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与清代中俄图书交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正教论文,俄国论文,传教士论文,清代论文,中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6)-01-0079-11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中外关系史上的特殊现象。自1715至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俄国连续不断向中国派遣了18届传教士团。俄国政府借助传教士团维持与中国稳定的外交联系，利用其维护俄在华政治和经济利益，同时达到诸如刺探中国情报、培养翻译人才和传播东正教等目的。这个兼具多重使命的宗教机构在清代中俄文化联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两国间的图书交流。传教士团成员在中国大量搜集中国典籍，丰富了俄国各大图书馆的藏书。他们创建的传教士团图书馆曾经是北京建立最早、藏书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在道光年间发生的中俄政府互赠图书过程中，传教士团亦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中国典籍收藏
自俄国势力进入中国黑龙江流域之后，包括东正教经书在内的俄国图书就流传到中国境内。1725年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成立后，在其中工作的德国学者开始在考察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过程中搜集蒙、满和藏文图书。1818年俄国建成了第一个旨在收集东方语言书籍和东方国家文物的中心——亚洲博物馆。该馆成立伊始便收到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赠送的279部中国书籍，到了1856年其汉语藏书已经达到1,369册。与此同时，在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喀山大学、圣彼得堡大学、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莫斯科鲁缅采夫博物馆和伊尔库茨克学校等处均收藏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典籍。
在俄国的中国图书收藏历史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传教士团对图书搜集的用心源自俄国政府的重视和某些成员的个人兴趣。在1818年7月27日由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Ⅰ）批准的给传教士团的指令中称：“传教士团必须尽可能利用拨给它的资金为传教士团图书馆搜集图书、地图和城市平面图……当发现好书和珍贵物品时，应该购买两份，一份留给传教士团，另一份运回俄国。”①当第10届传教士团1820年起程前往北京时，俄国外交部亚洲司也曾给监护官季姆科夫斯基（Е．Ф．Тимковский）下达指令，要求他必须在中国为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亚洲司图书馆以及“即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亚洲语言学校”购买书籍。为了寻得书籍，许多传教士团成员经常光顾北京书市。第11届监护官拉德仁斯基 （М．В．Ладыженский）在1830年末至1831年初所写的日记中记录了传教士团成员走街逛市搜寻图籍的情景。他提到有一处他们“很熟的书店，其主人很早就是俄国人的朋友”②。日记中还记载他们“去火神庙的琉璃厂，那里每逢过年时都有集市，特别是有许多图书出售”③。第12届的瓦西里耶夫 （В．П．Васильев）认识琉璃厂的所有书商。他写道：“我们的前辈只在一家他们所信赖的书店买书，而我们熟识这里所有的人。”④第13届监护官叶·科瓦列夫斯基 （Е．П．Ковалевский）在回国后出版的游记中记录了传教士团成员与琉璃厂书市的紧密联系：“琉璃厂通常是我们神甫们喜欢的去处。这是北京城里一条长长的街道，满街几乎全是书店。这里的书商都认识俄国人……俄国人在这里是受欢迎的客人。店家请俄国人上座，给他们讲京城里的新闻，向他们推销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新书。书店后面的架子上摆满了小说，数量惊人。新小说难得一见，最广为人知的还是那些古旧小说，被数百次翻印再版，价格要比欧洲书便宜很多。这主要是因为纸价便宜。书籍一般采用木版印刷。耶稣会士曾尝试采用印刷机，但不适合印中国书。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不可能将中国使用的汉字都铸造出来，而且，刻版比通过部首和笔划组成一个个汉字节省时间，成本也更低。”⑤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传教士团成员都拥有私人藏书。随着他们对中华语言学习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当他们开始钻研某一专门问题之后，其所搜集图书的数量会迅速扩大，专业性图书比例显著增加。他们“每每获得新书，总是详细地翻译、摘抄，经过增删润色，然后再寄往亚洲司”⑥。笔者拟在这里通过介绍几位有代表性的传教士团成员搜集中国图书的事例，勾勒该机构在这方面的作为。
