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技术主体的社会化*_角色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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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讨了技术主体的社会化及其过程，技术主体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化，以及企业技术主体的社会化问题。这些研究不仅对技术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很有必要，同时它对我国技术主体社会化的良性运行，对我国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企业技术进步，也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技术主体的社会化及其过程

社会学理论中的结构功能学派认为，人的社会化主要是使人变得具有社会性，即社会角色的学习和承担过程是社会化的实质。技术主体的社会化也与此相类似，它也是技术主体对自身社会角色的学习和实现过程。

我们知道，技术主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无论是通过社会模仿或社会导向哪种途径，他们社会化的目标总是要指向技术共同体中的某种社会角色，或是工人，或是工程师，或是技术专家，或是企业管理者。一旦技术主体的择业意识确定了社会化的目标，他们就要通过学习来接受技术共同体中相应社会角色的范式，即掌握工匠的经验技能或是工程师的技术知识与规范等等，并将这些技术方法和知识规范内在化，使自己在技术共同体中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得到社会认同。由于技术主体社会角色的有效性不是稳定的，永恒的，而是随着技术与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所以技术主体亦就需要在继续社会化的过程中，根据社会对新角色的期待和要求，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在技术共同体中的社会角色，使自己重新得到社会的认同。因此我们说，技术主体的社会化就是技术主体社会角色的学习和实现过程。

技术主体社会化的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1)技术主体的预期社会化——它主要指人们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中，逐渐选择技术主体这一社会角色，并学习相应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规范的过程，象人们从儿童时代直至到职业技术学校、中专或大学毕业参加技术工作为止。所接受的技术教育和学习过程都属于预期社会化时期。所谓预期，意指此时的人们还不是直接从事技术实践活动的现实技术主体，他们的学习和受教育这些社会化过程只不过是作为技术主体的预先准备活动，其预期社会化的实现，才能使他们从潜在的技术主体转变为现实的技术主体。

在技术主体预期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模仿对潜在技术主体的择业意识具有重要作用，也就是说，潜在技术主体在选择社会角色时，他们是以某些社会个体或社会群体作为自己价值取向的标准和行为规范，并以此为楷模来进行社会化的。因为技术主体在预期社会化的初始之时比较盲目，他们为了找到自我认同的对象，首先能做到的只能是社会模仿，或模仿家人——子承父业，或效仿伟人——以科学巨匠为楷模来确定自己的社会化目标。不过，目前在我国存在的问题是，以工程师为模仿对象的不如以科学家为模仿对象的多，以工人为楷模的不如以商人为楷模的多。甚至在许多工人和工程师的家庭中，也出现了子不想继父业，父亦望子跃龙门的趋势，以至造成了大学生分配难，可是基层厂矿招收工程师亦难；社会青年就业难，某些工厂招收工人更难的“怪圈”。

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状况，这与社会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对潜在技术主体的择业导向是直接相关的。威廉斯教授曾指出，在英国，工程师的社会地位低下和工资待遇不佳导致工科院校难以招收优秀学生。如在70年代，英国的理科毕业生与西德相比增加三倍，而工科毕业生却比西德减少了50%，这使得英国科学家与工程师之比是3:2（而西德却是1:3）[1]。其实我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即存在如何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报酬，以增强社会吸引力的问题。如中国科协的调查表明，我国科学工作者的社会声望在各种职业中处于第一位，而工程技术人员的社会声望则处于第六位，而且他们的经济收入和其它阶层乃至自己的贡献相比，都属于偏低的行列。技术工人的状况也是如此。如在“文革”前，我国产业工人优越的政治地位和较好的经济收入使得“务工”曾是最具有吸引力的社会职业之一。而现在产业工人的经济收入普遍较低，职业声望也每况愈下，这就很容易使人们发生心理偏向，社会化的目标向其它职业转移。

所以，为了有助于潜在技术主体形成良好的择业意识，促使其预期社会化的实现，我们不仅应利用经济因素来调适潜在技术主体的职业选择，而且还要利用非经济因素，即社会倡导的价值观念来影响和引导个人及群体的预期社会化过程，以吸收大批的优秀人才成为技术活动的主体。

