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基于资源福利指数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论文,实证论文,福利论文,指数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3037(2014)11-1902-14 DOI:10.11849/zrzyxb.2014.11.009 修订日期:2013-11-18。 全球的发展观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从“增长理论”到“发展理论”再到“可持续发展理论”,人类的认识逐渐深化[1]。发展是贯穿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影响,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开始对这种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反思。Carson[2]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惊醒了整个世界,首次提出保护地球的“另一条道路”。随后发表的《增长的极限》[3]阐明了环境、资源与人类之间的基本关系。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Development,WCED)向联合国提交《我们共同的未来》[4]报告,其结论部分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从广义上概括为促进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牛文元等[5]根据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和行动领域概括出可持续发展的两大核心主线:“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基础条件,是可持续发展的“外部响应”。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离不开自然界所提供的基础环境,更离不开资源的外部保证。 资源是财富之源,是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起点,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社会创造财富的不竭动力。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对资源需求的增加,人类经济活动索取资源的速度远远超过资源本身及其替代品的再生速度,资源的稀缺性越来越突出,资源可持续利用就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资源可持续利用涉及的内容很广,研究的角度也各不相同。研究内容按照资源的分类,涉及土地资源、水资源、草地资源、森林资源、渔业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不可再生资源[6-8]等;按照研究的区域分类,涉及旱区、山区、生态脆弱带、经济发达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城市、农村[9-11]等;按照研究方法可分为生态足迹法(Ecological Footprint,EF)、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网络分析法(Analytic Network Process,ANP)[12-13]等;按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影响因素划分,涉及政策制度、技术、道德、教育[14-16]等方面;其他研究内容还有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评价指标、预警系统、模型构建、提出发展模式、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17-20]等。 对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解释目前还没有公认的统一表述。陈健飞[16]认为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指代际分配合理,部门配置得当,经济、社会和生态综合效益最佳的资源利用方式。石玉林等[21]提出资源可持续利用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主要的组成部分,资源的可持续原则要求人们珍惜人类赖以生存基础的各类资源,要求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与消费模式,建立资源节约、高效、防污的生产模式和与生产相一致的、合理的、适度的消费模式,使有限的资源提供人类的需求。李文华[22]提出持续发展的资源观,强调对不同属性的资源,要采取不同的对策,要提高其利用率。由此可见,资源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马世骏、王如松[23]将人类社会定义为是一类以人的行为为主导、自然环境为依托、资源流动为命脉、社会文化为经络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本文认为资源可持续利用也应置于“自然-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复杂系统中进行研究,人类的生产发展与资源息息相关,密不可分,资源是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交接的桥梁和纽带,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类社会福利水平。概括而言,资源可持续利用是资源高效配置、经济适度可行、社会认可接受的综合效益最佳的资源利用方式。 