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巨型城市区的识别与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格局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1-0030-07 当今世界，国际竞争逐渐转变为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竞争，提升区域竞争实力是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关键。巨型城市区作为城市群的高级形态已成为世界各国为重构全球空间竞争优势而竞相打造的战略着力点，美国构建了从大西洋西岸到太平洋东岸横跨北美大陆的10大巨型城市区，欧洲重点发展从荷兰兰斯塔德到瑞士北部几乎纵贯欧洲的8大巨型城市区，其他大国也开始谋划行动。可以预计，巨型城市区将是新一轮全球竞争的重要途径和战略单元，并引领世界城市化发展的未来方向。我国要形成新的空间竞争优势，必须设计并打造若干既服务国内区域整体发展格局，又支撑参与全球竞争的巨型城市区。 一、巨型城市区的概念、特征与界定 1.巨型城市区概念 早在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Gottmann就以城市化较高的美国东北海岸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城市区的研究。但一般认为，巨型城市区(Mega-city Region，MCR)概念最先由Hall(1999)提出，此后学者们对其内涵进行了广泛探讨，如Scott等(2001)认为巨型(全球)城市区是由一个网络中相互联结的若干中心城市组成的全球经济引擎，是聚集企业集团和企业网络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地域平台。Hall等(2006)在其著作《多中心大都市：来自欧洲巨型城市区域的经验》中给出了具体的定义：巨型城市区由形态上分离但功能上相互联系的10—50个城镇集聚在一个或多个较大的中心城市周围，通过新型劳动分工凸显其巨大经济力量的多中心城市区域。Weidner等(2013)将巨型城市区解释为通常由高速铁路和货物流系统连接的区域或跨国网络。Hoyler等(2009)认为巨型城市区是一个大地域范围内蔓延，包含通勤距离之内的众多城市和拥有一个以上国际空港将该区域联结世界各地的一种城市形态。Thierstein等(2013)认为，巨型城市区不仅具有人口规模和实体聚落结构的简单属性，而且具有在不同地理尺度上将各区域与其他各城镇相联结的社会经济关联过程特征。不同学者对巨型城市区内涵阐释的共同特点是都强调了多中心城市与区域联结一体和作为整体具有全球经济影响力或节点的特征。事实上，巨型城市区概念产生于全球化和快捷交通、通信网络迅猛发展的背景之下，并被赋予全球城市与服务中心的功能。巨型城市区与学界使用的大都市带(Megalopolis)、全球城市区(Global-city Region，GCR)、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Regions)、巨型区(Megaregion)、星球都市化区(Planetary Urbanization)、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等概念既有联系又存在很大差别。各概念都以大都市带为基础，星球都市化区代表了超越所有地理空间的全球城市系统(Harrison等，2015)；巨型区则包含了两个以上密切联系的城市系统，强调城市系统间的作用机制；全球城市区、巨型城市区、大都市区、城市群等概念表示由一个或多个城市组成的单个城市系统；城市群是中国特有的多城市集聚概念，巨型城市区与之相比，多中心性与网络性特征更为明显，并强调中心城市具备全球城市的国际性功能；大都市区范围的界定侧重于区域内大规模的经济联系，强调规模经济效应，全球城市区则是大都市区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淡化了国家边界的影响，巨型城市区与之相比，形成因素更具综合性，内部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联系紧密。 2.巨型城市区特征 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巨型城市区特征主要从多中心性、功能性、网络性等三方面来考察。 (1)多中心性。Hall等(2006)在定义巨型城市区时指出了其多中心性特征。巨型城市区产生经历了一个从中心大城市到邻近小城市的扩散过程，由首位城市开始逐渐衍生出二级、三级城市，各级城市间实现了相对完整的功能分工和互补合作方式，由此形成了等级异质多中心体系，因此多中心性是巨型城市区的显著特征。Hall(2001)认为全球(巨型)城市区内部典型的地理特征是其多核性。Hall等(2006)在识别了欧洲8个巨型城市区后，利用各区域面积、人口、就业和通勤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判断各巨型城市区发展的多中心特征呈增强趋势。Hagler(2009)在识别了美国11个巨型城市区后，依据面积、人口密度、经济增长和就业等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结论。