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的群体性唱和——“苏门”晚期交游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期论文,群体性论文,时空论文,苏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6)01-0093-(06)
以苏轼为核心、“四学士”、“六君子”为骨干的“苏门”是我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人群体之一。在北宋中后期新旧两党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苏门”文人同升并黜，政治的风云变幻对群体的交游产生了巨大影响。元祐九年(1094)四月改元“绍圣”，新党再度执政。苏轼远谪岭南，“苏门”成员或遭贬，或外任，一时间风流云散，阻隔他们的不仅仅是空间的距离，更加上残酷的政治迫害。元祐年间济济一堂的频频雅集不复再现，熙宁元丰间较为常见的小型面晤日渐稀少，就连通信往来也变得十分艰难。然而，“苏门”的交游活动却并未因此而戛然中断，在历经初期的个别交往与中期的群体活动两个重要阶段后，个人对群体核心的依附感、成员之间的友谊感以及与隶属群体相关的其他共同化倾向，即所谓的“我们感”[1] 304已十分明确，相互的交往与联系对他们来说，不只是理性的追求，更是发自内心的情感的渴望。面对剧变的客观环境，艰难岁月里，他们依然设法保持精神的联络、心灵的沟通。直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前后，随着秦观、苏轼、陈师道、黄庭坚等人的先后逝去，“苏门”作为一个群体才逐渐消亡于岁月之流中。尽管到“苏门”交游晚期，成员之间的现实联系十分稀见，代之而起的主要是隔绝环境里的独自追忆，但此时仍有几次重要的群体性唱和活动颇为值得关注。可以说，这些跨越时空的群体性唱和正是“苏门”后期存在的显著标志。
一、“苏门”晚期群体唱和事例考述
(一)秦观《千秋岁》
秦观是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其《千秋岁》(水边沙外)创作时间、地点与创作意图自宋代以来即有两说：一为绍圣二年(1095)监处州茶盐酒税时游园怀旧之作；一为绍圣三年徙郴州过衡阳时赠孔平仲之作。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校注本调和以上两说，以为先作于处州，绍圣三年至衡阳时写赠孔平仲。王水照先生《“苏门”诸公贬谪心态的缩影——论秦观〈千秋岁〉及苏轼等和韵词》一文，对此三说各加辨析，并对后两说予以修正、补充，认为“秦观《千秋岁》词原系别有所赠(张舜民是极有可能的人选)，至绍圣四年他赴横州途经衡阳时重又写赠给孔平仲”。总之，无论最初的创作动机与具体时间地点如何，自其问世之日起，“由于词的特定内容，在政治大清洗的背景下，这首词超越了规定接受对象的局限，从个别到一般，赋予了更广泛的意义和作用。它作为某类贬谪心态的艺术载体，拨动了元祐党人的心弦，演成了词坛上此呼彼应、相互唱酬的动人景象”[2] 117。
从现存资料来看，当时参与唱和的有孔平仲、苏轼、黄庭坚、李之仪、惠洪等五人。其中苏轼为“苏门”核心，黄庭坚、李之仪为“苏门”重要成员。
苏轼次韵词约作于元符二年(1099)贬居海南时期，距秦观之作已有三四年。《能改斋漫录》卷十七载：“其后东坡在儋耳，侄孙苏元老因赵秀才还自京师，以少游、毅甫所赠酬者寄之。东坡乃次韵，录示元老，且云：‘便见其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之意。’”
