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文学的历史定位与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历史论文,金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元10世纪初到13世纪前期的三百余年，在祖国的北半部先后建立了契丹贵族统治的辽朝(916—1125)和女真贵族统治的金朝(1115—1234)，它们与五代、两宋北南并立，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朝的局面。辽金文学成长和植根于辽、金两代，辽、金两代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如何？这是研究辽金文学首先必然遇到和必须回答的问题。
对于两宋、辽金以后的中国历史，人们往往习惯于“宋元明清”的说法，它用两宋包容或代替辽金，把辽金作为两宋的附庸看待。这样的表述，其实并不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就辽代而言，建立大辽的契丹人原本依附于突厥和唐朝，唐末藩镇割据，唐室衰微，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乘势而起，在唐朝灭亡的当年——907年即可汗位，916年称帝，国号大契丹，后又改名大辽。辽朝创建四十五年以后，宋太祖赵匡胤方建立北宋。其时大辽“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注：《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373页。），包括据有中原人文荟萃之地的北宋在内的四周邻邦，均须视大辽之马首是瞻，在祖国北半部开创了威震东亚、烜赫一时的兴盛局面。由于声名远播，影响巨大，世界上有些国家和民族例如俄罗斯，直至现在仍把中国称作“契丹”。就金代而言，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其先世肃慎、挹娄、勿吉、靺鞨长期臣附于中原王朝，辽朝创建之后女真人则受制于大辽。大辽与北宋在女真人的军事打击之下相继覆亡以后，金朝便与南宋以江淮为界北南共存，其幅员乃广于辽，实力则强于宋，雄峙于北半部中国一百二十年之久。在南宋始而以称臣纳贡、继而以称侄纳贡为条件达成与金朝的和议以后，女真人由长期沿袭下来的纳贡主体转变为名正言顺的受贡主体，使北方民族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地位得到快速提升，为蒙古族和作为女真人后裔的满族这两个北方民族成为整个国家的统治民族和建立大一统的元、清政权准备了条件，从而使辽金对于中华民族发展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可见用两宋包容或替代辽金、把辽金作为两宋的附庸，显然属于有悖历史真实的看法和并不科学的表述。
虽然就政治层面而言，辽金之于两宋如上所述具有宗主的性质；不过就文化层面而言，从盛唐文化发展而来的两宋文化是颇为先进的，因而唐宋文化对于辽金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恩格斯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2页。） 不过这种影响远非如人们理解和想象的那样单向进行，而是必不可免地双向进行的，因此恩格斯也曾说过：“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2—153页。） 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融合，首先自然是层次较高的一方朝层次较低的一方辐射扩散；同时也无可否认，层次较低一方也对层次较高一方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北方民族游猎文化蕴涵的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宝贵元素，为中华文化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多元一体格局注入了新的因子与活力。而辽金文学成长于汉民族农耕文化与北方民族游猎文化的结合部，呈现出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优势互补的走势和轨迹。中国文学堪称一个多民族多区域的复合文明体系，正是从辽金时期开始，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融合互补中，传统文学样式独领风骚的格局逐渐改变，戏曲、小说等新兴文体一步步走上文坛的中心，通俗化、大众化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趋向。
中国文学在辽金时期出现的这种历史性的蜕变与演进，使辽金文学成为宋辽金时期文学中十分活跃的因素，对于中国文学的转型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有其各自产生、繁衍的历史，各民族文学之间又不可避免地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辅相成、竞添异彩，为中国各民族文学的相激相融、优化组合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意义的重大问题。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正统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因而亟待认真研究。而辽金两朝恰恰是民族碰撞、民族交往十分活跃的时期，它们为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学史提供了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标本与模型。
一