资源的利用效率问题一直是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的重点,具体而言,大多是关于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率问题,如张志强等[24]提出的万元GDP生态足迹,直接反映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率。而侧重于资源利用的社会综合利用效率的研究甚少。所以本文提出了“资源福利指数”(Resources Welfare Index,RWI),即单位资源投入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水平。资源福利将资源与福利联系在一起,而福利又涵盖了经济与社会的内容,所以资源福利综合了自然、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的因素,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资源利用的社会综合利用效率,并可以根据RWI的变化趋势来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资源可持续利用状况。 1 指标构建及数据来源 1.1 资源福利指数(RWI) 本文引入资源福利指数,从单位资源利用对社会福利的贡献效率变化角度来评价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资源福利就是将资源社会福利水平量化,即单位资源投入所产出的社会福利水平,这里的资源主要指自然资源。福利是人类需求的满足程度,不仅包括经济层面,也包括教育、健康、住房和社会关系质量等社会层面。 依照生态经济学基本理论,可以将资源福利的基本公式表示为: 资源福利=社会福利/资源投入 (1) 因此,衡量资源福利需要完成两个关键的步骤:一是要确立社会福利的量化指标;二是要确立资源投入的量化指标。 1.1.1 社会福利指标的选择 社会福利的测量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自福利经济学创立以来,学者们已发展出多种测度福利水平的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25]、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ISEW)[26]、真实进步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27]、可持续净效益指数(Sustainable Net Benefit Index,SNBI)[28]、主观福利(Subjective Well-Being,SWB)[29]、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30-31]等。而用GDP早已不能全面测量社会的福利水平,ISEW、GPI、SNBI是在GDP基础上改进的指标,在国民收入账户中对影响福利项目进行调整。SWB的主观性太强,同时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相对较差。HDI已经成为一个使用最广泛的福利比较指标,这是基于它在福利测量的多维度、透明性和其简单性的结果[31]。HDI已被学者作为社会福利指标用于构建新的指标,诸大建、刘国平[32]选取HDI作为社会福利指标来构建碳排放的人文发展绩效指标,本文也采用HDI作为测度福利水平的指标。 首先,HDI是一个综合指标,从三个基本维度(健康、知识和生活水平)反映了人类发展的基本内涵,不仅包括经济福利的国民收入,也包括基于社会选择的非经济福利,涵盖面较广。其次,HDI只包括有限的变量,便于计算和分析。第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从1990年开始公布各国的HDI数值,而且它的计算方法在不断改进(图1)。一直备受质疑的三个维度算术平均数的计算方法在2010年改进为几何平均数公式,HDI的计算进一步完善。 图1 HDI计算方法及其改进 注:维度、指标和维度指数来源于《人类发展指数2010》[33],其中:PPP指购买力平价,GNI指国民总收入。 1.1.2 资源投入指标的选择 由于社会生产使用的资源种类繁多,自然资源分类复杂且难以统一量化,因此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某单一资源的研究,缺乏对资源整体上的研究。而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Rees[34]在1992年提出并在1996年由其博士生Wackernagel[35]完善的生态足迹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资源总量指标。在其计算过程中,消耗资源所带来的环境成本也被考虑进去,各种资源和能源消费量被折算为“耕地、草地、林地、水域、能源用地和建设用地”6类基本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通过“空间互斥性”的假设使各类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具有可累加性[36],直接反映自然资源的使用情况,从而实现了对各种自然资源的统一描述。Wackemagel和Rees[37]及Kratena[38]都将生态足迹看作是总体自然资源的有效指标。 国内已有学者将生态足迹作为衡量资源投入的指标来构建新的指标。臧漫丹等[39]在构建生态福利绩效指标时,将人均生态足迹数值作为生态资源消耗指标直接用于计算;何林、陈欣[40]在建立生态福利指数时通过人均生态足迹的数值构建人均生态足迹指数来度量生态资源的负荷。很显然,人均生态足迹是反映资源消耗的必要指标,但是仅用人均生态足迹来反映资源投入的整体水平是不充分的。总量生态足迹也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的资源利用程度的因素。以中国为例,2008年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只有2.13,远不及世界平均生态足迹2.7,但巨大的人口基数,使中国生态足迹的总量占全球生态足迹总量的15.9%,居世界第一,超过美国(12.05%)[41]。