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后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思想的发展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主主义论文,主要矛盾论文,思想论文,社会论文,刘少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怎样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大国，改造成为独立、繁荣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新中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一条经过新民主主义，然后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中国人民正是在这面光辉旗帜的指引下，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迅速恢复和发展了被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铸就了新中国第一页的辉煌。尽管这一时期很短，但它却奠定了新中国各项建设的坚实基础。从这一视角看问题，刘少奇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则在建国前后对毛泽东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了重要阐发，成为这一理论中极富特色的页章。而他对这一理论的放弃也经过了一个变化过程，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艰辛。其中特别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发展变化，是这一理论变化过程的基础。总结这一发展过程，对于我们深入总结建国50年来的经验教训和为跨入新世纪提供借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最初探索
以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政党，从来都是在科学研究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自己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的。主要矛盾确定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党能否带领全国人民正确解决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而关系到国家能否发展、经济能否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能否提高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在新中国即将建立，历史将要发展到一个新时期时，刘少奇受党中央委托，在探讨新中国经济建设问题中，比较早地研究探讨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他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中较早研究和论述这一问题的。
刘少奇最初提出这一问题，是从1948年9 月政治局会议前后开始的。这时，毛泽东正在精心准备对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和准备赴苏访问，刘少奇的主要精力便转向为创建新中国从事紧张的准备工作。他一面负责指导新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一面考虑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从9 月初的《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的手稿和在9 月会议上初步系统地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讲话；中经修改东北局《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到12月25日刘少奇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上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方针的系统论述，以及在此之后《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的党内报告（注：关于这篇党内报告的成文时间，《刘少奇选集》确定为1949年6月，但近年根据米高扬访华的回忆， 似乎这篇文章是为与米高扬会谈而写的，而不是6 月为秘密访苏而写的。笔者现根据对该文关于主要矛盾认识的考察，参考米高扬的回忆，初步确定它成文于1949年初。），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提出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设想，并在相当程度上重点探讨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他在首先确定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逻辑起点，即五种经济成分及分析其不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分析这些问题（指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其目的在于发现社会经济中的矛盾”。（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4页。）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不仅存在占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还有相当比重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广大的小生产者，小生产者又是不断地自发地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成分。而这两种性质的经济一般地处于对立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必然要和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发生竞争。“资产阶级在现在就已经开始在将来还要用一切方法与国营经济实行竞争，盗窃国库（国家的每个工厂和企业都是国库），并将努力地使国营经济服从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则将努力地使国营经济服务于全体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这个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0页。）由这一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的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前途与目的而斗争，资产阶级则为资本主义的前途与目的而斗争；斗争的性质是带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
这样，刘少奇就提出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的阶级斗争是这两大阶级的斗争。由于革命这时在全国还没有胜利，经济建设还没有成为全党的主要任务，因此，刘少奇的探索固然考虑了各解放区的实际情况，但更主要的还是从理论上，依据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文章中，所设想的欧洲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后，工人阶级要立即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论述提出的。它属于前瞻性研究，其提出的基本原则属于预见和构想，这就可能与中国现实存在的社会主要矛盾有一定距离。这种情况反映在刘少奇的探索中：一方面提出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一方面又从中国经济落后的现状出发，反复强调“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而“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这同由社会主要矛盾决定无产阶级政党主要任务和根据斗争任务采取相应政策的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显然不一致。也就是说，刘少奇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得出的认识，同从中国具体实践中获得的认识没有统一起来。