苏轼得见秦、孔二词虽由元老转寄，然次韵之时，秦观编管雷州，隔海相望，“每有讽咏，辄自作书，因便寄琼州。”[3] 苏轼《佚文汇编》卷五《书付过》亦云：“有至雷州者，递至少游所惠书诗累幅。”元符三年六月，二人又曾相聚海康。则其次韵之作很有可能寄示秦观，或亦有道义相勉之意。
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其次韵词① 则作于崇宁三年(1104)贬宜州途中，距秦观之作已八九年，距秦观去世也已近四年，词前小序曰：“少游得谪，尝梦中作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于藤州光华亭上。崇宁甲申，庭坚窜宜州，道过衡阳，览其遗墨，始追和其韵。”
其词“先叙同官之乐，后言长别之悲，结句极沉痛”[4] 227，主要抒发悼念之情。
李之仪早在元丰三年(1080)苏轼谪居黄州时就曾一再致书请列门下，元祐八年(1093)，苏轼知定州，辟之仪为掌机宜文字。他与黄庭坚、秦观、张耒、李廌、陈师道等皆有唱酬，为“四学士”、“六君子”之外又一重要的“苏门”成员。他的次韵词作时不详，所表达的乃是在“地偏人罕到”、“沉沉音信断”的孤独处境中对远方师友的深刻追怀，创作时间当不迟于元符三年。
这次围绕秦观《千秋岁》而展开的次韵活动，包含着酬答与追和两种形式，创作地点各个不一，时间跨度长达八九年。可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群体性唱和活动。
(二)壶中九华
壶中九华，是湖口人李正臣收藏的一块怪石。围绕此石，自绍圣元年至崇宁元年(1102)，苏轼与“苏门”成员先后写作了五篇诗文作品。首倡是苏轼。
绍圣元年六月，苏轼南迁过湖口，见李正臣所蓄异石，心甚爱之，名曰“壶中九华”，并赋诗。其时苏过侍父南行，苏轼命其继作，即今《斜川集》卷二《有湖口人李正臣蓄异石，广袤尺余，而九峰玲珑，老人名之曰壶中九华，且以诗纪之，命过继作》。
苏轼父子之作，仅为题石而写，并无深意。然此石既经苏轼品题，即已有苏轼情感与意识的投射与附丽，遂成为一时传奇。至元符二年(1099)晁补之贬信州，舣舟石钟山下，“寺僧言壶中九华奇怪”[5]，然而窜逐途中亦无暇探访。其时补之与苏轼已多年不相闻问，可以想见此事在他心中激起的追怀之情。元符三年七月补之遇赦北归，“至寺下，首问之，则为当涂郭祥正以八十千取去累月矣”(同上)。石既不可见，却有幸一览苏轼《壶中九华诗》手迹，亦是经年暌隔之中一件乐事，故作《书李正臣怪石诗后》。补之题跋之时，苏轼已在北归途中，因而文笔轻松，语气诙谐，其末曰：“东坡先生将复过此，李氏室中崷崪森耸，殊形诡观者尚多，公一题之，皆重于九华矣。”(同上)
建中靖国元年四月，苏轼北归再过湖口，访壶中九华不得，赋《予昔作〈壶中九华〉诗，其后八年，复过湖口，则石已为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韵以自解云》(《苏轼诗集》卷四十五)。诗歌语虽旷达，亦含有些许今昔之感。
而感慨尤深的当为黄庭坚崇宁元年所作《追和东坡壶中九华》(《山谷内集诗注》卷十九)，诗前有小序：“湖口人李正臣蓄异石九峰，东坡先生名曰壶中九华，并为作诗。后八年，自海外归，过湖口，石已为好事者所取，乃和前篇以为笑，时建中靖国元年四月十六日。明年当崇宁之元，五月二十日，庭坚系舟湖口，李正臣持此诗来，石既不可复见，东坡亦下世矣。感叹不足，因次前韵。”
这次唱和活动，时间延续九年，地点却无更变。时空交错间，不仅有荣衰之变，亦有生死之隔，无限沧桑之感，随之递增。
(三)和陶《归去来兮辞》
