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接触的历史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冷战”的背景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美国政府就顽固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朝鲜战争的爆发，更使得中美两国在战场兵戎相见。那么，这两个“不共戴天”的宿敌又是怎样开始其最初的接触的呢？本文将就此作一历史的探索。
一、日内瓦会议中美官员的首次接触
1954年春，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代表参加了这一重要国际会议，表明其国际地位的提高。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会上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中国代表团就许多重大问题阐述和宣传了中国的原则立场，同时又就一些国际问题的解决，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为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就中美关系而言，日内瓦会议还为中美直接和间接的接触，提供了一个场所和时机。美国先是对中国的参加横加干涉和阻挠，而后又无理提出：中国虽参加会议，但不能享有同英、法、美、苏等大国的平等权利。最后，美国看到无法阻止中国参加会议时，又无可奈何地单方面宣布：虽然美国参加了有“共产党中国”出席的会议，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注：蒋相泽、吴机鹏：《简明中美关系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81页。）
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曾下令不准美国代表团成员同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杜勒斯一周后回国，美国代表团团长一职由副团长史密斯代理。周恩来从莫洛托夫的交谈中了解到，史密斯曾向其表露过对美现行对华政策的不满情绪，史密斯认为美对中国的敌视态度是“不现实”的。史密斯在一次会议休会时，曾与当时担任周恩来翻译的浦寿昌攀谈，称赞其英语程度，并流露出对中国文化的友好感觉。王炳南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对此两条信息非常重视。因为他一向认为，“我们不应该拒绝同美国接触”，而且，杜勒斯的代表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周恩来决定主动做工作，同史密斯接触。在会议休息大厅，周恩来主动走向史密斯。当周恩来伸出右手时，史密斯正值右手托杯，就尴尬地用左手握住周恩来的右胳臂表示致意，对此周恩来没有介意，豁达大方地与史密斯友好寒暄一阵。（注：浦寿昌：“崭新的声音——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日内瓦会议”，载符浩、李同成主编：《开启国门：外交官的风采》，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第44－45页。）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代表团向中国方面表示：美国希望通过“第三国”出面同中国办理有关扣压在中国的美国战俘和被拘禁的美国侨民。周恩来连夜召开代表团会议研究，决定请英国代办转告美方：有关中美双方的问题，可以由两个代表团直接进行接触，没有必要通过英国或第三者。（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23－24页。张容：《周恩来的“耳朵和嘴巴”——王炳南》，载符浩、李同成主编：《开启国门：外交官的风采》，第130－131页。）之后，英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向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口头表示了美国愿意就此直接同中国方面进行接触。周恩来抓住时机，即派宦乡答复杜威廉：如果美国政府有意，中国政府从不拒绝商谈。后经杜威廉斡旋与安排，中国代表王炳南和美国代表约翰逊进行了初步接触。
从6月5日到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中美代表共进行6次接触。王炳南和约翰逊进行了4次接触， 中国代表团成员浦山和美国国务院中国处官员艾尔弗雷德、詹金斯进行了两次接触。美方交给中方一份有83名在华美国人的名单。中方介绍了新中国对待外国侨民的政策。指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有1485名美国侨民离华，中国政府从来不为难任何人。对于触犯中国刑法而受拘禁的人，其家属仍可通过红十字会转递信件和包裹。中方同时向美方提出：中国当时在美国有5000余名留学生。由于美国政府1950年6月颁布的外侨管制法，其中有120人愿意回国却被阻止离美。而美国政府坚持中国单方面释放“被扣压在中国的美国人员”。中国方面建议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双方均尊重对方守法侨民返回本国的意愿，但遭美方拒绝。中国方面后又建议两国政府委托同两国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照顾本国在对方的侨民和留学生。美方仍不同意，但留下一个缺口，答应建议政府“依法”对中国留学生的情况进行审查。会谈没有结果。（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28－29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 第341－343页。）
