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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理解、执行“稳中求进”的方针
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稳中求进”的方针精辟地回答了改革、稳定与发展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科技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要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发展是极为重要甚至是首要的问题。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这就要求社会稳定、经济稳定、生态环境改善。“稳中求进”既对宏观经济发展提出了数量方面的要求，又包括了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的内涵，以使国民经济在发展中求稳，避免大起大落。
方针确定之后，执行就是保证这一方针在实践中圆满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强调“进中求好”。所谓“好”，就是要高质量、有效益。因为没有质量、没有效益的数量等于没有数量，也就等于没有发展。只有在一定质量、效益基础上的数量才有意义。同样，经济发展就要创造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的经济效益就是创造GDP，任何生产经营的结果都要创造GDP，这样才能使微观有活力，宏观有财力。与此同时，容纳就业人口、保障社会稳定的社会效益也就会随之显现出来。可见，只有在实际操作中做到“进中求好”，才能在量与质的统一的前提下保证“稳中求进”方针的切实实施，保证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的协调。
二、科学选择最佳发展速度
如上所述，“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首要问题。发展是体现在速度上的，有速度才有发展。不言而喻，速度问题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邓小平同志提出我国要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宏伟目标，但几百年的落后要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赶上，其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不难理解，我们在发展，别人也没有睡觉，也在发展，如果我们发展的速度再落后于别人，那么我们的目标就会成为水中月、镜中花，将永远成为世界上的落伍者。所以，必须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才能使我们的目标成为现实。可见速度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改变我国落后面貌，决定我们国家能否尽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问题。
那么，如何判断速度的高低呢？
一是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纵向判断，我们既有14～15%的高速度，也有1～2%的低速度，甚至还有负增长。据此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进行分析，便会得出三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是与14～15%的高限相比是低了；第二种是与1～2%和负增长相比又高多了；第三种是认为高限发展时期是经济过热期，低限发展时期是经济过冷期，因而判定当前的发展速度是最佳速度。
二是通过国际横向比较来判断，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速度普遍较低，发达国家不过2～3%，发展中国家多为5～6%，因而认为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高速度，是最佳速度。另一种国际横向比较的方法是与世界各国在经济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比较，如日本在50～60年代曾多年保持17～18%的高速度，亚洲四小龙在70～80年代也曾连续多年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因而得出与上面相反的结论，认为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起飞时期，其增长速度并不高。
三是根据客观的物质支撑力，即人力、物力、财力、科技力的支撑力来判断经济发展速度，这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人们不应该超越客观条件的许可去片面追求高速度，否则就会欲速不达，速度越高付出的代价越大，蒙受的损失也越大，这种教训是沉痛而深刻的，以此换取的速度不是最佳速度。反之，人们也不应该不充分利用客观物质支撑力所提供的发展潜能，任凭经济发展速度下降，这样的速度也不是最佳速度。
联系到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今年达到8 %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的和十分必要的。就其可能性而论，多年经济紧缩积累的巨大能量应该逐步得到释放；连年的农业大丰收；国家财政收入、外汇储备空前增长；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劳动力、科技力量和资金丰裕；等等，这些都为实现既定的增长速度提供了保证。就其必要性而论，目前我国的经济状况也要求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因为只有经济发展速度再高一些，国有企业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才能够得到利用，许多企业开工不足的困难就会有所缓解。同时，实施再就业工程最积极的办法就是高速发展经济。目前的劳动就业弹性系数为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吸纳125万就业人口。今后几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如能比今年再高出几个百分点，全国就业形势就会有所好转。如果上述观点能够成立，那么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速度既是缓解国有企业与就业困难的积极措施，也是可供选择的宏观决策之一。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完成今年经济增长8 %这一任务的客观条件是充裕的，但亚洲金融危机等制约因素也同时存在。因此完成这一任务又是相当艰巨的，它必须以决策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执行的坚决性为前提。
三、社会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全国上下都努力抓供给，但事与愿违，常常是供不应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人们反其道而行之，努力抓需求，特别是有效需求，以需求来拉动供给的增长，供给反而丰裕了。我们正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不断开拓需求领域，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这应当成为我们经常研究、长抓不懈的课题。