(2)技术主体的发展社会化——它主要指人们在从事技术职业后，为适应技术主体社会角色不断深化的需要而继续学习新知识、学习新技能的过程。一般说来，无论是人的社会化，还是技术主体的社会化，很难是一次完成的，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对工程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提高工人技能的技术培训，都是技术主体社会化过程的深入和发展。技术主体预期社会化的结果只是促成了技术主体社会角色的实现，即使人们成为工人或工程师，而不是农民或科学家。但是，技术主体社会角色的完善却是需要在其发展社会化的过程中完成的，即只有通过不断的继续教育和技术培训，人们才能胜任社会对技术主体新的角色要求和期待，成为合格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

在我国，当前技术主体发展社会化进行的很不均衡，一方面工程技术人员要求继续教育的社会呼声很高，而另一方面广大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学习技术、技能的动力则不足。这种现象的出现，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与目前社会对技术主体内部这两种角色的社会认同不相一致有相大关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焕发了技术人员的极大热情；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宣传，又使他们感到重任在肩，所以广大技术人员的历史使命感驱使其产生了学习新技术、做出新贡献的强烈愿望。而与此相反，社会目前对广大工人在改革中的政治地位，在现代技术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则缺乏足够的社会认同，即不象宣传知识分子那样去大张旗鼓地宣传工人群众，对工人的技术革新也不象技术人员的技术发明那样受到社会的重视，所以工人群众产生了国家主人翁的失落感和技术发展生力军的淡漠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由于我们对工人这个技术主体的社会行为和技术成果的社会认同不够才影响了他们对自身价值的自我认同，以至削弱了他们学习新技术和新技能的积极性，出现了“青年工人不愿学技术”，这种技术主体发展社会化动力不足的普遍现象。

所以，为了提高广大工人的技术素质，利用社会激励手段使工人群众产生学习新技术的强烈动机，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象企业采用工人名字命名新技术操作法，政府把工人的“五小”革新成果列为科技进步奖励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样就使工人的技术成果登上了大雅之堂，其自身价值得到了社会承认，因而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群众学习技术的积极性，促使技术主体产生了不断要求发展其社会化的强大动力。

(3)在技术主体社会化的过程中，除了上述的预期社会化和发展社会化这两个基本阶段外，有时还会出现其他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技术主体的反向社会化，它主要指在技术与社会的变革中，青年技术主体一反社会化的惯例，转而向前辈传递新知识、新技能和新的价值规范的过程。这种现象反映了在新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两代人在素质、能力和价值观念上的不同而在社会化的速度和结果上所造成的差异。它虽然是现代社会技术主体社会化的一个新特征，但由于“代沟现象”的存在，反向社会化容易造成“隔代心理失衡”，影响老一代科技工作者和老工人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接受，阻碍其继续社会化的过程，因此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技术主体社会化中还容易出现的第二种情况是技术主体的再社会化。它和发展社会化不同，它主要是指技术主体由于技术职业的转换或技术社区的易位，部分或全部脱离了以前的知识技能及价值规范背景，因此需要进行新的学习和适应，即再次社会化的过程。目前在我国经济特区，高技术开发区、三资企业或实行“一厂两制”的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技术主体属于这种需要进行再社会化的类型。由于技术主体的再社会化要求人们放弃原有技术或价值观念，学习接受新的技术或价值观念，这样就难免付出一定的心理代价；另外认同新的价值规范，但原有规范仍有影响，这样有时候就容易造成技术主体心态的两重性，因此如果对这部分人的心理调适不好，就会造成技术主体再社会化过程中的“病态运行”，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的。