苏轼《和陶归去来兮辞并引》，作于元符元年三月。其时谪居儋州，“怀西南之归路，梦良是而觉非”，遂作此篇，“均海南与汉北，挈往来而无忧”，藉以自解，安顿心灵。和辞既出，“苏门”诸人皆从而和之，“陶渊明纷然一日满人目前矣”[6]。政和元年李之仪曾作《跋东坡诸公追和陶渊明归去来引后》，追述这一次影响深远的群体唱和活动之始末：“东坡平日自谓渊明后身，且将尽和其诗乃已。自知杭州以后时时如所约，然此语未尝载之笔下。予在颍昌，一日从容，黄门公遂出东坡所和，不独见知为幸，而于其卒章始载其后身尽和平日谈笑间所及。公又曰：‘家兄近寄此作，令约诸君同赋，而南方已与鲁直少游相期矣。二君之作未到也。’居数日，黄门公出其所赋，而予辄与牵强。后又得少游者。鲁直作与不作未可知，竟未见也。张文潜、晁无咎、李方叔亦相继而作。三人者虽未及见，其赋之则久矣，异日当尽见之。”
从跋文可知，这次唱和不完全是自发性活动，而是由苏轼、苏辙倡导的。其次，以当时李之仪见闻所及，从而和之者有苏辙、秦观、张耒、晁补之、李廌及之仪本人。而之仪僻居当涂，其所闻见仍很有限。据晁说之《答李持国先辈书》载：“建中靖国间，东坡《和归去来》初至京师，其门下宾客又从而和之者数人。”
建中靖国元年，李之仪跋文所及诸人，仅张耒、晁补之曾短期供职京城，而两人之作皆在其后(详下文)，则可推知晁说之所说“其门下宾客又从而和之者数人”，当不包括上述诸人。晁说之书又云：“参寥忽以所和篇视予。”
可知道潜亦曾有作。合李、晁二人之说，至今可以考知的和作者共八人：苏辙、秦观、张耒、晁补之、李廌、李之仪、道潜。其中李廌、道潜和作今不见。
今存五篇和作中，作时最早的是秦观《和渊明归去来辞》(《淮海集》卷一)。秦瀛《重编淮海先生年谱节要》元符三年庚辰载：“先生既别(苏)公，无何被命，复宣德郎，放还，于是作《归去来兮词》一篇。”
其得见苏轼和辞或在本年六月二人相聚海康时。秦观之作感怀身世多艰，故语多悲慨。
苏辙《和子瞻归去来词并引》(《栾城后集》卷五)，作于建中靖国元年十月。词前序引：“昔予谪居海康。子瞻自海南以《和渊明归去来》之篇要予同作。时予方再迁龙川，未暇也。辛巳岁，予既还颍川，子瞻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遂没于晋陵。是岁十月，理家中旧书，复得此篇，乃泣而和之。盖渊明之放与子瞻之辩，予皆莫及也。示不逆其遗意焉耳。”
见邀于元符元年兄弟隔海相望之际，和作于死生契阔之时，弥漫全篇的是对兄长的无限追思。
据前引《跋东坡诸公追和陶渊明归去来引后》，李之仪得见苏轼之作，或在元符三年苏辙初归颍昌之际，其时尚未闻秦观死讯，故曰“南方已与鲁直少游相期”云云。而之仪作《次韵子瞻追和归去来》(《姑溪居士后集》卷十三)，当与苏辙同时，即建中靖国元年秋冬之际。其主旨与陶渊明原作相类。
乔力《晁补之年谱简编》系补之《追和陶渊明归去来辞》(《鸡肋集》卷三)于崇宁二年至大观三年废退金乡期间。又其辞前小序曰：“辞长而歌短，歌有和辞无和也。言语文章随世随异，非拟其辞也，继其志也。作者七人矣。”
作者七人当指“苏门”追和者，见其所作为晚，具体时间难以详考。
张耒《和归去来词》(《张耒集》卷五)序云：“子由先生示东坡公所和陶靖节《归去来词》及侍郎先生之作，命之同赋，耒辄自悯其仕之不偶，又以吊东坡先生之亡，终有以自广也。”
这篇小序提示了创作时间与创作主旨。张耒于建中靖国元年冬自颍州移知汝州，正月望夜宿襄城古驿亭，时苏辙居颍昌，张耒此时当往拜谒，苏辙遂以苏轼及自己所作《归去来词》示之。故张耒之作或在崇宁元年。
(四)东坡过岭
在宋代一般官员心中，大庾岭有着特殊的含义，一旦贬官岭表，不仅意味着政治生命的消歇，环境的凶险恶劣对于自然生命的存在也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少有北还的希望。绍圣元年九月苏轼以59岁高龄经大庾岭赴惠州，度过长达七年的岭海贬谪生活，于建中靖国元年正月重登此岭，北归中原。这对苏轼及“苏门”成员而言，实乃特大喜事，围绕此事共发生了三次唱和活动：
1.苏轼《赠岭上老人》(《苏轼诗集》卷四十五)
《独醒杂志》载：“东坡还至庾岭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问从者曰：‘官为谁？’曰：‘苏尚书。’翁曰：‘是苏子瞻欤？’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佑善人也。’东坡笑而谢之，因题一诗于壁间。”