辽金文学的探索研究，实际上从辽金时期即已开始，因而辽金文学的学术史可以从辽金两代算起。不过现代意义上的辽金文学研究，则始于20世纪的30年代。其中辽代文学的研究发端于苏雪林、吴梅、陈衍、顾敦鍒等人。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苏雪林的《辽金元文学》和吴梅的《辽金元文学史》。吴梅《辽金元文学史》分文家、诗家阐述辽代文学的发展情况，涉及耶律隆绪、耶律宗真、耶律洪基、萧观音、萧瑟瑟、耶律倍等50余人。苏雪林《辽金元文学》一书第一章为“辽文学”，其内容与她发表在1933年《珞珈月刊》上的《辽文学概述》内容大体一致，而后者内容稍详。陈衍是清末同光体的重要诗人，于20世纪30年代不顾年事已高，慨然编纂辽、金、元三朝的诗纪事，为辽、金、元三代文学的研究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章荑荪选注的《辽金元诗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周惠泉和米治国选注的《辽金文学作品选》(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年)、范宁和华岩编选的《宋辽金诗选注》(北京出版社，1988年)、罗斯宁选注的《辽金元诗三百首》(岳麓书社，1990年)、蒋祖怡和张涤云编纂的《全辽诗话》(岳麓书社，1992年)、刘达科选注的《辽金元绝句选》(中华书局，2004年)、刘达科注评的《辽金元诗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等先后问世，对于辽代文学多有留意。60年代出版的有较大影响的两部文学史著作，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和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对于辽代文学也有所涉猎，不过篇幅不多，限于点到为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辽代文学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80年代初，李一氓的《读辽史——兼论〈四郎探母〉》(《文艺研究》1981年第4期)一文发表，随后张啸虎的《试论辽代文学》(《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米治国的《辽代文学初论》(《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陈述的《辽代的诗歌词曲与小说戏剧》(《文史哲》1986年第1期)、黄震云的《论辽代诗》(《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张毅的《辽代文学思想论略》(《南开学报》1999年第1期)等相继问世。此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设有“辽代文学”、“萧观音”等条目释文，十四卷本中国文学通史《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设有辽代文学的专章，均由米治国撰写，是建国以来比较系统论述辽代文学的研究成果。而张晶的《辽金诗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辽金元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对于辽代诗歌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外周惠泉、杨佐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话·辽金元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对于辽代文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黄震云的《辽代文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对于辽代的诗文戏剧做出了多角度的论列；刘达科在李修生、查洪德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辽金元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扼要地归纳梳理了20世纪辽代文学研究和辽代文献整理的学术进展。作为辽代统治民族的契丹族文学的崛起，是辽代文学发展中特色鲜明的文学现象，陈述《辽代文学中的契丹文作品》(《陈寅恪先生纪念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祝注先《辽代契丹族的诗人和诗作》(《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张晶《论辽代契丹女诗人的创作成就及其民族文化成因》(《民族文学研究》1993年第4期)、别廷锋《辽代契丹族文学概说》(《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周惠泉和孙黎、周晖《辽金元文学：民族融合的结晶》(《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2期)在这方面的探讨均可谓别开生面。关于辽代契丹族重要作家的研究，则有舒焚《东丹王耶律倍》(《湖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邱立《懿德皇后及其〈十香词〉冤案钩玄》(《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崔海正《辽代女诗人萧观音论略》(《宋代文化研究》六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李正民《萧观音与王鼎〈焚椒录〉》(《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第3期)、刘凤华和刘泽《萧观音形象意蕴漫评——读〈焚椒录〉》(《元好问及辽金文学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李正民和宋俊玲《萧观音冤案及其文学成就》(《辽金元文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刘泽和刘凤华《〈焚椒录〉：辽代文学的一面宝镜》(同上)、周惠泉《辽代契丹族女诗人萧观音的诗词》(《文史知识》2004年第11期)、周惠泉《中国妇女文学之翘楚——契丹族女诗人萧瑟瑟及其作品》(《古典文学知识》2004年第1期)等。