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的乡土与真实的身体——对近期小说中方言写作的一种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土论文,方言论文,身体论文,近期论文,真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6）03—0226—05
一、虚拟的乡土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以方言写作的小说颇引人注目，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李锐的《旧址》、《无风之树》、《银城故事》，莫言的《檀香刑》，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何顿的《我们像葵花》、《就那么回事》、《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方方的《出门寻死》，等等。这些文本中明确而独特的马桥、银城、高密东北乡、耙耧山脉、武汉或长沙，总是带着虚拟的成分。在某种意义上讲，与其说它们是现实的存在，不如说是作者文化立场的彰显。
就像魏微的《异乡》中所写到的江西吉安那样，这个小城原有的恬淡个性和乡土情调早已在新一轮的城市建设中消失了。现在，面目模糊的吉安与别的城市没有区别，一样的高楼大厦，一样的审美标准和发展目标，吉安就是中国现阶段城市的缩影，中国现阶段的城市都是吉安。[1] 家园湮灭在缺乏想像力的建设狂潮中，高度相似的结果是记忆的虚妄、家乡的虚妄，那些独特经验的虚妄，个人的情感、记忆该向何处寄托呢？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一些作者吁求差异。吁求的结果就是作品中那些虚拟的“这一个”，就是作品中对生活形态和语言形态的独异性的渲染。
但是，现实中的城市和乡村被绑在“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的战车上，差异往往是速度的差异而并不是方向的差异，是程度的差异而并不是取向的差异。在趋同的年代，个性很难维持。
方言总是跟地域联系在一起的，与某个特定的空间以及这个空间中人们物质形态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当代，“地域”也的确经历了一个浮出的过程。建国初期，“中央”不仅是政治的，也是地缘的，是地理实体的。“中央”以外的地方则是一种无特色的行政区划，或仅仅是根据经济规划形成的不同经济方阵，如重工业基地、轻工业基地等等。这种状况随着经济改革而开始松动，首先是南方的深圳、广州等地作为经济上的强势者开始寻找自己的文化地位，具体表现为粤语及粤语文化对粤语圈以外地方的侵入和渗透。随之，上海也积极挖掘、重塑自己的城市历史与记忆。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对城市性格的塑形作用充分表现出来，从苏青、张爱玲到程乃珊、陈丹燕、王安忆，她们的作品力图呈现上海这个城市的风情与底蕴。此外还有扎西达娃的西藏，方方、池莉笔下的武汉，迟子建文中的漠河，情景喜剧中的东北，方言电视剧中的四川或重庆，等等。各个地方都在积极地寻找自己的声音、定位自己的文化形象。
但是，现实中另一个更加强大的倾向是经验的趋同和差异性的逐渐丧失，而作者们那么极力写出一个不一样的城市或乡村，可能恰恰是要以此来与现实中的这种趋势抗衡。
在今天，人们的时空经验发生了变化，媒介改变了我们的视野，改变了我们经验的来源和体验的方式，新闻成为这个年代突出的一种叙事方式，它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经验以及我们对于世界的判断和想象。在媒介传输的画面与讯息中，地理上的空间距离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无论文本中的上海，还是画面中的北京，抑或是情景喜剧中的东北，都成为人们共同的消费对象，在这种消费过程中，地域被拆散、肢解为一些浮光掠影，方言也成为一些可供把玩或戏谑的零碎词句。
二、身体在方言中的出场
在这个虚拟出来的独特空间中出场的是身体及身体的处境，那些细微而又真实的，尚未被公共话语涂抹和磨损的成分。
身体总是个体的、当下的、瞬间的，带着欲望、残缺、期待与局限。身体并不仅仅是一种物理实体，“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2]。
在中国当代语境中，身体的出场与日常生活的浮出有关。在高度政治化的年代，日常生活的停滞、重复意味着某种落后甚至反动的色彩，必须接受改造，必须被组织和提纯，现实生活的价值在于它是通往理想“未来”的一个阶段，个人的小事小情被公共话语、公共理想覆盖。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生活的剧烈震荡，理论界对现代化的反思，这些都使得时间进化的神话变得可疑，那种相信世界会由理智牵引着逐步走向胜境的信念遭到质疑，对未来无保留的乐观态度也受到挑战。另一方面，新的社会分层以及在新体制下个人命运的戏剧性颠簸也使得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公共理想转到日常生活。消费意识形态将超越性价值悬置，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转向实用，公共理想弱化为公民道德的约束。广告在开发、培育越来越多的欲望，情节剧在提供成功人生的样板。“百姓身边的故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纪录片、贺岁电影，它们一方面将平凡的人生传奇化，一方面将传奇平凡化，而后者是更加根本的。日常生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被凸显也使得个人的身体、欲望、局限成为关注对象。