2 技术主体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化

(1)技术主体的社会角色

如上所述，技术主体的社会角色是指人们在技术共同体中所处的地位以及社会对他们的期望要求的具体体现，技术主体的社会化过程其实就是技术主体社会角色的学习和实现过程。

但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技术主体社会角色的培养和塑造，是与不同时代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的。古代技术主体的社会角色主要是工匠，这是因为当时科学的水平不高，生产力又比较落后，所以手工业的发展使工匠作为一种社会职业，担负着古代技术发明和创造的重任，并成为推动古代技术发展的主体力量。古代社会没有工程师，只有一些文化素养较高的实用科学家，他们把工匠的技术经验转化为知识形态，象古罗马的《建筑十书》，中国的《营造法式》等就是关于技术工艺和实际操作方法的直接描述和概括总结，使之成为技术经验规则或经验知识体系的。所以我们说古代技术主体的社会角色主要是工匠，而工匠技术也是经验科学的基础，经验技能是古代技术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也是当时技术主体社会化所要学习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另外在古代，技术主体社会化的承担者是家庭或作坊，师傅带徒弟是古代技术主体社会化的基本方式，人们主要是通过师传徒、父传子、耳提面授、耳濡目染来传授经验技能，培养工匠这一社会角色，并使古代的工匠技术得以继承和发展。

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使生产方式由手工业逐渐转变为机器大工业，这种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技术专科学校的出现，使技术主体中除了工匠外，又造就了新的社会角色，这就是工程师。工程师这种技术主体的社会化在许多方面都与工匠根本不同，他们的基本范式是技术知识和经验规则（即各种工程技术知识和技术规范），通过学校和社会的教育来学习掌握这些知识规范是他们社会化的基本内容和方式。以设计技术和工艺技术为社会职业的工程师在近代技术史上创造了许多杰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逐渐取代了工匠而成为推动技术发展的主体力量。但尽管如此，近代的工程技术仍主要是以经验科学为基础的，只有到了19世纪后半叶，电力技术出现以后，科学才真正成为技术先驱，实现了“科学是技术之母”的愿望。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使技术活动越来越复杂，丰富了工程师的社会角色，出现了以管理、开发和销售为社会职业的工程师角色，而且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这种发展趋势也造就了技术主体中的第三种社会角色，即技术专家或技术科学家。技术专家这种社会角色虽然也是通过学校和社会教育等社会化途径来加以培养和塑造的，但他们的基本范式却是技术理论（这一点和工程师不同），而这种理论又主要是应用科学的理论知识（这一点又与纯科学家不同）。因此可以说，基础科学理论、应用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知识这三种科学知识形态，使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工程师在共同体的范式上形成了根本的区别。另外，由于现代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亦日益增强，这又使技术专家这种社会角色在社会化的内容上，除了学习和接受技术理论规范外，还必须了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规范，以便在社会的技术决策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虽然我们现在对“技术决定论”或“专家治国论”等各种技术统治主义思潮还有待详细的分析评价，但在这些理论中所揭示的一个基本现实却是应该承认的，即参与社会各种重大决策已是历史赋予技术专家这种社会角色的使命和责任，也是社会对技术专家这种社会角色的期待和要求。因此，那些不过问政治、不懂经济、不了解文化传统、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技术专家，其社会角色是不完善的，他们应该在继续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充实和提高。当然在现代社会中，这个问题对工程师和工人这两种技术主体的社会角色也是存在的，不过是程度不同罢了。

(2)技术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角色的认同与失调

在技术主体社会化的过程中，使他们明确社会对自己这一社会角色的期望，领悟社会对自己这一社会角色的要求，以便更好地实践技术主体的社会角色，这是十分重要的。但与此同时，由于技术主体社会角色的实现过程十分复杂，受各种因素影响，有时就会产生各种矛盾和问题，因此需要我们及时地加以调适，使技术主体和社会化能够得以顺利进行。

目前在我国，技术主体社会角色与社会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①技术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认同

角色认同，是指技术主体在社会化中其社会角色的有效性应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赞同。随着社会对“知识就是力量”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同，工程师和技术专家这两种社会角色的有效性已经是人所公认的，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如何看待“工匠”、即工人群众这一社会角色在现代技术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

列宁曾经说过，“从手工工场向工厂过渡，标志着技术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推翻了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工匠手艺”，[2]但这是否就意味着经验技能从此销声匿迹，“工匠”这一社会角色也变得无足轻重了呢？对此是需要作出分析的。