但刘少奇是一位比较务实的中共领导人。他清醒地指出：“现在我们尚非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要去套书本子，要从我们的阶级关系出发。”（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因此，刘少奇在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时，斟酌再三；并随着实践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不断校正自己的主观认识，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是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思想前后有很大变化的基本原因。实际上，刘少奇在12月25日华北财经委员会的讲话中，对这一问题就作过初步分析。他说：蒋介石尚未打倒，又提出第二个敌人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民主革命，“完成的标志：打倒国民党，完成土改，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根本打倒国民党还要一年左右；肃清封建主义要五年到十年；没收官僚资本也要二三年才能做完；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特权也要几年才能做好。完成了这些任务叫彻底胜利。因此，目前革命的打击方向仍然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还不是我们的主要斗争目标。只有一种投机资本，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反对。”（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他坚持党在七大提出的科学理论，认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客观上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革命胜利了，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当然，它是限制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圈子内，发展的方向，还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国资产阶级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他们从没有当过政，因此无须乎推翻。“今天的问题是，在我们与资产阶级联合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胜利后，我们是不是马上反对资产阶级？”刘少奇明确回答：“还不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我们推翻国民党以后，把资产阶级保留一个时期，十五年内诚恳地发展它，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就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刘少奇在以后的实践中对这一问题进一步进行了探索。
二、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发展变化
刘少奇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后，毛泽东在9 月会议上也提出同样的思想；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肯定了他们的意见，成为党在这一时期的指导思想。但平津接管的实践，促使刘少奇改变对主要矛盾的看法。从他随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到天津视察新解放城市的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工作起，中经到苏联秘密访问，最后到1951年夏的春藕斋讲话为止，刘少奇根据新中国开国前后的实践，进一步发展了他前一段提出的主要矛盾思想，使之更加符合中国国情。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出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重大战略决策，刘少奇受中央委托继续负责城市工作。3月下旬， 他随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立即召开许多会议，调查了解北平、天津等新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他从中感到党内有一种急于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思想倾向。4月4日，他在全国妇女和青年团会上讲话，说：“有些人以为，在解放了的城市，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官僚资产阶级既已打倒，那么在城市就是主要搞劳资斗争了。”他从发展生产的角度和自己多年在城市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指出：“今天的城市工作不是拿资本家作主要的斗争对象，他们要不要斗呢？要的，但目的是为了达到劳资两利。……要劳资两利就要斗争，而且要经常的进行斗争，但这种斗争并不是打倒，或在经济上消灭资本家，这样做就过分了。今天是要使资本家能生存，能赚钱，同时又劳资两利，超过这个原则就会犯错误。”由此，他得出结论：“在平津，主要的斗争对象还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官僚资本主义。他们的残余势力还存在着，帝国主义思想在许多人当中还是很有势力的。这种现象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上都还存在着，如果要建设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还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注：刘少奇关于城市工作的报告，1949年4月4日。）这就从实际出发，首先在平津的具体工作中，明确肯定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斗争对象，跨出了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思想的第一步。
之后，刘少奇根据中央指示赴天津解决那里城市工作中的问题。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实践，使刘少奇进一步感到许多干部在对待民族资本家方面“左”倾错误相当严重，对恢复和发展城市经济十分不利。这加深了他在4月初的认识，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成为他“天津讲话”的中心问题。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向天津的各级干部和工人群众指出：“主要斗争对象还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斗争对象，一般的是团结的对象，争取的对象。对资产阶级也有斗争，但重点在团结，如果把它当作斗争对象，那就犯路线的错误”。 （注：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员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18日。 ）这实际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放在次要矛盾的地位。在这基础上，他提出“三个敌人，四个朋友”的概念，即斗争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队伍则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认为党的基本目标是为了把生产发展起来，而资产阶级在青年时代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有功绩。天津的工商业将近4万家，北平大大小小的私营工厂也有3万多工人，社会上很多的吃穿用必需品要他们供给。因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今天还不能完全取消，还有其用处。”“今天是保留资产阶级，不是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立即消灭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倾向，是错误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注：刘少奇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5月19日。）