《檀香刑》含有一种近于“传奇”和“秘史”的成分，但是作者想要刻画的却是高密这个地方的调子和气息。不仅作为情节主线的酷刑是在对猫腔的大段渲染中完成，而且很多章节的题目就直接突出了语言的不同形式、不同的语调和语音姿态，比如“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钱丁恨声”、“赵甲道白”、“眉娘诉说”、“孙丙说戏”、“小甲放歌”、“知县绝唱”。眉娘的浪语和诉说是高密的，猫腔是高密的，相对于眉娘的浪语和孙丙的猫腔，知县的文言就只是隔靴搔痒的外来货了。
从情节上讲，方方的新作《出门寻死》讲述的是武汉一个普通中年女人因为生活不如意而寻死，但恰恰又因为生活不如意，有太多需要她竭尽心力方能维持之处，所以死也成了一件过于奢侈而不可得的事情。在这个情节框架之内，小说也是一场不同风格的语言的汇集。
何汉晴是武汉这个城市中的平常人、粗人。从个人的生命历程来讲，她上小学就赶上“文革”，中学一毕业就下乡，下乡回来进工厂当工人，后来是没有浪漫色彩可言的恋爱婚姻，再后来是自己下岗，丈夫下岗，孩子上大学。从空间坐标来讲，她生活在汉口一条普通街道，那里绝不是城市中富丽繁华的处所，邻居也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小市民。所以，她的语言来源是这个城市中沾染着尘埃的部分，是粗糙、未经打磨的口语，是从工厂、菜市场中磨砺出来的，而不是从书中汲取的。在小说中，何汉晴的话与她婆婆的话、女记者的话形成了不无幽默的对比。婆婆是退休教师，总以文化人自居，所以她的语言文绉绉的，虽然也有口语的痕迹，但却是书面语化了的口语；女记者的语言则更加模式化，干燥教条却又非常标准，与当事人的身心感受极其隔膜。“这个时候，何汉晴常常会恨那些读书读得多的人。他们说话从来都不直白，每一句甚至每一个字，都拐着弯抹着角，看上去像是飘过来的丝绸或是彩带，后面隐着大刀或是辣椒粉却都说不定。何汉晴在外面买菜买肉时，也常会跟人发生冲突，对方不管说什么，都一是一，二是二，捅娘骂老子，清清白白。有理就大声吵，没理也骂几句出出气，然后走入。完了事，也不会觉得心里不爽快，只当是锻炼身体，活动心肺。可是，那些以为自己有文化的人呢？你总是连他说什么都难得闹清，吵起来也不晓得从哪里下口，那又怎么个吵法呢？”[3]
何汉晴的“烦”在小说中真正是身心的疲惫与厌倦，是心理的“堵”与生理的“堵”（便秘）。小说以她的感受和声音出发，从她的生理和心理出发，并不避讳一些粗俗、粗糙的词语。那样的语言（词汇、语调）是和她的生活、她的环境、她的生理相互造就的。她的声音也是粗粝的，她的声带可能就是被这些词汇和音调造就成现在这种粗糙的形态的；同时，那些方言俚语可能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口中说出来才最见其本来的味道，既有特定地方的特定生活，同时又带着无论哪个地方都大同小异的日常生活的烟熏火燎。但是，语言并不是《出门寻死》的目标，并不是它的最终指向，语言、方言、地域最终是一个载体，承载的还是当年被归结为“新写实”的那些精神和意趣，从这一点来讲，它并不新鲜。
《受活》中的“身体”一方面是借着那些非常感性和物质化的语音、语调、词汇（尤其是那些语气词——“哟”、“哩”、“嘛”等等）得以确立自己的形象，获得自己的血肉与呼吸；另一方面，“身体”也进入了词汇，使一些普通名词变得个人化、肉身化、故事化。小说对“大孪胎”这个词语的解释如下：
在耙耧山脉，超过双胞胎的都称大孪胎，或说多孪胎。农历戊午年的乙丑末月中，耙耧山脉并没什么异常，世界上也没什么异样，除了北京那儿开了一个盛会外，世界还是那个老世界，可是那个会，被后来的电台、报纸说得非非凡凡，和二十九年前的一个己丑年份中，毛泽东宣布了一个国家成立样。那会议历时五天，从甲寅日直到戊午日。可就这段时日里，受活的菊梅要生了。她的肚子大得如了一面鼓。……四胎都是女儿，这就是耙耧山脉远近闻名的大孪胎——四胞女，大的叫桐花，老二叫槐花，老三叫榆花，老四叫了幺蛾儿，也叫四蛾子。
方言中的普通名词在此与个人的故事相联系，恰恰是因为故事的个体化才赋予了这些普通名词血肉、生气。这一点不同于用抽象的普通话写作的作品，在抽象的普通话中，词语本身没有身世和故事，也无须解释。在那个虚构的耙耧山脉中的受活庄，一个词语的存在、对一个词语的理解都伴随着身边的故事。词语是因为人和人的故事才存在、才活着。人的活着、存在也是由这些跟他们自己有关联的词语来加以界定。
上述对“大孪胎”的释义中还包含了受活庄人对时间的感知方式。一个在遥远的北京以会议的形式奠定了其重要性的年份（一九七八年），一个在政治、历史中无比重要的时刻，被视为民族重要转折点的时刻，被后来的电台和报纸反复提及的时刻，在耙耧山脉的受活庄却意味着一个孕妇生育了远近闻名的四胞胎的日子，是这个女人“尖厉剌剌的哭声”和她刚降生的女儿们的哭声给这段日子打上了标记。