诚然，现代技术的发展带来经验的知识化、理论化以及手段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这些技术经验和技术手段的变化必然对技能产生影响。罗马俱乐部的研究学者约翰·埃仑斯认为，随着现代技术进入生产领域，它对技能的影响有三种：第一，某些劳动技能已被取代；第二，某些技能要求被降低；第三，某些技能要求却提高了。因此，我们对以经验和技能来体现自己社会角色的“工匠们”是不能一概否定的。

我们知道，工人所掌握的技能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动作技能，一种是智力技能，后者可谓之“心灵”，前者可称之“手巧”，心灵才能手巧，艺高胆亦更大，所以动作技能与智力技能作为工人在技术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活动能力，它们是相互关联的统一体。

现代技术的发展的确取代并降低了对工人某些动作技能的要求（如机器人技术），同时它也对工人某些智力技能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如数控机床工人编制程序的技能），但动作技能的日趋简化并不意味其消失，而智力技能的作用虽不断增强也不表明其独立，它们作为技术主体驾驭生产活动的能力，在表现工人社会角色的过程中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象在我国职工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中做出贡献的一些革新能手、劳动模范，往往都是一些心灵手巧、动作技能和智力技能兼备的能工巧匠。另外随技术发展所出现的新的技术手段，也需要一些新的技能人员才能掌握，象数控机床就是如此。即便是象计算机技术的实际应用，在操作时若没有一定的动作技能，仅凭智力技能也是很难保证迅速准确得到计算结果的。尽管功能齐全的机器人已在很多方面取代了工人的劳动技能，但如果它出现了故障，恐怕还得靠修理人员的高超技术才能使其起死回生。所以即使在高技术迅速发展的欧美各国，机器人技师等各种高级技能人员也能应运而生并日趋发展壮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若没有大批掌握高超技能的产业工人，不仅传统产业技术难以发展，就是高技术产业化的实现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在现代社会中，技术主体中的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十分需要，但工人这种角色也必不可少，他们作为技术发展的主体力量，其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应对其采取一致认同的态度，不能厚此薄彼、有所偏颇，否则就会导致失误，这样的教训在我国技术发展的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②技术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失调

当前在我国，技术主体社会角色的失调主要有以下三点表现。

第一，角色冲突，即由于技术主体角色之间的行为规范不同所造成的冲突。如近几年试行“现代企业制度”后，厂长作为企业管理者，其角色规范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去对企业的技术生产活动进行管理，而工人作为企业的生产者，其角色规范要求其按照企业的规章制度去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有些企业工人则认为，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而厂长应是人民的公仆，可现在企业里却是厂长说了算，工人则处处受制于人，这不是“主仆易位”吗？因而引起工人和厂长之间的对立和冲突，造成一些工人对改革后的企业管理制度持抵触情绪。而有些厂长则认为，自己是企业的法人代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法”赋予了自己管理企业技术生产活动的责任和权力，因此厂长说了算是天经地义的，工人们必须服从。特别是在引入了西方的某些企业管理方法后，有些厂长更加忽视了工人参加企业的民主管理，以至造成了工人和企业家对各自角色期望的差异，并引起双方行为上的冲突。

调适上述的角色冲突，我们首先应明确工人和企业家这两种社会角色的多重性，即在技术共同体中，工人的角色是生产者，而企业家是管理者；在社会政治共同体中，工人阶级的角色是领导阶级，而企业家过去作为国家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现在的角色则由于企业自身性质的不同而显示出多样性。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工人和企业家的技术角色和政治角色加以区分，避免因两种角色规范不同而造成行为上的冲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和企业家的技术角色与政治角色除了相互区分的一面外，也应相互统一。即在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中，工人与厂长的关系毕竟不是雇工与老板的关系，因此不能背离社会政治角色规范的要求，而只把工人当作会说话的机器。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他们把家族意识引入企业的管理，使每个职工的家族角色规范与技术角色相互融合为企业精神，缓和了工人和企业管理者的角色矛盾，减轻了双方在角色利益上的冲突。因此我们在企业管理中，“厂长负责制”应该继续坚持，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也必须很好执行，只有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方法，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技术主体的社会化过程。