第2届学生罗索欣（Н．К．Россохин） 1741年从北京返回俄国后任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满汉语通译。他勤奋著述，成就斐然。他生前曾向科学院出售了自己从中国带回的52本书籍。在他去世后，妻子罗索欣娜 （Россохина）又将丈夫留下的55本汉满文书籍和两幅中国地图卖给了科学院图书馆。对于俄国汉学史来说，这批书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象征意义。如果说罗索欣著述掀开了俄国汉学第一页的话，那么，他出售的藏书无疑奠定了科学院汉满文藏书的基础。1747年，科学院图书馆和珍宝馆遭受了严重火灾。为了恢复原有的藏书和文物，叶拉契奇（Ф．Елачич）于1753年奉命前来中国采购，而这次购书的清单是罗索欣亲自开列的。叶拉契奇在北京按图索骥，于1756年从中国购得42种图书，包括《史记》、《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汉书》、《南史》和《北史》等。
进入19世纪以后，搜集图书成为传教士团的主要任务之一。第9届领班比丘林 （Н．Я．Бичурин）回国时带回的图籍，装满了 12个大箱子，总重量达到400普特（相当于 6,552公斤——笔者），超过了前8届传教士团的累加总数。作为19世纪上半期俄国最著名的汉学家，比丘林卓越的研究成果自然离不开丰富的图书收藏。通过他的著作可以肯定他拥有《四书》、《三字经》、《卫藏图识》、《元史》、《西域传》、《前汉书》、《西域闻见录》、《西域同文志》、《廿三史》、《资治通鉴纲目》、《新疆识略》和《大清一统志》等重要汉籍。
第10届传教士团领班卡缅斯基（П．И．Каменский）1830年从中国带回了大批图书，他将其中的上百册分赠给圣彼得堡神学院、外交部亚洲司、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以及伊尔库茨克和尼布楚的学校，将一部《康熙字典》赠给了莫斯科大学图书馆。此外，他还协助季姆科夫斯基完成了购书任务，同传教士团学生列昂季耶夫斯基 （Э．Ф．Леонтьевский）一道为俄国著名的东方文献收藏家希林格（П．Л．Шиллинг Фон Капштадт）购买了刻本和抄本。希林格生前就曾向亚洲博物馆大批赠书，死后其后人将其全部家藏中国图书捐赠给了该馆。
季姆科夫斯基系俄外交部亚洲司官员， 1820年12月1日作为监护官与第10届传教士团一同抵达北京，逗留5个多月后护送第9届传教士团返俄。因此，季姆科夫斯基在购书方面得到了新、老传教士团成员比丘林、西帕科夫（М．Д．Сипахов）和卡缅斯基的帮助。他在1821年1月所写的日记中写道：“时刻肩负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 （М．М．Сперанский——笔者）将军阁下的嘱托，在北京为正在重建的伊尔库茨克亚洲语言学校购买汉文和满文书籍。今天我与彼得大司祭（卡缅斯基——笔者）就如何完成任务进行了交谈。按照他的意见，我将所需书目交给了学生西帕科夫，同时交给他10俄磅白银作为购书款。”⑦季姆科夫斯基为伊尔库茨克亚洲语言学校购买的部分汉满语图书，如满文《大清律例》和满文《八旗通志初集》等至今保存在国立伊尔库茨克大学科学图书馆。他在其《1820年和1821年经过蒙古的中国游记》一书中列举了从北京为伊尔库茨克亚洲语言学校带回的18种汉语课本和词典。⑧后人从1822年2月4日伊尔库茨克总督采德列尔 （И．Цейдлер）写给亚洲司的报告中还得知，季姆科夫斯基在北京为亚洲司和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一共购买了8箱汉满蒙语图书。⑨
第10届医生沃伊采霍夫斯基 （О．П．войцеховский）返国时带回许多珍贵的中医典籍，大部分至今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⑩
拉德仁斯基是俄国总参谋部上校，他在作为第11届传教士团监护官赴北京时也肩负着搜集中国图书的任务，1833年返俄后，“即将携回的汉文图籍百余部捐藏亚洲博物馆”(11)。
奥·科瓦列夫斯基（О．М．Ковалевский）在学习蒙古语期间，主动申请随传教士团赴北京，称这无论对语言学习，还是对获取书籍和搜集中国信息都大有好处。1830年8月，奥·科瓦列夫斯基作为第11届临时差遣人员起程赴中国，次年9月3日回国。在短短的一年中，他为喀山大学搜集到汉、藏、蒙、满文书籍189套共1433卷，为使喀山大学成为俄国东方学研究中心做出了贡献。由于在北京小有名气的沃伊采霍夫斯基医生的协助，奥·科瓦列夫斯基得以直接进入官办的刊印作坊去购书，有时甚至可以按重量成捆购买。与此同时，他还设法进入北京寺院的藏书楼抄写珍本。
第12届的瓦西里耶夫在北京居留期间为喀山大学搜集了849种2,737卷14,447册珍贵的抄本和刻本。(12)比如他购得了原属于康熙皇帝第17子允礼收藏的许多有关密宗佛教的书籍，其中五世达赖喇嘛的《密幻传》、思吉斡节尔的《佛陀十二行赞》以及《丹珠尔》三卷本蒙文抄本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与众不同的是，瓦西里耶夫特别关注中国的文学作品。他写道：“其他图书馆很少收藏中国诗作，不收藏短小的古文佳作，只有几部小说和戏剧……其原因在于人们对此关注不足。我无权将其从我的藏书中剔除出去，因为无论哪种著作都迟早会丰富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对认识东方智慧的全面发展很有必要。”(13)他一共搜集到125种小说、弹词和剧作，这里还不包括《汲古阁六十种曲》及其他戏曲。单是历史演义就有：《开辟演义》、《东周列国志》、《东西汉演义》、《三国演义》、《东西晋全志》、《梁武帝全志》、《北史演义》、《隋唐演义》、《说唐全传》、《杨家将演义》、《续杨家将》、《忠烈全传》、《征西全传》、《飞龙传》和《英烈传》等等。这些书极大地丰富了喀山大学的藏书。