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数量关系与基于中国数据的估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剩余价值论文,中国论文,数量论文,关系论文,数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盛赞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作用，认为资产阶级在其不到一百年的统治过程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强有力推动源自其特殊的生产方式，其直接表现为资本要通过雇佣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力，完成剩余价值生产和持续不断的资本积累。这里暗含了在不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基础上，经济发展倾向于获取相对剩余价值而非绝对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剩余首次系统性地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获得，使得产品价格下降且产出增长。②这也正是布伦纳在与弗兰克、沃勒斯坦等所谓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中，将后发国家是否确立了自由的雇佣劳动关系作为其能否推动劳动生产率上升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在布伦纳看来，当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和所有权关系确立之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就会推动技术进步和劳动过程的重新塑造，使得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成为必然。③ 一般意义上讲，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理想型”当中，以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基础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占据主导是根本性的趋势。但是，从历史上看，这样一种趋势的确立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不仅如此，历史发展和资本主义形态的多样性更意味着纯粹逻辑的分析并不能取代具体的历史演进。 首先，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情况下，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以相对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不仅可以通过工资品部门以及相关生产资料部门的劳动力生产率提高从而降低全社会的劳动力价值来实现，还可以通过外力对劳动力价值的抑制来实现，比如人为缩减劳动力再生产的必需品，但是这一行为在长期将导致整个工人阶级劳动力的萎缩，是不可持续的。或者是有利于资本家整体的外生因素，如开放经济中进口消费品价值的下降，抑或国家对食品的税收政策以及住房制度变化，都可能抑制劳动力的价值。④因此，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不仅来自于资本家之间竞争所推动的技术进步，还受到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各类历史因素作用的影响。 其次，不改变必要劳动时间，仅仅依靠工作日的绝对延长或雇佣规模的扩大，这样一种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仅在逻辑上无法被取消，而且在现实中还持续存在。各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特定的阶级斗争格局和阶级结构，以及国家机器在阶级形成中的作用等，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在很多情况下阻碍了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转变，并使资本为了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在生产关系上转而依赖于形式隶属和各种混合隶属关系，甚至依赖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的各种形态的非自由劳动。⑤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不同于经典的、理想化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型，现实世界中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大规模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需要以一定的制度安排为前提。换言之，是特定的制度安排使得资本家从追求绝对剩余价值转变为追求相对剩余价值。 这一观点在历史发展的经验中得到了验证。支持大规模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经验突出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在黄金年代的高速增长，曼德尔(1975、1999年)甚至称其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大跃进”时期。而探究黄金年代出现的原因，需要同时将那些促进投资与创新的制度(曼德尔、新熊彼特派)与那些促进消费的制度综合起来(调节学派、SSA)，明确大规模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契机到底是什么(孟捷，2012年)。⑥与此不同的是，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后发国家看到各类帮助延续形式隶属以及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因素。⑦ 因此，在现实问题研究中就需要对一定时期内剩余价值量的变化做一分解，明确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比例，以明确那些支持两类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因素所发挥作用的程度，从而进一步认识某一阶段资本积累的性质及其蕴含的矛盾。遗憾的是，既有研究大多只是集中于对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估算(吉尔曼，1957年；曼德尔，1975年；姚廷纲，1981年；莫斯利，1985年、1986年；韦斯科普夫，1985年；高峰，1991年；张宇、赵峰，2007年；赵峰等，2012年)，⑧却没有区分剩余价值的变化中两种剩余机制各自的部分。 本文基于剩余价值计算公式，试图通过求全微分的方法对两种剩余价值的变动进行分离，以说明两种剩余价值变动之间的数量联系，并利用中国数据进行估算。 一、两种剩余价值生产的分解 根据剩余价值的定义，我们容易写出如下公式： S=NT-αβNT (1) 其中，S是剩余价值，N为工作人数，T为工作日长度，α为单位消费品价值，β为实际工资率。 绝对剩余价值指的是在雇佣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靠工作日的绝对延长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在公式上可体现为：T延长，或者T不变，N增加，以及劳动强度增加，同时β不增加或者增加幅度不及劳动强度的提高。⑨但是劳动强度的变化在以上公式中体现不出来，当然我们可以在NT前面增加一项劳动强度的系数，但是在后面的“经验数据估算”中，劳动强度的变化往往无法获得，因此我们这里的分析也暂不考虑。 相对剩余价值指的是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由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相应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在公式中表现为：α因为消费品生产的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而降低。 为了分析剩余价值量变动中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的比重和份额，我们对(1)式中各变量求全微分： dS=(1-αβ)TdN+(1-αβ)NdT-NTβdα-NTαdβ+0 (2) 如果不考虑(2)式末尾的高阶无穷小，可变形为： dS=(1-αβ)d(NT)-NTd(αβ)=(1-αβ)d(NT)+NTd(1-αβ) (3) 考虑到产品总价值可以划分为C+V+S，这其中V=αβNT，S=NT-αβNT，于是有V+S=NT，于是：