7月21日最后一次会议上，中方通知美方，中国政府又批准6名美国人的离华申请。而美国则宣布，美国已经审议完毕15名受阻离美的中国留学生的情况。日内瓦会议行将结束，为保持接触渠道，双方商定在会议结束后，中美之间仍保留了一个联络的途径，这就是自9月2日起，双方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这种领事级的联系一直延续到1955年7 月15日。虽然，中美在日内瓦只是进行了初步的和有限的接触，但会谈的内容及模式却为以后的接触提供议题和开创了先例。
二、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声明
50年代初，亚非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愈来愈多的亚非国家已经获得了独立，或正在努力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和新殖民主义的干涉。1954年中国和印度、缅甸等国通过平等协商，确认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得到众多的亚非国家的接受。亚非国家由于有着相似的历史经历，相近的经济基础和共同的政治利益，开始在国际关系中凝聚成一支独立的力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印尼、缅甸、锡兰、印度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印尼的茂物举行会晤，决定发起召开一次亚非会议。随后，包括中国在内的25国收到了邀请。（注：包括：阿富汗、柬埔寨、中非联邦（后因故未到）、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现名加纳）、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和也门。）
亚非会议定于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 敌视新中国的势力，对新中国参加万隆会议进行了百般阻挠和破坏。4月11日， 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从香港飞往万隆途中，被定时炸弹炸毁坠落，中国、越南和随机前往的中外记者共11人不幸遇难。此事件在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中留下新的阴影，因为事后的调查证明破坏事件与国民党特务活动有直接关系。（注：李同成：《“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揭密》，载符浩、李同成主编：《外交风云：外交官海外秘闻》，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第217－232页。）然而，周恩来还是亲自率团出席了万隆会议。4月18日， 印尼总统苏加诺在开幕词中要求亚非国家共同行动反对殖民主义。但是会上也传出另一种声音，提出反对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周恩来在已经分发各国代表团的讲话稿中强调了亚非国家的命运应该由自己掌握，亚非国家需要的是和平与独立以及相互的和平共处，并在口头补充发言中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立异的”，直接为和缓会议气氛作了贡献。为使大家对新中国的诚恳态度有更清楚的了解，周恩来还以台湾问题阐述了我们的立场，周恩来说：“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完全是内政和行使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我们也还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注：《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0－122页。）
针对一些不明真相的国家还对所谓的中国“颠覆活动”的疑虑，周恩来声明：中国政府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他还欢迎各国代表去中国参观访问。周恩来以坦诚的言行，为会议树立了求同存异的范例。在以后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与会各国就“和平共处”一词又相持不下。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即4月23日，周恩来就此作了调解， 建议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来消除分歧。最后会议终于通过了《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同一天，会议还出现了最大的会外新闻。参加亚非会议的缅甸、锡兰、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的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议，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周恩来在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寓所的午餐会上，就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发表如下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注：《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34页。周恩来的讲话，在西方引起广泛的注意。福斯特·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第160页。）
这个不到100个字的简短声明， 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消息一公布，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35-46、47、49、55、55-56页。）中国这一光明磊落的立场，不仅赢得了与会国家代表和国际舆论的普遍欢迎，还为中美大使级会谈铺设了道路。
