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模式：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传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4)03-0007-08 “文化模式”是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学的重要概念。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模式，研究文化模式对于了解、认识各民族的文化和心理是很有意义的。各国或各民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之所以不同，主要在于文化模式的不同。 文化模式有哪些特点，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换有哪几种类型，有哪些规律，在转换过程中，文化模式的结构是如何变迁的，关于这些问题，我国学术界没有做过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分析和探讨这些问题，既有利于认识文化模式的特点、类型和转换规律，也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构建现代中华民族文化模式具有借鉴意义。 一、文化模式的概念 关于文化模式的概念和定义，学术界没有共同的看法，各位研究者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界定。一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界定，认为文化模式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理趋向和人格特征，亦即民族性格或国民性格。另有一些从社会学的角度阐述，认为文化模式就是行为准则或规范。 (一)从心理学角度界定文化模式的概念和定义。 从心理学的角度界定文化模式的概念，可以本尼迪克特为代表。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采用了萨皮尔的“整合状态”(configuration)①一词来解释文化的模式，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模式是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思想和行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组合，而是一种独特的配合，各个部分相互关联而形成一种整合的实体。此即所有“模式论”者所持的“整合观”(configurational view)。在本尼迪克特看来，“一种文化，犹如一个人的思想与行动模式，多少必具有一致性”[1]53。每一种文化各有其支配个人及团体思想和行为的“核心理念”(dominant idea)或“特有的目标”(characteristic purposes)。而此种理念或目标不一定为别的社会所共有。人们的一言一行，都趋向于这种起支配地位的核心理念和特有的目标，因而形成相当一致的“基本态度”[2]。这种支配个人及团体行为的基本态度，便是“文化的整合状态”(cultural configuration)。各种文化的差异，并不是因为一个或若干特质有无，而是因为那许多特质，全部趋向于核心理念和目标。而任何一个社会的核心理念，都不免有所偏重。重视某个理念或目标，因而展现出不同的文化表现。不同社会具有不同的模式，可以说是由于人类的潜在意愿所造成的。本尼迪克特主要从心理的角度分析文化模式，乃是一种文化有机观。她所说的文化模式主要是指民族性格。她的理论受到克罗伯和罗维的批评。克罗伯以为本尼迪克特持文化“有机观”，故将他所说的“文化模式”界说为社会的心理趋向，此与人格趋向和态势趋向相当[3]。罗维则认为，本尼迪克特的目的是想确定文化模式的特点，并且以心理学的术语表述之[4]。 (二)从社会学角度界定文化模式的概念和定义。 美国人类学家霍贝尔(Hoebel)认为，文化模式是“一个社会的成员一致树立标准行为的方式”[1]53。克罗伯认为，文化模式主要表现在文化结构和文化功能上。文化模式是“能使文化结为一体之内在关系的系统与配合，使其不致于只是不规律的累积”[1]53。林顿认为，文化模式即“行为的标准”，克拉克洪文化模式可分为“约束、理想或规定模式”和“行为模式”两种[1]54。美国另一学者D.C.查普尔在1953年提出更为中立性的文化模式理论，他认为，“文化模式是一种可由观察而验证的相互依存的功能关系”，它包括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客观方法来测定[1]54、[5]。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综合各家之说，对文化模式的概念和定义作了如下界说：“诸文化特征协调一致的组合状态。……诸文化模式是一种文化的诸成员普遍接受的文化结构，也是长期存在的一种文化结构。文化模式的复杂性以及属于各该文化的成员对这些模式的认识程度是可以改变的。简单、明显的文化模式可以在劳动习惯、服装和饮食上表现出来，比较复杂的模式可以在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上看到。”[6] 前述两种概念和定义都是从一个学科的角度进行界定，是不全面的概念和定义。综合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概念，文化模式可界定为：文化模式是一种文化的各部分有机的整合状态，是全体成员普遍接受的文化结构。它有一种为全体成员认可的心理和行为趋向，有一套为全体成员遵循的行为规范与价值标准。文化模式相对稳定，它随着时代的大变革而发生变迁和转型。 二、文化模式的特点 (一)整合性 整合性是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任何一种文化，各部分经过整合之后才能成为有机整体和相对稳定的文化状态。未经整合的文化，各部分联系不紧密，文化的各个层面不可能协调一致，各地区或各社群不可能形成核心观念和共同的行为、价值模式及象征系统，因而不可能形成共同的文化模式。 汉文化真正整合为一个为各地汉民族共同认可的文化模式是在秦汉之后。在秦之前，各国诸侯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各地的文化尚未得到充分的整合。