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中国的特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例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发展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历了20年的历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下的经济转轨也迈进了第10个年头。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得失作出正确的判断恐为时尚早。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除波兰外，所有前苏联和东欧转轨国家官方统计的GNP与人均GNP仍低于1989年的水平，贫困人口增加，许多国家中小学生入学率下降，俄罗斯联邦各国的人口死亡率在1992年超过人口出生率并持续至今。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无疑，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今后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也面临更严峻的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国既是转轨经济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决定的。同时，中国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与现阶段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丰富了转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
一
虽然中国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改革开放或经济转轨前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由于各自的历史和风俗惯例、组织机构及制度的差异，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是完全不同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中国是以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开始改革进程的。1978年，全国就业总量中，70.5%集中在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吸收的就业仅占17.3%，另有12.2%的劳动力在服务业部门就业。而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在经济开始转轨时均为工业化国家，1985年俄罗斯仅有14%的劳动力就业于农业部门（当年中国62.4%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
2.中国城乡差异较大。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农民的纯收入相当于城镇居民的38.9%，农村的消费水平约为城市的1/3。转轨前的俄罗斯，国营和集体农庄的工人的工资仅比城市职工低15%，如果考虑到农村的生活费用低于城市，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更小。
3.中国的社会福利主要为城镇国营部门职工提供，农民基本上被排除在外（五保户可享受一定的社会救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福利覆盖面广，面向城镇和农村的所有职工，许多福利与职工的工作岗位相联系。
4.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中央经济计划的程度远远强于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多数职工就业于国营经济部门。1985年，俄罗斯93.1%的劳动力在国营部门工作，中国为18%（1978年为18.6%）；俄罗斯计划的商品达2500万种，中国为1200种；中国历经了几次中央放权，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比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大。
5.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基本稳定，改革的动力来自国内发展经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需要，改革目标是实现经济增长，政局稳定，外债规模小。与此不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都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危机：国内宏观经济困难，外债沉重、通货膨胀高企、商品短缺，外部“经互会”解体。波兰急于“回归欧洲”，俄罗斯则将“转轨”视为目标。
6.中国处于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东亚地区，与日本、“亚洲四小”在经济结构上存在着互补，与“亚洲四小”中的香港、台湾以及生活在东南亚、北美的海外华人群体有着共同的血统、文化、语言和生活习惯。香港、台湾以及生活在北美、东南亚的海外华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引进技术和资金的重要渠道，是中国通向世界的重要桥梁。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正是由于利用了其中的优势，主要包括：
1.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以及粮食价格的双轨制，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产生了农业剩余，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奠定了物质基础。另外，由于不享受与工作岗位相联系的社会福利，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较小，可以接受较低水平的工资。根据哈里斯—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在存在着较大的城乡差别的情况下，即使城市也存在着失业，只要城市的预期工资高于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农村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向城市流动。中国城市发展的滞后以及城市人口对工作的挑剔，为农村劳动力在建筑业和一些服务领域就业提供了机会。此外由于中国国营部门比重相对较小，工业相对落后，尤其是轻工业产品短缺，为非国营部门、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也为吸纳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条件。乡镇企业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利用沿海地区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劳动力优势以及与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华人在血缘、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吸引华人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一方面增加了就业（这些部门吸收的主要是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和外汇收入，支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树立了中国在世界的新形象。直到现在，来自香港的投资依然位居大陆外来投资的首位。来自欧美投资的增加，是人们对中国经济前景持有信心的明证，这与华人投资所起的示范作用是分不开的。