1855年喀山大学东方系合并到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这些书随即转到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瓦西里耶夫在谈到他本人搜集的中国图书时说：“1851年我一次从中国买回的各种书籍，使得我们学校的图书馆不仅可与其他机构相媲美，而且在完整性方面超过了它们。”(14)奥·科瓦列夫斯基和波波夫 （А．В．Попов）指出：“瓦西里耶夫先生不只考虑自己的研究领域，而是考虑了将要使用图书馆的几代人的研究。他带回的满文图书，加上图书馆原有的藏书，几乎囊括了可以在中国找到的所有满文书籍。藏文典籍中包括了一些稀世珍本，大部分不是在北京刊印的。所以，如果政府决定在喀山大学开设藏语教研室的话，未来的教师会在我们的图书馆为他们的著作找到珍贵的科研材料，足够他们使用许多年。瓦西里耶夫带回的蒙古语书籍相对较少，但也丰富了我们的图书馆。”(15)
俄国最著名的汉籍收藏家当属第13届驻北京传教士团学生斯卡奇科夫（К．А．Скачков）。他的中文藏书数量惊人，多达 1,435种。曾随清朝使团访俄的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描述了斯卡奇科夫在圣彼得堡的寓所：“其家案积诗书，壁悬画本，皆不惜重资，贩自中土。”(16)可见其藏书之多。他的藏书题材非常广泛，除一般常见的书籍外，还包括天文学、数学、生物学、医学、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水利经济与水利工程等方面的书籍、文件资料和地图，而且相当珍贵，极具价值。“他的藏书是私人能够收藏到的最珍贵的藏书之一”，“有数百种善本、小册子、手稿、平面图、地图和图册，其中许多可能是孤本”(17)。这些图书是他作为学生在北京学习期间和在塔城当领事时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获得的：一是接受私人馈赠。他从中国皇帝的叔父那里得到一些非常珍贵的有关中国天文学的著作，因为后者对传教士团的观象台很感兴趣，而这个观象台又是由他负责的。还有近一半的天文学书是领班巴拉第（П．И．Кафаров）送给他的。另外，他在塔城任职期间，通过当地官员获得了许多书。他有47种新疆文献，其中包括32种珍本和孤本、11种新疆地图和地图集，以及许多从塔城地方官衙门档案中摘录的抄本，内容涉及人口变动、贸易、交通、财政及行政等方面。(18)二是购买。像很多传教士团成员一样，斯卡奇科夫也经常光顾北京的书市。他在1853年1月写：道：“今天去隆福寺逛了寺庙里的一个书市，买了12,000文的书。当我知道赫拉波维茨基（М．Д．Храповицкий）买了一套两卷本《陶录》后，我就订了一本，让他们送到北馆来，并嘱咐他们一旦有地震、天文和工艺方面的书出售，就送到北馆来。”(19)斯卡奇科夫还购买了许多清代学者的个人藏书。后人从这些书的藏书签、印章和题字判断出的原主人中就有徐松、姚元之和姚文田等清代名人。三是雇佣中国人抄书。1863年斯卡奇科夫回国后，拟把藏书卖给国民教育部和亚洲博物馆，但未能成功。直到1873年，曾在汉口经商并与斯卡奇科夫相识的伊尔库茨克商人罗基诺夫（А．Л．Родинов）才买下这批书捐赠给鲁缅采夫博物馆，并由此获得了一枚勋章。1924年，鲁缅采夫博物馆更名为列宁图书馆，90年代又改名为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目前斯卡奇科夫的藏书都保存在这里。
谈到传教士团的中国图书收藏问题，不能不提及《红楼梦》。因为俄罗斯收藏的《红楼梦》版本种类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在俄罗斯的各个图书馆中一共有60多种（主要是刻本）《红楼梦》及其续作和改编作品。这是俄罗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追根溯源，还要从驻北京传教士团说起。季姆科夫斯基在北京购得的书中有两套《红楼梦》。其中一套是4函精装本，为亚洲司图书馆购买，价值8两白银，相当于当时的俄罗斯货币64银卢布。另一套价值1两5钱银子，合当时的12银卢布，也是4函，为伊尔库茨克亚洲语言学校购买。据前引资料推断，这两套《红楼梦》是在卡缅斯基建议下由西帕科夫帮助购买的。卡缅斯基也曾获得《红楼梦》，并在读过之后做了题字。至今保存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中的一套“萃文书屋”本《红楼梦》上有卡缅斯基的题字：“此乃道德批评小说，宫廷印字房印制，书名为《红楼梦》，意即‘红楼之梦’。”页眉上是卡缅斯基对个别词汇所作的译文。另外，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红楼梦散套》上也有他的题字：“中国小说《红楼梦》中的歌曲，依照中国的音调或乐谱排列。”俄国学者认为，卡缅斯基获得的版本以及季姆科夫斯基根据他的建议而购买的版本是俄国最早的《红楼梦》收藏。(20)第11届传教士团学生库尔梁采夫（Курлянцев）与举世闻名的“列藏本”《红楼梦》有直接的联系。1829年亚洲司司长曾致函彼得堡学区督学，请他选拔“一位愿意为祖国在中国京城辛勤工作10年的热血青年”。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圣彼得堡大学历史语言系三年级学生库尔梁采夫递交了申请，要求加入传教士团。他于1830年末随第11届俄国传教士团来到北京，但过了不到两年便称病回国。他从中国带回了一种独具特点的80回《红楼梦》抄本。这个抄本1962年被苏联中国文学研究专家李福清（Б．Л．Рифтин）在列宁格勒发现，并于1964年撰文介绍，(21)轰动红学界，被定名为“列藏本”。这是中国境外发现的惟一的《红楼梦》抄本。在该抄本封面的内侧有库尔梁采夫用墨水（而非中国墨汁）所做的签名，同时还写有两个“洪”字。