上述论文和其他研究成果的问世，为实现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在新的世纪由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传统模式向视野开阔、一体多元的科学体系转型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辽代文学的总体评价，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周惠泉的《辽代文学论》(《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一文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回答。鉴于文献无征，辽代文学史料的整理成了辽代文学研究的瓶颈，刘达科的《辽代文学史料整理的回顾与思考》(《山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2期)审视了近900年来辽代文学史料保存、整理的历史和现状，为把辽代文学研究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二
至于现代意义上的金代文学研究，也始于20世纪30年代，苏雪林的《辽金元文学》、吴梅的《辽金元文学史》等对于金代文学进行了探讨和介绍。其中苏雪林《辽金元文学》全书七章，金代文学设“金之初中叶作家”(第二章)和“金之末叶作家”(第三章)两章，篇幅比较简略。书中有关金代文学的内容也有疏误之处，如该书第三章以李献能为元好问“三知己”之一，显然是错误的。至于吴梅的《辽金元文学史》，虽比苏雪林《辽金元文学》篇幅有增，内容仍嫌疏略。其金代文学部分对于作家的介绍参照《金史·文艺传》等史传材料，间有个人发挥之处。作者还以清人的某些论述为基础，对金代文学提出了概括性的看法。书中对于金代文学分为文家、诗家、词家、曲家四个部分。谈到曲家时，吴梅认为“曲盛于元，实创于金。……金时董解元之《西厢》，奉为北曲之祖，至今无异议。而号为元曲四大家，半皆金末遗民。欲不谓之创始，其可得乎！”对于北曲创始于金朝这样一个中国戏曲史上的重大问题，初步提出了富于启示性的看法。当然由于该书过分依赖史传材料，独立钻研作家作品不够，疏误失检之处自难避免。比如以金代中期文学家王寂“登天德二年进士”，乃沿袭《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拙轩集》提要之误。关于王寂的登第时间，《中州集》卷二王寂小传系于天德三年(1151)，以王寂所著《拙轩集》复按，卷二有《天德辛末，家君守官白霫，仆是岁登上第……》诗，“天德辛未”即天德三年，以此可证《四库全书总目》之误，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三亦从《中州集》之说。再如书中在金代文学部分的开篇涉及历史学和民族学方面的问题时，首句即称“金与辽同种，所居在白山黑水之间，即肃慎氏之故壤也”。“同种”的说法实亦大误。盖金代的女真族与我国史书中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关系，（注：《北史·勿吉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123页。） 辽代的契丹族则与奚同为源出鲜卑宇文部的一支，（注：《北史·契丹传》，第3127页。） 二者族源不同自明。
除了以上二书外，论文方面，则有许文玉《金源的文囿》一文（注：《小说月报》十七卷号外《中国文学》专号，1927年6月。） 先于二书面世。该文力图打破“尊华鄙夷”的传统观念，对所谓“完颜氏族的文学”和“‘蔓草荒迷’的金源‘文囿’‘诗国’”加以研究，颇具开拓意义。不过该文将《董解元西厢记》这一诸宫调作品称作“金院本”，则是错误的。文中疏误之处还有一些。比如关于元好问的里籍，该文沿袭元人郝经《遗山先生墓铭》（注：郝经：《遗山先生墓铭》，《郝文忠公集》卷三五。） 的说法，称其为“太原定襄人”，实误。据元好问《乡郡杂诗五首》自注：“余家自五代以后，自汝州迁平定，宋末又自平定迁忻。”(《遗山先生文集》卷一三)检《金史》元德明、元好问本传，亦称“太原秀容人”。据《金史·地理志》河东北路忻州条，秀容、定襄均为太原府忻州属县，秀容为州治。虽然《金史·地理志》亦称忻州系“旧定襄郡军”，但不得以忻州与定襄混称。郝经《遗山先生墓铭》撰于元好问谢世的当年即1257年，其后元大德(1297—1307)碑本墓铭已改称“太原秀容人”，今山西忻州市韩岩村元好问墓侧所立大德碑碑文可证。上述论著以外，郭绍虞《元遗山论诗绝句》(《中国新论》二卷3期，1936年3月)、缪钺《〈遗山乐府〉编年小笺》(《词学季刊》三卷2、3期，1936年)、王永祥《元遗山诗集校勘记》(《东北丛刊》18期，1931年6月)等对元好问的诗论和诗词作品都做了有益的探讨。其中缪钺《〈遗山乐府〉编年小笺》对于《彊村丛书》校刊的明弘治壬子高丽刻本《遗山乐府》，在考订笺释的基础上加以编年，旁征博引，颇见功力。不过该作亦偶有疏失之处。比如《蝶恋花(戊辰岁长安作)》笺文引元好问《送秦中诸人引》“予年二十许，侍先人官略阳(陇城)”句，以“先人”为“遗山之父”，实误。元好问《南冠录引》称“予以始生之七月，出继叔氏陇城府君”，则“先人”当指元好问之叔元格无疑，好问生父元德明盖终身未仕，“春秋四十有八，终于家”。（注：杨叔玉撰元德明《墓铭》，元好问：《中州集》卷十“先大夫诗”。） 又如《定风波(杨叔能归缁川)》笺文称杨宏道(叔能)“金亡仕元”，亦误。据杨宏道《小亨集》卷四《赠仲经》诗序，宏道于金亡前夕避乱入于宋境，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清明后出襄阳摄唐州司户，是岁十二月北迁，寓家济源”，盖宏道仕宋而未仕元。以上便是上个世纪40年代末以前金代文学研究的大略情况。