苏辙、道潜皆有次韵代老人答。苏辙《子瞻赠岭上老人次韵代老人答》，见《栾城后集》卷二；道潜《次韵代岭上老人答》见《参寥子诗集》卷二。
2.苏轼《过岭二首》(《苏轼诗集》卷四十五)
苏轼在大庾岭上作《过岭二首》，此诗既出，次韵者云集。如苏辙《和子瞻过岭》(《栾城后集》卷二)、李之仪《次韵东坡还自岭南》(《姑溪居士文集》卷四。按：此诗亦见李廌《济南集》卷四)、道潜《次韵东坡居士过岭》(《参寥子诗集》卷十)。此外，李之仪尚有《跋东坡大庾岭所寄诗》(《姑溪居士文集》卷三十八)述苏轼“自海外归，至大庾岭上作二诗见寄”，其末云：“临卷慨然，几至流涕。”与上述诸篇不同的是，跋文当作于苏轼逝世后。
3.张耒《闻子瞻岭外归赠邠老》(《张耒集》卷十五)
诗题所及邠老，即潘大临，苏轼谪黄时尝从游。张耒《东坡书卷》(《张耒集》卷五十四)曰：“予与邠老皆苏学士徒也。”又黄庭坚《书倦壳轩诗后》(《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七)亦云：“潘邠老早得诗律于东坡，盖天下奇才也。”李之仪随后亦作《和张文潜喜东坡过岭》(《姑溪居士后集》卷三)。
上述三次唱和围绕同一事件，涉及苏轼、苏辙、张耒、道潜、李之仪、潘大临五人。今存诗11首。时苏辙、李之仪同在颍昌②。张耒于元符三年秋离黄州赴知兖州，岁暮召还，为太常少卿，其闻苏轼渡岭并作诗当在汴京。道潜于绍圣三年编管兖州，徽宗即位诏复服落发，元符三年冬“去鲁还吴”尝与陈师道会于徐州[7]，则建中靖国元年春尚在还吴途中。唯潘大临仕履不详。这批诗作唱和时间较为集中。与当时政治气氛相对缓和、联系较为便利有关。此外，相关之作尚有：
李彭《何生复用涂字韵喜予从东坡游作三篇见寄次韵答之后篇简刘壮舆》(《日涉园集》卷六)，诗曰：“峤南将成金匮书，喜又赐环香拂途。万钉围腰乃为祟，惯作臞仙多枯槁。”(其一)为苏轼的归来而欢欣鼓舞。
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三首》(《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四)其一，其辞称述苏轼一生升沉起伏，而其德“未变于初尔”，当其千里北归，“九州四海，知有东坡。东坡归矣，民笑且歌。一日不朝，其间容戈。至其一丘一壑，则无如此道人何！”
二、“苏门”晚期群体唱和的特征与意义
从以上考述可知，这一时期的群体性唱和，往往不是发生在同一时地。或同时而不同地，如有关东坡过岭的唱和；或同地而不同时，如有关壶中九华的唱和；更多的时候则是时地俱不相同，时间上的差异甚至可以达到十年之久，而且大多带有追和的性质。这就完全有别于元祐时期的频频雅集中所产生的以面对面互动为形式的诸多唱酬活动，亦与元丰乃至元祐时期的异地唱酬不尽相同。在“苏门”前期与中期的群体唱酬中，唱酬者之间始终具备一种现实的互动关系，彼此间能够及时得到信息与情感的交流与反馈。雅集时的交流不必说是极为迅捷的，异地的唱酬亦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阻隔。原唱大多是由作者本人寄赠，唱酬者亦会迅速地将和作寄与原唱者，在往复的交流中促进双方的理解与心灵的沟通，进而获得审美的认同。在此情形下，唱和总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段里完成，作品传递的过程亦可清楚地寻绎出来。而在后期的群体唱和中，互动的关系已经隐退，主要依靠的是内在的精神一致性。由于信息传播遇到诸多障碍，唱和的完成往往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至唱和最后完成，彼此也无法共同分享作品。如黄庭坚唱和《千秋岁》与《壶中九华》时，秦观、苏轼均已去世，又如在建中靖国元年前后的《和陶归去来》的唱和中，参与者之一李之仪直到政和元年也没见到晁补之、张耒、李廌的和作。
