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致与歧见之间——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歧见论文,在一论文,共识论文,价值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4)03-0005-08
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是一个包含着价值基础、规制保证和治理操作三类主 要指标的复杂治理体系。从三者的关系来看，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具有制约全球治理观 念导向的作用。因此，从价值基础的视角考察分析全球治理，就成为我们了解、设计、 建构和推进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门径。从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所显现的实际状态来看， 全球治理价值远远还没有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共识。如何在各民族—国家自有渊源 的文化价值基础上达成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也就相应地成为支持或瓦解全球治理的关 键问题。
一、事实与价值的疏离
全球治理是20世纪后期一个吸引人们广泛关注的现象。这种关注，既是因为它确实存 在于国际社会的运作过程之中，也是因为它受到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们共同 的自觉阐释，而国际学术界也给予全球治理以积极的、富有影响力的理论建构。这是相 互关联着的三个方面。
就第一个方面讲，对全球治理的现象陈述，是主导全球治理论说的话语方式。这一论 说试图给人们提供一个“什么是全球治理”的答案。无疑，全球治理在当然的意义上， 是一个基于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的一个共同治理体系。所以有学者 将之定义为：“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 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 济秩序。”[1](P13)这一定义，至少满足了人们对于什么是全球治理这一问题解释的几 个基本预期：从全球治理的范围来说，它一定是超越各自具有其主权诉求、利益差异和 文化传统的民族—国家范围，因而具有地域上的“全球”蕴涵。从全球治理是一个“治 理”而不是“统治”的定位上讲，它强调了全球治理诉诸国际规制而不是国家权力的制 度特点。它是“没有政府的治理”。[2](第2章)从全球治理是一个全球社会协作而保证 的秩序化状态看，它给人们明确了全球治理乃是多方积极介入、共同努力的一个治理过 程和秩序建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寻求的全球经济 治理，给予这一论证以有力的证明。尤其是1998年前后的金融风暴及其治理，典型地反 映了全球治理在经济领域中的秩序及其达成条件，在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间以及国 际社会中得到的治理资源是多么重要。至于建立在全球治理理念基础上的国际组织的普 遍生长，更是证明了全球治理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国际现象不能为人们忽视。
全球治理受到政治家们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各国政治家、全球精英对于全球治理的 明确表态，体现出全球治理的政治精英认同。诸如美、英、德、法等国的政治家，如克 林顿、布莱尔、施罗德、若斯潘对于“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的申述，都显现出发 达国家政治家对于治理的积极推进。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呼吁的国际事务的民主治理， 则反映了欠发达国家全球治理的治理愿望。另一方面，政治家和全球精英组织起来，发 起成立了全球治理机构，比如1992年成立的“全球治理委员会”，以及这个委员会发表 的《我们的全球之家》行动纲领，很好地代表了这方面的动向。[1](P3)国际学术界具 有一种对国际社会变迁敏锐反应的能力。在全球治理刚刚展开之际，思想家们就出版了 专门的著作，对全球治理进行了意义广泛的阐释，使得全球治理的复杂含义得以凸显。
