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榷》与《明通鉴》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鉴论文,国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人撰写的明史著作不下数十部，作为权威性的史书当推张廷玉主编的《明史》。而这是部奉敕编撰的官修史书，动辄忌讳，缺点不少，难以全面真实地反映明代尤其是明末的社会状况。因此，在研究明史时，参考私人著述就显得极为重要。本文拟对私撰的两部编年体明史著作——《国榷》和《明通鉴》作一比较研究，揭示出它们的异同和特点，以便人们更有效地利用这两部重要的史料。
一
有明一代，私人撰修国史之风盛行。嘉靖至万历年间，有邓元锡的《明书》，薛应旂的《宪章录》，郑晓的《吾学编》，陈建的《皇明通纪》以及稍后何乔远的《名山藏》等。明末清初易代之际，面对明朝的灭亡，满洲的入侵，许多明朝士民充满着哀怨，积愤于心，不吐不快，发愤写史以述先朝兴亡。《国榷》便是这个时代产生的一部杰出史著。
《国榷》的作者谈迁，“生平无他好，惟好书，故二酉五车，尽皆腹笥”①，“肆力于子史百家之言，尤谙列朝典故。”②谈迁在翻阅了众多史家著述之后，深感这些史书“拘忌文法，柱枝耳目，盲之诬，淑之短，赤之俗”③，存有许多缺点。尤令他气愤的是类似陈建《皇明通记》那类史书，见解肤浅，史实错误，观点荒谬，遗害不浅。同时，他在研读《明实录》的过程中发现某些记载并不完全可靠，甚至还有许多缺漏及掩饰之处，正如黄宗羲对《明实录》的评价那样：“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士奇）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多宦逆奄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尤勒惕厉，而太史遯荒，皇成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④。谈迁“窃感明史而痛之”，发誓要写出一部信史留传后世。他集群书，披阅采摘，一方面考诸皇明实录、宝训，以证《明实录》之是非；另一方面博稽诸家著作，订正群言。经过三十多年辛勤笔耕，终于“集海盐（郑晓）、武进（薛应旂）、丰城（雷礼）、太仓（王世贞）、临朐（叶向高）诸家之书凡百余种，苟有足述，靡不兼收，勒为一编，名曰《国榷》”⑤。明天启六年（1626年）初稿撰成后，谈迁继续收集史料，对原稿进行不断的修改和补充。不料，明朝灭亡后，《国榷》原稿被窃，谈迁不忍国亡史亦灭的悲惨结局，再一次投入全部精力进行《国榷》的重写，并前往北京查找崇祯朝的邸报，寻访故人旧事，补写崇祯、弘光两朝历史。“残编催白发，犹事数行书”，谈迁在有生之年终于写成了《国榷》这部内容丰富，首尾连贯的明代编年史。
《国榷》成书一百多年后，又诞生了一部私人撰写的明代编年体史书《明通鉴》。作者夏燮生活于清代中后期，这是个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已变得衰微不堪。鉴于国势陵替，许多仁人志士纷纷举起“经世致用”的大旗，号召人们从繁琐的乾嘉考据学的领域中走出来，把目光投向现实社会，以挽救危机日重的中华民族。他们大胆地闯入清政府严加控制的史学领域，尤其致力于明史的研究，希望通过对明季历史的研究，为清政府寻找一条治国之道，夏燮便是这些具有高度民族气节的学者之一。夏燮自幼便在他的父亲，清代著名学者夏銮的指导下研习传统经学。后来，他不仅精通音韵学，还“兼深史学，留意时务，持论宏通”⑥，即使在为宦地方之时，也是“公事暇，研心著述”⑦。夏燮一生勤于学问，著述颇丰，尤以史学成就为大。《中西纪事》、《忠节吴次尾先生年谱》、《明通鉴》便是其留给后代的史学著作。