尤其是东周以来，“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7]，文化呈多元的状态，没有形成共同的文化模式。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思想家就提出综合百家、铸造一统思想的重要性。例如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不二》中就明确提出：“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形成“大一统”局面。国家的统一，疆域的扩大，使各地不同的文化有了更多的相互交流、相互采借的空间，同时也有了整合、升华的基础。秦统一全国后，为整合全国文化，进行了一系列整齐划一的文化整合，如“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修秦律”，使秦之前的多元文化状态转向一元文化的状态。秦朝的这些措施为汉民族传统文化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汉代基本上承袭秦制，并整合楚文化，进一步完善秦创立的大一统帝国文化模式。尤其是在统一思想意识、整合全国伦理和道德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近二千年来，经历多次改朝换代及统一和分裂循环的政治局面，但文化模式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由于汉代以后形成相对固定的文化模式，汉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不断地向外传播，波及整个东亚和东南亚。 “五四”运动时期，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受到冲击，但主要是大城市知识阶层受影响较大，而广大农村依然是传统的模式。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传统文化模式仍占主导地位，各地区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由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换，还没有整合一个相对完整和稳定的模式，各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差距不小。东部和沿海地区由于开放较早，价值观念都发生较大的变化，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换较快，内地和西部地区开放较晚，比较保守，转换较慢。所以现在中国的文化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也许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现代文化模式才会形成。 (二)趋向性 趋向性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观念趋向，二是目标趋向，三是性格趋向，四是组织趋向。 1.所谓观念趋向，即全体成员的意识和行为都趋向于本民族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和道德。尤其是复杂社会的文化模式，观念的趋向性较为明显。例如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中心理念是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其中五常中的“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模式的核心观念。中国文化模式是以“仁”作为核心，也就是以人际关系作为核心。又如日本文化模式的核心理念是“忠”。日本人虽然吸收了大量的儒家文化，但日本人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作了改造，他们并没有以儒家的“仁”作为核心思想，而是以“忠”作为日本人的核心理念。一切以“忠”为准则，日本人的“忠”是纵向式的“忠”，忠于家族、忠于企业、忠于上级、忠于国家、忠于天皇。为什么日本人的集体意识如此之强，与日本的“忠”的理念密切相关。 2.所谓目标趋向，即全体成员的意识和行为趋于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共同目标是追求均衡和谐，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与均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理念之一是《中庸》所说的“致中和”，“中”即“中正”之意，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公平正义”。“和”就是“和谐”、“仁和”的意思。“中和”就是“中正仁和”或“中正和谐”之意，“致中和”就是以“中正仁和”作为国家、社会和个人行为活动的最高准则或境界。《中庸》还说致“中和”的目标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彼此尊重，和谐共处，互不相害。在国际关系上体现“中和”理念的就是《尚书·尧典》中提出的“协和万邦”，也就是“和而不同”、彼此尊重。换而言之，传统文化理想中的最完善境界，无论是大传统的士绅文化与小传统的民间文化理想中的最完善的境界，也无论是个人的身体健康以至于整个宇宙的运作，都以此最高的“中正仁和”(均衡和谐)为目标。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希望在各方面达到均衡和谐状态，都追求社会和个人的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 日本文化模式的共同目标是赶上时代。“学习—模仿”是日本人奋斗的方式，不落后于时代是日本人奋斗的目标。日本文化有吸收外来文化的机制，自古至今一直在不断地向他国学习。日本民族性有个特征，就是“顺服强者，蔑视弱者”，也就是崇拜强者，鄙视弱者，谁强就崇拜谁，就学习谁。这种精神不仅存在于近现代，而且古代都存在。日本政界和上层人士之所以瞧不起中国人，其中原因之一是大部分日本人相信，日本在二战中失败，原因是遭到美国原子弹的偷袭，被苏联背后捅了一刀，才迫使天皇宣布终战的，绝对不是被中国打败才投降。