但是，全球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对于全球治理的描述、勾画和期待，并不 意味着全球治理就具有了坚实的基础。从构成全球治理的三个界面——价值、规制与操 作来看，全球治理都还处于一种事实上的资源贫困状态。尤其是作为支撑全球治理的精 神基础——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来讲，全球治理的现实进展与全球治理的价值亏空，矛 盾突兀地显现在我们的面前。(注：参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年出版的丛书《全球化 论丛》，以及江西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的丛书《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就可以 大致窥见西方学术界关注全球治理的状况。)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在全球治理展开自 己的历史进程之际，就已经是在一种悖论的状态中形成的。而且，随着全球治理的深入 ，全球治理的价值冲突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里迅速表现出来。相信在全球治理的进 展中，要形成全球认同的全球治理价值共识，还是一个难于达成的远期价值目标。这就 是一个关乎全球治理价值共识的事实与价值的矛盾。
断定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尚未建构起来是容易的，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全球治理价值共 识为何与全球治理的实际进程相脱离，则是一个相对困难的问题。其实，全球治理的价 值核心，已经凸显出来：那就是以人权和民主为核心价值支撑全球治理的价值大厦。[3 ]但是这种凸显仅仅是一种浮现在全球治理表面的价值陈述而已。这种陈述，就西方人 士而言，体现为对他们熟知的价值观念的再现，以及在再现中的重建。而对于非西方国 家人士而言，则区分为对于西方价值认同者和对西方价值拒斥者的对立。各种见解之间 的差异性、乃至于对峙性是显见的。面对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需求，人们的表达几乎是 一致的——全球治理只能建立在人权、民主、平等等现代价值基石上。然而表达背后潜 蛰的政治意图、经济利益和文化假设，具有巨大的差异。这就使得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 ，存在一种浮面上的一致和深层上的不一致的分离状况。全球治理之以平等民主的国际 规制来实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就此简直成为全球各国、各国际组织和思想家自说自 话的一个崭新版本的乌托邦。[4]
从全球治理的价值陈述与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存在的疏离关系上，已经可以看到全球 治理在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距离。同时，全球治理的事实与价值的疏离，还可以从目前全 球治理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寻求全球化支配权力的强势力量上证明。这就是麦克格鲁所说 的“真正的全球治理”的诸障碍：霸权、全球资本、专家政治。全球治理因此成为丧失 正常状态的“扭曲的全球治理”。再者，全球治理的技术性导向、工具主义趋势，也使 得全球治理的民主平等的价值目标，受到介入到全球治理过程中的诸方各自寻求自身利 益满足的行动的干扰，使得全球治理的工具理性严重挤压价值理性。[2](P99-102)全球 治理过程中事实与价值的疏离，对于全球治理的健全推进是不利的：它既使得全球治理 的价值方向摇摆，又使得全球治理的价值制约显得不足，还使得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显 得模糊。要想从“扭曲的全球治理”走向“健康的全球治理”，寻求全球治理的正当价 值基础，就成为全球治理的事实推进之外的紧要的精神建构任务。
二、发生学歧见
为全球治理寻求到为全球所认同的价值基础，是一个可以为认同全球治理的人们所承 诺的事情。只是横亘在人们面前的困难是，在全球治理来到之前，并不存在一个现存的 全球性的价值体系，可以为全球治理自然地提供一个价值支持。