3.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以经济增长做为改革与发展的中心，保持了政局的稳定。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也是成功的经验。事实上，无论是转轨经济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局稳定都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与重要保证。
二
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后起国优势”，并把握时机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国内经济发展和改革重叠，难度加大。这里主要谈两点。
1.就业形势严峻。由于改革深化而带来的国有部门“隐性失业”显性化和由于发展而带来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使中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日益突出，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一方面，劳动力需求严重不足。首先，国有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下降。1978年国有部门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当于当年城镇新增劳动力和新毕业大中专学生数量之和的125%，即国有部门在吸收城镇新增劳动力之外，还能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一定数量的工作；到80年代，国有部门只能吸收城镇新增劳动力；进入90年代，国有部门提供的就业机会已满足不了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求。
其次，乡镇企业曾经在安置农村劳动力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近些年国内市场商品供应日渐丰富，卖方市场逐渐变成买方市场，相当一部分乡镇企业未能适应市场变化，进入发展的下降期，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减弱；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延续，使国内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受到冲击，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也受到影响。
第三，国内投资向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的倾斜，导致投资与经济增长带动就业能力的减弱。据统计，1986～1990年，GN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社会总就业增长151万人，而1990～1995年间，仅为85万人。
第四，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要素价格扭曲的现象在我国也存在，并且由于要素市场发展的滞后以及名目繁多的收费而程度更强，劳动力市场价格相对于资本价格明显偏高，促成投资行为的资本密集倾向。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在长期内势必对解决就业问题产生消极影响。
第五，创造就业能力强的部门发展相对滞后。据测算，具有较高就业带动的部门有：城镇个体经济、农村个体经济、股份经济、港台澳经济，在这些部门每百万投资增加的就业分别为261.7、175.6、37.9和27.7。但事实上，这些部门的投资不足总投资的1/3。
由于上述原因，城镇就业需求的总规模受到限制。
与此同时，劳动力的供给逐年增加。首先是国有部门职工的下岗人数增加。为解决国有经济部门效益每况愈下的局面。1997年初，政府决定：加快亏损国营企业的兼并、破产和重组，加大下岗再就业的力度。据估算，到1999年，国有部门下岗职工已达1500万人。
其次，政府机构改革，机关干部下岗分流。大批党政干部将进入再就业市场。1999年将有300万机关人员分流出原岗位，其中约有一半的人员参加学习和培训而无需当年安置，但还有一半（150万人）需要当年安置就业。
第三，农村劳动力进一步流向城市。由于乡镇企业不景气，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即使不算每年新增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有1.3亿人）多数只能流向城市。尽管城市规模随着经济发展而逐年扩大，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可以肯定的是，城市发展的速度远比不上农村劳动力进城的速度。此外，还有城镇新增劳动力（预计1999年为270万人左右）。
2.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截止到1998年底，中国城乡居民储蓄达5万亿元人民币，但据专家估计，农民只占有1亿元左右，城镇居民只占有1.5亿元左右，其余被社会少数人占有。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在居民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有利于促进资本积累，带动经济发展，因为富人储蓄倾向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并非是政策人为倾斜刻意造成的，主要是由于改革深化过程中制度上的不健全与监督乏力，导致少数变质的权力使用者介入资源分配，将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与随着经济发展而未能及时调节收入分配所产生的贫富两极分化性质完全不同。这将抑制人们劳动致富的积极性。此外，由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路途还远（国家财政能力有限，1997年国家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由1985年的22.4%下降到11.6%，远低于OECD成员国平均37.7%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20%的水平；企业受经济效益影响，积极性不高；另外还存在滥用保障基金的问题亟待解决），改革尚处于深化阶段，收支前景不确定，现阶段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势必促使城乡居民减少消费，从而消费需求不足，反过来抑制了生产的发展。改革的成功需得到社会和政治的支持，得到人民的拥护，为此必须将公平与效率结合起来。
