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念论文,时代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18(2001)05-0014-03
按照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目标，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将在2010年前后达到15%，从而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面对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们关于高等教育的基本观念，包括高等学校的教学观念、办学思想、人才观、知识观、教师观等等，一句话，我们的大学理念应当发生怎样的变革，这是我们必须加以深入探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大学：精英的与大众的
蔡元培曾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这种观点代表了我国社会近代以来关于“大学”的一种普遍理念，反映了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和社会大众对“大学”的基本理解，体现了我国社会关于近现代形态的高等学校的一种传统的精英主义大学理念。
在人类教育史上，大学最初就是带着满身的贵族气息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我国古代的“大学”，就是培养统治者的学校。欧洲古代的大学也是属于贵族的，所不同的是这里不仅包括政治贵族，而且包括教会中的精神贵族，同时古代欧洲大学即享有自治的特权。在世界各地，包括那些实现了教育大众化的国家，直到今天，大学的这种贵族本性依然没有完全消蜕。然而，当很多国家高等教育适龄青年的大学毛入学率逐步达到和超过15%乃至50%，甚至渐渐有或迟或早实现HigherEducation for All（全民高等教育）的趋势时，大学的贵族特性已经越来越同“皇帝的新装”有某种相似之处了。
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上，文化的权利在不断地下移，其中包括受教育权利的不断下移，当初孔子开私人办学之风，已经是大大的教育改革，但老夫子怎么也不可能想到，如今有个叫做UNESCO的机构竟然能喊出："The Right to Education:Towards Education for All throughoutLife"（受教育的权利：走向全民终身教育）[2]的口号来。“大学”也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潮流之中，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主观意志总是存在的，因而面对无法转移的现实总是生出如许的痛楚。于是很多人都如福田(Ernest Fortin)那样愤愤地讥讽现代大学，说这些大学与其叫自己为“整全”（university，其拉丁文词源有“整全”之义），倒不如索性称呼自己为“杂多”(multiversity)。大众的大学是否必然就会丧失精英的大学的“精英性”呢？这要看我们如何看待这种“精英性”。如果把“精英性”理解为少数性和贵族性，那大众化必然意味着对这种精英性的解构，要是将“精英性”理解为较高的文化品位，则“杂多”与低格调之间显然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当然，这还要看你是否将大众看作“群氓”，但不管怎样你都无法否认这“群氓”才是人类在这星球上存在的主要方式，人民创造历史实在不是一句空话。大众化或许会暂时降低一点大学的格调，但总体上讲这一历史进程应当最终使更多的人拥有较高的格调才是合乎逻辑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大众化的大学不可批判，布鲁姆(Allan Bloom)关于不可空乏和封闭人的心灵的警告无疑应当引起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人们的警觉[3]，然而，这些批判应当构成大学大众化的动力之一，而不应是对大学大众化的否定。
二、大学：文化的与功用的
我们的大学理念不仅包括大学应当属于谁的观念，而且应包括大学是什么和它可以与应当做什么的观念。德国大学改革的先驱洪堡(W.V.Humboldt)这样表述他的大学理念：“由科学而达至修养”(Bildungdurch Wissenschaft)[4]，这同我国“五四”时期的蔡元培有某种相似之处，在他看来，“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5]。大学，是一种提高人文品位的文化熏陶机关，还是一种提供职业训练的功用性机构？这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在大众化时代也变得更加突出。
“研究高深学问”，而后是否应“学成任事”？今天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是无法否定的，15%乃至50%，任何社会也不需要这么多专门从事高深学问研究而不“任事”的贵族。但这里还是存在众多“主观意志”的痛楚，其中有令人深思的批判，亦有对逝去贵族情结无奈的叹息。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以其德意志哲人独特的睿智批判道，“由于众多大学并存的现象，造成了毁灭真正学术的趋势，因为学术研究为了拥有读者，只好投大众之所好，而大众往往只顾及实际的目的、考试以及与此相关的东西。受其影响，研究工作也只限于那些有实际用途的东西上。于是，学术就被限制在可了解、可学习的客体范围内，本来应是生存在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中的大学，这时也变成了普通的学校。”[6]这样看来，大学的大众化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高深学问的沦落，我们看到的情形好像也佐证了这一点。然而，细细一想，大众又为何“往往只顾及实际的目的、考试以及与此相关的东西”呢？答案显然还是大众受到的关于“高深学问”的精英教育太少，因而没有那样的文化品位。这样，我们就落入了一个逻辑怪圈：要提高大众的文化品位，必先推广高品位的大学教育，而大学教育的推广又会造成大学文化品位的降格。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不能不在此费一番思量。
要提高大众的文化品位，必先推广高品位的大学教育，因为除了教育，我们想不到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高效率地提高大众的文化品位。问题在于大学教育的大众化是否必然造成大学文化品位的降格。如果我们把这里的“文化品位”理解为一种以少数人拥有为存在前提的贵族格调，那么高等教育一旦大众化，的确就谈不上“品位”了。但是，这显然并不符合真正的人文精神，人文者，“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化成天下”才是人文的价值所在。大学放弃了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而囿于实际的目的，问题的原因并不在于大众，而在于大学本身在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没有牢牢把握正确的大学理念，媚俗的责任自然应当由媚俗者来承担。大学应当始终保持自己作为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一种特殊的学校”而进行“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的锐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旨趣当在全面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从而造就更多拥有较高文化品位的社会成员。