因此，“苏门”晚期的唱和，既有别于西昆诗人就同一题材各骋才华，也不同于当年欧阳修等人和王安石《明妃曲》时各就昭君事件发表议论，甚至与“苏门”自身元祐年间的唱酬也有着明显的差异。“苏门”晚期的群体唱和体现出一种纯粹的此唱彼和的心灵共鸣，不带有交际应酬色彩，故本文称之为“唱和”而不是“唱酬”。这直接影响到题材的选择。以往的文人唱和，多为咏物、咏史以及花朝雨夕流连光景之作，即以“苏门”文人的创作而言，元祐时期的唱和在题材选择上“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以读书、作诗、书法、绘画等等为中心的精神文化活动成了诗歌的主体，琴、棋、书、画、纸、笔、墨、砚、金石古玩等等人类智力活动的文明产物在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8] 191。但是这一特点不显于晚期的群体唱和之中。从上文的考述可知，四次唱和仅一次围绕李正臣所藏怪石展开，而涉及的五篇作品除苏轼首作与苏过和作为题石咏物外，晁补之、黄庭坚乃至苏轼八年后自和前韵之作，其着眼点皆不在对石的玩赏品鉴，而是与之相关的人事沧桑。至于其余三次唱和则无不抒发新旧党争中个人乃至群体最深沉的情感律动，体现了“苏门”文人乃至元祐党人在这一时期的共同思想感情。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烈的今昔盛衰之感。元祐时期是每一位“苏门”文人人生历程的黄金时期，诱人的政治前景展现眼前，志同道合的师友济济一堂、其乐融融：“秦少游、张文潜、晁无咎，元祐间俱在馆中，与黄鲁直为四学士，而东坡方为翰林。一时文物之盛，自汉唐已来未有也。”(惠洪《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七)
在这一文化背景下，“苏门”文人雅集频仍，游宴不断，随意、自然、优雅、诗意的生活，成为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然而，“绍圣绍述”将这一切彻底摧毁，群体命运急转直下，在前途黯淡、离群索居之际，今昔盛衰之感涌上心头。《千秋岁》的唱和即是这一心理感受的集中表现。秦观原唱通过春景的今昔对比表现出抚今追昔的情感导向，同门的唱和不论是苏轼的“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或是黄庭坚的“苑边花外，记得同朝退”，还是李之仪的“叹息谁能会？犹记逢倾盖”，无不体现出对元祐盛游生活的深深追忆。
第二，同门师友间忧喜与共之情。人生志趣的相投，政治观点的相似，使“苏门”文人在长期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这份情谊不因形势的剧变、环境的险恶而稍有更变。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他们无时无刻不密切地关注着彼此的信息。因此，东坡过岭的喜讯随着诗篇传遍各地，立即引来众多的唱和：张耒高歌“今晨风日何佳哉，南极老人度岭来！”(《闻子瞻岭外归赠邠老》)，李之仪揣想“重见门生应不识，雪髯双鬓两毵毵。”(《次韵东坡还自岭南》)，道潜期盼“他日相逢长夜语，残灯飞烬落毵毵。”(《次韵东坡居士过岭》)而随后不久秦观、苏轼辞世的消息更在他们心中激起沉痛的回响：“波涛万顷珠沉海”(黄庭坚《千秋岁》)、“已入南柯梦不通”(黄庭坚《追和东坡壶中九华》)的深沉感叹，“痛斯人之不还”、“世无斯人谁与游”(苏辙《和子瞻归去来词并引》)、“昔惠我以好音，忽远去而莫求”(张耒《和归去来词》)的凄怆呼号，千年百代之后依然给人撕心裂肺之感。