三、美国对周恩来声明的反应
此期间，美正试图为所谓台湾海峡的“停火”寻找途径。在万隆会议之前，杜勒斯就于4月8日会见了即将代表菲律宾参加大会的罗慕洛将军。杜勒斯对“中共公开声明要进攻台湾”表示十分担心，称“假如中共宣布他们无意进攻台湾，同时同意结束一切敌意，那么我们对金门和马祖的政策也是可以改变的”。他还交给罗慕洛一份美国草拟的声明，希望万隆会议上能够通过。声明如下：“考虑到台湾海峡地区出现的军事敌对行动，这一情况的继续将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维持，特呼吁有关各方今后将放弃使用武力，或不将武力威胁作为维护其已声明权益之手段”。（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55-1957，vol.II），第463-464页。）
4月23日八国代表团会议一结束， 罗慕洛就将周恩来的发言内容作为“急件”交给了美国驻印尼大使柯明。柯明当即将周恩来声明及谈话要点电告华盛顿。由于周恩来的声明是公开的，声明立即作为要闻为各国新闻记者抢发。4月24日《纽约时报》将周恩来的声明全文登载。 但罗慕洛转给杜勒斯的周恩来谈话要点与公开的声明不完全一样。其主要内容包括：（1）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本可以像解放大陆一样的方式解决，但是因为美国的干涉而复杂；（2）中国不希望战争， 并愿意与美国谈判。周恩来对此重复多次，并同意公开；（3 ）会谈的形式并不重要，但其注意到了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十国讨论方案；（4 ）美国撤出沿海岛屿以换取中共不解放台湾，是办不到的。关于公民投票的建议，亦遭到断然拒绝。美蒋必须离开台湾，中共愿意为中国国民党及其军队寻找合适的地位。（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 1955-1957，vol.II），第506页。）
柯明的电报是雅加达时间4月23日晚10 时（此时正值华盛顿时间当日上午）传到华盛顿的。由于事关重大，尽管当日是星期六，国务院还是上午9时30分召开会议。 美国总统新闻秘书詹姆士·哈格蒂为艾森豪威尔拟好一份声明。但副国务卿赫伯特·胡佛坚决反对总统发表声明，认为在外交上不对等。最后，在哈格蒂草案做了修改后，声明由美国国务院于当日12时发表，内容如下：“国务院获悉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所作声明的报道。美国一向欢迎任何旨在给世界带来和平的努力，如果这种努力是真诚的。在台湾地区，我们有自由的中华民国作为盟国，美国当然坚持自由中国在任何有关该地区问题的讨论中具有平等的一席。假如共产党中国具有诚意，那么有若干明显的步骤可供其采纳，以澄清并证实其善意，包括：在上述地区立即停火；或释放美国飞行员及其他被不当拘留者；或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邀请，参加如何结束台湾问题敌对状态的讨论”。（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55-1957，vol.II），第507页。）
中美双方的上述声明，引起了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极度恐慌。当时，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饶伯森正在台湾访问。当地媒介广为流传的是此行的目的是旨在向蒋介石施压，使其放弃金门和马祖。蒋介石对此感到“震惊”。而饶伯森则对国民党进行了安抚，声称：（1 ）美国将不参与使台湾中立化的计划；（2）美国将不承认红色中国；（3）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党。然而，饶伯森也转达了美国对台湾海峡局势的担心：海峡的局势如果恶化，有可能导致战争和使用原子武器。在此种情况下，如果美国要参战，有利的国内和世界舆论将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美国希望：（1）美国和国民党不打第一枪；（2）如果美国参战，其目的是为保卫台湾，而不是沿海岛屿。（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55-1957，vol.II），第510页。）
此后，杜勒斯在4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 杜勒斯声称：万隆会议看来对中共产生了“抑制”作用。中共在其“武力占领”台湾计划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无奈地在会议最后一刻提出了一个和平解决的计划。杜勒斯称：“也许中共是在玩弄宣传的把戏”，但是，“我们打算摸清其真实动机”。在回答提问时，杜勒斯强调了美国首先希望的是海峡“停火”。在回答美国如何对待周恩来所称的“解放台湾”的问题时，杜勒斯回答：“美国并不指望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弃各自的主张”，但美国希望的是“他们可能放弃使用武力”。（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55-1957，vol.II）第519-520页。）
5月9日，英国驻华代办向周恩来转递英国外相麦克米伦的口信：英国对周恩来4月23日在万隆的声明有很大的兴趣， 询问中国有无口信希望通过英国向美国转达。同日，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也向周恩来表示印尼总理愿意在中美解决台湾问题时从中斡旋。（注：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343-344页。）周恩来的初步意见是：他已经注意到杜勒斯的声明；至于“停火”，中国并没有向美国开战，无所谓“停火”；关于“缓和紧张局势”，周恩来称其在万隆会议上已经声明过了。（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55-1957，vol.II）， 第562页。）5月11日至21日，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专程来华斡旋。