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现实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交往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哲学范畴。这一基本范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以首次表述并在马恩其后的理论中得到发展。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突破了传统的“主体——客体”单一两极的实践结构观，它把主体间性关系(亦即交往)引入实践结构，把实践作为多极主体在相互关系的客体中介下互相交往并与主客体关系相统一的结构，即由“主体——主体”和“主体——客体”双重作用关系相互交错而构成的多层次的网络式立体结构。它的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唯物史观、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解中缺失了对交往的认识，致使人们虽然突破了把实践仅仅看作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范畴的传统观点，却不能深入理解它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对认识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社会发展道路、全球化发展趋势等现实问题的功能。因此，深入开展对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确立
(一)确立依据：科学实践观的内在规定和要求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即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交往则是在人们最基本的实践即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践具有交往性，是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实践的社会交往性指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变革某一客体而进行的有意识、有目的活动的交互特性。换言之，脱离一定社会关系的“抽象”实践是不存在的，在实践活动中人们如不结成一定的交往关系，就不可能对任何客体对象进行改造。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以劳动实践为例对此进行了论述，他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①可见劳动实践应包括以下双重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一是人与人的关系，即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②由此可见，人类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过程，不仅是主体自觉改造物质客体，形成周围感性世界的感性活动，而且同时就是调整和改造主体间的物质交往关系的活动。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本质上就是交往的，实践本身“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③实践结构一开始就具有双重关系：一是主体和主体间的“物质交往”关系，任何人的实践都处在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关系中，都具有交往性。二是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交往主体对客体的关系，即主体用交往所获得的社会化工具、手段和形式对客体的改造。实践是这双重关系的统一，亦即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生产和交往关系的统一。循此思路，马克思将“主体——客体”的实践观与社会交往关系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它表明，交往实践是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内在的、本质的规定。
(二)确立过程：扬弃以往哲学、经济学在实践观上二元对立观点和种种偏颇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点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便由以出发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④这说明任何新的理论的产生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要有一定的理论来源。同样，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也是马克思对以往各种实践理论扬弃的结果。
实践概念并非马克思的独创。在哲学史上，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中对于实践的理解存在二元对立的观点：即对实践的唯心主义认识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认识两大类。两者之间的区分之一，前者倾向于将实践视为精神、道德、理性和自由意志的活动，而后者则侧重于客观地、唯物地解释人的实践，因此表现为在实践观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关于这种区别和二元对立，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导言》中曾说过：“这个分别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如果是自然的概念确定意志，所说的原理便在技术上是实践的；如果是自由的观念确定意志，所说的原理就在道德上是实践的。”“测量、家政、耕作、政事、营养等的实践技术，甚至求得幸福的教训，这一切都只是技术上的实践规则。只有那些以自由的观念为依据的规则才在道德上是实践的。”⑤前者是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因而属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而后者以“自由意志”、“实践理性”为本质，才构成真正的实践，成为“实践哲学”研究的对象。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将实践视为“善行”、“符合理念的行动”，亚里士多德将实践当作“政治法律”活动，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将实践判定为“自由意志”、“绝对自我”、“绝对观念”实现的精神环节，可以看出这些都是唯心主义实践观的一脉相承，都将实践本质视为精神、主观的产物，抽象地发展了能动方面。相反，以近代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鼻祖弗兰西斯·培根为代表，对实践所作的唯物主义，则坚持将实践视为自然的、客观的、物质的活动。不过，这种唯物的解释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将其当作自然现象来理解，当作外在于某种与人无关的客观自然过程。在《新工具》中，培根将实践视为探索自然奥秘的实验，“事功”和工匠的“方术”，他将实践自然化，并将之与自然事例并列为“归纳法”逻辑的事实基础。实际上，这是将实践归属于自然界。
两者的第二方面对立，是前者强调实践的人文性和社会性，进而强调实践的精神交往关系；后者则坚持从“主体——客体”关系解释实践，坚持实践的技术性、自然性。前者在康德哲学中，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之间道德理性的一致；而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精神现象学》中则称之为“自我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精神交往关系。例如，黑格尔将“劳动”这一实践视为调整和改变“主人意识”和“奴隶意识”相互关系的杠杆。费尔巴哈则将实践一方面视为犹太商人“卑污的经商”活动，另一方面又在其中看到了精神交往，强调人们之间的“真正的社会联系”的价值，但由此走向极端，忽视甚至反对在实践中的社会交往关系，撇开“主体——主体”关系，形成褊狭的“主体——客体”关系结构。他认为，在造成人类认识迷误的根源——“四假相”中，与交往关系有关的就有“洞穴假相”与“市场假相”，而这都属于必须加以警惕和反对的认识误区。
上述实践观上二元分裂现象也表现在古典经济学中。一方面，早期重商主义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经常将价值视作交换价值，他们往往只注重商品交换的交往关系对于价值的形成和增殖活动的作用，而忽视价值是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这一规定；另一方面，德国的经济学家、近代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之一李斯特，总是将生产总值的“国民生产力”视为一种绝对的力量，是一种纯粹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没有看到社会交往关系在生产活动中的作用。