张晓明(2006)用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数据分析发现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多中心性特征明显。于涛方等(2007)研究京津冀和于涛方等(2009)研究珠三角，同样发现二巨型城市区均存在多中心性结构。罗震东等(2011)对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城市间动车组每日车次数测度并证明了该区域功能多中心特征的存在性。 (2)功能性。由于巨型城市区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也是全球经济体系的节点，其中心城市或首位城市具有全球城市功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或者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根据Hall等(2006)的研究，巨型城市区的基本单元是“功能城市区”(Functional Urban Region，FUR)，FUR是以就业规模和密度定义的中心以及与该中心通勤联系的环(ring)组成。各FUR间由高级生产服务业产生的空间流和信息流将整个巨型城市区紧密联成一体，并形成在全球城市网络中承担国际节点功能的城市区域。张晓明(2006)的研究表明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在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金融保险、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承载重要功能并在区域中呈多中心分布。 (3)网络性。城市区内部是由功能上相互联系的若干城镇组成，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下，区域经济重心由加工制造转到服务生产领域，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即生产性服务业(Castells，1989)，这种知识密集型服务，使城市区内部联系日益密切，逐渐形成合理的分工合作，因此使巨型城市区呈现网络性特征。Hall等(2006)通过问卷和访谈对巨型城市区的商业旅行和信息通信进行分析，发现随着交通便利和通信方式的网络化，公司业务范围和区域不断扩大呈网络化分布。Ross等(2011)通过分析美国巨型城市区中个人平均旅行数上升、汽车占有率下降、通勤时间变长、货运占国内总商品流动量增大以及位于巨型区内的主要机场延迟率增加等问题，认为巨型城市区网络化水平的提升需要区内城际客运铁路网络开发计划的支持。张晓明(2006)通过交通网络数据和生产性服务业经济网络连通性分析认为长三角巨型城市区的各FUR实现了较好的网络联结。 3.巨型城市区界定方法 巨型城市区的界定目前主要有三种方法：基于人口和就业等描述性分析、基于区域经济联系分析、基于定性和经验分析。巨型城市区的界定过程常常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 (1)基于人口和就业等描述性分析。在欧洲，Hall等(2006)将巨型城市区的分析单元定义为FUR，其POLYNET项目组提出FUR是由一个根据就业规模和密度定义的中心和根据与中心的日常联系来定义的“环”组成的。其中，中心的标准是单个或连续的就业规模2千人以上、就业密度7人/hm[2]以上的最小统计单元，而“环”的界定标准为居住在其范围内10%以上的劳动力到相应中心的日常通勤。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通过人口增长、美国郊区的建设、非均衡增长模式以及受约束的基础设施这些指标，对巨型城市区展开了识别工作；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主要基于空间连通性，包含了以人口和通勤模式为表现形式的地点和流的标准；RPA(美国区域规划协会)在两方研究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评分系统(Hagler，2009)，包括五个等权变量，通过评分加总进行排位来确定巨型城市区。 (2)基于区域经济联系分析。Ross等人(2009)认为以往巨型城市区的界定标准往往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利用全球地理信息系统进行映射，忽视了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他们则利用数学模型，对商品流的经济功能关系进行衡量，界定分三阶段：用核心区域和受其影响的区域确定大都市区域；识别功能区域，测量交互区域；根据距离和邻近情况界定空间范围，并据以识别了美国10个巨型城市区。对中国巨型城市区的界定多以经济数据作为指标，张晓明(2006)以非农地区从业人员、非农从业人员占城镇人口的比重和从业人员非农比重三项指标界定长江三角洲的巨型城市区的范围；李少星(2011)同样以长三角为例，使用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数据，构建区域产品盈余量指数，结合多个时间截面，分析长三角巨型城市区的演变进程；赵作权(2013)利用基于平均距离的空间网络聚类方法，运用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城市交通距离等数据，划定了我国未来可能出现的10个巨型区的范围。 (3)基于定性和经验分析。Contant等(2005)通过居住模式、环境(分水岭、自然界限)、交通、经济(通勤、人口流通量等)和文化指标，结合地理信息系统，确定了皮埃蒙特—大西洋巨型城市区边界。2008年，Florida等人以全球夜光指标为基准，辅以GDP、人口、专利和明星科学家等4个指标，确定了全球经济的40个巨型区，得到联合国人居署的认可和推崇。罗震东(2011)选取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城市间动车组每日车次数作为其界定标准，对区域内的功能多中心程度进行测度。 综上，巨型城市区的概念内涵不断发展丰富，其界定方法有不同视角和方法，世界范围内的巨型城市区具备多中心性、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功能与网络性特征，巨型城市区越完善，特征越鲜明。 二、巨型城市区识别标准 国外对巨型城市区的界定主要有人口和就业等描述性分析、区域经济联系分析、定性和经验分析三种方法，由于地理区位环境的客观性，学者对巨型城市区的界定普遍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国内侧重于运用经济指标作为巨型城市区的界定标准。由于各区域客观环境、经济发展现状不同，各学者、机构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巨型城市区界定标准。借鉴Hall等(2006)、张晓明(2006)和Hagler(2009)等学者的成果，本文从人口密度、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及其占城镇人口比重、从业人员非农比重、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功能(用区位商衡量)、网络联通总量等六个指标来设定我国巨型城市区的界定标准。 1.人口密度 选取该指标参考了Hagler(2009)的研究，人口密度可以解释现有的人口中心，丰富的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到2030年，中国人口增长将达到顶峰14.3亿人左右，有至少2亿的人口进入城市(蔡昉，2010)。这将为巨型城市区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有利于巨型城市区多中心性的扩张。 2.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及其占城镇人口比重 就业密度可以解释城市区的就业中心(Ross，2011)，并可反映巨型城市区的多中心特征。但考虑中国一产从业人员较多且往往处于城市边缘地区，距中心较远，因此为了能够更准确地衡量非农就业中心，借鉴张晓明(2006)成果，采用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及其占城镇人口比重变量来测度非农产业的就业密度，以反映巨型城市区的多中心性特征。 3.从业人员非农比重 根据Hall等(2006)，城际客运、货运量衡量的城市间连通性，可以反映网络性特征。但因城际客、货运量数据难以获取，故采用从业人员非农比重进行替代，该指标值较高说明地区非农化水平较高，第二、三产业相对发达，资源流动性强，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密切(顾朝林等，2002)，能反映出巨型城市区的网络性特征。 4.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 巨型城市区功能主要由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决定，区内不同FUR可以形成功能分工和互补，因此功能多中心性可用FUR中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来度量。根据Hall等(2006)对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和结合我国统计数据可得性，本文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物流业、金融保险业、科技教育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等五大类。各服务业在FUR中的区位商采用产业就业人口计算。 5.网络联通总量 发达的巨型城市区不仅具有明显的多中心性特征，各城市间还有相对完善的经济联通网络。生产性服务业功能主要由地级以上城市承担，因此选择地级以上城市来分析巨型城市区服务功能的网络连接度。根据张晓明(2006)，FUR间经济联通量可用下式衡量：
上式中，
为FUR之间功能的联系强度，
分别为两个FUR在该行业的就业人数，
分别为两个FUR的生产总值，
是两个FUR该行业的区位商，