第二，角色不清是技术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角色失调的另一种表现。它主要是指在当前的改革过程中，有些技术主体社会角色及规范都发生了变化，而变化后新的角色规范模糊不清，有时甚至与原有的角色规范相互冲突，因而使技术主体难以适从。

例如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许多新生事物，工程师业余兼职、从事第二职业的工作就是其中之一。但由于开始时国家和政府等有关部门对工程师这一新的角色行为缺乏明确的规范要求，而这种新的角色行为也超越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原有角色规范，因此当时不仅社会上对此众说纷纭，就是连法律机关也曾对工程技术人员的业余技术服务所获的报酬问题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所以，导致了许多科技人员都不敢冒然从事第二职业，即使是业余兼了职，大多也不肯轻易公开，唯恐惹事生非。人们之所以处于这种踌躇困惑的状态，主要原因就是角色不清造成的，即一方面工程师们认为业余兼职既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才能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同时自己也可以多获些经济收入，于国于己都有益，何乐而不为呢？但与此同时他们心理也有一层阴影，因为从事第二职业似乎有悖于热爱本职工作的道德规范，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所以，在技术主体这种矛盾交织的心态支配下，即使跃跃欲试者大有人在，但真正敢越雷池一步者却为数不多，特别是在一些改革开放比较缓慢、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落后地区至今仍是如此。

由上述事例可以看出，我们在改革过程中，一方面应注意对技术主体的角色变化及时制订出规范要求，使之明确其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技术主体自身也应加快观念更新，使之能够在角色不清的困惑中把握自己，大胆冲破原有角色规范的束缚，适应改革变化的新形势。只有采取了社会调适与自我调适相结合的措施，才有助于培养和塑造技术主体新的社会角色。

第三，角色中断，这是技术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角色失调的第三种表现，它主要指技术主体承担的社会角色在转化期间，由于角色中断而使技术主体的心理难以承受，如调适不好就会对其行为产生不利影响。

我们知道，在技术主体社会角色的培养中，从大学生到工程师的转化就类似于儿童的“断乳期”一样，它既是技术主体社会化过程的必经阶段，又是技术主体从潜在主体转变为现实主体的重要环节，但此时也是技术主体的“角色中断”期，很容易出现不相适应的现象。这是因为从大学生到工程师这种社会角色的转变，首先伴随着技术主体社会化的环境变化，即他们从平静单纯的校园走向了复杂纷纭的社会，而社会经验的不足又往往容易使他们望而却步，未功先折。另外在技术主体社会化的内容上，他们也需要从学习理论知识转向积累实践经验，即深入技术现场、参加生产实践，这对于书生气十足的大学生来说，也绝非是一件轻松惬意之事。还有在技术主体社会化的方式上，大学生也必须从先生教的模式中解脱出来，自我承担社会化的重任，即通过自学的方式不断吸收新的理论知识，并主动向工人和老工程师请教实际工作的经验。

上述技术主体社会化过程在环境、内容和方式上的三个变化所造成的“角色中断”现象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大学生能否顺利度过这个“断乳期”对其今后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工程师，实现技术主体的社会化角色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应在学校中就对大学生进行“断乳期”的超前教育，使之经常深入社会和工厂，接触工人和科技人员，并养成自学习惯，以便他们能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良好的素质能力迅速度过“角色中断”期，尽快成长为工程建设的栋梁之才。

3 关于企业技术主体社会化的问题

企业技术主体是指通过企业的技术生产经营活动，技术主体之间相互结合而形成的一个群体，而企业技术群体又是技术主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目前在我国，技术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企业技术群体虽整体良好，但也尚存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企业技术群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等方面。

(1)企业技术群体的社会关系

如上所述，企业技术群体是技术主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古代手工业生产中所形成的技术群体多是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初级社会群体，如家庭作坊中的师徒有些是父子，有些是翁婿，还有些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间接父子关系；而现代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所造就的企业技术群体却多是以业缘关系为主的次级社会群体，象各种工业企业中的管理者、技术人员和工人都是按照产业技术生产活动的相互关联结合而成的共同体。所以说，企业技术群体由血缘向业缘、由初级向次级的转化是现代技术社会的发展趋势。