刘少奇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肯定资产阶级不是斗争对象，那他必然要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解释。5月6日，他在临别天津前对天津市委的讲话中指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之后，中国主要的阶级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那是要在全国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以后，……今天还没有到那时候，要彻底肃清这三个敌人的残余势力，在革命胜利后还须几年。”又说：“如单以国内来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实是基本矛盾，但马上不是消灭资产阶级的时候，可以不解决，拖一下，拖十几年以后再解决。……因此，立即反对资产阶级，把他搞垮是错误的，但如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国内范围不是主要矛盾也是错误的。”（注：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员会上的讲话，1949年5月6日。）这里，刘少奇实际区分了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不同层次，但究竟如何正确认识这一矛盾，刘少奇这时还没有完全解决，还需客观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尽管如此，他在天津旗帜鲜明的讲话，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对天津乃至全国新解放城市的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重大作用。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刘少奇在天津的工作给予很大的重视和支持，并以此要求各中央局“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17页。 ）刘少奇回到北京为中央起草就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给东北局的指示，批判党内存在的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强调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了这封信，并把这一问题提到关涉党的“总路线”的高度。党内认识一致的氛围，促使刘少奇的思想继续发展，使他在7、8月间对苏联的秘密访问中，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这集中体现在7月4日他提交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它是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官僚资本势力专政的”，它有外部与内部的矛盾。所谓外部矛盾，就是与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而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主要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在今后将会逐渐加紧，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将仍然处于次要与服从的地位。“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注：《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 页。）这就从整体上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以一个准确的定位，指明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相当长时期的主要矛盾，就是与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比较科学地解决了近一年来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上的不同认识。刘少奇特别指出：“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火力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是或开始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明确否定了前一时期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发展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而这正是刘少奇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北平、天津等地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所获得的新认识。
由于刘少奇比较符合实际地解决了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他反复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有了比较有力的支点，其著名的春藕斋讲话就是这一理论的集中体现。他在这个讲话中指出：“当前革命任务：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这个任务还未完成，还要继续完成，帝国主义还有经济、文化势力，反帝任务没有完成，帝国主义的威胁存在；反对封建主义要继续挖根，……要在全国范围内，用民主的方法，长时期肃清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影响。为了继续完成这些任务，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威胁，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和文化提高一步，应该而且可能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四个阶级的联盟。”“我们在今天是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将来是要搞社会主义。”
这就相当完整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由社会主要矛盾决定党的主要任务、由党的主要任务决定采取相应政策的原理，在这里实现基本统一，从而成为刘少奇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坚实基础，也使党的领导层在一定时期达成共识。1950 年4月，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注：《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页。）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不要四面出击”的主张，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上的，它成为中共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广泛地调动了全国人民和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等运动也取得很大胜利。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呈现出一片可喜景象。
三、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思想的放弃
“三反”“五反”运动，是新中国建立后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转折点。这时，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土改基本完成，封建地主阶级同农民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国营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极大增长，并正贯彻毛泽东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设想，准备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与此同时，经济工作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有些干部受旧社会残余作风的腐蚀，产生贪污、盗窃和浪费国家财产的严重现象；许多资本家受利益驱动，不满足于用合法手段进行正当经营，而力图用向国家干部行贿等非法手段来获取高额利润。为了克服这些丑恶现象，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也为了给即将展开的大规模工业建设筹集资金，中共中央在1951年10月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1月20日，毛泽东在批转东北局的有关报告中，要求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12月30日，毛泽东指示：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页。）1952年1月5日， 毛泽东又指示：一定要使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上海等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并“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这样，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实际成为全国各地的主要任务。