三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关金代文学的研究仍然显得比较冷落。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三十年间，除了个别作家如元好问、王若虚，个别作品如《董解元西厢记》偶尔有人涉猎以外，其他则成为无人问津的学术空白。一些文学史家的著述，对于金代文学或者基本上置而不论，或者作为宋代文学的附庸一带而过。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胡忌《宋金杂剧考》(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以及程千帆《对金代作家元好问的一二理解》(《文史哲》1957年第6期)、陈中凡《元好问及其丧乱诗》(《文学研究》1958年第1期)、霍松林《王若虚反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文学遗产》增刊七辑，中华书局，1959年)、吴则虞《试谈诸宫调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增刊五辑，作家出版社，1957年)、郭绍虞《论〈戏为六绝句〉与〈论诗三十首〉》(《学术月刊》1964年第7期)、吴庚舜《略论元好问的诗论》(《光明日报》1964年7月19日)、钱仲联《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香港《艺林丛录》1966年第6期)等。至于文学史著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撰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宋代文学共设十二章，辽金文学作为第十二章；游国恩等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宋代文学共设十章，辽金文学作为第十章。这两部中国文学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影响较大、内容也较为完备的文学史著作，它们能够为辽金文学设置专章，和以往相比体现了对辽金文学在某种程度上的重视；但是与辽金文学、特别是金代文学的实际内容相比仍嫌过于简略，而且未能概括出金代文学的独特风貌和发展规律，在观点上也存在一些可商可议之处。而这一时期和其后台湾以及香港的金代文学研究则比较活跃，学术专著和资料汇编相继涌现。至于大陆的金代文学研究，直到80年代才有了明显的改变。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伴随着邻近学科如史学、民族学的拨乱反正，封建正统观念受到猛烈冲击，金代文学的重新评价势在必行。
80年代初，《社会科学战线》、《晋阳学刊》等学术刊物分别开辟“辽金文学”、“元好问及金元文化”两个栏目，促进了金代文学研究的开展。90年代和进入新的世纪以后，《山西大学学报》、《江苏大学学报》又先后推出“金元文学研究”、“辽金元文学研究”专栏，连续发表了具有一定开创意义、带有填补空白性质的若干研究成果，使金代文学研究呈现出生气勃勃的势头。与此同时，研究成果的形式也趋于多样化，相继涌现了大百科全书条目释文、文献整理著作、学术研究著作和文学史、文学思想史一类著作。其中大百科全书条文如周惠泉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所撰“金代文学”等18个条目释文，吴庚舜所撰“元好问”等11个条目释文，刘扬忠所撰“王庭筠”等3个条目释文，孔凡礼所撰“归潜志”条目释文；文献整理著作如唐圭璋编校的《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崔文印点校的《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姚奠中主编的《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刘泽编纂的《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集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薛瑞兆和郭明志编纂的《全金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张正义和刘达科校注的《河汾诸老诗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凌景埏校注的《董解元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朱平楚校点的《金诸宫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凌景埏和谢伯阳校注的《诸宫调两种》(齐鲁书社，1988年)、蓝立蓂校注的《刘知远诸宫调》(巴蜀书社，1989年)、阎凤梧和康金声主编的《全辽金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阎凤梧主编的《全辽金文》(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等；学术研究著作如孙逊的《董西厢和王西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的《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降大任的《元遗山新论》(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郝树侯和杨国勇的《元好问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胡世厚和邓绍基主编的《中国古代戏曲家评传(金元部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阎凤梧和刘达科的《河汾诸老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周惠泉的《金代文学学发凡》(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994年)、朱平楚和朱鸿的《诸宫调概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景李虎的《宋金杂剧概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钟陵编著的《金元词纪事会评》(黄山书社，1995年)、周惠泉的《金代文学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与《金代文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刘锋焘的《金代前期词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朱东润的《元好问传》(东方出版社，1999年)、李正民的《元好问研究论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刘明浩的《元好问传》(东方出版社，1999年)、李哲夫的《勾栏之音——辽夏金元著名文学家巡礼》(西苑出版社，1999年)、胡传志的