所以,为了更好地反映资源利用的整体情况,本文借鉴诸大建、刘国平[32]构建碳排放的人文发展绩效指标的指数值的计算方法,考虑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足迹总量两个因素构建生态足迹指数。同时,为了与HDI相匹配和使数据标准化,本文按照同样的逻辑,即由生态足迹总量指数和人均生态足迹指数的几何平均数得到生态足迹指数。具体构建方法如下: 1990年以来,两大资源消耗国家美国和中国的生态足迹总量都没有超过世界的25%,本文就将生态足迹总量指数中的最大值设定为25。人均生态足迹指数中的最大值设定为15的理由是,同时期内美国的人均生态足迹没有超过15。虽然阿拉伯在1996年的人均生态足迹达到15.99,但其生态足迹总量只占世界总量的0.27%,而且其后几年都在10左右,所以本文认为将人均生态足迹的最大值设为15是合理的,当超过15时按等于15处理。在《生命行星报告》[41-46]中生态足迹总量所占比例最小的是2001年的伯利兹,为0.004%[44];人均生态足迹最小值为2003年的阿富汗,仅为0.1[45]。 最终资源福利指数公式可表示为: 资源福利指数RWI=HDI/EFI (6) 1.2 数据来源 本文涉及到人类发展指数和生态足迹数据。由于HDI的计算方法在2010年进行改进,本文采用《人类发展报告2010》[33]中几何平均数法计算的1970—2010年的135个国家的复合HDI值。由于《生命行星报告》每两年发布一次,目前从《生命行星报告》[41-46]只可获得1996、1999、2001、2003、2005和2008年6a的世界生态足迹总量、各国人均生态足迹数值和各国人口,将各国人均生态足迹乘以各国人口得到各国的总量生态足迹,将其除以世界总量生态足迹得到各国的总量生态足迹占世界的比重。根据公式(2)至(5),分别计算出这6a的生态足迹指数(EFI)。由于受EFI的数据限制,本文也只选这6a的HDI进行计算,根据公式(6),计算得出资源福利指数(RWI)。 2 实证分析 2.1 研究样本 诸大建、刘国平[32]在研究世界碳排放绩效问题时和臧漫丹等[39]在进行世界生态福利绩效的实证分析时都是以二十国集团(G20)作为研究样本。二十国集团成员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土耳其和作为一个实体的欧盟。二十国集团国成员包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90%,人口占全球的三分之二,辐射范围较广,代表性强。 因此本文的研究样本首先应包括G20国,由于在《人类发展报告2010》[33]的135个国家中没有德国和南非的HDI值,而欧盟的主要成员国已包含在19国中,所以本文研究样本中的G20是除德国、南非和欧盟以外的17国。由于HDI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重点内容,所以选取研究样本的国家应遍及HDI的各个层次。胡鞍钢[47]根据HDI将一个地球分为四个世界:高HDI(大于0.8)、上中等HDI(0.65~0.8)、下中等HDI(O.5~0.65)、低HDI(小于0.5)。虽然以上17个国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较强的影响力,但根据胡鞍钢的划分标准,以上17个国家都不在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范围内,而且只有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下中等人类发展水平范围内。因此,为了更全面地反映世界各国福利水平情况,本文的研究样本在以上G20国的17个国家基础上,添加了肯尼亚、乌干达、尼日利亚、苏丹、埃及、越南、菲律宾,共24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由于发达国家较发展中国家偏少,且评价的标准不一,根据联合国公认的发达国家和经济合作组织、国际货币组织等权威机构认可为依据,发达国家为8个(美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韩国),占研究样本总量的1/3。 本文计算出作为研究样本的24个国家HDI的6a的平均值,并根据胡鞍钢[47]对HDI的划分标准进行分类;同时分别计算得出这24个国家各自6a EFI的平均值(表1),再对这24个EFI数值取平均值,并以平均值(0.14)为界将这24个国家分为高资源消耗和低资源消耗两类。根据HDI和EFI将这24个国家进行分类,如表2所示。 2.2 结果分析 根据公式(6)计算出各国的RWI,1996—2008年间的变化趋势如表1所示,HDI、EFI、RWI均值及其增长率如表3所示。从资源福利指数的变化趋势来看,在这24个国家中,有7个国家(巴西、尼日利亚、埃及、墨西哥、越南、苏丹和乌干达)的资源福利呈下降态势(RWI的增长率<0),其中乌干达的下降速度最快,达到42.92%,其次是苏丹(32.96%)。这7个国家的HDI和EFI都呈增长趋势,也就是说,在资源消耗增长的同时,社会福利水平也在提高,但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社会福利水平的增长速度,尤其是乌干达,其1996年的人均生态足迹为0.88,而到2008年就达到1.57,加之人口增加较快,总量生态足迹占世界比例由0.10%到0.27%,综合人均生态足迹和总量生态足迹所占比例计算出来的EFI的增长率达到123.24%,而其HDI的增长率只有27.43%。因此导致资源福利指数下降。 其余17个国家的资源福利指数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但只有中国的EFI呈增长趋势,EFI的增长率>0,其他16个国家的EFI都呈下降趋势,EFI的增长率<0。其中,RWI增长率最高的是美国(72.48%),其次是法国(56.96%)和日本(55.90%)。以上17个国家资源福利上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资源消耗降低的情况下,社会福利水平仍然有所提高,如美国,HDI增长,增长率为2.27%,而EFI降低,减少率为40.70%;另一类是资源消耗和社会福利同时增长,但社会福利的增长速度要超过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如中国,HDI和EFI都呈增长趋势,但HDI的增长率(18.64%)高于EFI的增长率(15.75%)。 