梅农向周恩来提出三阶段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1）中美双方采取措施缓和紧张局势， 中国释放美国空军人员，美国许可中国学生回国；（2）在台湾海峡造成适当的停火， 然后实现中美之间以及海峡两岸的谈判；（3）寻求台湾问题的长远解决办法。 周恩来对梅农的努力表示欢迎，表示：（1）和缓紧张局势是双方的， 中国可以允许国民党从金门和马祖撤军，但此举并不意味要承认美国对台湾侵占的合法化和“两个中国”；（2）美国有两件事情可以做， 一是取消对华禁运，二是允许留学生回国。中国也有两件事可以做，一个是根据法律程序审查美国在华犯法人员，包括美国飞行员，另一个是允许美国友好人士访华；（3 ）中国既愿意同美国谈判，也愿意同国民党集团谈判。但两个谈判性质不同，一个是国际谈判，一个是内政，属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的谈判。（注：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344-345页。）
5月26日，周恩来向英国代办杜维廉作了正式答复。 周恩来首先将其与梅农谈话要点作了四点解释：（1）为实现中美谈判， 双方都要采取切实行动以缓解台湾海峡紧张局势；（2 ）中国政府欢迎谈判前各国所作的外交努力；（3 ）中美谈判的主要问题是和缓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4）国民党当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参加上述国际会议， 但中国政府不拒绝，相反地建议同国民党当局直接谈判。中国人民愿意尽早实现台湾问题的和平解放，这就意味着要同蒋介石谈判。至于中美谈判的具体方式和地点，周恩来认为这些都可以进一步协商。但是，既然是“国际会议”，那么，其就应该涵盖各方希望讨论的问题。（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55-1957，vol.II），第582-583页。）
此时，美国国内舆论对政府批评更加强烈，要求政府加大力度以促使飞行员获释的呼声更大。杜勒斯也试图使此问题尽快得到解决，以对国内有个交代。6月19日，杜勒斯陪同艾森豪威尔去机场的汽车里， 还在为此事绞尽脑汁。他提出一个通过交换“特派员”（Commissioner），直接进行谈判的办法，并得到艾森豪威尔的赞同。（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55-1957，vol.II），第605页。）然而，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在7月1日却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特派员”具有外交身份，这样就与美国承认国民党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的政策不相一致。此举的“危险”是，其有可能被广泛理解成是“走向建立经常性外交关系第一步”。（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55-1957， vol.II），第627-628页。）杜勒斯的建议也就没有落实。 此事可见，美国外交政策的运作中，存在重重掣肘。一向亲台的饶伯森，虽然只是个助理国务卿，但在其“现管”的范围内，即使总统和国务卿的建议，他也可以设法使其改道而行。
此后，又有数国的政界的外交界人士在中美之间进行了斡旋。包括7月3日，缅甸总理吴努与杜勒斯在华盛顿的会见。杜勒斯谈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问题不能永远搁置。吴努不仅敦促美国同中国直接谈判，而且建议谈判由代办级升为大使级。（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55-1957，vol.II），第629-630页。）梅农在杜勒斯的陪同下两次拜会艾森豪威尔。杜勒斯虽然表面上不失礼节地忙于接待吴努和梅农等宾客，但内心却对他们并不完全信任。因为杜勒斯觉得这些人不够“精明”，不能够准确无误地向美国传递中共的“真实意图”，也不能将美国的意图传递过去。鉴于此种情况，杜勒斯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美中间的“直接接触也许要比通过这些文人中介活动的危险性更小”。（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55-1957，vol.II），第631页。）7月7日，杜勒斯亲自致电美驻意大利大使馆，将艾森豪威尔致尼赫鲁的一封信发送过去，请使馆转交正在国外访问的尼赫鲁。电报以给尼赫鲁6日27日致艾森豪威尔信的回信形式， 告知了尼赫鲁：“美国正在设想选派一名大使在日内瓦会见中共政权具有相应地位的代表。”（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55-1957，vol.II），第637-638页。）
7月11日，杜勒斯致电美国驻英使馆，请使馆向麦克米伦致谢， 并请英政府向中国政府建议：中美双方各派大使级代表一名，在双方同意的日期在日内瓦举行会谈，以便有助于“愿意返回各自国家去的平民遣返问题”，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双方之间目前有争执的某些其他实际问题”。（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55-1957，vol.II），第643页。）英国政府7月13 日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 中国政府于15日通过英国政府回复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举行大使级会谈。（注：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344-345页。）7 月25日，中美同时发布了两国将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的新闻公报。