需求可分为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前者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后者就是出口需求。这些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任何一项作用的增强或衰减，都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快慢。1997年国外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显著，当年GDP增长的近1／3 是依靠出口增长实现的。但是就今年的形势而言，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需求的拉力不会如1997年那样强。在这次尚未结束的危机中，韩、泰、印尼等国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它们的出口成本也因此而下降，而我国的人民币顶住了这次冲击，没有贬值，也不需要贬值，不应该贬值，出口成本不可能显著下降，这就减弱了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尽管这些国家的出口成本降低，但进口成本却上升，少进口多出口将是这些国家缓解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这又会影响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从这两点来看，尽管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我国商品出口的措施来稳定出口需求，但要达到1997年的那种拉动水平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有些观点认为，我国商品出口市场主要在欧美、日本，因而我国的出口不会受到影响。我则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变成现实。亚洲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的进程还在发展，如整个国际社会不能同心协力治理危机，迟早会祸及欧美、日本。因而现在就断言这场危机不会影响我国出口贸易还为时过早。“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未雨绸缪，还是及早采取扩大内需的措施为好，这样，即使外需受影响，我们也可处于主动地位，有利无害，何乐不为？
四、扩大投资需求是保证经济适度增长的最有效措施
出口需求增长受阻，我们又要保持8%以上的增长速度， 就必须扩大国内需求，强化内需的拉动力。然而，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消费需求的拉动能力有限，只要看一看市场上的价格大战就勿需多言了。况且只依靠人口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活动规模的扩大来提高消费需求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可见，要扩大消费需求只求助于消费需求本身是难以取得显著效果的。因此要想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大的拉动力，就要从扩大投资需求入手，因为投资需求的扩张除直接拉动投资品生产的高速增长外，还有近40%的投资需求会转化为消费需求。牵牛要牵牛鼻子，以扩大国内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就是要抓住投资需求这个纲。
然而，一谈到扩大投资需求，就会引发出各种疑问：产生新的大而全、小而全怎么办？重复建设怎么办？引发通货膨胀怎么办？等等。当然，这些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从我国几十年的经济建设历程看，其成败常常以投资的紧缩与松动为转移。但是，此一时，彼一时，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现在必然要发生，它不是必然规律。与过去相比，现在的主客观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就主观条件而言，现在宏观调控的经验丰富得多，调控手段和力度也今非昔比。就客观条件而言，过去之所以频繁发生大而全、小而全及重复建设的灾难，主要在于体制问题、机制问题和政策问题。现在却不同了，虽然造成投资过热的体制问题、机制问题在今天并没有彻底解决，但是已经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制约，客观条件的变化决定了以往发生的事情在今天不一定会再现。
解决投资过热、盲目上马、重复建设和通货膨胀等问题，关键在于科学的宏观决策、严格的宏观管理和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都拥有一定的财力，如果能够有效地动员这些财力，集中起来服从于国家的或地区的大目标，就是宏观决策和管理的杰作。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使投入资金者都有利可得，再辅之以赏罚合理的行政措施，就能够有效地防止分散投资和重复建设。
扩大投资需求在计划经济时期曾多次引发通货膨胀，二者虽然有着内在的联系，但并不是一对孪生子。所谓通货膨胀，就是指货币发行量超过社会商品、服务的流通需要，只有超出这种流通需要的货币才是膨胀了的通货。根据量变到质变的规律，从历史经验和目前我国的经济规模来看，只要投资年增长幅度不超过20%，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把握这个量界是非常重要的，超过了这个量界，就会发生质的变化，通货膨胀就会接踵而至。这是我们要切实避免的。
我们知道，过去之所以会产生通货膨胀，也有体制上的原因。钱是国家的，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争着要贷款，无人管还贷，这是引起通货膨胀的体制上的根源。随着金融、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过去那种对银行贷款的行政干预已经日渐式微，这也就是说，以往那种导致通货膨胀的体制性因素已经淡化。况且目前我国的物质基础比较雄厚，过去最短线的产品现在都多出来了，物质的规模大于通货的规模，这就使通货膨胀失去了产生的条件。因此，现在应该考虑的不是如何避免通货膨胀，而是如何尽力做到物尽其用。可见，随着宏观调控经验的丰富和客观条件的变化，只要强化改革、决策科学、管理严格、分配公平，就能够强有力地抑制分散投资、重复建设、通货膨胀等不良经济现象的发生。
五、正确把握新的经济增长点
每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都有不同的经济增长点予以拉动。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吃”、“穿”、“用”相继成为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点，大大拉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以解决“吃”的问题为经济增长点。在这段时间内，尽管农业生产还不稳定，但基本趋势还是连续丰收的。1978～1986年间，粮食产量由6000亿斤连续迈上了7000亿斤、8000亿斤两个台阶，使我国人民告别了吃饭要“粮票”的年代，同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以解决“穿”的问题为经济增长点。在1980～1987年间，棉纱产量增长30%，化纤产量翻了一番半，其他纺织品产量都成倍增长，我国人民告别了穿衣要“布票”的年代，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也翻了一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以解决“用”的问题为经济增长点。这一时期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新的几大件进入家庭。1985～1992年间，彩色电视机的产量翻了1.5番，家用电冰箱的产量翻了1.8番，家用空调器的产量增长了11倍，其他家用电器的产量也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使我国只用不到1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用20多年普及家用电器的路程。正因为取得了这一巨大成就，才使我国人民开始享用现代物质文明，也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使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半。
