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之八——后现代主义研究（笔谈）——后现代主义与文化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笔谈论文,世纪末论文,中国论文,重大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一度成为我国学界的热点，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貌。由于后现代哲学是一个边界并不确定的领域，它横跨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多种学科，学界对它的探讨分为不同的方向，这样就很难全面地把握它的各个方面。但是，这种难以把握的跨学科性也说明了各门学科面临的问题具有“家族相似性”。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就在于它是整个文化与哲学范式转型的集中表现，它不仅代表了西方文化精神的变迁，而且对中国新的文化精神的培育，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后现代主义与哲学的范式转型
所谓“后”的含义，凯尔纳和贝斯特在《后现代理论》一书中指出，它既表示连续，也表示否定和断裂。它不仅是时间上的“后”，即表明历史的延续，也有“超越”、“扬弃”之义[1]。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对哲学所追求的绝对性、整体性、无限性、同一性、语言深层结构等信念的反思，它不仅是否定，也是批判和扬弃，是“积极的断裂”和“批判的连续”。虽然后现代主义带有相对主义色彩，并不能归结为辩证法，但它对西方文化的反思，的确具有人类精神的积极的自我否定的特点，这种自我否定的特色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可以相通的地方。后现代主义否定和批判的对象不是某种哲学，而是以“现代性”为名称的、自启蒙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哲学精神，对这种精神的反抗，正是19-20世纪哲学范式转型的核心。
19-20世纪哲学范式转型的关键，可以归结为向实践、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回归，这种回归从马克思开始，在西方现当代哲学的不同流派中得到了不同角度和方向的体现。主要的表现是：无限理性转为有限理性和非理性、绝对主体变为有限主体和交往主体、文化和人的具体生存方式受到重视、形上学的衰落，等等。这些表现在后现代主义哲学那里都有反映。许多学者都对马克思和后现代主义作出了比较，注意到了二者的一致性，总的说来，这种一致性应该在范式转型的角度上来理解。
在哲学回归实践、文化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哲学表达自身的方式也越来越脱离了那种体系化的、形而上的思辩。这有几种表现，一种是哲学向日常语言的靠拢，如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另一种是哲学向文学的靠拢，表现为它的诗化、艺术化，如萨特和后期的海德格尔；还有一种是哲学的实证化，即哲学和实证科学相结合，如哲学有与社会学结合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哈贝马斯、布迪厄等人那里体现得非常明显，后现代主义与这几种表现都有着深层的关联。例如，后现代主义哲学喜欢用日常的语言作为它的范畴，当然这种范畴也失去了黑格尔时代的范畴的严密性，只是一种比喻性的用法，如德里达的“播撒”、“踪迹”、德勒兹的“块茎式思维”、“游牧式思维”等等；在许多后现代思想家那里，哲学与文学理论结合在一起，国内许多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者是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后现代主义有着很强的和实证科学相结合的能力，其方法业已渗透到各门科学之中。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哲学是19-20世纪哲学范式转型的一种极端化的形态，它包含了哲学范式转型的若干主题，研究后现代主义，必须了解哲学和文化精神的转型。
后现代哲学具有文化哲学的性质，因为它具有“观念性”或“文本性”，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加以审视，这种“文化”的概念并不只是“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的同义语，而是广义的文化概念。因为“后现代主义”涉及的主要是思想观念层面与意识层面上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这场关于“后现代”的大讨论，不过是迄今为止的西方人文传统的一次重新构想、重新审视、重新整合和改写，是一种作为文化代码的语言层面上的话语解构和建构活动，一种话语的“解码”和“再编码”活动[2]。从后现代主义者对文本和叙事的重视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后现代主义者论述的内容给人以完全摧毁、彻底破坏的印象，这是他们的重要特点。他们的观点的确有许多极端之处，但他们所论述的内容，大抵只限于语言和文本层面，涉及的只是可能性而已，它基本不涉及现实层面。后现代主义把一切叙事都当作“文本”，它对文本的批判表明了一个文化哲学的立场。一切人类的意识形式都是文化模式的一种表现，“文本”或“叙事”不过是意识形式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后现代主义对意识形式的批判可以说是文化批判在当代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后现代主义表现了西方文化价值的冲突和传统的变异和断裂，它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化趋势。文化多元化并不是现代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任何文化都可能出现的共通性问题。因为传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不断变异的延续体，每当文化面临变异之时，都会有各种文化现象纷然杂陈的局面发生。中国当代的文化多元化固然与传统的断裂有关，西方国家也一样面临着信仰的危机和传统的变异。当代的问题并不是出现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多元化倾向，而是多元化的态势的激烈程度超出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问题与西方的问题是有共性的，二者同样面临文化整合的问题。