李福清先生判断，“洪”是库尔梁采夫的中国姓。(22)中华书局于1986年影印出版该抄本，李福清亲撰序言，记述“列藏本”《红楼梦》的发现过程。这个本子现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瓦西里耶夫也搜集了各种版本的《红楼梦》：4套1791或1792年的版本、 1818年的藤花榭版、1864年的耘香阁版和 1889年上海的石印版。他还藏有《补红楼梦》、《续红楼梦》、《后红楼梦》、《红楼圆梦》、《增红楼梦》和《红楼复梦》6部续作。当时一共有续作10部，而在他的收藏中只缺 4部！瓦西里耶夫的《红楼梦》及其续作收藏均保存在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他赞扬《红楼梦》语言优美，称它是中国小说之最。他说：“《金瓶梅》通常被誉为（中国）小说的代表作，其实《红楼梦》更高一筹，这本书语言生动活泼，情节引人入胜。坦率地说，在欧洲很难找到一本书能与之媲美。”(23)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斯卡奇科夫藏书中，也有3种《红楼梦》版本。
传教士团的中国典籍搜集始自18世纪上半期，但规模有限。1818年指令规定传教士团在中国的主要任务不是传教而是研究中国国情，为政府搜集情报，同时将购买中国图书作为其日常工作内容之一，并提供一定数额的资金支持。因此，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传教士团源源不断地将中国图书运送回国，在丰富俄国各大学和图书馆馆藏的同时，为促进俄国汉学的发展以及俄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传教士团图书馆
传教士团自组建时起就开始了图书收藏。俄国圣务院为第1届传教士团配备了神学书籍。以后，当新老传教士团换班时，都要进行图书交接。第7届领班希什科夫斯基 （Иоаким ШиШковский）在离任前的1794年还为传教士团收藏的神学书籍进行了编目，这说明当时传教士团的神学书籍已达到一定数量。
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图书馆正式建立于1795年的格里鲍夫斯基（Софроний Грибовский）领班任内。格里鲍夫斯基是一个具有较高学识修养的领班。他在率领第8届传教士团来华前就致信圣务院，要求增加传教士团的图书数量，获得批准。到北京以后，格里鲍夫斯基将自己从俄国带来的《贝尔亚洲游记》和德国普芬道夫 (Samuel von Pufendorf)的《欧洲历史导论》捐赠给图书馆，同时，利用传教士团经费购买图书。再加上传教士团学生和其他成员的捐赠，传教士团图书收藏很快就初具规模。图书馆还注意收藏以往传教士团成员的手稿，第4届修士司祭斯莫尔热夫斯基（Феодосий Сморжевский）、第3届学生列昂季耶夫 （А．Л．Леонтьев）的著作以及天主教传教士的在华出版物都在收藏之列。(24)格里鲍夫斯基建立图书馆的行动得到了俄国外交委员会的赞同，并得到了后者资金上的支持。一些中国人也对俄国传教士团图书馆的建设提供了帮助，如1804年俄罗斯文馆提调官就把从恰克图抄写的《沃尔科夫新编词典》赠送给了图书馆。(25)
综观传教士团图书馆的历史，其藏书量逐年增加，规模不断扩大，这得益于俄国政府及圣务院的一贯重视。传教士团每年可以从圣务院得到最多200卢布的拨款用于购买杂志和俄文书，每年从俄国政府得到250银卢布购书款，1860年更追加至500银卢布。(26)有时亚洲司还亲自出面从其他国家为传教士团订购一些必要的英文书籍。在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保存有外交部写给其驻英国和法国外交代表的信件，要求他们从驻在国的书商那里为北京传教士团购书。在图书经费使用和图书管理方面，俄国政府经常给传教士团领班下达明确指令。比如，指令曾要求第11届传教士团领班魏若明（Вениамин Морачевич）“尽量节省和谨慎地使用购买图书、地图和其他东西的资金，谨防上当……尽量获得有益的东西”(27)。在给第12届领班佟正笏（П．А．Тугаринов）的指令中说：“由于目前藏书显著增长，为保持井然有序，应给所有图书编制一个详细而系统的目录……购书款要节省使用，只能用于购买对传教士团成员学习必要的和有用的书籍。”(28)购买图书成为历届传教士团在华期间的主要任务之一。
在图书馆百余年的历史中，曾经有过几个特别重要的发展契机。(29)首先是19世纪初俄国政府对传教士团进行整顿之后。1818年7月 27日亚历山大一世批准的指令明确规定传教士团必须尽可能利用拨给它的资金为传教士团图书馆搜集图书和地图。根据这项指令，第 10届领班卡缅斯基用500卢布拨款购买了大量汉满语图书，大大充实了传教士团图书馆的馆藏。其次是第11届传教士团接管了北京遣使会的藏书。领班魏若明同西欧在北京的最后一位传教士、供职钦天监的葡萄牙籍遣使会士毕学源(G.P.Pereira)私交甚好。毕学源生前即向魏若明谈及身后变卖葡萄牙传教士财产、将卖得款项交给在澳门的葡萄牙教会之事。他在遗嘱中再次委托魏若明变卖财产，将卖得款项交给葡萄牙的应得之人。1838年毕学源去世，魏若明接管了包括大量珍贵藏书的毕氏遗产。但魏若明并没有变卖这些图书，而是将其转移到了俄国传教士团图书馆。据传教士团成员回忆，这批书很多，用了几天时间才全部运到俄罗斯馆。而据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保存的目录统计，共计3,345种。传教士团成员在编制这个目录时将其分成117类。这些藏书在1860年由曾逼迫我国签订《中俄北京条约》的俄国政府全权代表伊格纳季耶夫 （Н．П．Игнатьев）转交给罗马天主教界和法国大使馆(30)之前，一直为俄国传教士团图书馆收藏和使用。显然，葡萄牙传教士的藏书一度极大地丰富了传教士团图书馆馆藏，特别是使其西文图书数量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第三是 1842年俄国政府拨专款13,500卢布修建新的图书馆馆舍，大大改善了图书馆的条件。