在历史的幅度上，全球化是一个晚近发生的事件。与全球化时代对应的是一个区域化 时代。区域化时代是一个长时段，它的时间延绵几乎占据了一部人类历史。在人类区域 化发展阶段中，尽管有广泛的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但是，从整体上讲，在相对 封闭的区域中发展出来的各大文化体系，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价值理念、政治体制、经济 模式和文化系统。这是至今人类文化多元而丰富的构成状况的历史基础。一方面，区域 化的文化体系驱使区域化的价值主张的自我论证和自我迷恋，这使得区域化时代生成的 价值体系具有一种明显的排他性。另一方面，区域化价值一旦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也 会有一个自我辨认的边界意识，而难以相互兼容。所以，各古典文明体系从“真实的历 史”到“写的历史”都必须以国别或地区为基本的参照坐标。[5]
仅就我们自己的文化经验而言，中西文化在整体相遇之前，虽然存在着文化的交流， 但是对于彼此的文化没有一种结构性的制约和重塑功能。[6]由希腊理性传统、罗马民 法传统与希伯莱宗教传统逐渐塑造出来的“西方”文化，自有其基本一致的价值理念、 制度安排与生活方式。汤因比就此强调欧洲的国家很难以一个个单独的国家来理解其历 史文化传统，除开后来的英国有自己的某种特殊性以外。而由儒家与道家互补结构起来 的中国人心灵传统、由儒家与法家结构起来的中国人政治传统，以及三者交互作用形成 的古典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也具有自己文化的价值理念的自足性。就是在中西文化全面 相遇的现代，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与相互接受，也还是一个艰涩的话题和困难的互容过 程。
所以，今天为人们所认定的全球治理的那些基本价值理念，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完全 都是产生于区域化发展阶段、都潜蛰在地方性知识之中，都隐匿在民族—国家的权力体 系间。仿照鲍曼的“全球法律，地方秩序”的说法[7][8]，可以说就是“全球治理，地 方价值”。所谓全球治理、地方价值，指的就是全球治理的价值支持来源于“西方”的 价值传统。全球治理的基本价值，诸如人权、民主、平等、公正等等，都不是自来就有 “全球”性的价值，它们的历史源头在“西方”。即使就它们的历史演变来看，它们也 仅仅是西方文化自身演变的结果，而不是相异文化体系冲突的成就。对于全球治理来讲 ，来自西方的历史文化价值的全球治理价值，因为它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地方性，也就必 然决定了它在普适性上的限度，即它不可能自然就具有与其他素有渊源的历史文化传统 或文明体系的天然一致性。或者甚至是相反，它也许天然就具有与西方之外的文化价值 体系的冲突性质。这种冲突性，既可以从它们的历史发生时期的不相关性上认知，也可 以从它们的历史相关性一旦发生就显现为长期、广泛而尖锐的冲突上观察得到，更可以 从全球治理的基本价值获得的具体阐释体现的差异性上得到进一步的认证。
在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中，系统的人权、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的相关性论 证是不存在的。在非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统治与治理中，这些价值的发生，既与他们对 西方价值的曲折认同有密切关系，也与它们挖掘自己民族文化传统价值相似历史资源有 紧密关联。但是，因为历史发生时代具有的价值取向的重大差异，使得非西方国家在认 取这些价值的时候，自始就带有误读的色彩：他们或会将自己的认同建立在这些价值的 世俗有效性上，或会将自己认同这些价值的基础建立在理性屈从与感性排斥的矛盾基点 上。这实际上就限定了全球治理基本价值获得合理理解并得到内在认同的可能性。在西 方与非西方共同言说这些全球治理基本价值的时候，能指与所指的差异是十分巨大的。 前者往往着意于它们的普世性，尽力阐述这些发源于西方的价值理念所具有的普适性， 并将它们自然地视为全球治理的基本价值理念。后者则大致落在它们的反抗含义上，将 之视为自己民族挣脱西方控制获得民族解放的价值工具。[9]
于是，从全球治理的基本价值如何可以获得它的历史起点上看问题，就有一个地方性 知识蕴涵的价值理念如何获得全球性的问题。显然需要强调两个意思：其一，历史上并 不存在着一个天然的全球价值体系，我们只能在各种地域性、民族性价值理念中寻求全 球治理的价值资源。为此，我们绝对没有理由将地域性民族性价值理念限定在它的发生 学意义上，以一种文化原教旨主义的姿态，拒斥任何与自己的文化传统相异的文化价值 理念。于是越出发生学视野，建立类型学观念——即某种价值具有理想类型意义的话， 就具有全球治理的价值蕴涵，就变得非常必要。其二，必须理性地区分全球治理的基本 价值在发生学角度具有的地域意义和在类型学角度具有的精神理念两个不同含义。前者 强调的是全球治理基本价值诸如民主、平等等确实仅仅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后者强 调的是这些基本价值对于非西方地区建立现代精神观念的可借鉴性质。两种区分凸显的 都是论道全球治理的价值问题时，我们有必要走出全球治理的基本价值的发生学境地， 将全球治理基本价值做地域与传统之外的宽泛处理，摒弃狭隘的考究价值最初发源与原 生意义的发生学立场。