三、方言何为
那么，这些方言写作的小说究竟有何意义？在这些书写中，方言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被委派了什么任务，寄予了什么样的希望？
回到我们生活的当下，在快速变更和不断求新的旗帜下是经验的趋同，而经验的趋同中最根本也最深入的是语言的趋同。语言的趋同其实正是一种简化和过滤，是对“平均数”的屈服。“世界的一体化，意味着本有特征的消失，方言的死亡，差异的寿终正寝，意味着操场上连长嘴里喊出的‘一二一’，以及鲜活的感性缩减为干巴巴的、号称为理性的方程式以及电脑键盘上的符码。”[4] 为了被更广泛地接受，实际上我们可能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平均化了，翻译的过程不仅存在于不同语种之间，同时也存在于不同方言之间。我们的许多经验是不是因此而变形、简化甚至是被忽略了？我们是否可以期待通过方言在纸面上的流通来重建公共话语之外的话语，记忆公共经验之外的经验？
在阎连科的《受活》中，对“受活”这个词的解释是：“北方方言，豫西人、耙耧人最常使用，意即享乐、享受、快活、痛快淋漓。在耙耧山脉，也暗含有苦中之乐、苦中作乐之意。”可以说，在这部小说中，“受活”是对整部小说具有统摄作用的一个关键词，同时它也是理解耙耧山脉这一方水土的入口，这个词以及它的使用包含了耙耧山脉村民们对于生命的感受和理解。同样，《檀香刑》中的猫腔也是如此，“你不听猫腔，就不了解俺高密东北乡；你不知道猫腔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俺们高密东北乡人民的心灵”。这是小说主人公孙丙的道白，其实又何尝不是作者的态度，不然，莫言为什么在文本中不断地回到他的高密东北乡，并且极力地渲染猫腔？
李锐的《银城故事》的对白部分则是不经修饰的四川话：“我们啥子苦都吃得，啥子罪都能受起，只要长官肯收下，砍脑壳都要得！六弟兄砍两个脑壳还有四个留起在家里装饭！”“啥子”、“二天”、“要得”、“啷个”、“安逸”，还有在动词或副词后面运用灵活的“起”，其含义虽然可以用普通话解释，但其韵味的确是难以用普通话转译的。
这是普通话之外的一种语言经验，与当代文学中常见的极端书面化语言或者译文化语言不一样的，后者非常抽象。当然，抽象也有抽象的力量，但是，在这之外，的确还应该有其他的语言形态。这种语言也为我们呈现出另一种生命感觉，这种生命感觉是从语言的色彩、质地、语调、语气、语法等方面传递出来的。它们站在纸面上，却不只是文字，还有声音，还带着说话人的表情、心情，它们和生活本身纠结在一起，带着泥土或街道的气息。
“这一百多年是方块字的文学变化最巨大、最深刻的一百年……我们不但改变了自己的时间观念，改变了自己的空间观念，改变了自己的价值伦理观念，也改变了自己的审美观念，我们是从里到外地改变了自己。‘天下’已不再是以前的‘天下’。‘中国’已不再是以前的‘中国’。家园已不再是以前的家园。方块字的文学也永无可能再是屈原、曹雪芹曾经熟悉的模样。在这场巨大变化的背后隐藏了一个普遍的危机：那就是当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世界化’、‘全球化’的同时，人们的内心却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窄，在那个别人给定的世界化、全球化的标准之外，几乎别无一物。”[5]
从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焦虑，这种焦虑针对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汉语的地位和处境，汉语的变异，汉语写作的艰难。在某种意义上，方言的处境与汉语在世界上的处境具有某种同构性（英语是世界的普通话，而汉语则是处于弱势的方言）。从逻辑上讲，想要切实地进入汉语，切实地进入当下的生存，方言就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因为方言中有更多的信息，有更接近于原生态的生活质地、色彩和硬度。无论是李锐的还是何顿的或者阎连科的作品，主人公的话如果改造成普通话，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那种力度，那种丰富，同时也会丧失那份鲜活。可以说，方言是他们进行汉语写作的一个支点，就像他们的长沙、银城、高密是他们想象和体验中国生活的一个支点一样。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所谓‘共同的语言’，永远是人类一个遥远的目标。如果我们不希望交流成为一种互相抵消、互相磨灭，我们就必须对交流保持警觉和抗拒，在妥协中守护自己某种顽强的表达——这正是一种良性交流的前提。这就意味着，人们在说话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词典。”[6] 在妥协中守护自己某种顽强的表达，带上一本自己特有的词典，这可以视为本文论及的作者的共同态度与追求，而他们用方言写作的目的正在于彰显这样一种生命感觉与文化立场：书写可以是对个人经验的一种拯救，是对“平均数”的反抗，对简化的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