官修《明史》被清政府视为圭臬，夏燮敢于对此书提出疑义。他在《与朱莲洋明经论修〈明通鉴〉书》中，将《明史》存在的问题归纳为十个方面，主要是：修《明史》者“半系先朝遗老，亡臣子孙，其中或以师友渊源，或因门户“嫌隙”，难以做到叙事公允，失实之处在所难免；编纂者摒弃私家著述，湮没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明朝历代《实录》多有失实之处，而修史者却未加详考，“率以窜改之实录阑入其中，殊非信史”；南明历史，《明史》缺而不书；《明史》还存在“叙事参错，而先后次第不明”等诸多问题。为此，夏燮认为：有明一代之事“非《通鉴》不足以经纬之”。于是，他倾注了“二十余年精力，实始于参证群书，考其异同，有疑则阙，择善而从，去取既明，然后敢下笔编次”，终于写成《明通鉴》。
谈迁初纂《国榷》，乃因明朝历代《实录》“作者非一人，繁简予夺之间，失得相伴”，而“野史家状……往往甲泾乙渭，左轩右轾”⑧，“见闻或失之竦，体裁或失之偏，记载或失之略，如椽阙焉”⑨。明亡后，他身谒明陵，继补明史，不忘故国之心，昭然可见。夏燮在《明通鉴》中，对有明一代的治乱兴衰，探本求源，全面展示了明代社会矛盾的发展过程，总结了明代兴亡的经验和教训，希望能为腐朽的清王朝提供治世之良策。二人写作目的虽不尽相同，但由于他们皆能发扬我国优秀的史学传统，客观公正地注视既往岁月，因而在他们的著作中所体现的求实求真精神，数百年来，一直熠熠生辉。
二
谈迁和夏燮在各自的著作中都投入了大量的心血，然而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写作目的不同，尽管同是关于明代的编年体史书，却是长短互见，各有千秋。
首先，谈、夏二人在史书的编纂体例上各有创新。
《国榷》全书共一百零八卷，卷首四卷综述各项制度，分为大统、天俪、元潢、各藩、舆属、勋封、恤爵、戚畹、直阁、部院、甲科、朝贡等门，为人们阅读《国榷》提供了一条条较为清晰的线索。这种卷首开列全书主要脉络的方法，是以往编年体史书未曾使用过的，它完善并丰富了编年体的编撰。而夏燮在《明通鉴》中既注意完整地记录历史，又能巧妙地将清政府所忌讳的史实编入史书之中。为了详细记载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的经过，而又避免过多地涉及元代史实，《明通鉴》则以《明前纪》的形式加以叙述，成为该书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凡此皆以元纪年，非关涉明者不书”⑩。《明通鉴》的第二部分《明纪》为全书的主体，记载了从洪武元年（公元1638年）朱元璋称帝至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的历史，整个明朝的兴衰治乱、政治经济无不囊括其中。1644年5月以后，隅居江南的南明政权仍坚持抗清，直到1661年才彻底失败，这段历史成为清朝统治者严加控制、禁止人们涉足的领域，夏燮则以《附编》的形式将其载入史册，“凡此皆取有关明事者书之，亦别为卷目”(11)，以清纪年，避开了清王朝的禁忌。《明通鉴》由《明前纪》、《明纪》、《附编》三部分组成，完整地再现了明代历史。夏燮对自己的这一创新颇为得意，称之为“前此《通鉴》未有之创例”(12)。
谈迁、夏燮二人十分重视对史料的考证工作，而夏燮考辨尤勤，他借鉴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的方式，将《考异》注于正文之下，成为一种叙事与考据并举的写史方法。这里试以谈、夏二人述考明初一大疑案——建文帝下落为例，以显现出二者考证工作的异同点。