由(4)式可知，1-αβ是剩余价值在总的“活劳动”中所占比重。 于是，根据(3)式，剩余价值量的变化可以分解为：活劳动中剩余价值所占比例1-αβ不变，而活劳动的总量变化dNT所引起的变化；加上活劳动NT不变，活劳动中剩余价值所占比例变化d(1-αβ)所引起的变化。 前一部分即(1-αβ)d(NT)，是雇佣劳动力总量N和工作日长度T的变化引起的，因此，根据定义，这部分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而后一部分即NTd(1-αβ)，根据(2)式，不仅包括单位消费品价值量α变化的影响，即“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还包括实际工资率β变化的影响。由于实际工资率β的变化在经验分析中不易获得，我们进一步分解，以获得更易估算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表达式。 由于单位消费品价值量α是单位消费品所包含的一般人类劳动，包括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时间，从而令
表示消费品的劳动生产率，⑩有
=1/α。从而根据前面的分析，令γ为可变资本V占活劳动的比重，则有以下关系式：
根据前面的分析，(9)式中(1-αβ)d(NT)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部分，而
则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部分，其中
表示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最后的
则是实际工资变化对剩余价值量的影响，体现的是分配环节的力量对比。 (9)式便是剩余价值变动的最终分解式。我们可以看到，剩余价值的变动可以分解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影响的部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影响的部分以及实际工资率变动的影响。以上分解剩余价值变动因素的思路可以用图1描述。
为了更便于利用经验数据估算，我们将上述微分式(9)写成差分形式：
二、相关理论变量所对应的经验数据及其处理方法 本部分将为上述理论分解式中的变量寻找现实统计量的对应，从而为下一部分的估算打下基础。 这些变量中，最基础的是对劳动量的衡量，我们采用“新解释学派”的思路(Foley，1982年)(11)，用货币单位对劳动进行度量，将前一部分两种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理论分解”转化为用现实统计量表示的计算式。考虑到统计数据只能是已实现重新分配的剩余价值，包括利润平均化和垄断利润等的重新分配等，而本文要考察的是“两种剩余价值生产”，因此，我们只能忽略生产性部门和非生产性部门的差别，以避免剩余价值的分配带来的偏差。(12) 1.对活劳动总量的度量 忽略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我们以GDP作为全社会“增加值”或者说当年“活劳动”总额的度量，当然要经过以下处理。 名义
，其中，t表示当期值，Q为新产出的数量，P为价格总水平。通过通胀率平减，得到实际GDP： 实际
其中，
代表期初价格水平。 但是，
的变化除了“活劳动量”的变化外，还有“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令L为活劳动总量，e为劳动生产率，于是有Q=L·e。等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后求全微分，可得：
从而实际GDP的增长率等于“活劳动量”的增长率加上“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于是，要获得“活劳动量的货币表示”，还要除去“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以第一期为例，假设0期的“实际GDP”为当期活劳动的货币表示，已知第一期的实际GDP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则第一期的活劳动货币表示为：
其中，
表示初期的实际GDP，
表示第一期的实际GDP增长率，
表示第一期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于是同理，第二期的活劳动的货币表现为：
由此可得，第t期的活劳动的货币表现为：
各期实际GDP及其增长率均易从现有统计数据中计算获得，劳动生产率则可通过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加权平均获得。因为很难获得口径一致的从业人员数据，所以权重选为增加值所占比重。其中，农林牧渔增加值和增加值指数来自《中国农村年鉴》，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用农业不变价增加值除以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就得到农业劳动生产率。而工业增加值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工业劳动生产率中，1992-2010年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分行业工业数据的合计，1984-1991年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4年劳动生产率数据缺失，我们用线性插值法补充，即前后两年的简单平均。 于是，我们可估算出各期的活劳动的货币表示如表1。
根据上述数据，由于劳动生产率指标增长较快，用货币表示的活劳动量在1995年后总体呈下降趋势。我们可以图2反映其变化趋势。
2.活劳动中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所占比重 令第t期可变资本占活劳动的比重为
，而该期剩余价值所占活劳动比重为
。我们用《中国统计年鉴》中“收入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劳动者报酬”占名义GDP的比重来表示V/(S+V)。其中2008年没有数据，采用线性插值，即取前后两年的平均数。因为本文考察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不考虑剩余价值的分配，所以剩余价值为多少，是否加上税收，都暂不进入本文的考察范围。根据现有数据，我们可以得到图3。