此前图书一直存放在俄罗斯馆一间老房子里。第四是1876年枢密院批准传教士团每年的经费为 15,600卢布，一次性房屋修缮费16,500卢布。这些经费被用来建设传教士团成员住房、钟楼和图书馆等。第五是传教士团1897年在天津俄商斯塔尔采夫（А．Д．Старцев）的资助下开办了拥有一台价值2,000卢布的小型印刷机和近3万个木刻汉字字模的印字房，并附设装订房。(31)该印字房使用活字印刷，同19世纪中叶的木刻印刷相比，图书出版效率显著提高。到 1900年，传教士团图书馆的俄文、西文和中华语言典籍数量已相当可观。(32)第六是1900年以后北馆重建图书馆。义和团运动燃起的大火给传教士团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历经百余年的图书馆收藏也在顷刻间化为灰烬。为了重建北馆，圣务院一次性拨款150,000卢布，拨给传教士团每年的经费也由1876年的15,600卢布增加到30,000卢布。1903年以后，东正教在北京重新活跃起来，传教士团先是在上海搜集神学、历史和地理方面的外文图书，然后又在北京进行搜集。然而，由于传教士团用房紧张，图书的存放和管理遇到困难。传教士团在 1909年写给国内的报告中再次请求解决图书馆房舍问题。1914年，新馆在北馆后花园建成。为防患未然，新馆采用石头结构，是带地下室的平房，设有4个大厅，藏有约4,000册图书。1939年出版于天津的俄文版《北馆》一书详细描绘了新馆的布局：图书馆的正面是主大厅，沿墙排列着很多书柜，里面依次摆放着俄文、斯拉夫文、希腊文和中文的神学书籍、历史学书籍、第18届传教士团领班英诺肯提乙（Иннокентий Фигуровский）等人的个人藏书、东方学书籍500本、自然科学书籍、工具书（其中有一本英诺肯提乙使用的梵文字典）以及1920年以后出版的几百本新书。这里既是传教士团的阅览室，同时也是传教士团召开全体成员会议的场所。图书馆的东面是3个面积稍小的大厅。一个用来收藏神学、教会史、哲学、圣徒行传书籍及杂志，英诺肯提乙从一名英国藏书家那里获得的1,000册珍贵的老版外文书也放在这里。第二个用来收藏传教士团档案。第三个是书库，收藏的是传教士团自己出版的书籍和圣器。(33)
至今保存于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的几个书目清单可以帮助后人窥见传教士团图书馆各个时期的藏书情况。如1823年的《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收藏的俄文及外文书目》和《驻北京传教士团图书馆收藏及1850年转交给新一届传教士团的汉满蒙藏文图书目录》等。图书馆没有固定的管理员，经常由随团学生代理。比如，第12届时由戈什克维奇 （И．А．Гошкевич）负责，第13届时由乌斯宾斯基（Н．И．Успенский）管理。为了整理中文图书目录，第11届实际领班安文公 （Д．С．Честной）、第13和15届领班巴拉第和第14届领班固礼（Гурий Карпов）都曾邀请中国秀才协助，但仅完成了一些中文书名卡片，既没有对图书进行分类，也没有将书名翻译成俄文，使用起来很不方便，特别是对于来华不久的学生和俄国外交使团的官员而言，查找起来非常困难。因此，第16届和第17届传教士团修士司祭维诺格拉多夫（А．Н．Виноградов）来华后开始着手在原有卡片基础上对传教士团图书馆藏书进行分类整理并编制目录。与此同时，在时任俄国驻北京公使馆翻译柏百福（П．С．Попов）与第16届传教士团领班戈罗杰茨基（Флавиан Городедецкий）的监督下，中国先生鄂锡阿（Осья Чжан）(34)为馆藏中文图书编写了内容提要。在维诺格拉多夫编写图书目录过程中，得到几位中国人的协助，他们是翻译列夫（Лев）、诵经士保罗 （Павел）、秀才鄂锡阿和中国神父些儿吉乙长 （Сергий Чан）(35)等，同时参考了瓦西里耶夫、柏百福、波利金（Исайя Поликин）、卫三畏 (S.W.Williams)、童文献(P.H.Perny)、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以及其他英、法、德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他说：“用俄文向俄国读者和学者介绍传教士团汉文图书是我最大的目的。”(36)他从中文藏书中选择了741种书，在抄录汉语书名的同时，还对书名进行了俄译。从维诺格拉多夫于1889年出版的《俄国驻北京宗教和外交使团汉文图书及学术著作》一书所附的汉语图籍目录中看，他的汉籍俄译名除少数有误以外，基本还算准确，但令人费解的是，汉语书名著录却错误百出，如将“五代史”写成“吴太史”， “旧唐书”写成“九唐书”，“国子监志”写成“国子讲至”等等。在传教士团图书馆中，收藏最丰富的当数史地、语言、法律和佛教类图书，特别是佛教类图书。由于巴拉第和瓦西里耶夫等人当年对佛教研究的痴迷，积累了许多相关图书。另外，欧洲和俄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著作收藏也比较丰富，但出版年代大多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维诺格拉多夫发现，巴拉第在1866年发表的《论中国的穆斯林》一文中提到的伊斯兰教著作在传教士团没有收藏，道教最大的文献集成《道藏》也没有，只藏有一些小册子。中国主要的儒学典籍都有收藏，但不算丰富。此外，中国农业、天文和艺术文献收藏相对薄弱，外文杂志，特别是英文杂志数量较少。