二、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文化整合
所谓文化整合，许多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描述，就是文化主体对多元文化的一种整合方式，其目的是建设新的文化，其实质就是对不同的价值观的抉择、融会、创新的过程。后现代主义虽然长于摧毁、解构而不是建构，但它表达了文化价值的冲突，文化整合的重要性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而愈益明显。“后现代”代表了一个文化演进中的普遍情境。
自资本主义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就落入到“边缘”的位置上，在文化上“重返中心”就成了我国学者的一种持久冲动。自80年代的“文化热”以来，学界追踪西学已成时髦，以致于“食洋不化”；国内对“后现代”的阐扬和炒作，也是这种冲动的一个表现。但后现代哲学主张以边缘反抗中心，消解边缘与中心的对立，这和我国学人所处的问题情境恰恰吻合，它可能带来中国本土学术的一种自信心，可以推进学者关于文化整合的研究。
文化整合的前提是文化的多元性质，后现代主义正因为表达了文化的这种多元性而具有积极的一面。如果我们把“后现代”看作一个在工业社会之后才来临的新的历史阶段，那么中国就没有后现代，但是，后现代并非一种新的历史阶段，而是文化冲突与文化断裂激化的一种表现，这就意味着，“后现代问题”依然是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中国的“后现代问题”就是传统由于外力作用而断裂以后出现的文化多元化问题，它表现为信仰的缺失、价值的多元化和社会的失范。这个问题其实在鸦片战争后就已经开始了。如何克服这种文化危机，建构新时代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就是我们面对后现代主义情境所要做的工作。
国内学界对后现代的研究常集中在大众文化问题上，受港台的流行文化影响的大众文化现象具有浓厚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常常受人批评。在90年代初期的“人文精神论战”以来，学界对大众文化多持批判态度，这一方面是受了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文化批判路线的影响。但西方的“文化工业”并不是中国的现实，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是“文化工业”的肯定性即服从资本主义秩序的特性，这种批判并不能照搬来对付中国的大众文化，这种批判明显属于怀特海所说的“错置具体感的矛盾”。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批判者把大众文化作为后现代主义的表现形式，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常常是全盘否定，抓住后者的消极面不放，这也是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误解。
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文化整合中的三个基本的要素，其整合并不是简单的拼贴，否则就成了大家批判的“后现代主义”了。文化在深层次的整合，必定是各种文化精神的深层沟通和融会过程，它也是新的文化的创新过程。这是各种文化的简单拼贴所无法达到的。在文化整合中，原来的文化要素发生变异，“沉淀”到新的文化之中。一切“中体西用”之类的说法都是把传统看成一成不变，可以在不同时代的文化价值体系中任意嫁接，这是一种变了形的历史虚无主义。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体系和主导价值观念的问题，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定位，这正是因为我们对此不能设计、无法预见、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资借鉴。例如，网络时代应有一些与以前不同的“游戏规则”，在几年前，我们就无法想象这个新的时代。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我们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纷然杂陈的今天，需要的文化精神应是“现代”的，如主体精神。这种表述方式正表明了我们的尴尬处境，因为，即便是“前现代”的价值标准，如孝道，在新的文化整合中也不再是“前现代”的了，它会以一种新的形式保留下来，主体精神经过了“后现代”的反思，也会变幻为一种新的形式，这就是文化整合的力量。
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文化的整合受经济发展和制度重建所制约。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重建是一个非常迫切的实践问题，而这种重建又不是通过简单地对文化层面的设计和倡导就能实现的。从实践哲学的角度看，文化整合的过程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文化层面建设的原动力来自经济领域，制度层面是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中介和桥梁，文化的“后现代问题”和经济、制度的“后现代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制度上的“双轨制”和“古今杂陈”是导致现实人格和价值标准分裂的重要原因。文化是人之造物，但文化作为有着长期稳定性的意识形式，扎根于人的生存方式本身，只有人的生存方式有了深刻的变革，文化整合才能实现。改革开放的实践进入到深层阶段，生存方式的深层变化刚刚开始，文化整合也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事。“后现代状态”依然会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后现代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新文化的开始。虽然这种新文化是什么样，我们可能无从设想，但后现代主义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在现在这样一个文化状况中，对历史和现实持虚无主义的态度很容易，但把后现代主义中包含的以虚无主义面目出现的文化反思推向前进，就是实践的建设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