第三，逆境中的自我解脱与超越。惠洪《冷斋夜话》卷三“少游鲁直被谪作诗”条云：“少游谪雷，凄怆有诗曰：‘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鲁直谪宜，殊坦夷，作诗云：‘老色日上面，欢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轻纱一幅巾，短簟六尺床。无客白日静，有风终夕凉。’少游钟情，故其诗酸楚；鲁直学道休歇，故其诗闲暇。至于东坡南中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唯一死。’则英特迈往之气，不受梦幻折困，可畏而仰哉！”
这段文字比较苏、秦、黄三人应对相似逆境的不同反应，洵为的论，为历代学者所认同。然而，翻读相关文集，我们发现，尽管由于个人性格资质的不同，“苏门”诸人对待厄运和苦难时的心理反应并不一样，但是，身处逆境时自我解脱、自我超越的努力和挣扎却是相似的。达观的苏轼曾豪迈地宣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脆弱如秦观也曾试图让自己相信：“鱼稻有如淮右，溪山宛类江南。自是迁臣多病，非干此地烟岚。”并表示：“寒暑更拚三十，同归灭尽无疑。纵复玉关生入，何殊死葬蛮夷！”(《宁浦书事六首》)这种思想在后期的群体唱和中也有体现。他们或者是以“人生如寄”、“人生如梦”的观念来消解现实的苦难：“姑稍足而无求，等天地于逆旅。”(李之仪《次韵子瞻追和归去来》)“悟死生之如梦，亘今古而无疑。”(晁补之《追和陶渊明归去来辞》)或者是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来正视命运的不公：“盖雨暵之在天，岂吾稼之不耔。”(张耒《归去来词》)或者是以“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的齐物观来排解忧烦：“忘瓠落之可忧，比浮海之为樽。”(晁补之《追和陶渊明归去来辞》)或者是以“祸福同源，兴废一体”的循环论来自我解脱：“以一世为刍狗兮，废与兴吾厌观。彼福祸之一源兮，必兹出而兹还。”(张耒《归去来词》)总之，运用理性的力量，从主观上消解自我与忧患丛生的现实之间的对立关系，从而获得心灵的恬静与精神上的宽裕自如，是“苏门”文人的共同追求。
第四，对仕宦生涯的倦怠与忧恐。北宋后期激烈的党争与残酷的政治迫害中，“苏门”文人深受其苦，从而对仕宦生涯萌生了强烈的倦怠与忧恐，这种心态即便是在政治环境相对缓和的元符三年至建中靖国元年间也没有丝毫改变。在此期间，“苏门”文人纷纷响应写作和陶《归去来兮辞》即是这种心态的突出表现。事实上，苏轼首作《和陶归去来兮辞》其主旨并不同于陶渊明原作，而是在贬谪遥遥无期的困苦境地中，试图以庄子齐物思想开释自我，“均海南与汉北”，“以无何有之乡为家”，从而达到“虽在海外未尝不归”的恬适心境。这种思想对于相继和作的“苏门”诸人有着很大影响，其说已见前文。然而，继和者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异口同声所抒发的更主要还是渴望远离官场、回归田园的思想感情。秦观《和渊明归去来辞》作于元符三年遇赦北归之际，然而，“念我生之多艰，心知免而犹悲。”“省已空之忧患，疑是梦而复非。”政治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瞻望前程，则是“封侯巳絶念，仙事亦难期。”因而决意“依先茔而洒扫，从稚子而耘耔。”张耒、晁补之、李之仪等也纷纷感叹：“归去来兮，行世不偶予曷归。”(张耒《归去来词》)“既身不足以任责，畏首尾而心悲；慕往昔之经世，嗟吾力之莫追。”(晁补之《追和陶渊明归去来辞》)期望有一天终于能够“解我簪绂，即吾蓬门。”(李之仪《次韵子瞻追和归去来》)