传教士团图书馆对中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俄国最早的图书馆之一，其馆龄甚至超过了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1814)和莫斯科的鲁缅采夫博物馆(1828)。它曾经拥有巨大的藏书量，最多时超过10,000册。该图书馆是俄国最大的海外东方学书籍收藏中心，为传教士团成员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维诺格拉多夫说：“传教士团的发展和存在得益于图书馆收藏的宝藏。俄国传教士和学者以及居住在周围的中国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了图书给予的光明和温暖。”(37)另外，图书馆还为丰富俄国本土图书馆的馆藏做出了贡献。1872年9月1日，巴拉第致信圣务院，建议将北京传教士团图书馆中“有复本的书以及一些善本图籍移交给伊尔库茨克传教士学校。那些善本书的内容虽然与传教士团的活动无关，但却很值得收藏，以防不测”。(38) 1873年北京传教士团图书馆将数十册图书赠送给伊尔库茨克传教士学校，1918年这批书连同伊尔库茨克传教士学校藏书一道由国立伊尔库茨克大学科学图书馆收藏。十月革命以后，传教士团图书馆的全部藏书移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最初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一部分图书被使馆工作人员出售，直到到50年代使馆才邀请在京的苏联专家进行整理。1957年苏联外交部同意将原传教士团图书馆藏书转交苏联科学院。1958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决定将其并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汉学图书馆。
三、中俄政府互赠图书
1844至1845年（道光二十四至二十五年），由第12届传教士团为中介，中俄两国第一次实现了政府间的图书交流。1844年，应俄国方面请求，经清道光皇帝批准，清政府将北京雍和宫所藏藏文大藏经800余册赠与俄国。清人何秋涛在《朔方备乘》中对此作了记述：“道光二十五年，俄罗斯国王表言《丹珠尔》经乃佛教所重，而本国无之，奏求颁赐。上命发雍和宫藏本八百余册赐之。”(39)中国典籍浩如烟海，俄国为什么偏偏对藏文大藏经“情有独钟”？《朔方备乘》认为是为了满足迁徙至俄境的土尔扈特人的宗教需求：“初蒙古土尔扈特部与准噶尔构衅，北依俄罗斯。俄罗斯以额济勒河地处之，乃明季时事也。至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率其河东户口十余万人至伊犁归附，其河西户口尚居俄罗斯，皆习佛教。”(40)《筹办夷务始末》则有这样的记载：“道光二十四年，据住京俄罗斯达喇吗佟正笏呈，恳请领唐古忒干珠尔经丹珠尔经各一部，曾经奏明颁给祗领等因。”(41)清人这两段记载为后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然在赠书缘由、时间、承办人等方面或语焉不详，或相互矛盾。
曾经参与其事的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撰写的文章、书信和报告为我们澄清这一历史事件的原委和细节提供了可能。在他们笔下，俄国索书和中国赠书的经过都有不同程度的描述。受喀山大学委派，瓦西里耶夫作为第12届传教士团临时差遣人员来华学习藏语，以便回国后创建藏语教研室。他在1857年发表的《圣彼得堡大学东方书籍札记》一文中写道：“为了学习藏语，我到北京后就极力寻找《甘珠尔》和《丹珠尔》。西藏商人经常将这些书运到北京出售给蒙古人，但印刷和纸张质量都很糟糕，字迹不清。与此同时，我获悉可以得到宫廷印字房刊本，质量要好得多。我甚至在皇宫北花园的大殿中见到过刻版。需要向理藩院提出申请，传教士团领班给予了协助。”(42)瓦西里耶夫这里所说的传教士团领班就是佟正笏。佟正笏于1844年初向理藩院呈文希望购买这两部经卷。理藩院本想命宫廷印字房再印一套，不料那些乾隆年间制成的刻版已朽损难用。理藩院调查了北京藏传佛寺所藏《甘珠尔》和《丹珠尔》，最终在雍和宫选中一套，支付了2,000两银子作为对寺院的补偿。5月13日，等候了3个月的佟正笏突然被告知：藏文《甘珠尔》和《丹珠尔》已经备好。随后，经卷用5辆大车运抵俄罗斯馆。经卷黄色装潢，盖有呼图克图印章。随书而来的俄罗斯馆监督告诉佟正笏：皇帝恩准由理藩院将经卷赠予传教士团。直到1844年5月31日佟正笏就中国赠书一事写给亚洲司的报告被呈递给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Ⅰ）之后，俄皇才知晓中国赠书事宜，并且直接在佟正笏的报告上御批道：“此事甚善，但不知这些书有何用处。向我奏明。”(43)
综合中俄文资料，可以明确这样几点认识：第一，俄国方面索要经卷一事发生在道光二十四年，即1844年，而非1845年。第二，俄国方面索要藏文大藏经的直接原因是瓦西里耶夫学习藏语的需要，并非与土尔扈特部的佛教信仰有直接联系。第三，俄国方面的愿望是通过佟正笏向清政府提出的，俄皇只是在事后才知晓此事。第四，俄国方面索要的以及最后得到的不只是藏文《丹珠尔》，而且还有藏文《甘珠尔》。
为了答谢清政府的馈赠，俄国决定回赠中国图书。佟正笏在1844年5月31日给亚洲司的报告中写道：“如果外交部认为向俄罗斯文馆赠送俄文书作为对中国政府的回报是一件善事的话，这将在政治方面给我们带来异乎寻常的益处。”(44)尼古拉一世的御批也有“回赠相应礼品”的内容。在这一点上，《筹办夷务始末》与俄国档案的记载是一致的。《筹办夷务始末》载：“臣等溯查道光二十五年闻俄罗斯国曾经呈进书籍，由理藩院奏明。钦奉谕旨在案……因前蒙赏给伊等住京人书籍，令由该国萨那忒衙门备送俄罗斯书籍呈进等因。”(45)1844年9月俄国将回赠图书一事通知中国，1845年10箱书籍运抵中国。《朔方备乘》记述道：“越数月，其国王因肄业换班学生进京，乃尽缮俄罗斯所有书籍来献，凡三百五十七号，每号为一帙，装饰甚华。有书有图，惟通体皆俄罗斯字，人不尽识，当事者议发还之。或曰斯乃所以为报也，却之转拂远人之情，则奏请收存于理藩院，以俟暇日将翻译焉。于是军机处存注档册，例须先译书名，乃得其三百五十七号之书目，好事者争相传录。”(46)《朔方备乘》的记述虽比较详细，但并不十分准确。俄国回赠书籍并非借“肄业换班学生进京”之机。因为1845年没有任何留学生被派遣来华或归国，相反，据《理藩院咨俄罗斯萨那特衙门书籍十箱已点收进呈文》载，双方经办此事的官员分别为库伦办事大臣和伊尔库茨克总督，与“换班学生”毫无关系。(47)