《金代文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赵维江的《金元词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狄宝心的《元好问年谱新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陶然的《金元词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詹石窗的《南宋金元道教文学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刘锋焘的《宋金词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等；文学史、文学思想史著作如詹杭伦的《金代文学思想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年)与《金代文学史》(台湾贯雅文化出版社，1993年)、张晶的《辽金诗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晶的《辽金元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周惠泉为十四卷本中国文学通史《宋代文学史》所撰金代文学各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周惠泉和杨佐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话·辽金元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罗斯宁和彭玉平的《宋辽金元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上述各类著述和一些重要论文源源不断地相继问世，使金代文学研究形成空前喜人的生动局面。
四
金代文学性质的界定，是关乎研究全局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以往的论著，由于受正统观念的影响和接触材料的局限，大多强调金代文学属于汉族文学的余波遗响。例如郭绍虞即曾指出：“金代文学，不脱北宋之臼。”（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夏承焘、张璋则认为：“金代文化，实际上是汉族文化的一种延伸和继续。”（注：《〈金元明清词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范宁《金代的诗歌创作》则以为：“女真人统治下的北中国(即金朝)文学”，“不仅作者绝大多数是汉人，而且作品的思想和风格也是赵宋王朝文学的延续。”还指出：“由于南北政治的分裂，我们统观金元(源)一代诗歌和南宋诗歌不同，主要是政治原因造成的，至于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几乎并无两样。”(《文学遗产》1982年第4期)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金代文学植根于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结合部，因而实际上乃是一种同中原固有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蕴涵某些新质的文化；正是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中，它以质实贞刚、清新自然的审美风范彪炳于世，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轨同奔的历史走向增加了驱动力，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为一元的进程。杨义在本世纪伊始曾经鲜明地提出“边缘活力”的命题，（注：参见吕微《“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纪要》，《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指出当中原的正统文化在发展中由于缺乏活力而趋于模式化、凝固化的时候，边缘文化即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朴野本性和原始活力冲击、补充和激活中原文化，使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实现新的整合、更新与创造。特别是我国北方民族在塞外的崛起和草原游牧文化圈的蓬勃发展，有力地修正了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所谓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向四周扩散的单源中心说。而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直到清朝为止的一千五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建立辽金两朝的契丹、女真族同此前的鲜卑和此后的蒙古、满族等北方民族一起，在北半部中国和大一统的国家相继或断续建立政权长达八百五十年，占这段历史进程的近五分之三，为其他边缘地区民族所望尘莫及。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一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显然不能仅仅用“塞北雕弓硬”(马致远《汉宫秋》)来加以解释。那么，北方民族有什么超常潜能和非凡智慧能够逐鹿中原而捷足先登、独一无二地成就如此这般的宏图大业？北方民族文化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足以对其有效的统治提供智力支撑和精神动力？这是一个令人深长思之的说不尽的话题。