是两地之间的公路里程距离。FUR的网络联通总量是将上述五个生产性服务业联系强度的加总。 参考Hall等(2006)和张晓明(2006)界定巨型城市区和FUR的标准，并前瞻考虑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中大都市伸展区(顾朝林等，2002)也会快速融入巨型城市区的客观趋势，本文选取以县域(2010年行政区划标准)为FUR单元的指标设定为：人口密度大于300人/
，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数量超过20万人，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城镇人口比重大于50%，从业人员非农比重超过60%，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1以上，网络联通总量1.6以上(表1)。
三、中国巨型城市区与格局 1.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研究内地数据主要采自《第六次(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提取人口规模、人口密度(根据六普数据)、分行业从业人员、从业人员结构、经济规模等5类指标，香港和澳门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资料得到，台湾省本次因数据原因未分析。在数据采集的基础上，由前文所述标准确定FUR，再结合经济发展的联系和行政规划的完整性，对巨型城市区范围进行适当调整。 以往对城市群的研究都以地级市作为基本分析单元，虽然形成的城市群范围较大，但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城市群内部许多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密切。本文借鉴欧美巨型城市区的研究经验，结合我国的行政体系，对巨型城市区的识别尝试以县域为基本分析单元构建FUR(功能性城市区域)，通过细化分析区域，可以更加准确地描述区域之间的联系。考虑到地级以上城市下辖的区多连接成片且承担相似功能，本文将这些区合并为市辖区来进行分析，例如，将苏州市的姑苏区、虎丘区、吴中区、相城区和吴江区合并为苏州市辖区并作为一个FUR。 2.巨型城市区识别 巨型城市区必须是城镇化具有较好基础的地区，故本文首先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城市化战略格局确定的21片区域为基础，对所涉县域进行初步筛选。其次，以《第六次(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为依据，以人口密度、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及其占城镇人口比重和从业人员非农比重四项指标按照表1的界定标准，再次对县域进行筛选处理。再次，根据各县域间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确定巨型城市区范围，由于巨型城市区的发展水平与生产性服务业密切相关，因此采用各县域的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和网络联通总量两项指标进行衡量，并适当结合行政区划的完整性来确定FUR，最终识别出巨型城市区。最后，依据满足判断标准的程度对中国巨型城市区进行类别划分。 按照这一识别思路，共识别出10个巨型城市区，如表2所示，其中有3个初步形成的巨型城市区，4个正在崛起的巨型城市区，3个潜在发展的巨型城市区。 从巨型城市区发展现状来看，只有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巨型城市区基本达到了界定标准，其他城市区至少有一个指标不达标，还处于崛起中或是潜在发展的巨型城市区域。并存在空间上的碎片化和格局上的不均衡问题。
3.巨型城市区格局 (1)初步形成的巨型城市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已初步形成巨型城市区，具备了多中心性和网络性特征，并包含(准)全球性中心城市。其中京津冀城市区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唐山、廊坊与之相连，其他地级市辖区零星分布，多中心特征初步显现，但FUR间整体经济联系度较低，地方发展不平衡，尚未形成合理的功能性分工。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内上海是核心，其北翼的苏州、无锡、常州、南京等与上海市联结成片，外接安徽的滁州和天长市，南翼的杭州、嘉兴、宁波与上海毗邻，最南端的温州、台州处于巨型城市区的边缘，但总体上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发育良好，多中心性和网络性特征明显，区域发展较均衡，形成了相对合理的功能性分工。珠三角巨型城市区中香港、广州、深圳、佛山是区域中心城市，香港经济首位度最高，集中了核心总部功能，广州人口首位度较高和其他生产性服务功能突出，深圳一极日益凸显，而日常制造业和服务功能则散布于该地区不同城市，汕头、揭阳、潮州和整个巨型城市区有相接连绵成片的趋势，区域内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多中心性初见端倪。 (2)崛起中的巨型城市区。辽东半岛、山东半岛、长江中游和海西4个城市区属于此类，其中辽东半岛城市区中沈阳、大连和鞍山的中心性较明显，目前已初步形成沈阳和大连市双中心发展格局。山东半岛城市区中青岛首位度较高，济南、烟台、威海、潍坊市处于第二梯度中心城市，呈现青岛—济南双核和多中心网络格局。由于武汉、长株潭和环鄱阳湖城市区的生产性服务业网络联通度较高，三个城市区经济联系较密切，形成了事实上以武汉、长沙和南昌为核心的多中心架构，伴随《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实施，三个城市区将连接一体形成长江中游巨型城市区。海西城市区散落型多中心性特征明显，厦门、漳州和泉州连为一体，北部一隅以福州为中心，整体网络性特征偏弱。 (3)潜在的巨型城市区。哈大长、成渝和中原—关中是3个潜在发展的巨型城市区，哈大长城市区发展中哈尔滨市首位度较高，齐齐哈尔和长春市处于第二梯度中心，多中心初现。成渝城市区呈现明显的成都—重庆双中心特征，德阳、绵阳、宜宾和乐山作为以成都市为中心的南北两翼，处于第二梯度中心城市。以郑州市为中心的中原城市区和以西安市为中心的关中城市区经济往来密切，将东西向对接连片形成中原—关中城市区，郑州市和西安市为巨型城市区发展的中心城市。三个潜在的巨型城市区共同特点是多中心性特征已然显现，但服务功能分工较弱，网络性特征有待培育。 (4)空间碎片化和分布不均衡。目前，中国10个巨型城市区均有多中心性的发展趋势，城市区内部经济联通量较高，巨型城市区经济基础较好，发展潜力大，但只有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3个巨型城市区严格符合界定指标，其他城市区规模偏小，城市区内部FUR空间分布呈现碎片化特征。这一方面与采用县域作为FUR单元有关，达到指标界定标准的FUR以市辖区为主，因此FUR分布较稀疏；另一方面基于交通和经济联系的密切性，各个FUR作为周边区域发展中心通过中心性和网络性测算，与其他FUR经济联系紧密，尽管部分FUR空间上是散落的。但从总体来看，我国并没有形成完全成熟的巨型城市区发展格局，未来这种碎片化的空间分布有待于进一步发展连接成片以增强其内部凝聚力和对外辐射力。从巨型城市区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人口线”以东地区，西部地区只有成渝城市区和中原—关中城市区的一部分，地域分布不均衡，未来在中西部还需要培育若干巨型城市区带动广大内陆地区发展和平衡东西差距。 四、中国巨型城市区未来发展优化探讨 巨型城市区的发展目标是着眼于全球城市体系节点枢纽的定位，未来国际竞争的单元将不再是单个的大型城市，而是以多中心城市聚合、功能强大的巨型城市区为基本单元。因此，构建巨型城市区体系将是我国全球化新形势下参与世界竞争的战略性新任务。针对我国目前巨型城市区发育薄弱实际和空间格局不平衡问题，以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为依据，从着重培育和优化我国巨型城市区角度，未来应着力建设形成3个世界级巨型城市区、4个国家级巨型城市区、3个区域级巨型城市区和5个地区级巨型城市区的空间结构。 1.重点提升3大世界级巨型城市区 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巨型城市区不仅是我国区域发展的引擎，而且是全球40个世界级巨型城市区的重要组成部分(Florida等，2008)和联结全球城市体系的重要枢纽。这三大地区分布于东部沿海，区位条件好，是国际贸易往来的重点区域，承担着各种国际生产要素的流动与扩散职能，主宰了中国经济发展进程，是我国发展相对成熟的巨型城市区，伴随我国大国崛起，其国际影响将不断增强。未来发展，这三个巨型城市区应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主动融入国际巨型城市区体系，着力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重点发展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提升其全球金融服务、科技教育、信息服务、商贸服务、交通物流的范围和质量，其中京津冀巨型城市区应着重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长三角巨型城市区应努力成为国家综合竞争力最强的世界级城市区，珠三角巨型城市区应打造成为亚太地区最具竞争活力的城市区。三大巨型城市区通过扩大跨国辐射带动效应增强其国际经济网络的控制引导力，提升其在世界巨型城市区体系中的枢纽能级和中心引领地位。 2.着力建设4个国家级巨型城市区 崛起中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长江中游和海西4个巨型城市区分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巨型城市区毗邻，其自然条件、基础设施良好，经济发展快速，区位优势明显，辐射带动力强，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重点承载地区。未来发展，一方面应积极改善投融资环境，提升各城市区内中心性城市的聚集辐射力，增强其区域门户作用，大力发展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强化巨型城市区与其外围地区的“空间流”联系，促进功能分工协作和区域联动一体化。