3.消费品劳动生产率 本文用一揽子消费品各自的劳动生产率变动率进行加权平均，权数可用可消费品增加值占总的消费品增加值的比重。事实上，理论分析部分已经说明，消费品的劳动生产率不仅包括消费品生产中耗费的直接劳动部分，而且包括消耗的原料中所包含的劳动部分；但是，现实中很难对此进行估算，因此只能估算消费品直接劳动生产率。 利用分行业数据，我们对消费品行业的选择包括：农业(农林牧渔)、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饮料制造、纺织业、服装鞋帽、家具制造、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医药制造、燃气产供、水供应。 农业(农林牧渔)劳动生产率在前面已经估算过了。工业各行业利用公布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平减后得到“不变价劳动生产率”。其中，1984-1992年数据来自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1993-2010年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84-2005年，全员劳动生产率采用《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应数据。2006年起，全员劳动生产率根据行业增加值除以从业人数自行计算，2008年之后的增加值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当年各行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计算。1984-1992年，该指标口径为按行业分组的工业经济主要指标；1993-1997年口径为独立核算企业；1998-2006年口径为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2007年起则为规模以上企业。根据中经网中的分类法，上述三种分法可统一归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将以上行业劳动生产率加权平均得到消费品，增加值(现价)所占比重作为权重。其中2004年的数据缺乏，我们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最后，如下页图4所示，根据计算结果，可见消费品劳动生产率低于总体劳动生产率。
三、估算结果与分析 计算得到上述指标之后，根据(10)式，我们可得到两种剩余价值的估算式如下。 1.t期的剩余价值量变动中绝对剩余价值的部分 此部分可用公式表示为： (1-αβ)Δ(NT) 我们用上一部分计算的指标表示，就等于
。代入数据，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2.t期的剩余价值量变动中相对剩余价值的部分 该部分即理论分解式中的
，用上一部分计算的指标表示就等于
，代入数据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3.剩余价值量的变动及其分解 根据(10)式，我们可以把剩余价值总量的变动分为三部分：绝对剩余价值部分、相对剩余价值部分和劳资分配的影响。用活劳动总量乘以剩余价值所占比例易得剩余价值总量，根据前面的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图5。
在开篇的综述部分中我们提出，本文的一个重要理论假设是：当前的资本积累体制是否为以相对剩余价值为主的生产提供了制度基础，抑或依然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保留了空间？ 从图5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曲线较为混乱。主要是由于某些年份的外部环境恶化，国有企业改制尚未完成，隐性失业和依靠“技改项目”的劳动生产率变动使得数据效果较差，很难反映真实情况。 1995年之后的数据表现呈现较强规律性：首先，剩余价值总量总体是下降的，这主要是因为“总劳动量”是下降的，从而虽然剩余价值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总的“剩余价值量”仍然下降。估算出的总劳动下降是因为1995-2007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实际GDP”的增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增长可能是大量的国有企业员工“下岗”导致“劳动生产率”在数据上猛然提高造成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优势主要表现在1996-2002年)。因为“隐性失业”的存在，在“下岗”之前国企生产率被大大低估，从而实行“下岗”之后，数据上就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此外，农村“隐性失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也可能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在总劳动人口增长的时候，“活劳动”反而减少了。 更重要的是，1995年之后相对剩余价值的变动几乎持续大于零，这说明消费品及其相关生产资料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使得相对剩余价值增加；绝对剩余价值变动则处于持续小于零，这表明总体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产出增长对活劳动投入的依赖在减小。 上述结果的一个重要现实含义是：1995年之后中国经济保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长是由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来保证的。这意味着市场化改革以来，在一个日渐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企业竞争推动的技术进步对资本积累和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表现得更为突出，符合经验的预期。换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或许帮助中国资本积累基本确立了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环境。 然而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的是：图5中显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增长正在逐渐减少，同时绝对剩余价值减少得越来越少，这不仅说明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技术进步速度正在减缓，无法释放出更多的活劳动，也需要我们关注中国依然存留的那些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部门。 我们需要警醒：上述研究的数据来源范围仅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提供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它尚未包含大量非正规的、小规模企业的情况，而这类企业恰可能更便利地延长劳动时间，获取更多的绝对剩余价值。上述部门的行为难以在宏观的数据表现中被即时发掘出来，然而大量关于当代中国出口生产区的微观调查，却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存在提供了证据。(13)这意味着那些延续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依然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广泛存在，是中国资本积累长期难以脱离的“低路径依赖”(14)的现实表现。 感谢孟捷教授和谢富胜教授的建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256页。 ②Brenner,R.,"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New Left Review,No.104(July-August，1977). ③论战集中于Brenner,R.,"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New Left Review,No.104,(July-August，1977)一文。弗兰克、沃勒斯坦等人时常被称为“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本身想要超越亚当·斯密所持贸易和分工带来经济发展的观点，在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研究中提出了“欠发达国家的出现源于资本主义扩张下的国家分工”这一重要观点。