高深学问和学成任事原本就不是对立的事情，因为学成任事并不构成对高深学问必然的否定。一方面，现代大学的社会职能要求它除了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以外还应提供良好的科学技术和职业技能的训练；另一方面，通过科学技术和职业技能的训练仍然可以实现“由科学而达至修养”的目的。高等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关于普通（自由、人文）教育与专业（职业）教育的争论，在大众化阶段应当达成统一的共识了，因为现实需要达成共识，现实也为达成共识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布鲁贝克(John S.Brubacher)说：“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必须携手并进”[7]，这没有错，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的发展阶段里，排除一切学成任事目的的、古典式的、单一的人文教育已经缺乏现实基础，通过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统一而在更高境界同时实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目的，这既是形势所迫，也是现实的需要，同时又是大学教育在新的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大学，作为一种提高人的精神品位的文化机构和作为一种实践功用服务社会的职能机构，在大众化时代理应统一为一体。注重“研究高深学问”的研究型大学也好，主要“学成任事”的一般学院也罢，训练和陶冶都应当是必不可少的，不同的只是具体方式、内容和侧重点等的差别而已。由于这两个方面其实是互相补充和相互促进的，因而无论具体方式、内容和侧重点如何，文化和功用两方面的协同并进都将是我们新世纪大学理念内在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呼唤新世纪人文大学的理念
对大众化时代大学教育中一些问题进行了一番无情的批判之后，布鲁姆还是这样表白：“我现在仍然相信，只要给予适当的理解，今天的大学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社团和友情会聚的场所。无论人类社会怎样发展变化，我们的思想发展和政治进步与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对我们的服务卓有成效，人类事物的存在使它们得以发展。”[8]我们呼唤能够引导大学健康发展的新的大学理念。
科学也是人文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可以“由科学而达至修养”，而且就科学作为人的创造和为人服务等方面的本质特性而言，科学在本质上就是人文的。因此，构建新世纪人文大学的理念，在新世纪大学中重建大学原本应有的人文精神，这在本质上同科学的发展与普及以及大学的大众化并不矛盾。我们呼唤新世纪人文大学的理念，其中内在地包含了对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的呼唤，这绝不是简单地向古典主义的回归。科学的精髓当在探求真理和寻求解放，而不只是琐细的技艺，尽管那些技艺是必要的。大学，即便是在大众化的时代，也不只是工匠训练的场所，而且还应当是真正知识分子成长和交往的乐土和净土。就此而言，“研究高深学问”依然是大学的旨趣，即便是在最机械的职业训练中，大学教育也应当继续保持其激发和促进人进行探究的精神品性。
要努力避免大众化过程中大学教育训练化的非人文倾向，这种倾向已经为很多思想者所批判。爱因斯坦反对把学校简单看作提供专门知识和专业技能训练的机构的观点，认为“生活的要求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用这样专门的训练”，而“学校的目的始终应当是使青年人在离开它时具有一个和谐的人格，而不是使他成为一个专家”[9]。大众化的大学教育应当摒弃狭隘的贵族情调，在给人提供高雅精神熏陶的同时，不能不教给人安身立命的工作技能，这是日后那些高雅精神所依附的现实基础。大众化的时代大学早已必须承担职业培训的义务。但是，大学的天性就决定了它给人的不能只是零碎的知识技能，它还要给人一种充满真善美的意趣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即便是最普通的工匠也会表现出非凡的品位、热情和创造力，他的工作也因此会变得更加完美，社会也将因这些完美的工作和完善的生活方式而得到不断的改良，大学的价值也因此才得以完满实现。
要重建大学的整全(university)，用一种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把支离破碎的专业和课程联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怀特海(Alfred NorthWhitehead)说：“大学的理想，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力量。大学的任务在于把一个孩子的知识转变为一个成人的力量。”“大学的职能在于使你为了原则而抛弃细节。”[10]要实现这种大学的理想，在专业训练之外简单地补缀一点点“通识教育”还是远远不够的，最根本因而也重要的是重建大学的人文精神。要使这种人文精神贯注到大学的教学、管理、校园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有了这种精神的支持，最琐细的技艺训练也会变成一种崇高的人格陶冶。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我们必须首先如布鲁姆所说的那样对大学“给予适当的理解”，建立合乎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大学理念，而要保障这种大学理念的形成与发展，还要依靠建立合理的法律和市场调节机制，从而引导所有的大学树立“由科学而达至修养”的旨趣。不是简单地让大学迎合市场的趣味，而是要让大学来引领社会的文化趣味，前者实际上将大学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知识出售者与顾客的关系，而后者才真正保持了教育的关系。教育目的与市场需求之间必须保持合理的平衡，这一原则应当贯彻于大学工作的每一个方面，譬如，应当建立灵活的机制让学生自由选择课程，但课程内容和结构应当以教育的目的而不是学生的口味为转移，因为学生的文化趣味恰恰是有待于在大学里得到极大的提升的，而不只是在现有水平上简单地得到满足了事。即便是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坚持教育目的也是符合学校长远的市场利益的，因为最终的评判并不是学生学习前的口味，而是这种教育过程最后给学生带来了怎样的发展。
要在大众的阶层进一步发扬大学的人文精神，逐步以整全的教育为全体的人服务，这是大学教育在大众化发展阶段更加艰巨也更有价值的社会责任，也是大学教育发展的新境界。要真正达到这样的发展境界，我们首先必须正确地理解“大学”的内涵，从而普遍地建立一种新的人文大学的理念。只有在这样的大学理念下，大学在大众化时代的发展才会实现其应有的价值而不至于发生扭曲和异化。
【收稿日期】2001-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