由于俄国赠书“通体皆俄罗斯字，人不尽识”，理藩院便请求第12届传教士团中具体负责与理藩院往来接洽的戈尔斯基（В．В．Горский）予以协助。戈尔斯基以传教士团学生身份来华学习汉满蒙藏语，尤以研究满族历史见长，撰写过论文《满洲王朝的肇始与最初业绩》和《当今中国清王朝始祖和满族民族名称的由来》。经传教士团与理藩院双方协商，图书整理工作主要在传教士团图书馆进行。但是，从《朔方备乘》收录的书目看，译者显然曾尽可能地套用中国古籍名称，使之文雅不俗，结果许多书名辞不达意。因此，笔者以为，在戈尔斯基第一次将书目译成满语之后，可能又经过了中国人的加工。因为就俄国人的汉语水平而言，恐怕无法自如套用中国古籍名称。传教士团的整理工作在11月21日全部完成，当日即移交给理藩院。理藩院在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致函枢密院称：“本院照数点收，当将书籍进呈大皇帝。披览之余，深为嘉悦。业已钦奉谕旨，交本院妥为收贮。此后京城学习俄罗斯文艺学生，皆得博闻广见，日深诵习，上襄文治，下惠儒林，实本院与贵衙门所当同深抃庆者也。”(48)
俄国回赠给中国的图书涉及非常广阔的知识领域。何秋涛将其分为四类：“其中言彼国史事、地理、武备、算法之书十之五，医药、种树之书十之二，字学、训解之书十之二，其天主教书与史诗文等类仅十之一而已。”(49)而同文馆的俄文教习班铎(E.C.R.Pander)1885年将之分成18类：文法书类、史传类、律例书类、名臣列传类、杂志类、游历书类、农书类、兵法书类、天文算术书类、史书类、地理书类、医学类、天产万物各学类、工艺诸学类、泉刀谱类、训幼书类、幼学书类和图书类。(50)其中有些书籍反映了俄国及世界最新科技成果，弥足珍贵。比如《朔方备乘》中编号为166的《淘金新法发明》，1843年于圣彼得堡出版，作者为俄国工程师乌扎蒂斯 （А．Н．Уэатис）。乌扎蒂斯因撰有俄国第一部《采矿技术教程》（Курс гор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而于1844年获得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杰米多夫奖金，《淘金新法发明》即是此书。中国清代徐寿所译的《宝藏兴焉》（此书为英国化学家兼物理学家威廉·克鲁克斯
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图书自古以来就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清代中俄图书交流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在这个过程中，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俄国政府支持收藏中国典籍、建立传教士团图书馆和回赠中国俄文图书均具有明显的政治和外交意图，但在客观上有利于中俄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和了解。另外，迄今俄罗斯的一些图书馆中收藏有大量的中国善本古籍，在我国的某些图书馆中，也保存着从 18世纪以来的许多俄国珍贵文献。相对于如此丰富的研究资源，我国的中俄图书交流史研究做得还很不够。探询这些图书的来龙去脉，澄清与之相关的史实，研究与之相关的问题，无疑对认识清代中俄文化关系乃至外交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2005-8-20
注释：
①Инструкция архимандриту Петру，начальнику 10－й Пекинской миссии，Китайский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1915，вып．13-14，С．25．转引自Кармановская И．，Сокровищ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вго Востока，1990，№ 5．
②Ладыженский М．В．，Дневник，веденный в Пекине с Ⅰ декабря 1830 г．，Китайский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1908，вып．21-22，С．23．转引自Рифтин Б．Л．，“Сон в красном тереме”в России，未刊稿。
③Ладыженский М．В．，Дневник，веденный в Пекине с Ⅰ декабря 1830 г．
④Васильев В．П．，эаписка о восточных книгах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1857，Т．11．
⑤Ковалевский Е．П．，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итай，СПб．：1853，Ч．2，С．7．
⑥Шубниа С．А．，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ⅩⅧ－начало ⅩⅩ в．）,available at http://vostok.amursu.ru:8101/AUDITORIUM/SHUBINA4.htm.