除了思想感情上的共同性，“苏门”晚期唱和在创作理念和艺术追求上也体现出某种趋同性，与元祐时期前后相续。
首先，“强调诗歌在安顿人生方面的意义以及美学上、艺术上的价值，而淡化诗歌讽谏教化的政治作用，把诗歌看作寄托个人精神世界的载体，而非干预社会政治的工具”[8] 184，是“苏门”文人在元丰至元祐时期的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共识。这一理论主张直接体现在他们各自的创作实践中，也体现在晚期的群体唱和中。
其次，破体为文，打破各种文体的体制、特性。以词的创作为例，尽管苏轼为“豪放之祖”，秦观为“婉约正宗”，晁补之、张耒、陈师道对于苏轼“以诗为词”都提出过或委婉或直接的批评③，但不可否认，“苏门”文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苏轼的影响。秦观《千秋岁》及诸人的和韵词即体现出“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其一，这组词不为酒筵歌席侑酒佐欢而作，乃是如诗歌一样言志抒情；其二，这组词所表现的不再是传统词作所擅长的男女恋情、流光之叹，而是“从不同的角度(或慰解、或诲导、或悼念)，表现出同遭贬谪的不同心态，扩展了词的题材内容的疆域”[2] 125；其三，和韵之风原独见于诗坛，自北宋中叶延及词坛，乃是“词打破‘诗庄词媚’的界限，脱离从属于音乐的附庸地位，日益诗歌化的一个标志”[2] 124。
此外，元祐时期所体现的文字化、才学化、议论化以及禅趣、俗趣等创作倾向，在晚期的唱和中也均有体现，本文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展开。
综上所述，从交往的层次来看，“苏门”后期的群体唱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潜在的交往，一种神交。但它是群体的神交，建立在带有共同性的思想感情与艺术追求的基础上，是“苏门”群体内聚力的外在表现。
注释：
①此词一说晁补之作。《能改斋漫录》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471页)：“秦少游《千秋岁》，世尤推称。秦既没藤州，晁无咎尝和其韵以吊之云……”同书卷一七则曰：“豫章题云：少游得谪，尝梦中作词云：醉卧古藤荫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于藤州光华亭上。崇宁甲申，庭坚窜宜州，道过衡阳，览其遗墨，始追和其《千秋岁》。词云……晁无咎集中尝载此词，而非是也。”《苕溪渔隐丛话》(四库全书本)后集卷三九以为此词乃无咎作，曰：“山谷尝叹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以海字难押。……晁无咎亦和此词吊少游云：重感慨，惊涛自卷珠沉海。”待考。
②《苏颍滨年表》元符三年庚辰纪事：“十一月癸亥朔……至鄂州被命，有谢表。有田在颍昌府，因往居焉。”《苏轼文集》卷五十二《答李端叔》第五首：“今已到虔州……子由闻已归许，秉烛相对，非梦而何。”据《苏轼年谱》卷四十，苏轼过大庾岭抵虔州在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下旬。另，据《苏轼年谱》卷三十九“李之仪抵颍昌”条，知之仪元符三年末已在颍昌，建中靖国元年正月，范纯仁卒，为草遗表。
③《王直方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后山集》卷23《诗话》：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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