刘少奇前一时期把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残余的矛盾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建立在否定资产阶级为主要斗争对象的前提基础上。毛泽东这时在一定程度上把资产阶级作为主要斗争对象，也必然要导致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修改。6月6日，毛泽东在给李维汉报告的批示中，明确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间阶级。”（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3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58页。）也就是说， 新中国建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这一论断，实际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在一定程度终止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开始了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在毛泽东影响下，刘少奇开始逐步修改前一段的思想。最初，毛泽东虽已把民族资产阶级不视为中间阶级，但这时他还不是要立即消灭资产阶级，只是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不要让他们向坏的方面发展”。尤其当“五反”运动发展到高潮，工商业出现暂时停滞，城乡贸易额减少，工人失业增加时，他又及时采取措施纠正运动中产生的“左”倾错误。在这种形势下，刘少奇在具体工作中基本坚持前一时期的原则，尽力缓和对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方式。他在对党内文件和有关社论的批示中，在许多反对“资产阶级”提法的前面，都加上“不法”、“有些”或“违背共同纲领”等限制词，尽力缩小对资产阶级的打击面，把斗争限制在《共同纲领》所允许的范围内。4月3日，他针对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连续刊登艾思奇等人文章，在批判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盗公肥私等剥削阶级本质时，也否定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一定作用的错误，致信中宣部，请他们考虑“是否由内部先发一简单电报，指出学习杂志上某些文章的错误”，（注：刘少奇为中央转发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三反”运动进展情况报告的批示，1952年4月3日。）以尽快纠正和防止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6月8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再次转发中宣部关于这一问题的检查报告，纠正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不正确理解。他还针对“五反”运动在打击不法资本家“五毒”行为的同时，也出现有些工人劳动纪律松懈，提出一些过高的福利要求，使资本家失去经营兴趣，城市经济出现呆滞的现象，为中央起草《关于各城市在“五反”运动后处理劳资关系问题的指示》，强调稳定劳资关系，用劳资合同的形式对工人的生活以及其他问题以及资本家提出的问题，经过双方平等协商加以规定，使劳资关系趋于正常和相对安定。
刘少奇特别对当时各地、包括毛泽东几次强调提出的“实行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问题，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为了在“五反”运动后防止资本家再犯“五毒”行为，华北局在3 月中旬召开的第二次“五反”会议中，提出拟选择几个私营工厂试行由资本家及工会代表合组“工厂管理委员会”，对工厂生产实行“你管我督”的工人监督生产形式。刘少奇深知这是关系企业经营发展的大问题，涉及资本家的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实质上关系到是否坚持新民主主义基本原则的问题，必须慎重对待。他在3月15日对这次会议报告的批示中， 指出：“其中所提在私营企业中工人监督生产和经营问题，在‘五反’之后，在较大的工厂和商店中，势必要加以实行。望各地在‘五反’斗争中加以注意，并选择一二个工人发动充分的工厂商店予以试行，然后将经验总结报告中央，但不要发表。”刘少奇并在多次文件批示中，始终强调：“监督私人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目前只作典型试验，一般暂不实行。”（注：刘少奇在全总党组关于签订劳资合同调整劳资关系报告上的批示，1952年5月24日。）“必须在试办成熟，由中央决定之后，才能普遍推行， 不要在各地盲目推行。”（注：刘少奇批转全国总工会关于如何巩固“五反”胜利的报告批示，1952年4月1日。）他并指出：“私营工厂的生产和经营，如果规定一切都必须经过工人同意后再实行，这似乎失之过严。”由于刘少奇的坚持和在实践中也产生一些问题，毛泽东在5月9日指示：工人监督生产“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冬季再行逐步推广”，（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40页。 ）这在一定程度纠正和避免了在劳资关系上混乱现象的发生。7月9日，刘少奇还在批转上海市委关于私营工厂进行民主改革补课的指示中，要求他们“切实注意在运动中不要妨碍生产，和资本家搞好统一战线工作”。8月26日， 他在国内情况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大的运动今后不可能再有了，主要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我们国家建设的两项主要工作，一项是经济建设，一项是文化建设，这两项工作已经成为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注：刘少奇《国内情况》手稿，1952年8月26日。 ）这些措施以及中共中央所采取的其它一系列措施，扭转了“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以来全国经济下滑的趋势。
刘少奇这些主张和指示的核心，就是他仍然坚持前一时期在阶级关系看法上的基本原则，仍然认为资产阶级不是主要斗争对象，而是“四个朋友”之一。
当然，刘少奇又是一个组织纪律性极强的人。随着毛泽东过渡时期总路线思想的酝酿和提出，刘少奇的思想也有不能不随之变化的地方。1952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对两个文件（注：刘少奇对安子文在“三反”胜利的基础上加强整党建党工作批示；刘少奇对学习杂志《增强党的战斗力，迎接国家建设的伟大任务》的批示，1952年6月30日。 ）的批改上加写了同样的一句话，即“以便率领全国人民为国家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斗争”。这标志着刘少奇首先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了巩固和建设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由此出发，刘少奇在7月9日批转《中共中央东北局就当前国内国外的矛盾和农村中的主要矛盾问题给松江省委的复电》，同意该报告坚持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所指出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是中国人民内部主要矛盾的提法，放弃前一时期他认为中国人民与三大敌人残余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但在总体上他对这一问题仍然持比较稳健的态度，他在一些文件提到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前，都加上“稳步地”、“逐步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等限制词。1953年6 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尖锐地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所谓错误观点。随后，又经过7、8月间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和10月间召开的中共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在受到相当严厉的批评后，便完全放弃他在建国前后对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探索，对他这一时期提出的几个主要思想原则作了全面检讨。这样，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思想上保持了一致，带领全国人民开始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进军和向社会主义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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