另外，日本人不承认对东亚、东南亚等国的侵略，其理由是日本人为了保护亚洲各国不受西方的侵略，保障亚洲各国不沦为西方各国的殖民地。 美国的文化模式追求的目标是不断进取。美国人进取心很强，从不满足，欲望没有止境，既要征服自然，也要征服世界。在征服自然方面，不断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不断地创新，因而在高科技方面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在征服世界方面，充当国际警察，干涉别国内政，把美国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其他国家，最终目标是使全世界统一于美国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之下。美国人不像中国人一味追求社会稳定与和谐，不把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强加于人，而是追求在动态中保持平衡，在冲突中求发展。有冲突才能不断地提高实力，才能使自己永远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3.所谓性格趋向，即具有共同的民族性格。每一个民族都有一种共同的性格特征。有些民族性格比较急躁，如朝鲜族、维吾尔族等民族；有的比较温和，大多数农业民族性格都比较温和；有的比较内向，像日本人等；有的比较外向，西方民族都比较外向；有些民族属于进取型的，像历史上的游牧民族、骑马民族，如匈奴、古代蒙古族、古代满族等，历史上中国的大版图都是蒙古族和满族所打下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主要不是分裂或独立问题，最主要的是游牧民族南下进攻农业民族，夺取政权，建立大一统的国家。有些民族是防守型的，如中国人属于这种类型，一般不会侵略别人。西方人提出的中国威胁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4.所谓组织趋向，即个人意识和行为趋向于何种组织。例如中国人的意识和行为主要趋向于家庭和宗族，因而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淡薄，家庭、家族意识浓厚。日本人则完全不同，主要趋向于所属集团或企业，因而企业意识、集团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很强，而家庭、家族意识则相对淡薄。为什么日本人的企业吃大锅饭、铁饭碗可以，而中国人却不行?其主要原因就是组织趋向不同。系统论认为，系统(整体)不等于各部分之和，即整体可以大于各部分之和，也可以小于各部分之和。日本属于前者，虽然日本人作为个人来说，在世界各民族中不属于智力较高、创造力较强的民族，但他们作为集体的力量远远大于其他民族。有一种说法：“一个日本人是一条虫，三个日本人是一条龙。”从数学的角度，一个日本人是一条虫，三个日本人是三条虫，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三个日本人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不是三个日本人的简单相加，而是3＞1+1+1(1+1+1＞3)。虽然作为个体的日本人的能力并不突出，但作为团体的日本人却变成难以制服的一条龙。而中国人则属于整体小于各部分之和的类型。中国人往往个人能力较强，但集体力量很差。有一种说法：“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在改革开放前实行集体经济的农村便是如此，粮食产量极低，每亩地才产几百斤稻谷。在笔者的家乡每个人一个月口粮仅有10斤大米左右，每天仅3两大米，一年的粮食半年就吃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分田到户，结果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个人的潜能，国家不需要任何付出，便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经商做买卖，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国外也一样，许多中国人私人办的企业，都能在强手如林中站稳脚跟。港澳台企业大多是家族企业。 (三)规范性 规范性表现在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规范等方面，是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各民族均有自己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凡是合乎本民族规范的，便是合乎道德的，是好的；不合乎规范的，便是不道德的，不好的，将受到社会的谴责。 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围绕最高或核心理念和独特目标，形成为全体成员共同认可并遵守的行为准则或规范，以判断是非、善恶。如前所述，日本人崇尚“忠”，“忠”是日本人的最高理念，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则是由“忠”这一最高理念派生出来的。在日本人看来，被敌方俘虏是可耻的，宁可剖腹自杀，也不愿被俘。自杀被认为是合乎“忠”的原则，是合乎日本人规范的。西方人对这种行为很不理解，因为西方人是以自由、民主、人权等基本人性为最高原则，而求生存、求安全是人的基本人性之一，因此，西方人在战场上，如果打不赢就跑，跑不了就投降当俘虏，人的生存是第一位的。他们并不觉得当俘虏低人一等。无论如何也不会自杀。这合乎西方人的行为准则或规范。 伦理道德也一样，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凡是合乎本民族规范的，便是合乎道德的，是好的；不合乎规范的，便是不道德的，是不好的。如中国传统观念中，尤其是宋代以后，妇女一般从一而终，离婚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再婚也被认为是不光彩的，甚至是失节。但维吾尔族却不同，他们认为夫妻彼此能够相互适应，就应该保持婚姻，这是合乎道德的；夫妻不和睦，婚姻关系已破裂，则离婚被认为是合乎道德的。