对于上述两种哲学、经济学二元对立思潮的偏颇，马克思在形成自己的实践观的过程中都给予了批判和扬弃。一方面，马克思继承对实践作客观性解释的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践的唯物主义”，但反对他们对包括实践在内的“事物、现实、感性”只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的旧唯物主义缺陷性，更反对他们由此而脱离人们的主体间社会交往关系的思维取向，要求将实践的主体性与交往性在“客观的活动”基础上统一起来，成为“物质交往”⑥活动即交往实践。马克思批评了经验哲学“敌视人”的倾向。同时，在1845年所写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批判了李斯特等人脱离了一定的交往关系、社会关系和主体性来谈“生产力”的抽象见解，主张将生产力放在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加以考察，指明“这些力量(指第一生产力——引者注)不能同人分开”，它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联系。”⑦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批判了实践唯心主义的“精神劳作”或“精神交往观”，但继承了有关实践的社会交往性的合理思想。此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交往实践思想。
二、马克思关于交往实践的论述
在马克思看来，德文“Verkehr”(交往)是一个很宽泛的范畴，它指认一个系统。对此，马克思在关于“交往”的注释中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Verkehr(交往)这个术语含义很广。它包括个人、社会团体、许多国家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⑧1864年12月28日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提到他所使用的法文Commerce(交往)这个术语时指出：“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恩格斯后来在谈到这一范畴时说：“我们在《宣言》中使用了‘Verkehr’一词，通常是从‘Handels verkehr’[‘贸易关系’]意义上使用的。”⑨总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交往实践的论述，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交往实践作为“物质交往”活动是主体间的“客观活动”，是主体性、客观性和交往性的统一。它既区别于仅从客体的和直观形式来理解事物、现实、感性的旧唯物主义，又区别于仅从精神、抽象能动方面来理解实践的唯心主义。
首先，交往实践是主体的活动。与旧唯物主义仅从客体方面理解现实、事物、感性不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交往实践是主体间的物质交往活动，具有主体性。在马克思看来，交往作为一种关系范畴，指的是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之间所进行的物质的、精神的社会联系或交互作用，它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内在相关性。马克思认为，交往作为人的本质活动，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一种本质属性。所谓交往是指人的一种关系，动物虽然也同外界有联系，但没有关系。“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⑩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交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唯有在人与人之间才发生交往，才存在关系。因而，凡有“关系”的地方，这种“关系”亦为“我”这一活动主体而存在。
人们的交往活动具有主体性还表现在人类交往行为的目的性。动物间的交往是受本能的支配，因此，这种交往是被动的，并无目的可言；而人则是为一定目的而交往，目的是主观选择的结果，是人的主观意志与客观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人类的交往是主体间的物质活动。
马克思对交往实践的这一理解，有别于仅仅从客体方面去理解事实、感性、现实的旧唯物主义，从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交往实践的辩证性。
其次，交往实践是“客观活动”或“感性活动”。在唯心主义者看来，人类历史的出发点是一些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个人，这些“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即实践。人类历史也就是这些“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的历史。(11)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和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及物质生活条件。这些现实的个人为了“创造历史”首先必须生活，因此，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实践活动。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实践首先是物质的生产实践，它是现实存在的而非想象出来的。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12)。由此可见，与仅从主体方面来理解实践的唯心主义不同，交往实践理论认为实践活动应该是人们在生产和交往相互作用下的一种客观物质活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唯心主义由于把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他们的实践的唯一起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仅从主体、主观方面来理解实践，“因而造成了自然界与历史之间的对立。”(13)
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认为在人的思想交往和动机后面，还存在着客观物质动因，因为人的思想交往和动机并没有独立的实在性，“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4)。这里的生活就是客观实践活动。这也就是说，人的社会存在从根本上制约着人的思想动机，而在最直接的意义上说，正是人们的交往实践活动“决定了其它一切活动”(15)。而不是像一切唯心主义认为的那样相反。
马克思对交往实践的这一理解，有别于仅仅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实践的唯心主义，从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交往实践的唯物性。
第二，交往实践是“自主活动”和“交往形式”的统一，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物质交往的交往实践其本身是由于主体间为了相互交往的需要而进行的客观物质活动。人们在物质生产(即自主活动)和交往过程中又形成一定的交往形式。而人们的物质生产又是在一定的交往形式下进行的。物质生产和交往形式的互动过程同历史发展以及一定的社会形态相联系。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生产力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相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所以，始终必须把人类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而“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6)可见，正是由于自主活动和其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导致了社会形态的更替和人类历史的进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交往形式——原先是自主活动的一部分(前提和条件)，并与之一起构成全部历史形态新旧更替的本质内容。那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交往形式的序列，构成了全部历史形态的更替。“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17)这就是说，在历史演变中，起初是交往实践的力量——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和一部分，即交往形式，渐渐落后于自主活动的发展而变成其桎梏，因而需要被交往实践所变革。于是，社会形态即占主导地位的交往方式就会新旧更替，历史因此向前发展，故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也是这种交往形式本身的创造力。