另一方面，各巨型城市区应依托其良好区位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世界级巨型城市区的合作，尽快建起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产业支撑体系，避免盲目性和重复性建设，形成有区域特色的产业优势和品牌形象。定位上，辽东半岛巨型城市区应建成为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产业带；山东半岛巨型城市区应以蓝色经济示范区、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和融入国际竞争体系的特色产业基地作为发展方向；长江中游巨型城市区应依托长江经济带战略和围绕“两型”社会内涵，建设国际生态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和枢纽；海西巨型城市区应以台海区位优势、福建自贸区建设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为依托，努力拓展对外发展空间，打造联结台海、长三角、珠三角和东南亚的国际开放型城市区。 3.稳步推进3个区域级巨型城市区 哈大长、成渝和中原—关中三地区是我国未来潜在崛起的巨型城市区，它们位于我国城市密集区相对边缘的地区，自然条件良好，资源丰富，是我国传统的农业区和粮食主产区，也是我国城镇化推进的重点区，都有2个以上国家或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核心城市，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基础良好，能有效接受发达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具备拓展国际业务空间能力，如“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的常态化运营，使得成渝巨型城市区不仅是中国西部的交通枢纽、物流和贸易中心，而且成为欧洲对华贸易的分拨中心，大大提升了其国际节点地位。未来，这三大城市区发展潜力巨大，应充分发挥各自区域比较优势，注重资源优化配置，完善区域基础设施条件，着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大力推进大区域乃至跨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建立更多“渝新欧”式的越境网络通道，拓展国际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节点层次。其中哈大长巨型城市区应打造成为面向东北亚国际合作的城市区；成渝巨型城市区应发展成为内陆开放型经济区、长江上游国际性金融、贸易中心，打造内陆开放的重要门户；中原—关中巨型城市区应建成中部崛起的战略性支撑区域和以大陆桥和丝绸经济带为依托，联结沿带亚欧诸国的重要结节区。 4.引导培育5个地区级巨型城市区 前述以21个城市片区为基础筛选出了10个不同层级的巨型城市区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第一“方队”，其余片区因“空间流”不够强或服务功能网络联通度不高等原因而未纳入其中，但从大国崛起、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一带一路”重大开放战略和地域均衡的长远布局来看，我国需要更多的巨型城市区支撑。综合现有基础、国家新型城镇化和对外开放战略等因素，应在中西部重点引导培育5个地区级特色巨型城市区：一是城市区。依托毗邻中原—关中和京津冀城市区的优势，发展主要为能源开发和现代制造业服务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强化内部“空间流”网络互通，打造黄河流域有影响力的巨型城市区。二是天山北坡城市区。依托“一带一路”核心区和欧亚路桥中国西端桥头堡，打造中亚区域合作的重要节点城市区。三是河西走廊城市区。依托兰州新区、航天基地与循环绿色经济建设联结亚欧的重要路桥枢纽。四是滇贵城市区。依托丝绸之路南线通道和贵安新区打造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巨型城市区。五是北部湾城市区。依托海上丝绸之路节点和中国—东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为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平台型城市区。 通过发展和扶持上述15个巨型城市区，中国未来巨型城市区发展格局将形成东部沿海带、京哈京广沿线带、长江沿线带、陇海沿线带、包昆沿线带等5个巨型城市带，架构不同层次、功能各异、共同支撑、相互协作、竞争力强、贯穿“两横三纵”发展轴带和联结辐射世界城市体系的新型巨型城市区宏观格局，为我国大国崛起和中国梦的实现奠定空间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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