在他们看来，保持已经死亡的婚姻是不合乎道德的，对双方都是痛苦和不幸。所以，维吾尔族离婚、再婚现象很普遍。又如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普遍存在转房制度，即失去丈夫的寡妇必须嫁给丈夫的兄弟或叔伯兄弟，甚至可以是自己的晚辈，古代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均有此俗。这种转房制度在他们看来是十分正常的，是合乎规范的，但在汉族和其他民族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被视为乱伦。再如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地区纳西族摩梭人，长期保留男不娶、女不嫁的婚姻制度。建立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各居母家，分属两个家庭，处于不同的经济单位。通常是男子夜间到女子家里住宿，次日清晨回到母家劳动、生活。路途远的，男子则在女子家里偶居几天，然后返回母家。偶居期间，除互赠礼物外，经济上无必然联系。偶居中所生子女属于女方，男子没有抚养教育的责任。男女关系不是正式的夫妻关系，而是“阿注”(朋友)关系[8]。 在男女两性的角色方面，各民族均有不同的规范。在日本，男女的社会角色十分分明，差异明显，女性扮演侍候男性的角色。同一单位的职工，女性给男性职员倒茶、倒咖啡，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男性做这些事情则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妇女不论年纪多大，做家庭主妇被认为是正常的、合理的，但在中国当代，则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一位日本妇女曾对笔者说，中国人一见面就问你在什么单位?干什么工作?在日本一般不问，特别是女人，更不问“你做什么工作?”因为妇女结婚后一般都当家庭妇女。她说，当中国人问：“你做什么工作?”“在什么单位”时，感到很为难，说没有工作，中国人感到很奇怪。因为在中国人看来，30多岁的人没有工作是很少的，没有出息的或不正经的人或下岗的人才没有工作。 (四)稳定性 一种文化模式，一旦形成，便不易变迁。稳定性的强弱与时空条件密切相关。就时间而言，一种文化历史愈久，时间愈长，积淀越厚，它所形成的传统就越坚固，整合的程度也就越强，其模式便愈稳定，愈难于变迁。就空间而言，倘若一种文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较为封闭，与外界交往甚少，保留自己的传统特征便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秦汉以来便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模式，虽然历史上曾受到其他文化的多次冲击，但基本模式始终未变。尤其是近代以来，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自我封闭，与西方交流不多，致使传统的文化模式具有持久的稳定性。通常只有在社会大变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文化模式的转型，由一个旧的文化模式转型为新的文化模式。例如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也引起了传统文化模式向现代文化模式的转换。当然这一过程将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全新的文化模式。 三、文化模式的转换 (一)文化模式转换的类型 文化模式的转型与变异通常与社会生产的变革相联系。从历史上看，渔猎时代形成与渔猎文化相适应的模式，游牧时代形成与游牧文化相适应的模式，农耕时代形成与农耕文化相适应的模式，工业化时代形成与工业文化相适应的模式。由一种社会经济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形式，文化模式也随着转型。文化模式的转型，主要有三种方式。 1.内生型。内生型即主要通过内部变革而引起文化模式的转型。这种内生型的转换时间较长，必须经过数百年的时间。早期的文化模式转型主要是通过内部变革形成的。例如由渔猎文化模式转到游牧文化模式，由游牧文化模式过渡到农耕文化模式，主要是内生型。由传统的农业文化模式向工业化文化模式的转换，通常称之为现代化模式转型。最早的现代化模式转型，可以英法为代表。英国由传统模式到现代模式的转型，从1649至1832年，过程很慢，经历了近200年的时间。而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重大转型，则是在1932至1935年。法国现代化时期是从1789至1848年和1848至1945年两个时期。英法现代化的过程，是在自身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发生的，是由内部变革和创新形成的，没有外力的干涉。当代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现代化学家布莱克(C.E.Black)在1966年出版的《现代化的动力：历史比较研究》称这种模式为内生型。 2.回应型。回应型即在外力冲击下，原有的文化模式作出反应而逐步转型。其原因在于许多国家的文化模式缺乏内部创新机制，没有活力，无力从内部产生强大的动力，以促使文化模式的转型。在发达、先进的文化模式的刺激下，通过内部机制作出反应，在内外作用下，传统文化模式逐步向现代文化模式转换。回应型转换模式较内生型转换较快，转换的时间较短。回应型可分被动回应型和主动回应型两类。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或近代化过程都是在西方强大刺激和压力下于19世纪中叶开始，属于典型的回应型。日本属于主动回应型，中国属于被动回应型。由于中日两种传统文化模式性质不同，虽然同时在19世纪中叶开始近代化进程，但结果却大不相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发展迅速，很快进入现代社会。而中国则经历了曲折、反复、漫长的过程。此外，俄国、伊朗、土耳其、泰国以及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等国现代化模式也属于回应型。 3.同化型。