三、“全球”价值还是全球“价值”
从当然的意义上讲，全球治理的价值必定是全球价值。但是全球价值是在区域价值的 基础上改造而成的。这种改造，既要求我们走出全球治理价值的发生学意义追究的境地 ，还要求我们建立认知和塑造全球价值的合理思路。
因此，全球价值必须经过严格的分析，才有可能在逻辑上被认可为全球价值。从逻辑 构成上讲，全球价值是可以拆解为“全球”价值与全球“价值”来理解的。在这种拆解 之后，全球价值就被离析成为两个概念：一个是基于普遍主义基础上的、强调为全球所 认同的价值，即“全球”价值。一个则是基于特殊主义的、保守各个国家或文化传统中 形成的价值理念，而认可各种特殊主义的价值体系在全球突兀、对峙地存在的全球“价 值”。
“全球”价值，即普世认同的、整全的价值。它为各个具有不同文化渊源、制度支持 和生活习性的民族—国家所认同，为国际组织——无论是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或是志愿 者组织所共同承诺，为全球社会的精英们所自觉阐释并加以实践。这种全球价值，不是 来自政治的、经济的或文化的实力进行强制的结果，而是经过广泛协商之后，在国际规 制的基础上为人们所自愿实践的价值理念。从1500年以来的大历史看问题，这种全球价 值最切近的价值理念，当然是源自西方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理念。之所以 说这些价值理念是最切近的全球价值，是因为500余年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广泛性 、理解深入性、接受普遍性以及文化适应性，都远远超过来自其他任何文化体系或文明 系统的价值理念。[10]今天的全球治理论说中，论及全球治理的价值问题的论者，也都 大致认同这些价值理念。[2](第9章)[11]
这并不是一种关于全球价值的简单的现实主义主张。一种全球价值的简单现实主义主 张是有害的。因为它会从现实诸价值理念中处于强势地位的价值理念出发，构想一种必 须为全球所接受的“全球”价值。这种主张预设了一种强权的前提。西方的价值理念在 西方携带强势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向世界传播的时候，确实曾经以一种现实主义的 强权力量给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谈论到民主、自由、人权、平 等、正义等价值理念的时候，很容易勾起非西方国家与地区人们的痛苦记忆。人们也很 容易陷入一个“理智接受，情感排斥”的悖论处境中。只是在这些现代价值理念与西方 的扩张政策脱离，而具有它们自身的价值生命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在各自的文化传统 中，一方面，实在是存在着精神相近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也确实需要在自身的现代转 轨过程中，创造性地开辟一个与这些价值理念相近的社会政治的制度空间。这个时候， 原来由西方强行推销给非西方国家与地区的那些“现代”价值理念，就转而成为非西方 国家与地区人们自愿实践的价值理念，从而使现代价值在经历了从强加到需求的转换过 程之后，演变为社会内在运作和自然浮现的价值理念。这中间就既蕴涵了各个民族—国 家的理想主义追求成分，也蕴涵了在现实处境的认知当中人们对于价值抉择的现实主义 态度。
但是源自西方的“全球”价值，是需要经过一个“告别”和一个“重塑”的相结合的 理性塑造过程的。从前者，即从“全球”价值的“告别”看，当下“全球”价值的强力 预设是必须转换为“同意”预设的。缺乏各个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和全球精英的认同 ，而只是西方国家一厢情愿地依靠自己的实力推销前述的全球价值，那只会导致全球围 绕这些价值理念的文化间对峙，使得全球陷入一个西方国家的价值侵入与非西方国家的 价值捍卫的对垒战之中。因此，必须告别以强力为预设的西方价值推广为全球价值的进 路。从后者，即从全球价值的“重塑”看，它必须经历一个源自西方的价值理念借助西 方的政治经济统治力量，演变为源自西方愿意并实际上平等地对待非西方国家，并将西 方与非西方同时放置到平等主体的位置上进行全球治理的变迁。毫无疑问，非西方国家 、国际组织和全球精英基于自愿对于来自于西方的“全球”价值的接受和实践，是对于 这些价值究竟是否真正可以成为全球价值的一个严峻考验和实际检验。说是严峻考验， 是因为其中任何排斥者(而不是批判者)的存在，都会使人们意识到这些价值的普世性的 匮乏。说是实际检验，是因为只有在这些价值的跨文化实践中才足以说明它们是否真正 具有跨文化的普遍适应性。显然，这是需要一个相对长时期的时间积累、制度试错和实 践磨合的。(注：20世纪的革命史，可以看作西方与非西方从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到生 活方式选择的冲突史。这种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显现为对民主的普世价值的实践。 从中可以看出，全球价值之体现为某些价值获得全球性的条件。参见程玉海：《20世纪 的世界革命》。[12])