从文学的视角研究这一问题，将会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华多民族文学无比丰富的深刻内涵和相激相融的客观规律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周惠泉在《元明时期金代文学研究论略》一文中认为：“辽、金两代的契丹、女真族以及继之统一中国的元代的蒙古族同属阿尔泰语系民族，又都崛起于我国北方的草原山林地区。相同的人文地理环境和相近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他们粗犷剽悍、质朴豪爽的民族气质和民族性格，同时也给他们的文学作品带来一种雄健磊落、慷慨悲壮的格调。……正是由于北方民族文化、包括歌诗音乐的南渐，才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多元一体、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形成兼收并蓄多民族文化之长的完整体系。”(《晋阳学刊》1992年第1期)张晶《金代诗歌发展的独特轨迹》则认为：“以女真民族为统治核心的金朝，无论就社会结构还是就文化——心理结构而言，都不乏迥异于汉民族为主体的历代王朝的鲜明特征。”(《辽宁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他的另一篇文章《金诗的北方文化特质及其发展轨迹》进一步指出：“一般研究者论及金诗更多地看到金诗受北宋诗的笼罩，与宋诗相同的一面，而缺少对金诗独特风貌的揭示。实际上，金诗在很大程度上受宋诗的滋养，但它植根于北方的文化土壤，有着较浓郁的北方文化特质，因而也就走着与北宋并不完全相同的道路，形成了它独特的发展轨迹。”(《江海学刊》1991年第2期)此外，金启孮《论金代的女真文学》则称：“迄今为止在中国文学史中，还没有看到过为金代女真人文学立有‘专章’的著作。不是把辽、金、元三代一起来论述，就是把金代的汉人、女真人一起来论述。这样论述就把金代女真文学在狭小的章、节中排挤掉了。”并且指出：“用汉文书写的文学，不能单纯的算是汉族文学。它实际是中华民族各族文化、艺术的结晶与宝库，内容包括匈奴、鲜卑、敕勒、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甚至西北、西南各族的文学在内。这个庞大的艺术宝库，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因此它具有像吸铁石一样的文化艺术引力，把一切四围的兄弟民族的艺苑英华都吸引过来，从而也丰富了它的本体。”(《内蒙古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文中还就金代女真文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为金代文学的多民族性质提供了生动有力的实证材料。
五
关于金代作家的研究，则既反映了突出重点的原则，又呈现出填补空白的趋势，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元好问是集金代文学大成的杰出文学家，但是长期以来文学史家对其评价明显偏低。究其深层原因，乃在于元好问作为鲜卑人后裔，先是出仕女真族统治的金朝政权，金亡以后又同蒙古政权高层交往密切，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难以摆脱民族和名节观念的困扰。针对上述问题、特别是应该如何认识和理解我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的问题，姚奠中在《关于元好问研究的两个问题》一文中颇有见地地指出：“历史家对境内各族所建立的政权，只要继续用中夏衣冠文化、典章制度来治理国家，使中夏文化得到继承，都予以肯定。‘二十四史’中，既有《魏书》、《齐书》、《周书》，又有《辽史》、《金史》、《元史》，都被称为‘正史’，就是这个道理。……本来北方各族与中原都有着血缘或隶属关系，一朝建立政权之后，继承中土的治国安民之术，便和汉族内部的改朝换代相同，民族矛盾也便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消失。……这没有别的，因为他们的爱国主义，远超于爱某个王朝的范围，而是考虑如何能把我们民族文化继承并发展下去。”(《辽金元文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此外，降大任的《元好问的气节问题》(《光明日报》1985年9月18日)和《〈外家别业上梁文〉释考——兼论元好问的气节问题》(《晋阳学刊》1985年第3期)、刘泽的《元好问癸巳之变中的思想转折》(《忻州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李正民的《元好问金亡之后活动的评价》(《山西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等文也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从新的视角认识元好问社会文化活动的意义均有所助益。
而对于元好问文学成就的评价，文学史家多年以来不仅没有把他放在宋文学与金文学相辅相成的复杂关系上进行分析，而且未能将其置于汉文化同北方民族文化相激相融的发展趋势上加以把握，从而很难理解元好问在多民族的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有鉴于此，卢兴基等人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卢兴基《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从金源诗风看元遗山的诗歌艺术》从文学演进流变的层面指出：“宋诗的成就，可以说是由苏轼、黄庭坚来完成的，并且达到了高峰，也充分体现了一代诗人的气质和诗歌的风格特征。此后的江西诗派，奉黄庭坚为宗主，虽然也在做着继续的开拓，做出了成绩，但这一派的诗人把宋诗推向了一个艰涩古硬，追求形式技巧的道路，反而扩大了宋诗的弱点。正是在这个时候，北方的元遗山朝着另一个方向，铺筑由苏黄所延伸的道路，并且创造了令人叹服的成绩。”(《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4期)周惠泉《元好问研究发微》则从民族文化融合互补的视角提出：“就元好问所隶属的金代而言，正是伴随着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农业文化和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才形成了颇富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金代文化，与南方的宋代文化并存于世。元好问作为置身于民族文化交叉点上的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将汉文化传统与北方民族文化传统融而为一，在宋、金时期不仅提高了金代文学的特殊地位，成为金代文学的重要参照系，而且为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因子，注入了新的活力。”(《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