在解决“吃、穿、用”等问题的年代，我国农业、纺织、轻工、电子等一系列行业快速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在较短时期内获得极大提高，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功不可没。当然其中也有不少问题，如目前我国家电行业生产能力大大过剩，纺织行业正在压锭限产等等一系列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但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终将得到解决。
在90年代期间，我们在进一步巩固以“吃”、“穿”、“用”为经济增长点，拉动经济健康、高速、持续发展的同时，我国经济应迈入以大力解决“住”的问题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标志就是实现住房商品化、货币化。然而目前住房尚未形成消费热点，有7000多万平方米的住房闲置，出现了“有人无房住，有房无人住”的怪现象。尽管其中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根本原因还是改革滞后，政策不到位。合理的住房政策应该是妥善解决高房价与低工资的矛盾，让住房者买得起但又不能轻而易举，即“跳起来摘桃子”。为此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彻底改变福利分房的制度，将福利建房的资金分配给消费者，并提供一定的购房优惠及信贷支持，使住房商品化、货币化。如果将7000万平方米的闲置住房按平均每平方米2000元销售价格计算，总销售额达1400亿元，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以此为起点，就可逐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当然，实现这个目标要付出代价，不过这种代价却比维持福利分房要小得多。
“行”是继“住”之后的又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这里所说的“行”，除了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主要是轿车进入家庭的问题。由此而产生的经济拉动力远非“吃”、“穿”、“用”、“住”所能比拟。从投入产出模型所展示的关系来看，汽车工业的发展可以带动上百个产品部门：而“住”不过带动几十个产品部门。发展汽车工业可以带动一、二、三产业的全面发展，可以带动高技术产业腾飞、解决就业问题、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国家经济地位，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人均GDP水平， 加快我国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步伐。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依靠“汽车轮子”步入现代化的，这是一条必由之路，中国也绝不能例外。不可设想，依靠“自行车轮子”能够“转”到现代化！
当然，发展汽车工业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要根据中国国情从经济上、技术上解决好以下问题：一是油料不足。单从我国的石油储藏量、开采和加工来看，这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然而在走向开放的今天，通过国际贸易来解决汽车燃料问题是很普遍的。日本、韩国都没有石油，全靠进口，就连汽车王国——美国的石油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东，这也就是美国疯狂干预中东事务的重要原因。世界发达国家能够做到石油自给自足的很少，但它们的汽车工业却很发达。况且许多国家都在研究开发新的动力资源。二是道路不足。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世界上还没有先修好路再等待汽车工业发展的先例。汽车的发展和普及，必然会推动道路建设，这是汽车工业发展为建筑业提供的需求。三是没有停车场。可以建设由地下到高空的立体停车场，这又会激发建筑业的发展。四是污染严重。应该看到，汽车作为高技术产品，其本身的发展也会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如无铅汽油、天然气及电动汽车相继出现，解决污染问题已不是遥远的事情。五是伤亡事故多。随着交通管理水平的提高、全民交通意识的增强和汽车安全技术的发展，交通事故应是呈下降趋势的。“多利相权取其重，多弊相衡取其轻”。时不待我，动摇和犹豫会失去时间。在解决“住”的问题的同时，找准下一个经济增长点，尽管发展我国的汽车工业，尽早让我们的国产汽车驰骋在祖国广阔的大地上，并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这样才能带动经济高速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六、调整经济结构的目标、导向
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极不合理，造成资源配置的严重浪费。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存量结构、增量结构等都存在不合理现象。因此经济运行表现为极不顺畅，一方面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大量生产能力闲置。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不应该出现物质匮乏，也不应该出现生产过剩。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经济结构又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因此目前的首要问题还是改革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抓主要矛盾，首要是抓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要有所突破，要打破所有制界限、地区界限、部门界限，进行跨所有制、跨地区、跨部门、甚至跨国界的大调整，积极开展资产重组，才能调整好生产关系，促进结构的调整，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结构调整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个永恒的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不同历史时期会遇到不同的结构问题。因此，调整结构要有目标和导向，就结构论结构，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调整方法，难以获得最佳结构。结构调整要以增加有效需求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切忌盲目调整，造成事倍功半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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