第三，交往实践是“精神交往”和以语言交往为中介的“意识交往”的客观基础。
首先，语言和意识是物质交往的需要的产物。从精神交往所必需的语言和意识来看，在物质交往中“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们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8)。
其次，精神交往是物质交往的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自身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19)
最后，精神交往的主体必须受物质交往的规定和制约。对此，马克思指出精神交往的主体是人，而“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20)。
第四，交往活动系统是人类文明发展、社会进步的条件。对此，马克思指出物质交往以及所产生的“精神交往”和语言交往，构成交往活动系统，而交往活动在总体上是使世界普遍联系，使历史变成世界历史，进而使生产力和科技文化得以传播、保存积累和不断进步的条件。
对物质交往以及精神交往、语言交往构成的交往活动系统，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从层次上把它分为各民族国家内部的国内交往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世界交往，指出国内交往的发展程度决定世界交往的程度，世界交往又反作用于国内交往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内部的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21)。“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由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22)
一部交往发展的历史，就是由国内交往不断向世界交往转化的历史。向世界交往的发展，是生产力得以保存、积累和发展的前提。“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23)因此，交往充分发展且具有世界性质，是生产力得以以整体形态并以不可逆的趋势向前发展的条件。
第五，资本主义通过商品交换的交往实践形成世界市场、世界民族、世界历史，为共产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回顾了资本主义用商品交换这一交往实践形式形成一体化世界市场的过程，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初次繁荣(先是在意大利，然后在法兰德斯)的历史前提，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24)织布业作为最早的而且是最重要的工场手工业，就是“由于交往的扩大而获得了动力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25)尤其是随着“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交往，从而使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的发展有了巨大的高涨”，“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规模愈来愈大地扩大为世界市场”。(26)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集中，形成了大工业，大工业通过普遍竞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满是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最后，当每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于是便产生了世界民族——现代无产阶级。(27)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交往，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无情地斩断了把人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使一切物质交往、精神交往都成了世界性的了。正由于世界性的普遍交往的形成，使得世界上每一个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有了依存关系，同时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替代。因为，“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家庭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境地’；(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28)
随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交往实践娴熟地运用于资本化生产实践的分析中，并由此提出了更为明确的交往实践思想。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细胞——商品，是人类劳动的凝结，但人类劳动作为基本的交往实践，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劳动作为具体劳动，它创造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劳动作为抽象劳动，它形成价值。具体劳动表明劳动过程中主体(劳动者)与客体(产品)的关系，表明物的有用性使物对人具有使用价值，即“主体——客体”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客体“不是像在原始状态下那样表现为简单的自然物……而是表现为已被人类的活动改造过的自然物”⑨。抽象劳动则体现了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即价值关系。因为价值不单纯是个体劳动的凝结，而且是社会范围内劳动关系的一种整合，是主体在劳动中创造的与社会其他主体的经济关系。因此，劳动实践的双重结构，正是“主体——客体”、“主体——主体”关系的统一。马克思进而运用劳动双重性结构原理，对资本化生产实践作了科学分析，认为后者也是具有双重关系的统一体。一方面，资本化生产实践作为劳动者以主体力量作用于物质客体，即劳动对象，发生“主体——客体”双向物质交换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劳动者与资本家的经济关系不断再生产过程，是通过价值增殖、扩大再生产而体现出来的不同主体间交往关系的重构与扩展过程。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化生产实践是交往实践。根据这一规定，不管主体间社会交往的具体性质如何，人类实践结构总是“主体——客体”、“主体——主体”关系的统一。尔后，在《人类学笔记》等著作中，马克思根据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间交往实践所形成的普遍联系的现实，指出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经过社会革命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关键因素之一是，它们能否借助于世界性所获得的资金、生产力、文化和科学技术。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交往实践是指多极主体间通过改造或变革相互联系的物质客体而结成社会关系的物质活动。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交往实践的理解既有别于仅仅从容体方面来理解事实、感性、现实的旧唯物主义，也有别于仅仅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实践的唯心主义。同时，它也突破了传统的实践结构观，它把主体间的交往关系引入实践结构。
三、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现实意义
在当代，马克思交往实践观为全球化过程出现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视角，尤为重要的是，它为处于世界交往中的中国为何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其一，交往实践之所以将成为21世纪哲学关注的中心，主要原因在于它对当代全球发展总趋势的科学把握，是时代精神和主题的体现。在全球化社会和信息时代，人类在哲学上关注交往实践问题，将之推上主题宝座。同时，后工业文明的崛起，亦使交往实践与主体间问题上升为当代主题。如果说，古代的农耕文明主要是人对自然客体的依赖，人被自然所支配、统治，那么，工业文明则是人将自己视为唯一的主体和中心，统治、改造、驾驭、拷问自然客体，形成“主体——客体”实践结构。与这一时期相对应，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最终向具有单一主体性的实践哲学转变是必然的。然而，在后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绝对中心主义观念受到严重挑战，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模式在全球遭到失败，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霸权、强权和殖民主义已遭人唾弃，任何主体都在多元文明交往中切切实实地遇到另一个主体，从而迫使人们在全球交往中必须确立“多极主体”的观念。这表明，在当代世界，交往和主体间关系成为全球的中心视野。