这一时期的元好问研究，可谓成果颇丰。其中比较重要的文章如刘禹昌《元好问诗论》(《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陈书龙《评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李正民《试论元好问的〈续夷坚志〉》(《晋阳学刊》1986年第1期)、李正民《元好问诗论的民族特色》(《文学遗产》1986年第2期)、赵兴勤和孔繁华《元好问词艺术再探》(《晋阳学刊》1986年第3期)、赵廷鹏和宫应林《赋到沧桑句便工——元好问的纪乱诗》(《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陈书龙《元好问山水景物诗的艺术特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张博泉《时代与元好问》(《晋阳学刊》1990年第3期)、刘泽《元好问晚年诗歌创作论略述》(《文学遗产》1990年第4期)、蔡厚示《元好问诗风的衍变》(《文学遗产》1990年第4期)、门岿《一片伤心画不成——论元好问的题画诗》(《文学遗产》1990年第4期)、钟婴《〈夷坚志〉散论》(《文学遗产》1990年第4期)、董国炎《金代文坛与元好问》(《文学评论》1990年第6期)、刘泽《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通论》(《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杨文雄《元好问与李白》(《纪念元好问八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林明德《元好问与苏轼》(同上)、龚鹏程《论元遗山与黄山谷》(同上)、詹杭伦《元好问编选〈中州集〉的宗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周惠泉《论元好问》(《山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张晶《鲜卑诗人元好问的诗歌成就及其北方民族文化基质》(《民族文学研究》1992年第3期)、胡传志《〈中州集〉文化意义再评价》(《晋阳学刊》1994年第2期)、胡传志《〈中州集〉的流传与影响》(《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狄宝心《元遗山作品新证九则》(《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张晶《论遗山词》(《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李正民《元遗山〈论诗三十首〉的美学系统》(《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1期)、方满锦《元好问上书耶律楚材评议》(《元好问及辽金文学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门岿《论元好问的文学批评体系》(同上)、邓昭祺《元遗山论李贺》(同上)、李正民《元好问研究五十年回眸》(同上)、张晶《漫说遗山词》(《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1期)、卢兴基《近古诗歌精神与元好问》(《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狄宝心《论元好问对宋诗的批判继承》(《辽金元文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詹杭伦《〈元遗山志〉叙论》(《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周惠泉《元好问的文学成就》(《文史知识》2003年第7期)等，对于元好问方方面面的建树都分别做了比较深入的论述。
六
除了元好问以外，近年来有关金代其他作家的研究也筚路蓝缕、推进拓展，不断填补学术空白。其中《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卷推出二十一位作家的条目释文，使金代文学受到海内外学人的关注；此外又有不少专题论文以及作家评传相继问世，把对于金代作家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所接触的既有汉族作家，又有少数民族文士，既有关于文学创作的评论，又有对于生平事迹的考订。涉及的对象包括金代初期、中期、后期文坛上的大部分代表性人物，其中有宇文虚中(周惠泉《宇文虚中及其文学成就论略》，《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蔡松年(胡传志《论金初作家蔡松年》，《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期)、完颜亮(史礼心《赋诗言志，出语倔强——金海陵王完颜亮诗词创作》，《民族文学研究》1991年第1期；毕宝魁《一代雄主 数篇壮词——金海陵王完颜亮及其诗词》，《古典文学知识》1991年第1期)、王寂(周惠泉《沦落天涯的诗人王寂》，《文史知识》1999年第6期)、党怀英(马积高《论党怀英与辛弃疾》，《求索》1996年第1期)、王庭筠(马赫《略论金代辽东诗人王庭筠》，《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5期；张晶、都兴智《金代诗人王庭筠诗歌创作摭论》，《文学遗产》1988年第5期)、周昂(吴庚舜《金代边塞诗人周昂》，《光明日报》1986年5月22日)、赵秉文(张晶《金代诗人赵秉文诗论刍议》，《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5期)、杨云翼(刘达科《杨云翼考论》，《辽金元文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王若虚(余荩《王若虚写作理论初探》，《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傅希尧《王若虚文学理论初探