在明人所著的众多史学著作中，靖难之役结束后，对建文帝的下落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对于这个扑朔迷离的案件，谈迁在《国榷》中载道：建文帝获悉朱棣进入京师的消息后，“徘徊无所出，乃火其宫，马皇后自燔死，……而上（建文帝）急时欲自杀”，在此危急关头，太监王钺取出了太祖高皇帝置放于奉天殿的铁箧，内有剃发器具、度牒等物。于是，君臣数十人皆发出逃(13)。谈迁的这种剃度出逃之说主要依据是《致身录》、《从亡随笔》等书籍的记载。谈迁同时还罗列了崔铣、王世贞、李维桢、冯时可、袁懋谦、郭子章、何乔远、顾起元、陈继儒、高岱、朱国桢、钱士升、史继阶等十三人所持的不同观点，由于缺乏进一步的考辨，难以令人信服。夏燮在《明通鉴》中则作以下记载：“上（指建文帝）知事不可为，纵火焚宫，马后死亡。传言‘帝自地道出，翰林院编修程济、御史叶希贤等凡四十余人从’”(14)。在《考异》中，夏燮详细地考辨了几种具有典型意义的说法：《明史稿》依《明太宗实录》所载，认为帝、后俱崩；官修《明史》预为逊国张本，惟云“帝不知所终”；《御撰通鉴纲目三编》、《御撰资治通鉴辑览注》则两存其说；至于时人的看法，更达数十百种之多；各家之言，“皆历历可考”，难以定夺。在这种情况下，夏燮“不曰‘自焚’，亦不曰‘崩’，仍从逊位为词，而逊位以后之事悉阙焉，庶几纪实存疑为两得之”(15)。两相比较，夏燮对莫衷一是的观点所进行的严密考证及留有余地的记载，应当比谈迁简单的定论高明得多。
其次，谈迁、夏燮二人都十分注意广泛地收集资料，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俩审慎取舍明季野史的态度。
喻应益在《国榷》序文中说谈迁“集诸家之书百余种”，以此足见《国榷》引用史料之广泛。吴晗先生在其《谈迁和〈国榷〉》论文中曾详细统计了《国榷》第一卷至第三十二卷所引书籍的作者，在这三十多卷中即达120余人，可见谈迁引用材料之丰富，以致《国榷》全书的字数比《明通鉴》多达一倍。《明通鉴》的史料主要来源于《明史》、《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兼采其他稗官野史数百种。对于那些被统治阶级称为“多所污蔑，不可尽据为实录”的数量众多的私人历史著作，谈、夏二人都很重视，在应用这些资料时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谈迁将收集到的各种史料互相校证，信者从之，不信者弃之。夏燮曾说：“谓野史不可信，则正史何尝无采自野史而折衷之者，安见登之正史遂无传闻之误乎？”(16)因此，对于野史中“事有鉴于得失，义有关于劝惩，虽稗官外乘，亦择而书之”，“择野史之确然可信者，参之《明史》及《明史纪事本末》等书，入之正文，而以杂采稗乘疑相参者，夹行注于其下”(17)，这就是《明通鉴》中的《考异》部分。关于甲申之变，由于“正史语焉不详，所谓殉难诸臣，亦多遗漏”，夏燮便“博采《北略》、《绥寇纪略》及甲申以后之野史”以书之(18)。在《附编》中有关南明史实的记载，他引用了计六奇的《明季南略》、钱澄之的《所知录》、王夫之的《永历实录》等多种私家著述，以求全面反映南明历史。
尽管谈迁和夏燮都知道众多的野史家乘之中，存有丰富而又宝贵的史料，也深知明季“野史如林，率多燕郢传讹之说”，且“明人恩怨纠缠，往往藉代言以侈怼笔”，因而在利用这些资料时都能坚持“芟其不可信者而信其所可信者”的态度(19)。总之，《国榷》和《明通鉴》的作者在引用史料、采摘史实时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再次，史论评论皆为谈迁和夏燮所长。两者相比，谈迁更能客观地评价明代历史人物、政治制度及历史事件，这与其保存一部明代信史的写作目的是分不开的。明朝江南的粮长制至中后期破绽百出，危害日深。谈迁大胆批评道：“近县令入觐，例粮长二人随之，其实从役代应也。国初，每里令役，大邑且四五百人，费于何藉？虽上不时召对，间有旌拔，然民劳已剧，不若休息于田里也”(20)。夏燮则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对粮长制的评价作为自己的观点。因他作为清政府的官员，是不敢，也不可能彻底反对《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的官方意见的。尽管如此，夏燮对许多史实还是有他独到的见解的。如《明通鉴》卷九论解缙道，“明之解缙，其才有似于贾谊，其得君有似于魏征”，然仅“以冗散之恣，改授御史”，“然而十年著述，冠带来廷，则太祖方欲老其才以为子孙之用，而岂知知人之难，仅得之于方孝孺而不免失之于解缙乎？”此种评价实为寓论于史，史论统一。夏燮自称《明通鉴》“取记事而已，固不敢操笔削之权”，用“义取简明，不主褒贬”的手法对历史事件“考其事之本未，则事之是非自见；听其言之公私，则其人之清流浊流自见”(21)。