⑦Тимковский Е．Ф．，Дневники эалиси Е．Ф．Тимковского во время пребывания его в Пекине с 1 декабря 1820 по 15 мая 1821 г．，Сибирский вестник，СПб．：1823，Ч．1．С．82．转引自Рифтин Б．Л．，“Сон в красном тереме”в России．
⑧Тимковский Е．Ф．，Путешествис в Китай череэ Монголию в 1820 и 1821 гг．，СПб．：1824，Т．2，С．394．
⑨АВПРИ，Ф．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 Ⅰ－5，1817-1840，д．1，п．3，л．28．转引自Хохлов А．Н．，Монголист Василий Новосёлов и его перевод“Лифаньюань Цзэ－ли”，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а Востока Азии，Том 1，Новосибирск：2002．
⑩Горбачева З．И．Китайские медицинские труды в коллекции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народов Ази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ы Востока，вып．Ⅱ，М．：1960．
(11)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95页。
(12)Шубина С．А．，Научно－исслователь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ⅩⅧ－начало ⅩⅩ в．）．
(13)Васильев В．П．，Записка о восточных книгах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14)Васильев В．П．，Записка о восточных книгах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15)ЦГА ТАССР，ф．997，оп．ИФФ，д．630，л．3．转引自Хохлов А．Н．，В．П．Васильев в Нижнем Новгороде и Казани，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Сборник памяти В．П．Васильева，М．：1974．
(16)张德彝：《航海述奇》卷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17)ЛО ААН，Ф．2，оп．1，1864г．，№23．转引自Скачков П．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М．：1977，С．163．
(18)Мелналкснис А．И．，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рукописных книг и карт из собрания К．А．Скачкова，М．：1974，С．9．
(19)ГБЛ，Ф．273，картон Ⅱ，ед．хр．З，л．231．转引自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Отв．ред．и сост．А．Н．Хохлов，Ч．1-3，М．：1979，Ч．1，С．36．
(20)Рифтин Б．Л．，“Сон в красном тереме”в России．
(21)Меньшиков Л．Н，Рифтин Б．Л．，Неизвестный список романа“Сон в красном тереме”，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64，№ 5．
(22)蔡鸿生认为“洪”并非库尔梁采夫的中国姓，很可能与传教士团私聘教师洪约瑟（即约瑟夫·洪）有关。蔡先生说：“如果设想此人即为那部脂评《石头记》的经手人或转让人，那么，抄本首页上‘两个笔迹拙劣的汉文洪字’，就不妨看作是库氏为说明《列藏本》来历所作的标记了。”（详见蔡鸿生著：《俄罗斯馆纪事》，第96页。）笔者认为蔡先生的观点更有道理。
(23)Васильев В．П．，Записка о восточных книгах в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24)Кармановская И．Л．，О библиоте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ⅩⅪ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Ч．2，М．：1990．
(25)Кармановская И．，Сокровищ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26)Алексий（Виноградов），иером．Китайск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 ученые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миссии в г．Пекине или Бэй－Цзине（в Китае），СПб．：1889，С．9．С．62.
(27)Проект инструкции новой Пекин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Китайский бдаговестник．1912，вып．7，С．13-17．转引自Кармановская И．，Сокровищ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28)О препровождении книг，вещей и пр．из Пекина в Петербург и обратно：1842-1843 гг，АВПР，Ф．161，Гд．архив．1-5，оп．4-№ 20.转引自Кармановская И．，Сокровищ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29)Кармановская И．，Сокровищ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30)俄国把在京的葡萄牙教会藏书转交时，将一小部分专业性很强的书籍，其中包括天文学方面的书运回了彼得堡并转交给彼得堡天文台。
(31)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по случаю исполнившегося в 1913 г．двухсотлетнего юбилея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Пекин：1916，С．185.
(32)当时传教士团图书馆亦称“中外书房”。赵德本：“俄罗斯帝国驻华宗教代表团在华史迹”，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三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39页。
(33)Бэй－Гуань，Тяньцэинь：1939，С．103-106.
(34)按照现代译音规则，鄂锡阿应该译成奥西亚·张。此处依据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科学图书馆所藏《主日八调赞词》光绪甲申年（1884年）刻本署名。参见Яхонтов К．С．，Китайские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ие книги в Иркутске，СПб．：1994,С．68.
(35)按照现代译音规则应为谢尔基·常。此处依据传教士团出版物上所载。见主教英诺肯提乙编辑，些儿吉乙长译：《东正教鉴》，北京东正教会印，1912年。
(36)Алексий（Виноградов），иером．Китайск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 ученые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миссии в г．Пекине или Бэй－Цзине（в Кинае），С．10.
(37)Алексий（Виноградов），иером．Китайск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 ученые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миссии в г．Пекине или Бэй－Цзине（в Кинае），С．7.
(38)Дело об отчислении книг из библиотеки Пекин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миссии в ведение Иркутской семинарии，3.11.1872.-13.01.1873，ЦГИА，Ф．796，оп．153，№ 1211,4 л．转引自Яхонтов К．С．，Китайские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ие книги в Иркутске，С．26.
(39)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九，载王锡祺辑：《小方壶舆地丛钞》，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版。
(40)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九。
(41)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六，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
(42)Васильев В．П．，Записка о восточных книгах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43)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Ч．1．С．19-20.
(44)АВПР，ф．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 Ⅰ-5,1840-1850,д．2，п．34，ч．Ⅰ，л．334-337．转引自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ч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Ч．1，С．20.
(4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二。
(46)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九。
(47)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第42页。
(48)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俄罗斯档”，载《文献丛编》第二十七辑，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出版。
(49)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九。
(50)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三，民国三二年汪兆铭序刊本。
(51)《淘金新法发明》和《贴斐叶楞齐数书》现为私人收藏，收藏者张铁弦曾撰文介绍，所以我们才得知该书的作者和具体内容。见张铁弦：“记1845年俄国所赠的科技图书”，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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