然而，他们的研究没有考虑到阶级结构及其形成方式对特定地区资本主义如何发展的影响，最终观点还是停留在斯密那里仅集中描述贸易、投资和逐利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可参考乔万尼·阿里吉著，路爱国译：《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16页。 ④例如，历史上谷物法的废除帮助曼彻斯特的工业资本家们极有利地提高了相对剩余价值。可以参考David Harvey,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London:Verso,2010,pp.164-168的解释，有意识的阶级策略和国家干预如何影响劳动力的价值。 ⑤可参考Das,Raju J.,"Reconceptualizing Capitalism:Forms of Subsumption of Labor,Class Struggle,and Uneven Development",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44,No.2,2011; Brass,T.,"Unfree Labor as Primitive Accumulation?" Capital & Class,Vol.35,No.1(2011)。对此的综述性研究可参考，孟捷、李怡乐、张衔：《非自由劳工与现代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多样性》，《贵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⑥孟捷：《战后黄金年代是怎样形成的？——对两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5期。 ⑦例如，陈佩华和Kaxton Siu(2012)在中国珠三角地区的调研发现，极低的最低工资标准和计件制生产如何使得农民工必须通过大量的自愿加班，才可能完成对自身和家庭劳动力的再生产。Chan A.and Siu K.,"Analyzing Exploitation the Mechanisms Underpinning Low Wages and Excessive Overtime in Chinese Export Factories",Critical Asian Studies,Vol.42,No.2(2012)；Das(2012)描述了印度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如何通过非技术手段加强形式隶属和延续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见Das,Raju J.,"Reconceptualizing Capitalism:Forms of Subsumption of Labor,Class Struggle,and Uneven Development",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44,No.2(2011)。 ⑧相关文献可参考，E.Mandel,Late Capitalism,Thetford:the Thetford Press,1975； Moseley,F.,"The Rate of Surplus Value in the Postwar U.S.Economy:A Critique of Weisskopf's Estimate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9,Issue 1(1985); T.E.Weisskopf,"The Rate of Surplus Value in the Postwar U.S.Economy:A Response to Moseley's Critique",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9,Issue 1(1995)；高峰：《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Zhang Yu and Zhao Feng,"The Rate of Surplus Value,the Composition of Capital,and the Rate of Profit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1978-2004",The Bulletin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2007)；赵峰，姬旭辉，冯志轩：《国民收入核算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8期。 ⑨事实上，劳动强度对剩余价值的影响到底应该归属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还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学术界还存在着争议。参考洪远朋：《由劳动强度提高生产的剩余价值是相对剩余价值》，《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4期；黎小波，陈秀山：《由提高劳动强度而生产的剩余价值仅仅属于相对剩余价值吗？——与洪远朋同志商榷》，《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1期，本文并不就此问题进行专门探讨。 ⑩这里的劳动生产率应该理解为包含生产消费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劳动生产率，而不是消费品直接生产的劳动生产率。 (11)Foley,D.K.,"The Value of Money,the Value of Labor Power and the Marxian Transformation Problem",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14(1982). (12)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通常的做法只考虑“制造业”或者是“生产性部门”的剩余价值变动，并加以分解估算，则会忽略掉“非生产性部门”以及“垄断部门”所“占有”的“生产性部门”所生产的那一部分价值。从而，只估算“生产性部门”的两种剩余价值不能代表“剩余价值生产”的真实情况，因为数据本身也是分配的结果。 (13)可参考刘林平、郑广怀、孙中伟：《劳资矛盾的升级与转化——对潮州古巷事件与增城新塘事件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1年第6期。黄岩：《工厂外的赶工游戏——以珠三角地区的赶货生产为例》，《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7期。Chan A.and Siu K.,"Analyzing Exploitation the Mechanisms Underpinning Low Wages and Excessive Overtime in Chinese Export Factories",Critical Asian Studies,Vol.42,No.2(2012). (14)“低路径”一说引自Gordon,David M.,Fat and Mean :The Corporate Squeeze of Working Americans and Myth of Managerial "Downsizing",New York:Martin Kessler Books,the Free Press,1996,chapter 6。 原书中作者将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前期美国的劳动管理体制归结为“低路径”的，即通过压榨恐吓工人，降低劳动成本，以威胁和冲突去获取竞争优势，反之同一时期德国、日本的劳动管理体制可被称为“高路径”的，即依靠合作和对工人的高报酬取得的经济增长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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