3 基于RWI的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评价 资源可持续利用状态是一个动态过程,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是资源可持续利用良性发展的重要标志。加之各国的国情差距较大,资源利用程度差异很大,如美国EFI的均值最大,为0.68,是EFI最小的国家肯尼亚(0.02)的34倍。而社会福利水平的差距较小,如美国HDI均值为0.89,是肯尼亚(0.47)的1.89倍,所以导致最终的RWI的差距较大,美国RWI的均值最小,为1.35,肯尼亚RWI的均值最大,达到21.70。因此RWI的绝对数值不能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状态。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原始社会时期,资源利用的方式是用简单旧石器进行采集和狩猎,人类进行群居生活,均分食物,满足基本生存,人们的满足感也较强,资源消耗很低,RWI会较大,但资源的利用效率却是极低的,更谈不上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所以,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状态是一个动态的纵向比较的过程,它可以通过RWI的变化过程来体现,评价标准如表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随之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提高是必然的趋势。所以,当HDI增长时为正向发展,反之为负向发展。所有研究样本国家的HDI的增长率都大于0就是很好的验证。 当RWI增长,即RWI的增长率>0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呈良性和次良性发展。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时,为良性发展。次良性发展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次良性正向发展:资源消耗和社会福利水平都增长,同时社会福利水平增长的速度高于资源消耗的速度;其二,次良性负向发展:资源消耗和社会福利水平都减少,但社会福利水平降低的速度小于资源消耗的速度。 当RWI降低,即RWI的增长率<0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呈恶性和次恶性发展。在提高资源消耗的同时社会福利水平下降,为恶性发展。次恶性发展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次恶性正向发展:资源消耗和社会福利水平都增加,但社会福利水平增长的速度低于资源消耗的速度;其二,次恶性负向发展:资源消耗和社会福利水平都减少,但社会福利水平降低的速度高于资源消耗的速度。 由于HDI下降的情况在研究样本中没有出现,所以,基于HDI减少的次良性负向发展、恶性发展和次恶性负向发展都没有出现。各国的资源可持续利用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良性发展、次良性正向发展和次恶性正向发展,这也与上文中的结果分析相一致。 3.1 良性发展案例分析——美国、肯尼亚 在研究的24个国家中有16个国家为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良性发展,分别是:美国、法国、日本、沙特阿拉伯、阿根廷、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印度、英国、韩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土耳其、肯尼亚。这些国家的资源消耗都有所减少,而社会福利水平都有所提高。在这些国家中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良性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韩国和俄罗斯除外):一类是高资源消耗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日本等。另一类是低资源消耗的发展中国家,如肯尼亚、印度尼西亚、土耳其、菲律宾等。韩国属于低资源消耗的发达国家,但其资源消耗已接近均值,韩国的EFI均值为0.12,与整体均值0.14仅差0.02;俄罗斯属于高资源消耗的发展中国家,其资源消耗高于均值主要是由于人口基数较大,但其资源的承载力也很大,为未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1999—2008年间人均生态承载力都大于人均生态足迹,2005年人均生态盈余最大,达到4.4[46]。 本文选取美国作为第一类良性发展的案例,以肯尼亚为第二类良性发展的案例进行分析,两者具有很强的对比性,在这16个国家中,美国的RWI增长率最大,但RWI的均值最小;而肯尼亚正好相反,其RWI的增长率最小,但RWI的均值最大。 美国在这16个国家中RWI的增长率最大,在研究样本中也是最大的,其RWI的变化趋势也十分典型,呈明显的上升型(图2)。美国的HDI由1996年的0.88增长到2008年的0.90,增长率为2.27%。而EFI由0.81降低到0.48,下降率为40.7%。因此,美国的RWI迅速增长,由1996年1.09增长到2008年的1.88,增长率为72.48%。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EFI指数非常高,虽然下降很快但仍是最高的(表3),其EFI平均值是排名第二的中国的2.62倍,是EFI平均值最小的肯尼亚的34倍,所以美国是以高的资源消耗来换取社会福利的微弱增长,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取的。 图2 美国的HDI、EFI和RWI的趋势变化 图3 肯尼亚的HDI、EFI和RWI的趋势变化 肯尼亚的情况与美国大不相同(图3),其资源消耗量很小,社会福利水平也较低,从1996年到2008年之间,HDI由0.482增长到2008年的0.494,期间有所波动,整体的增长率为2.49%,而EFI由0.023降低到0.021,下降了8.70%,RWI由20.75增长到23.28,增长率为12.19%。