》，《河北学刊》1990年第4期)、完颜璹(周惠泉《金代女真族诗人完颜璹简论》，《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2期；王菊艳《完颜璹的诗词创作与金代的民族文化融合》，《辽金史论集》九辑，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周延良《完颜璹的文化翰藻与词旨归趣》，《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姜剑云、孙昌武《论完颜璹创作中的佛禅意蕴》，《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李纯甫(张晶《从李纯甫的诗学倾向看金代后期诗坛论争的性质》，《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胡传志《李纯甫考论》，《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2期；周惠泉《金代文学家李纯甫》，《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5期)、李汾(董国炎《豪气欲追李，诗成常似杜——论金末诗人李汾》，《辽金元文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李俊民(宋石青《关于李俊民生平的几个问题》，《辽金元文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房皞(刘达科《金元之际诗人房皞探微》，《江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曹之谦(刘达科《曹之谦及其诗歌》，《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祁(宋德金《刘祁与〈归潜志〉》，《史学月刊》1982年第3期)等。
以汉族作家而论，吴庚舜《金代边塞诗人周昂》指出：“周昂长期生活在塞上，亲身体验，细致观察，特殊感受给他的边塞诗带来了自己的特色。……这些诗可以看作元好问‘丧乱诗’的前奏曲。”在女真族作家方面，史礼心《赋诗言志，出语倔强——金海陵王完颜亮诗词创作》对完颜亮率真任性的作品也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金亡前后活跃在黄河、汾水流域的河汾诗人，长期以来学术界极少加以研究，刘达科《曹之谦及其诗歌》、《金元之际诗人房皞探微》弥补了这一缺憾。而有关考据性成果，如周惠泉的《金代文学家王寂生平仕历考》(《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金代文学家李纯甫生卒年考辨》(《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2期)等广征博采金、元时期的典籍文献，纠正了《金史》、《归潜志》以及今人唐圭璋《全金元词》，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罗继祖和张博泉《〈鸭江行部志〉注释·王寂小传》的疏漏舛误。至于金代作家研究的概要情况，胡传志的《金代文学研究百年回顾》(《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亦见其学术专著《金代文学研究》第一章第一节)则进行了历史的扫描与综合的研究。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宋、辽、金三代则是各民族政权鼎立并存的重要时期，堪称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第二次南北朝。如同辽金称两宋为南朝一样，两宋也称辽金为北朝。正统观念较为淡薄的元人根据“国亡史作”的惯例，在元代中统二年(1261)和至元元年(1264)曾经议修辽金二史，南宋灭亡以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其后经过六十余年关于“义例”的研判争论，直到至正三年(1343)才议决辽、金、宋三史“各与正统”、分别修撰，终于使《宋史》、《辽史》、《金史》平列并称、垂范后世，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比较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情况。此后任何从元人这一客观公正立场后退的言论与说词，恐怕都难以尽免开历史倒车之嫌。至于宋、辽、金时期辽金文化的发展，则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格局带来了特色鲜明的元素和生机勃勃的活力。不过由于北人质朴、性不近名，不似南人动刊梨枣，加之长期以来正统观念与民族偏见根深蒂固的传播影响，使辽金文献人为地大量散佚，其中辽代文献几乎散佚殆尽，对于当时南、北双方并驱争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而言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千古遗憾。今天想要恢复辽金文学的原生态，实在勉为其难。而对于当时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哪怕取得些微的进展，都要比常规的研究付出更为艰巨的劳动，遂成为辽金文学研究中尚待突破的最大难点。尽管如此，由于辽金文学成长于汉民族农耕文化与北方民族游猎文化的结合部，现存文学作品仍然显示了北方民族文化不断南渐和各民族文化优势互补的历史趋势。正是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中，宋、辽、金、元时期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转型期。辽金文学的涵养蕴育、勃发崛起，为中国文学的整合与新变提供了走势强劲的动力。在新的世纪以多民族的中国文学观全面探索和深入研究辽金文学，必将促进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学史多元辐辏的运行轨迹和相激相融的发展规律，从而为与时俱进地创建中国文学史的完备框架和科学体系做出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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