四、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开始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国联大厦举行。中国方面的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国方面的代表是驻捷克大使亚历克希斯·约翰逊。会谈一开始，中方代表首先宣布：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提前释放11名美国间谍。
此事的原委是这样的：1954年11月23日，中国军事法庭对两起美国间谍案进行了判决。一起是关于1952年11月29日唐奈和费克图两名美国人驾机侵入中国领空案；一起是1953年1月12 日美国空军上校阿诺德等11人驾机侵入中国领空案。两飞机均被中国军队击落。中国司法部门根据对捕获人员的调查，判定阿诺德等11人犯有从事间谍活动的罪行。美国政府通过英国驻华代办对中国提出的抗议，遭到中国政府严正拒绝。后来，美国又向联合国提出阿诺德等11人的释放问题。联合国于1953年12月10日通过决议，将被中国拘禁的美国间谍说成是“联合国军事人员”，并委派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于1955年1月来北京交涉此事。 （注：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第173-174页。） 美国自日内瓦会议以来中美之间的接触中，所谈到的遣返美国公民一事，均与此有关。
中国是根据上述美国人员在中国的犯罪事实对其判刑的。而此次中国司法部门对阿诺德等11名在押美国案犯予以提前释放，这就为会谈创造了良好开端，也使中国代表获得谈判桌上的主动权。这里要补充的一点是，当时中美双方对会谈的议程及目的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中国方面认为，会谈应着重讨论台湾问题和安排杜勒斯国务卿与周恩来总理的直接会谈以及建立文化联系等实质问题，而美国则只想通过接触要回扣压在中国的美国人，并企图使中国承诺不对台湾使用武力。（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47页。）美方根本没有料到中国会在谈判伊始，就发布上述决定。美方对中国的决定表示了感谢。然后，双方就大使级会谈包括的两项议程达成协议：第一项议程是双方平民的回国问题；第二项是双方有争议的其他实际问题。这一阶段的讨论中，各方均可提出自己认为应付诸讨论的任何直接牵扯中美双方的问题。第一次会议比较顺利地结束了。（注：肯尼思·杨（Kenneth Young）：《同中共谈判》（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Communists,New York:McGraw-Hill,1968），第65-66页。）
第二天的第二次会议，双方提出了遣返侨民名单。在中国提出的名单中包括钱学森。6月间， 钱学森给国内的家书中夹带了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信，要求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国。周恩来将信转给了王炳南。在会谈中，约翰逊曾狡辩说没有证据表明旅居在美的中国人想回去，王炳南立即举出钱学森的例子予以驳斥。（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49页。）第三次会议美方一开始就提出了让中方立即无条件准许所有美国人离境的要求。中方代表则郑重重申了中国对遣返留学生和侨民的立场。第四次会谈中，王炳南再次就钱学森回国一事向美方提出交涉，约翰逊告知中方，美国对包括“加州理工大学火箭专家”钱学森在内的中国留学生返回的“限制”已经“取消”。（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55-1957，vol.II），第19-20页。）以后双方又在是否“授权”第三国代管侨民利益的问题上陷入僵局。美方奉行的是“不承认”中国的立场，担心此举会构成“事实上”的承认，坚持中国只能“邀请”印度代管侨务。最后，双方达成妥协，使用了“委托”一词。（注：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347-348页。）
经过历时40天的14次谈判，中美双方终于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发表了一个奇特的“协议声明”（agreement announcement）：“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继续采取适当磋商，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 第55页。） 这份协议是中美大使级会谈唯一达成的协议，也是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以前，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达成的唯一正式协议。中美大使级会谈共谈判136次， 断断续续历时15年。谈判时间之长，经历之曲折，交锋之激烈和协议之独特，在国际关系的历程中写下了罕见的一页。
总之，早在50年代中期，虽然中美两国的关系仍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张状态，但中方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依然以灵活的外交手法纵横捭阖、巧妙周旋，在一定程度上作出了缓和中美关系的努力。尽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美国政府不可能立即改弦易辙，改变其敌视中国的态度，但中国的外交努力，特别是周恩来卓越的外交艺术，竟然使得中美这两个连起码的外交关系都没有的国家以如此奇特方式建立了官方接触的渠道。正如周恩来在50年代末的一次会议上评价中美大使级会谈说：虽然会谈没有取得双边关系的“实质性”进展，“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和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55－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