三
如果说在消除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问题上，中国可以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经验，那么，在缓解就业压力问题上，我们只能求助于自己。缓解并最终解决城市就业压力问题，我们必须从供求两方面考虑。
1.增加劳动力需求。现阶段，有必要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大力发展就业带动能力强的经济部门，如城镇个体经济，农村个体经济，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此，国家应为中小企业及个体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规范市场秩序，帮助寻找发展机会，提供融资渠道；对领取补贴的下岗职工，可以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将纯消费性的补贴变成生产性的资助。其次，消除导致要素市场价格扭曲的因素，如行政部门的乱收费，对资本密集型产业部门投资的各种税收优惠以及补贴等，加快资本利率市场化进程，从而使理性投资行为倾向劳动密集产业部门。第三，大力发展农业及农产品的深加工，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当地就业的机会。
2.劳动力供给方面。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的规模具有刚性，不可调节；国有部门下岗的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分流的人员在不影响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前提下，可以考虑适度控制规模，但可以想象，这对减少劳动力供应的数量影响将很小，因为改革进行到现在，任何倒退所带来的负作用都将是不可估量的；唯一可调控的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因素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以来，农村作为我国劳动力储备库，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因此，再次牺牲农村劳动力的利益为城市的发展让路于情于理皆说不通。
但需要指出的是，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主要受经济利益的驱动，由于城乡之间在收入、生活条件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只要这种差异继续存在，城市的预期工资高于农村，农村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流向城市。这里的政策启示是，只要消除城乡差别，降低或制止城市预期工资的进一步上扬，就有可能减缓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速度，甚至当城市的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时，还会出现城市劳动力向农村流动的现象。因此，减轻城市劳动力供过于求的主要对策，一方面是增加需求，另一方面，应该努力消除，至少是减少城乡差别。
四
国际上对于中国改革发展的评论很多，集中在：(1)中国改革的类型。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是“渐进的”“谨慎的”，也有人认为是“激进的”。如俄罗斯经济学家伊拉列诺夫。(2)中国的改革是否取得了成功。一些人认为，中国在产出、收入、劳动生产率及出口等方面取得了扎实的进步，这些进步从农业部门开始延伸到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部门；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中国的改革仅在农村取得了成功，城市工业部门依然低效运营，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问题日益突出。(3)中国是否转轨经济。部分人认为中国是渐进改革的典型，另有人则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非由于“渐进改革”，而是得益于中国独一无二的有利条件：农业经济庞大，但社会福利制度仅为城市人口提供。(4)中国的成功是否能够持续下去。有人认为，中国改革追随的是东亚模式，基础坚实，具可持续性。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未来充满风险和不稳定因素。
无论国际上对中国的评价如何，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成就与面临的问题都极大地丰富了转轨经济理论和发展经济理论。
1.重视历史与风俗惯例、组织机构及制度的重要性。各国有不同的历史，其长期以来形成的风俗惯例、组织机构及制度也不尽相同。运用同样的经济学原理，在一个国家可能会产生预期效果，在另一个国家则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休克疗法”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实践的不同结果就是证明。无论是转轨还是发展，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充分利用历史遗产。借鉴他国的经验可以少走弯路，但是套用别国的经验，则非明智之举。中国正是充分利用了历史遗产所带来的比较优势，推动了改革与发展。
2.政局稳定与政治支持的重要性。政局稳定是保证改革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获得公众对改革与发展的支持是政局稳定的重要保证。为此，兼顾公平与效率，改善收入分配，保证改革发展的成果为全民分享是十分重要的。
3.建立激励机制的重要性，包括激励个人、企业、政府机构以及政府官员的机制。传统的经济分析，往往忽略政府机构与政府官员的行为。但在转轨经济中，政府机构与政府官员的行为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经济后果。激励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积极参与改革和发展之中。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有相应的约束机制防止滥用职权与腐败行为。
4.政府的作用。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家都认为，无论在任何经济制度下，政府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只不过前者把政府的作用看作是市场失灵时的替代物，而后者则认为，政府的作用有两重性，既可能发挥增进市场制度的补充作用，也可能由于自身利益而阻碍市场的发展。由于各国的历史及风俗惯例、组织机构与制度的不同，政府所起的作用也有差异。重要的是，政府必须制定并执行游戏规则，调节经济运行的各参与方的相互关系以及政府与各参与方之间的相互关系，防止经济发展中的破坏力量如腐败行为的产生与扩大。在转轨经济国家，这一点尤为重要。此外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干预经济并参与国际经济协调也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