又次，谈迁、夏燮继承了我国史学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并努力付诸实践。
黄宗羲在《谈孺木（迁）墓表》中曾赞扬谈迁“按实编写，不衔文采，未尝以作者自居”的写史态度。正是在直书思想指导下，谈迁在《国榷》中客观地记录了明太祖杀戮元勋宿将等官修史书所讳言的史实，并对《明实录》中那些开国功臣亡故的原因一一进行分析，指出了《实录》中的避讳之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极力掩盖祖先的真实历史，而谈迁在《国榷》中详细记录了满族的发展过程。如：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条目下有“女真野人头目阿哈出等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的记载(22)；永乐八年（1410年）八月条目下有“建州卫指挥使释家奴为都督指挥佥事，赐姓名李显忠”的记叙(23)，而释家奴则为阿哈出之子；十二月条目下又有“设兀烈河、朵儿必河、木里吉、卜鲁、兀乞塔河五卫”的记录，而这五卫所管辖的民众则为“女直野人”(24)，这些珍贵史料，道出了满洲祖先原为明朝附属的历史真象。夏燮在写《明通鉴》时，有关明史的资料已被大量发掘整理出来。他在《明通鉴·附编》中如实地记录下为清廷所严禁触及的史实，也表现了敢于秉笔直陈的气魄和胆识。夏燮多次强调“直书其事而得失劝惩寓焉”。他在《明通鉴》中引述了雍正皇帝评价史可法的上谕：“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25)，全面叙述了史可法在弘光朝的活动及史可法在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致清睿亲王多尔的书信。此外，还大量记录了许多南明忠臣及抗清义士的反清之举，甚至对官修《明史》不为抗清义士张煌言立传提出批评：“（张）煌言之受命于杭城，与文信国（天祥）之就刑于西市，先后同揆，而《明史》不为之立传，宁毋贻刘道源失之瞠目之讥乎！”(26)寥寥数语，实、识均在其中了。
在浩如烟海的明代史籍中，《国榷》与《明通鉴》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洋洋洒洒几百万言的《国榷》所含内容十分丰富，尤详于明清易代之际及满族之祖先建州史实，后人在研究满洲的兴起及清军入关前后等诸多历史问题时，不能不参考《国榷》。夏燮坚持“年经事纬，此史例之大纲”的写史原则(27)，对每一个历史事件都详考其时间先后。同时他身为清政府官员，又有条件收集到大量的诏令、奏折、文书等原始资料。因而，《明通鉴》中关于明代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军事等各项制度的记载可信度较高，为后人研究明代的典章制度提供了宝贵资料。
注释：
①谈迁《枣林诗集》附录，钱韩伟《谈孺木先生传》。
②④黄宗羲《梨州遗著文集》卷三《谈君墓表》。
③⑧《国榷·自序》。
⑤⑨《国榷·俞应益序》。
⑥《清儒学案》卷一五五。
⑦《当涂乡土志》卷二。
⑩(11)(12)(15)(21)(27)《明通鉴·义例》。
(13)(20)(22)(23)(24)《国榷》卷十二、九、十三、十五、十五。
(14)《明通鉴》卷十三。
(16)(17)(18)(19)夏燮《与朱莲洋明经论修〈明通鉴〉书》。
(25)(26)《明通鉴·附编》卷一下、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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