我们说交往实践是时代精神的展现，还在于它对全球问题的科学解答。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环境与生态危机、人口暴涨、资源危机、全球发展等等全球性问题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自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人类处于转折点》提出“人类困境”和全球问题的视野以来，全世界都在热切关注：这些问题的主导趋势是什么？应当以何种方式来科学理解和把握这一趋势的本质？对此，马克思的交往实践理论将为我们展示一个全新的解决视角。
其二，深化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认识，为理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新的认识工具。
中国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而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理论中，社会主义只能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未来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那么，究竟应当如何来理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呢？这在我国理论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违背中国革命发展的史实，认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个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因而必须倒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另一种片面夸大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中国本身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的。这两种观点，表面上是对立的，然而两极相通，这就是它们在理论前提上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即对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理论作了片面僵化理解，把它曲作成一切民族在任何情况上都必须遵循的公式，变成了“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究其原因其根本失误，是离开了交往，特别是民族间的世界交往在理解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理论和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所造成的。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之后，由于生产力、分工的极大发展，各国间的普遍交往的格局已形成，世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各个民族都被卷入世界交往的大潮，推到了世界竞争的舞台上。因而在资本主义“普照的光”的照耀下，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虽在总体上依然“拾级而上”，但在具体国家的发展中却有可能出现“跳跃”，呈现出“多线”的发展。
由于“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30)在19 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也被卷入了世界交往的大潮，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由此，中国的生产力不仅同本国的生产关系相互作用，而且同资本的国际关系发生作用；中国的生产关系不仅同本国生产力发生相互作用，而且同世界上更为先进的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力发生相互作用。正是由于中国被世界交往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使之产生了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类似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并以这种特殊方式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和种种苦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此，对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历史必然性的科学，不能离开交往实践，尤其是不能离开各民族间的世界交往。
其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的交往实践看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就是从单一主体性实践结构向多极主体的交往实践结构的转变。计划经济只承认一个主体即作为计划制定人的中央政府的主体性，其余皆是客体。反之，市场经济是以多极平等的利益主体为基本前提的。市场化过程，就是多极主体间交往实践的过程。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个对外开放的社会。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1)坚持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因为对外开放本质上就是打破封闭，介入世界性交往实践的过程。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否则只能造成贫困的普遍化，而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然而生产力的发展是以“交往为前提的”，自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以来，世界各国的发展水乳交融。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没有达到世界性普遍交往的水平，其文化没有进入世界前列，在建立社会制度后，如果不主动打破国际资本的封锁而进入历史体系，积极发展生产力、商品经济以及文化的对外交往，不努力打破政治地理上的对外隔绝，那么，整个社会就会缺乏活力而停滞不前。中国只有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成为其中的一极主体，才能吸取各民族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肯定成果”，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向世界，也才能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36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
⑤约翰·华特生编选：《康德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58页。
⑥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3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5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97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00-30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12)(13)(14)(15)(18)(19)(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44、30、80、34、29、29页。
(16)(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79页。
(21)(22)(23)(24)(25)(26)(27)(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51、61-62、62、62、64、68、39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90页。
(30)《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48页。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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