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整风和“三讲”教育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角的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发生了两次大的不同性质的转型：一次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新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的转型，这是根本政治制度的转型；一次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这是经济政治体制的转型。两次转型都是触动整个社会结构及观念形态的深刻的社会变革。
第一次社会转型，经历了30多年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取得了胜利。中国实现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的制度。而这一转型完成的重要因素是延安整风。因为延安整风实现了全党空前的团结和增强了党组织强大的凝聚力、感召力，从思想上实现了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转型，这对于指导以后的革命实践是一个莫大的贡献。
第二次社会转型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全正进入攻坚阶段。这次社会转型，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但其他社会思潮、价值观念，甚至腐化、堕落等不正之风并未因它的指导地位的确立而立即消亡。因而以邓小平理论来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成为新时期维护社会稳定和顺利实现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三讲”教育，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反映。
思想的统一、认识的一致是一个组织行为能力的重要保证。以整风的形式统一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的思想认识成为提高党组织战斗力的精神武器。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特点，这一特点对于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延安整风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主攻的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国民党趁机制造反共摩擦，中国共产党内又受到王明错误路线的干扰，导致中国共产党于1942年～1943年处于极端艰难的困境之中，这种情况迫切要求组织内部统一认识，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强大的敌人，以完成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使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继《实践论》、《矛盾论》之后，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对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应该是怎样的以及前途是什么等问题，都做了系统的回答，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形成了科学的体系，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这就对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为党内整风提供了理论武器。
延安整风运动的具体内容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三风”整顿，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全党整风的中心内容。延安整风运动历时四年，它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史上辉煌的一页。经过这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地统一起来，统一于毛泽东思想。这一统一坚固了党的组织，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走出当时的困境提供了精神武器，为稍后顺利召开党的七大准备了条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可以说，中国社会制度的真正转型过程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开始、创造并实现的。因此延安整风不仅对于党的思想建设意义重大，对于中国社会制度的建设影响更加深远。
二、“三讲”教育
当代中国的社会体制的转型开始于20年前的改革开放，目前正处于攻坚阶段。中国共产党担当着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领导任务。这场变革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为切入点。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的吸引下，国内、国外诸多因素得以在“经济招牌”下复活、繁荣，这里既有正当的，也有不正当的，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产生了社会主义中国市场化过程中特有的精神文化现象。如人的地位和意义的突显，集体观念的淡化；精神规约的匮乏，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评判标准的不确定；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特权阶层的腐化、堕落；精神支柱没有树立起来，人们在满足了物质需求后的精神空虚和无所适从等等，这些伴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前进而来的社会现象已经愈来愈明显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种大背景下，整顿党的思想作风，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能力和发挥党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成为时代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又一次严肃的要求。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否取得“精神”建设的成功，同样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回顾党在新时期加强自身建设的经验，全面分析我们党向新世纪迈进面临的形势、任务和领导班子的现状，就会感到这样讲并不是危言耸听，就能痛切地理解到中央决定开展“三讲”教育的正确和及时。纵观我们党的历史，每当重大转折关头，都十分重视对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论武装，发动大家共同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强团结，同心同德，夺取新的胜利。
“三讲”教育是江泽民同志于1995年提出，党中央于1998年11月作出决定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用整风精神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讲学习，首要的就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提高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然也要学习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以提高党的技术水平和执政能力。当前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全面的改革开放，因此党的学习内容就相应是全面的。讲政治，就是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面对新时期金钱、地位、权力和不正之风的诱惑而不动摇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端正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不受腐朽思想的侵蚀，我们的党员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的组织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正在领导着一场伟大变革的执政的党。讲正气，就是要求共产党要有共产主义的道德，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模范，抵制和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领导全社会精神文明事业健康发展。
党中央决定“三讲”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统一思想和认识，提高党组织的整体素质，增强党的组织的领导能力，为顺利地实现体制转型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奠定思想理论基础。由此看来，“三讲”教育与“三风”整顿何其相似。只不过“三讲”教育从其发生的社会背景，支持理论的形成过程和以后要经历的漫长过程来看，其任务似乎更加重大，其影响更加深刻了。
三、实现由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向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传播
延安整风与“三讲”教育是党的历史上两次突出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上建党和用共产主义信仰动员、教育、影响人民群众，强调精神因素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如马克思讲：“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页。）哲学把无产阶级当成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毛泽东也讲述了同样的道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但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20页。）中国的几代领导人在建党学说中都重视思想建党的作用，如毛泽东强调入党首先是思想上入党；邓小平说改善党的领导最主要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江泽民同志也多次谈到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在强调思想因素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同样重视全社会精神整合的作用。如对社会成员进行的大规模的共产主义信仰的灌输和控制工作。新时期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强调，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要始终不渝地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干部和群众。”（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101～102页。）一个国家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一种统一的思想作为其成员的精神支柱，没有一套系统的价值标准、道德准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支撑人们的心理，这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度也是不高的，社会秩序的持久性也是令人怀疑的。
当代中国的精神整合较之延安时期的统一党内思想认识和动员人民群众又增加了新的困难。改革开放较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一项全新的工程，没有任何参照；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如何调整、完善传统体制下的理论内容和价值体系；面对因为刚刚挣脱了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想束缚而出现的价值观念、信仰体系的多元化，以何种精神来重新聚合人们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用于指导这场变革的理论虽然已经具备了，但涉及到一些细微敏感的价值判断，该如何引导人民大众，这些都增加了社会主义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难度。
但是，既然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全国人民的步调一致和共同努力，因此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的精神整合又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具体地讲，就是把“三讲”教育的内容扩展到精神文明建设的层面上，实现由党内教育到全社会教育的传递。这样做的理由和可能性如下：
首先，“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就是针对社会发展的现实在党内提出的，它同样适用于社会体制转型大背景下的人民群众。只不过这一适用第一要在党的先锋模范的带领下，实现党群一心的局面；第二要在宣传教育的形式上加以变通，运用群众所接受的形式，考虑中国老百姓在理解能力、接受能力上的差异；第三要运用宣传、动员、劝说等“软”方式，不可以武力强迫接受，否则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把“三讲”转换为精神文明细则，其内容主要应该包括“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发展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102页。）等等。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由她来推进这场精神整合运动是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者。因此它的精神面貌、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都会在管理工作和领导工作中渗透到社会中去，影响着社会成员的心理和行为。这种因为与政权紧密关联而发生的传递作用是非常实际和直接的。
新时期的精神整合要求用科学、合理的精神内容引导人们，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由“三讲”到精神文明的传播工程是一项影响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伟大工程，这也是“三讲”教育在转型期进行的潜在意义。
四、精神支柱与物质基础的辩证法则
以上简要论述了加强党内和全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强调了“精神支柱”对于党组织和整个中华民族的作用，但这并不否认经济建设的基础性作用。毛泽东一向重视思想建设和强化意识形态教育，但他并没有忽略物质基础。他在谈到延安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时指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注：《毛泽东同志论党的建设》，272页。）邓小平曾指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是，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勿庸置疑，我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下，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出现了精神领域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所以中央一直号召“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当务之急，是把精神文明建设下大力气搞起来，以保证物质文明的顺利发展，为物质建设树立精神支柱。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协调发展，精神追求既不可超越物质基础，形成精神乌托邦，也不可落后于物质基础，出现经济巨人、精神侏儒的滑稽结果。精神支柱与物质基础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两者的发展都要遵循辩证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