同化型即全盘照搬西方的文化模式，这种形式主要是英、法等国在殖民地区实行的文化殖民化产生的结果，即主要以殖民统治者的文化模式代替被殖民者的文化模式。例如非洲大多数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一般采用英、法两国的文化模式。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这些国家的现代化领导人都在巴黎、伦敦受过教育，英、法的政治和文化对他们影响较大。二是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模式还没有发育成熟，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因而一切从无开始，阻力较小，直接全盘采纳西方现代化模式[9]。 (二)文化模式转换的规律 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换的过程中，一般呈现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1.分化。由农业为主的传统模式向工业为主的现代模式过渡，各方面都会发生分化，如大家庭为主的基层社会组织向核心小家庭演化，自耕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多种行业经济分化，社会阶层向多层次分化，社会财富由比较均衡向不均衡分化。当前我国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是不足为奇的。 2.骚动。由于分化历程发生作用，当旧的社会秩序解体、新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又没有建立起来之时，有序社会向无序社会发展，社会不稳定现象普遍存在，有时甚至会发生动乱或暴乱，严重时甚至造成冲突不断，社会分裂。因此，当前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各种矛盾或冲突是不奇怪的，是正常的。 3.整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总是由低层次的无序社会向高层次的有序社会过渡。在过渡时期，将会出现无序或半无序状态，必须通过整合才有可能顺利进入高层次的有序社会。由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型也一样。“整合”是不同的部分或因素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亦即一体化的过程。一个社会从无序到有序，必须经过整合。一个国家经过大规模的改革或创新活动之后，也必须经过整合，才能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只有经过整合的文化，才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才能抵制外来文化的冲击，才能长期保持自己的特色。整合有多种方式，主要有社会体系的整合、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整合、制度的整合、规范的整合、功能的整合等。通过整合，使社会和文化体系各部门关系和谐，达到均衡状态。 4.均衡。经过整合之后，无序社会进入高层次的有序社会，进入“新均衡”，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保障社会均衡、稳定、健康地运转。“有序(均衡)—分化—无序—整合—有序(均衡)”是人类社会和文化循环变迁的一种基本模式[10]963-964。 (三)文化模式转换的阶段 传统文化模式向现代文化模式的转换过程，各国有各国的特色，没有完全相同的。不少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转型的过程，提出三阶段说、四阶段说和五阶段说. 1.三阶段说。有些学者在研究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过程时，划分了三个大的阶段：(1)准备阶段。这是开始现代化变革的时期。(2)变革的阶段。实际上是全面变革的时期，其间还可以分出若干小的阶段，即试验阶段、巩固阶段和加速阶段。(3)高度现代化阶段[11]。 2.四阶段说。主张现代化过程四阶段说的主要有黄文山。他认为，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中，没有两个所经过的现代化过程全然相同，没有两个的资源与技巧有一样的基础，没有两个的传统文化完全一致，没有两个的发展阶段相同，没有两个的领袖模式或现代政策完全一样。但他们的文化现代化所面临的阶段，几乎是相同的。他综合现代化学家C·E·布莱克(C.E.Black)等人的现代化学说，认为现代化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现代性的挑战与现代化的领袖的团结——无论哪个国家或社会，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碰头时，即当面临现代性挑战时，主张现代化的优秀分子向主张保守传统价值、不事变革的守旧分子进攻，要求改革。他们团结起来，为现代化进行斗争。 第二阶段：文化的转型——由原来的农耕文化逐步转变为工业文化模式，过去的世界观、人生观转变到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大家族生活转变到核心家庭生活，知识文化与社会文化也发生根本的改变。 第三阶段：文化的整合——经过整合，现代文化模式完全形成。此时，教育达到高度的水平，人力有了较高的效能的使用，每人的收入增加，生活水准随之提高，社会安全和医疗有相当保障，空闲时间增多。这种社会，通常叫做“完全社会”、“进步社会”、“发展社会”或“自由社会”等。 第四阶段：后现代时代——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14个国家达到文化整合阶段，其他多数社会则在过渡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已经整合的社会又开始进入所谓“大转变时代”、“危机时代”或“后现代时代”。高度现代化社会中的优秀分子对现代社会文化的各方面的价值与标准进行批评。这一阶段，科学技术均有空前的发展，但在文化上却出现严重的失调状况，产生种种危机。从而形成“两种文化”(科技与文化)的矛盾状态。这时西方人开始对于现代性本身的价值产生了疑问。