肯尼亚是非洲国家,旅游业较发达,经济起步较晚,对资源的利用量较小,2008年人均生态足迹为0.95[41],且一直处于生态盈余(人均生态承载力-人均生态足迹>0)状态,肯尼亚对资源的消耗没有超过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这对今后的发展具有很强的优越性,未来发展的空间较大,资源的利用尚处于良性发展阶段。同样也应看到,肯尼亚RWI的增长率是16个国家中最小的,在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也应注重资源的利用效率问题。 3.2 次良性正向发展案例分析——中国 在24个国家中只有中国的资源利用情况属于次良性正向发展状态,而且中国的RWI曲线变化呈现出典型的倒“U”型。RWI倒“U”型变化是指RWI先增加后减小。 中国的RWI在1996年为2.34,2001年达到最高,为2.77,之后开始下降,最低降到2005年的2.32,2008年有所回升,达到2.39。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形状,是因为中国的HDI在这12a间呈增长趋势,由1996年的0.59增长到2008年的0.70。而EFI却是先减少后急速上升,导致RWI先增后减(图4),HDI的增长率(18.64%)高于EFI的增长率(15.75%)。 图4 中国HDI、EFI和RWI的变化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的依赖性很大,资源福利指数较小,资源利用效率问题仍很严峻。在《2013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48]中指出,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是中国资源利用的主要问题。提出资源循环和高效利用的政策措施,其中调整消费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就是其中之一。2005年之后RWI有所回升,说明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生态文明建设已初见成效。中国应该继续加强对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管理,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向资源良性可持续利用发展。 3.3 次恶性正向发展案例分析——墨西哥 在这24个国家中巴西、尼日利亚、埃及、墨西哥、越南、苏丹和乌干达的资源可持续利用属于次恶性正向发展情况,资源福利呈下降态势是其主要表现,在这7个国家中墨西哥较其他国家而言,其RWI曲线下降趋势明显,因此以墨西哥为例进行分析。 墨西哥的RWI由1996年的7.15下降到2008年的6.04,下降了15.52%,虽然在2005年之后有所回升,但整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虽然在这12a中HDI和EFI都是不断增长的,但HDI增长的速度远不及EFI增长的速度,HDI由1996年的0.74增长到2008年的0.79,增长率为6.76%,EFI由1996年的0.10增长到2008年的0.13,增长率为30.00%,所以RWI呈现下降趋势(图5)。 属于次恶性正向发展的7个国家都是低资源消耗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多数国家处于生态赤字状态,说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过度利用资源,资源的消耗已超出环境的承受能力。这类国家的RWI呈现下降趋势,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处于不良发展状态,因此,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是其今后发展的必要手段,遏制住RWI的下降趋势,使资源的利用向良性可持续发展状态转变。 图5 墨西哥HDI、EFI和RWI的变化 4 结论 资源福利指数(RWI)的提出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在利用资源发展经济的同时反馈给社会福利的综合效率水平。资源可持续评价是根据RWI的变化,同时结合HDI与EFI的变化趋势来判断。样本国家的资源可持续利用情况大致分为三类。 资源可持续利用良性发展,体现在社会福利提高的同时资源消耗减少。这一类国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高资源消耗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日本等;另一类是低资源消耗的发展中国家,如肯尼亚、印度尼西亚、土耳其、菲律宾等,生态盈余是这类发展中国家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保障,为资源可持续良性发展保驾护航。 资源可持续利用次良性正向发展,资源福利水平增加(RWI增长率>0),社会福利水平增长的速度高于资源消耗的速度。从整体上来看,中国属于该类型,虽然中国的社会福利增长速度略高于资源消耗增长速度,但中国早已处于生态赤字的资源状态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情况仍然堪忧。 资源可持续利用次恶性正向发展,资源福利水平呈降低趋势(RWI增长率<0),社会福利水平增长的速度低于资源消耗的速度。这类国家大多是处于生态赤字的低资源消耗的发展中国家。 资源福利指数综合人类发展指数和生态足迹,反映资源利用的社会综合效率,它能较好地反映资源发展的健康程度。提高资源福利指数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反映生态文明进程的一项有利指标和参考。基于资源福利指数的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_生态足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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