两大阵营,从互相对立发展到相互对抗,最终两股势力走向分裂,导致执政38年之久的自民党下野。在这种背景下,本来反对改革的社会党、公明党和民社党,在政治改革与政权轮替的旗帜下,与从自民党分裂出来的保守党联合组建了改革联合政府。在细川内阁主导下,联合执政党经过内部磨合、再经国会法案审议的一波叁折,最后与自民党谈判才达成了选举制度改革的妥协。1994年日本国会通过了“政治改革关联四法案”,包括《公职选举法修正案》、《政治资金限制法修正案》、《政党补助法案》、《众议员选区划分审议会设置法案》等,众议院议员选举制度由中选区制度改为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新制度自1996年的众议院选举开始实施以来,至今已先后经历过了4次大选。不仅原本的目标没有如期实现,且出现了许多非预期性的结果。尽管如此,新的选举制度对于日本形成富有活力的政党竞争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日本面对全球政治经济结构转变的背景下寻求适当的治理模式,重新构建国家(政治家、政党、政府)和社会(选民)的关系。本文通过对日本选举制度改革的制度结构因素和与社会结构因素分析,以历史演变为经,以制度分析为纬,从结构和行为的途径,考察政党、政治家、利益集团及其选民等改革主体的相互冲突、相互作用、相互妥协的政治过程,同时对选举制度改革的效果和目的进行分析,并总结出选举制度改革的日本模式。
刘景岚[10]2006年在《台湾政治转型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以台湾政治转型与两岸关系发展的互动关系为研究视角，综合运用了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对台湾政治转型的进程、转型对岛内政治生态变迁的影响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系统揭示了台湾政治转型的发生、发展及其影响，特别是对转型给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带来的冲击进行了系统探讨。 台湾政治转型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特别是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决定着台湾的政治转型与两岸关系发展是密切关联的。转型的成因有哪些，转型给台湾岛内政局带来哪些影响，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从哪些方面入手分析更客观和准确，本论文将对这些问题作系统的阐述。 论文共分五章。 前言部分介绍了本论文选题和写作的基本思路，从政治转型视角进行探讨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以及本选题的研究现状。 第一章：通过分析台湾实现政治转型的经济发展前提，民众政治评价体系变迁、中华民国“法统”危机和党外势力崛起等政治与社会内部因素，大陆开放与对台政策调整、美国施压等外部因素，以及国民党在台湾政治转型中的角色选择等不同维度，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台湾政治转型的成因。 第二章：通过对蒋经国“解严”“解禁”等“政治革新”举措、李登辉六次“修宪”的分析，阐释台湾政治转型的启动和推进过程；通过对民进党等政党的成立、国民党以竞争心态实现“体面再生”、政党政治生态初步生成、选举成为政治资源分配的程序化手段等问题的分析，阐释政治转型与台湾新型政治体制的构建。 第叁章：通过分析台湾政治转型使得国民党政权结构“本土化”、台湾政治运作方式西方化、岛内政治矛盾复杂化等趋向，阐释了台湾政治转型引发的岛内政治生态的巨大衍变。 第四章：分两个层面分析台湾政治转型对两岸关系产生的深刻影响。一个层面分析转型中涉及两岸关系的政策，如终止“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成立“国统会”制定“国统纲领”，颁布“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客观上结束了两岸几十年高度对峙的状态，有利于两岸从隔绝到交流；另一层面从“修宪”后台湾当局以“分裂国家模式”处理两岸关系、从“宪法”层面落实“两个中国”、“对等实体”的法理依据、为“台独”主张创造生存空间等方面入手，分析台湾政治转型给两岸关系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消极影响。 第五章：通过对台湾民主政治的异化、选举中的恶质因素、“宪政体制”的制度性缺陷等方面分析，阐述政治转型后台湾“民主化”的劣质因素及其发展，并指出台湾“民
参考文献：
[1]. 90年代日本朝野政党政策的转变[D]. 卢善女. 东北师范大学. 2002
[2]. 修宪与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D]. 陈娜. 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2006
[3]. 90年代日本政党制度改革及其影响[D]. 李夏颖. 外交学院. 2018
[4]. 民国时期《日本研究》月刊的日本认识[D]. 方宇. 南开大学. 2014
[5]. 韩国政党体系变迁动因与模式研究[D]. 郑继永. 复旦大学. 2007
[6]. 日本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1988-1994）[D]. 张宏彬. 东北师范大学. 2008
[7]. 日本政党体制的结构转换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D]. 姜红. 吉林大学. 2015
[8]. 论党际关系促进国家关系[D]. 高欣. 外交学院. 2017
[9]. 现代日本选举制度改革研究[D]. 周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8
[10]. 台湾政治转型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研究[D]. 刘景岚.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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