至于全球“价值”，则可以被理解为任意一个基于诠释普适价值的人士或团体(国家) ，对于自己主张的价值观念的全球化推广。与“全球”价值相比较，全球“价值”与“ 全球”价值是两个在起点、目的、要求与结果上都具有重大差异的概念。全球“价值” ，其实着眼点在民族文化价值或特殊主义的价值理念的全球处境。在起点上，前者(“ 全球”价值)强调的是某些价值(如民主)的全球适应性，后者(全球“价值”)强调的是 民族价值或团体价值是否在全球得到一个公平的对待。在目的上，前者强调的是某些价 值的全球普适意义，后者强调的是特殊主义价值的全球存在可能性。在要求上，前者强 调的是某些价值(如民主)在某些制度安排(如宪政)之下如何可以成为普适的生活规范， 后者强调的是传统制度及其支持这一制度的价值观念自我正当证明。在结果上，前者强 调的是素有渊源的各种文化价值体系之间在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和生活方式之间的相容 性和一体性，后者强调的是传统的价值—制度—生活方式的历史延续。无疑，全球“价 值”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只是这种存在是以什么形态来证实，是一个具有极大差异的问 题。在民族—国家还具有当然的含义的时候，民族—国家的价值理念受到国家体系的强 有力支持，民族—国家间的价值互动、制度趋同和生活方式相互影响，就会受到国家力 量的排斥。只有在民族—国家体系重构的过程中，那种自居弱者地位而吁求同情的全球 “价值”的现实处境才会有所改观，也才会推进源流各有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的交流、 融合和一体。
就当下全球“价值”的存在状况而言，全球“价值”的对峙态势是值得我们焦虑的问 题。事实上，我们得承认，源自价值理念并受到价值理念支持的国际性对抗行动是存在 的。这既是指西方的人权外交，又是指非西方对西方的非理性抵抗行动中蕴涵的价值对 峙意识。就此而言，后冷战时代到来之际，亨廷顿基于未来世界秩序建构而申述的“文 明的冲突”论说，确实具有提醒我们在政治对抗、经济竞争之外，注意文化价值抗衡的 整体状态的正面作用。[13]在我们今天讨论全球治理的时候，亨廷顿的论说实在有重要 的必要。假定我们共同承诺全球治理是值得追求的事情，那么，如何在和平与理性的状 态下，启动我们人类建构与全球治理相适应的全球价值建构之思，就是我们必须理性应 对的问题。
四、底线特质
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以成立的?又在什么意义上是值得期待的?或 者在什么角度看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这些问题在全球治理实际展开的时候，我们面对全 球价值建构的需要，必须予以回答。由于人类的价值主张始终是支持人类具体行动的深 层力量，因此，建构起能够为地理位置、文化传统、制度安排、价值渊源各有不同的民 族—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全球精英都认同的价值理念，就是一个关乎全球治理前景的关 键问题。
全球价值的建构，显然是一个长时段才可以解决的问题。而对于全球价值建构的现实 性的预期与现实性的判断，也是一个目前处境下无法轻率地予以回答的复杂问题。我们 现实可以做的事情，首先是确立一个与全球治理相吻合的全球价值建构的原则立场。这 种价值建构立场，不是落在什么价值观念是我们必须选择的、什么价值理念是我们必须 排斥的这类问题上。而是落在我们究竟基于什么视角来看待全球价值的建构问题：是基 于一个由权力系统保证的，因此人们必须接受并实践的价值理念来建构全球价值，还是 基于一个兼综各文明体系基础价值，并经由协商而产生认同的价值理念来建构全球价值 呢?答案当然是后者。问题在于，这样的全球价值具有什么样的价值特质?它是从最理想 的高度着眼，兼综各传统价值体系的最高价值主张而凸显出来的上限价值理念，还是从 底线出发，兼综各传统价值体系的最低价值主张而凸显出来的下限价值理念呢?从“全 球”价值结构的应有特质来看，只能是后者。