因此，社会改革家又要求向另一个方向前进。后来发生计算机革命、武器革命和人权革命。这些革命被认为是后现代时期的文化整合。布莱克认为，美国从1956年开始进入后现代时代，英法两国则从1960年开始进入后现代时代[10]983-984。 3.五阶段说。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主张，所谓现代社会就是具备有经济上自我持续增长能力的社会。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任何社会都会经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一般都可分为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前聚集阶段，起飞阶段，趋向成熟的阶段和高频消费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上，对经济的投资被人口增长以及不利于合理经济活动的结构和心理态度所抵消。他认为，起飞阶段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生产投资率，即当年的工业投资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从5％以下上升到10％以上；第二，有某个或某些生产部门呈现高速度的增长，成为先导部门；第三，存在或很快出现有利于促进现代化成分的社会观念和政治制度。”[12] (四)文化模式转换的结构变迁 关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换过程中结构的变迁，也有不少学者作过深入的研究。主要有“三层次的变迁”、“四层次的变迁”和“十领域的变迁”三种观点。 1.三层次的变迁。关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少学者也曾研究过。原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金耀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大致循着三个层次的变迁[13]。 (1)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触后，器物技能层次的变迁首当其冲。洋务派提倡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以“开铁矿、制船炮”为第一要务。这是任何“非西方”社会对西方挑战的第一层反应。 (2)制度层次的现代化。制度层次的现代化较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又深了一层，因为制度的变迁较大地影响人的内部价值，所受的阻力也越大。中国制度上的现代化始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而真正大规模的改革则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和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亘古以来制度最彻底的变革，从政治、军事到学术、经济，都逐渐走向制度的现代化。 (3)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是最难的、最缓慢的，因为它涉及信仰系统、价值系统和社会习俗等深层次的因素。这一层次的现代化始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在“破”的方面上是相当深入的，但在“立”的方面却贡献不多。 金耀基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三个层次是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实际反应程序，也是一般文化变迁的共有现象。这三个层次在事实上是不能清楚地分开的[13]。 2.四层次的变迁。按照马克斯·韦伯“理念类型构造”(ideal-type construct)的方法，来分析“现代化”的历史的演进，则现代化过程可分为下述几个方面。 (1)在技术学的领域，由简单的传统的技术转变到科学的知识的应用。(2)在农业领域，由维持生活的耕稼转向到农产品的商业生产。(3)在工业领域，由人力、动物力的使用，转向到“工业化”方面，由人管制机器，从事商品制造，同时根据交换关系使商品进入到世界市场。(4)从生态学的领域来看，由耕稼的乡村转入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都市文明”。[10]985-986 3.十领域的变迁。国内不少学者总结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认为现代模式的转型主要表现在十个领域[14]。 (1)社会经济的变迁。现代化是由农业或牧业社会向以工业为主的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变，由维持生活的耕稼转向到农产品的商业生产。 (2)科学技术的变迁。科学技术由简单的传统的人工技术转变为半自动技术，再到全自动的技术，然后再到高科技。 (3)政治变迁。在政治方面，现代化是由世袭制度、专制制度、过渡型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变。 (4)法律变迁。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型，也就是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过渡。传统社会是以礼俗、习惯法和一些基本法来维护社会秩序，而现代社会是以种类繁多的成文法来维护社会秩序。 (5)观念变迁。现代化是由宿命论、迷信和宗教热忱向理性化、知识化、世俗化的转变。人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成为现实世界的主体，而且要在思想、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上成为自己精神世界的主体。理性、知识、科学的力量和人的现世利益得到承认和尊重。 (6)组织变迁。现代化是由单一性的、不分化的社会组织向结构多样化、功能专门化的社会组织的转变。 (7)行为活动的变迁。