但是目前在我国的企业，特别是一些大中型企业中，却形成了由复杂社会关系组成的企业技术群体，如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业缘关系（象父子同厂、夫妻同厂）造成了企业内部的亲属网；或由业缘关系转化为血缘关系（即由同事变为夫妻、亲属）更加剧了企业的家族化。据对一些国有工业企业的调查，1983年，这些企业平均职工数为2154人，现在则增至4006人，增幅86%，而彼此为直系或旁系亲属的职工却由251人剧增到1422人，膨胀了4.75倍。有亲属关系职工占全部职工比例由11.65%上升到33%，达到三分之一。在有亲属关系的1422名职工中，夫妻、父母和兄弟姐妹等直系关系居大多数，为92.2%，而叔伯、姨表、姑表和姑嫂妯娌等旁属关系仅占7.8%[3]。产生上述企业技术群体亲属网、家族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人们受传统心态的消极影响外，更主要是社会就业政策（如子女接班、优先入厂）和企业福利制度（如双职工优先权）造成的。当前，企业技术群体的家族化现象已对企业和社会产生了严重影响，尤其制约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因此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般说来，企业技术群体的成员之间具有血缘关系，这在客观上有利于通过技术主体角色之间的相关性来加强企业与职工的联系，形成“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企业精神，因而对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企业技术群体的家族化也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带来很多障碍。其一，复杂的血缘关系和千丝万缕的亲属网造成了企业管理上的困难；其二，这种缺少“杂交”的同质技术群体往往质量不佳，造成企业素质下降；其三，这些家族群体在提高产品标准和接受新的技术时所约定俗成的群体规范及成员之间的互动结果，有时会影响企业规范的整合与调适，阻碍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其四，若企业效益不佳时，对家族群体的经济收入冲击过大，以至造成企业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

当然，企业技术群体中的家族化究竟是有益还是有碍于企业的管理与技术进步，关键还是要看家族群体的目标能否与企业目标相互一致。因此，我们在目前尚不可能彻底改变企业技术群体家族化的情况下，一方面通过社会就业政策和福利制度的调整来淡化企业的家族现象；另一方面通过企业内部对技术群体心理与行为目标的调适，建立“厂如我家、荣辱与共”的企业文化，也是一项切实可行的措施。不过从长远看，前者更为重要一些。

(2)企业技术群体的社会互动

企业技术群体的社会互动，是指企业间的技术群体在社会化中通过社会交往和信息沟通增加相互作用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认为，社会互动的类型有发明家之间的自由通信交往和面对面的直接互动，它们可能是促进发明最重要的社会因素[4]。

在技术群体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既可以利用正式的沟通渠道（如书刊杂志、报告会等），也可利用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如相互之间的口头交谈和私人来往等）。美国国防部曾对600名工程师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虽有59%的情报信息来自正式渠道，但来自非正式渠道的情报信息也占有较大的比例（达41%）。

上述数据表明，国外的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们除了比较注重正式沟通渠道外，非正式渠道对技术群体社会互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英国学者贝尔纳曾经说过，科学交流并不完全都是通过发表论文进行的，科学工作者之间还通过访问、个人接触和通信进行科学思想的交流，有时候只有当不同思想的工作者聚集一堂时才会产生伟大的发现。特别是对于那些不经当面示范就无法传授的技术，以及那些无法宣之于笔墨却可通过接触而交流的思想来说，直接的面对面的互动更是十分必要的[5]。美国学者萨特米尔则进一步认为，由于技术与科学的差异使两者在社会互动的方式上也有所不同，正如普赖斯所说，科学更偏爱用纸来表达，而技术却讨厌用纸，所以技术中的信息交流主要是通过口头进行的，主要在组织之内的合作者或组织之外的技术专家与顾客及投资商之间进行的，因此对技术来说，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住是至关重要的[6]。

但目前在我国的企业技术群体中，却往往比较重视书刊文献等正式的社会互动方式，而对非正式渠道的信息来源则关注不够，这一点可从我国各种技术信息来源的价值评估统计中略见一斑（见表1）。[7]

表1 我国各种技术信息来源的价值评估

参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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