之所以说全球价值必须是一种底线价值，是因为底线价值具有最为广泛的认同空间。 从价值结构特质上讲，底线价值之为底线价值，就在于它既可以是各种价值体系、价值 观念、价值主张、价值传统都可能认可的价值，也可以是理想价值、制度价值和生活价 值共同实践的价值规范。这就注定了底线价值是一种人类之构成人类活动的不可突破的 底线原则，它源自于人类活动的共同结构、相似经历和应付环境的共同处境。虽然人类 活动划分为族群、区别为政治地域、形成有进路相异的思维方式，但是方式上的区别与 实质上的类同，决定了各个素有传统的文明(文化)体系、乃至于国家结构之间在这类价 值建构上的共同性。这从全球伦理建构已经取得的经验上可以得到印证。在孔汉思等人 撰写全球伦理宣言的时候，他们就强调，全球伦理必须是一种底线伦理。但是底线伦理 并不是低度伦理，它要展现“世界诸宗教在伦理方面现在已有的最低限度的共同之处” 。[14](P2)全球价值理念也具有相同的精神特征，它既不是基于完备性的意识形态建构 ，也不是要取代素有渊源的各文化传统的高级价值理念，而是基于对于各文化传统的价 值理念的共同之处的凸显，来勾画出全球价值的基本构成内容。它的排斥性特别的弱， 而兼容性特别的强。它的观念清理要求特别的低，而行动导向特别的强。在价值理念上 讲，它仅仅内涵了关乎人类尊严与德行的核心价值观念或基础价值观念：那就是全球治 理起码得以维系的价值理念，诸如民主、平等、公正、自由等等。至于核心价值、基础 价值之外的匹配性价值、相关制度需求以及具体的日常生活模式，则与各文明文化传统 各自的渊源相联系。
诸如民主、平等之类的全球治理价值，如何可以真正成为参与到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人 们所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呢?这就既依赖于人们的理性选择，又依赖于人们的实际经验 ，更依赖于人们的后设证实。
从第一个方面分析，参与全球治理的各方，只能在底线上认同一个“全球价值”。原 因在于，全球治理既是一个在民族—国家时代里诞生的话题，它究竟与具有现实支配性 的主权国家统治(government)模式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即是一个不得不首先解决的问题 。假如这个问题得不到清晰的解释，那么全球治理就是一个非全球的、国家的治理问题 。同时，全球治理又是一个在诸社会政治经济力量介入治理过程的动态发展中，获得它 的现实理由的，那么，势必对它产生深层影响的价值理念，究竟直接根植于诸如跨国公 司、国际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的运作之中，还是一种各有表述的价值理念，也就对它在 “全球”层面是否足以成立构成直接制约。前者是一个全球治理的结构问题，后者是一 个全球治理的精神基础问题，两者的解释勾联为全球治理的价值理性抉择问题。这就需 要在全球化时代被纳入到全球治理的诸方面健康地互动，以至于可以达成一个最广泛的 理解，形成一个关乎全球价值的最宽泛的认同。缺乏这样的健康互动，就缺乏全球价值 的理性认同，也就缺乏全球治理的价值支持。
从第二个方面观察，全球治理对于人类来说，还是一种新鲜经验。全球治理的各种论 说，还充满了一种惊诧感。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全球治理基础上的全球价值建构，也 就势必显现为一种初级的状态：究竟是从西方的高级价值中直接汲取价值资源呢，还是 需要对这些价值进行一种全球性改良?如果是需要改良的话，究竟以什么为基本坐标来 作为改良的参照指标?这些问题不是逻辑的解答就可以圆满回答的问题，而是一个在人 类今后的全球治理实践过程中逐渐凸显答案的问题。全球治理的经验积累，为全球价值 的建构提供现实基础和提炼素材。全球价值的理性建构，又为全球治理提供引导行动的 理论指南和精神方向。两者的相互促进，是全球治理向前推进的两种动力。而这都是需 要时间的：只有在时间的绵延中，经验才会向我们敞开，向我们展示究竟什么是真正的 全球价值，抑或说诸如民主、平等等现在显示为全球价值的理念如何是可以现实地接受 的全球价值理念。
从第三个方面理解，全球价值的凸显，不是一个先设的价值模型的认取，也不是一个 先设的价值系统的自我确证。全球价值之为全球价值，它必须是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充分 显现其价值功用之后的一个证明。这就注定了全球价值的后设验证性质。当然这里似乎 有一点反讽，好像全球价值只能显示在全球治理达成之后。其实，从全球治理的历史起 点到全球治理的漫长过程，全球价值始终在渐渐地显示自身。正是在这种逐渐的显示过 程中，全球价值，比如像民主、平等、责任、自由等等价值理念，才逐渐可以获得建立 在同意基础上的全球性认同。这种认同的逐渐广泛，就是全球价值后设证明的体现，也 是全球价值从底线出发，而不是从理想出发的一个经验性质的证明。
收稿日期：2004-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