在个人的行为活动方面，现代化是由不自由到自由的转变，从而为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力和才能提供了前提。 (8)人际交往的变迁。现代化是由封闭的、地域性的人际关系向开放的、全球性的人际关系的转变。 (9)居住方式的变迁。现代化是由农村为主体向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为中心的转变。属于传统社会国家的人口主要居住在乡村，各户分散居住；而属于现代社会国家的人口则大半居住在城市。因此，都市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10)能源利用的变迁。现代化是以有生命动力源泉为主向以无生命动力源泉为主的转变。在传统中国社会，动力主要是人自身的体能和动物能，如马、牛、骆驼等。现代化的能源主要是石油、煤、风力、水力和原子能等。 四、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转换与现代文化模式的构建 复兴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首先必须复兴中华文化，而复兴中华文化的主要途径是由传统文化模式转换为现代中华文化模式。中国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传统模式如何向现代模式转换?一百多年来，学界与政界有多种不同的看法，有主张全盘西化论，有主张中国本位说等。无论如何不能全盘照搬西方模式。 首先，中西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与西方文明及其他文明并行发展。构建现代中华文化模式如果照搬西方模式，必然被西方文化所同化，中华文化将失去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根本不可能复兴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不可能实现。 其次，历史上的中华文化与其他主要文化相比，具有自己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唯有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而不衰，说明中华文化历史上比古希腊罗马文化、埃及文化和印度文化强。二是中国历经二千多年仍保持统一，而不像欧洲那样分成众多国家，这也说明历史上的中华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三是中国人创造的财富，历史上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在19世纪之后，中国才开始衰落。四是在世界几个大文化传统中，中华文化排他性最小，包容性最强，能够与世界各种不同的文明和睦相处。五是在世界各国中，中国的古文献资料是最为丰富的，不仅记载了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而且也记载了周边许多国家的文化和历史。周边许多国家的早期历史，都必须从中国古代文献资料找寻，如中亚和南亚许多国家的早期历史等。 再次，历史经验表明，走同化型或西方化道路的国家大多是不成功的。如非洲的尼日利亚、加纳、肯尼亚等国，这些国家的现代化领导人都在巴黎、伦敦受过教育，因而所采用的主要是西方模式[9]。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曲折而艰难，至今仍未摆脱贫困和饥饿。 最后，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是既离不开、也摆不脱的。“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15]现代化的本质，是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但现代模式不可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必须在传统模式基础上进行构建和创造。历史上成功的现代化运动大多是一个双向运动过程，即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相反相成，既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现代化运动的阻力，也善于使传统文明转换成现代文明。正如金耀基教授所说：“中国的现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去发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也即如何使传统发生正面的功能。”[16] 总的来说，传统与现代并不是对立的一对结构，两者的关系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基础，传统文化是现代化成功的保障，而现代文化又是未来的传统文化。“传统—现代—传统—现代”，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传统文化不会消亡，现代化也不会终止。纵观历史，没有传统作为依托，现代化难以成功。新秩序在旧秩序基础上有序地形成，完全脱离旧秩序而创立的新秩序将不会长久，即使成功的也很难长久维持。因此，传统是历史上所达到的最新境界，而现代化是把传统看作是未来的开端。现代化之前必须有一个传统的阶段，现代化之后又将形成新的传统。保护传统就是为现代化打下更好的基础，而现代化则是为新的传统的形成准备了条件。现代化在实质上是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对现代社会变化需要所作的功能上的适应。因此，中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国外文化精华，构建与西方文化不同的现代中华文化新模式，使之与西方文化长期并行发展，世代永续。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有可能实现中国梦。 注释： ①Configuration，其义为：组合、结构、构造、组态、排列等。台湾学者译为“形貌”或“统形”，从美国学者关于文化模式的论述来看，译为“整合状态”较符合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