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词与世变、寄托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寄托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词学，号称中兴，有人以为肇始于明清之际的陈子龙，与所谓“世变”有关；有人以为崛起于清顺、康之际的陈维崧、朱彝尊等人，与“阳羡”、“浙西”二派有关；也有人以为奠基于乾嘉之际的张惠言、周济等人，与常州派有关。各有各的根据，各有各的道理，但仔细推究起来，却也同样各有各的缺点，都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是有关“世变”的问题。
所谓“世变”，盖有二义：一是指江山易主、朝代更替；一是指世风丕变，即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产生了大变化。二者互相关系，互相限制。大抵言之，江山易主、朝代更替时，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往往会随之而产生大变化，但是，世风的丕变，则未必由于江山易主、朝代更替。讨论文学与世变关系的人，有时候过于强调世变对文学的影响，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处，特别是把“世变”的意义囿限于改朝换代的解释时，几乎把文学都视为政治的附庸，而忽略了作家个人的情志和文学独特的生命。我们不能否认改朝换代之际，政治环境对文学的发展必然有所影响，但影响的多寡，也随时代和作家差异而有所不同。譬如说，六朝时江山频频易主，文学的风貌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吗？晚唐五代前后，改朝换代之事，司空见惯，试问晚唐和北宋初年的文学风气又有什么重大的不同？进一步说，就词而言，《花间集》产生于戈戟纷扰之际，我们从中又能找到多少歌咏时代动乱的作品？可见，过度强调世变对文学的影响，未必正确，尤其是把“世变”囿限于江山易主的解释的时候。因此，认为清代词学的兴盛，肇始于明清之际陈子龙的说法，我个人是存疑的。谈清词史，自然可以从陈子龙谈起，但这未必表示身处乱世、写兴亡之感的陈子龙，对清词的兴盛起了什么必然的作用。
事实上，清初在顺治以前，词坛风气和明代是连系在一起的，都还在《花间集》、《草堂诗余》好尚成风的笼罩之下。陈子龙如此，王士祯、邹祗谟等人也是如此。清代词学风气的转变，严格说来，其实是在康熙年间。康熙年间，政治已趋稳定，已非江山易主、干戈纷扰之际。因此，就清词而言，把“世变”解释为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的改变，我是比较赞成的。
康熙年间，无论是词的创作、选辑或评论，都蓬勃发展起来。以孙默所编辑刊印的词选集为例，康熙三年（1664年）他选了王士祯、邹祗谟、彭孙遹词为《三家诗余》八卷，康熙六年（1667年）已增收曹尔堪、董以宁、陈世祥词为《六家诗余》十四卷，康熙七年（1668年）又增收陈维崧、董俞等人词为《十家诗余》二十四卷，到康熙十六年（1677年）更增收吴伟业、梁清标等人词为《十五家词》三十七卷，同年还增收龚鼎孳词另为《十六家词》三十九卷。我们由此可以想见此书风行及当时词学兴盛的一斑。不过，康熙词坛最受后来论词者重视的，仍是陈维崧和朱彝尊二人。
日本汉学者中田勇次郎，在《读词丛考》一书中有一篇论文，题曰《清初词选刻板考》，著录康熙朝的词选集刻本，就有几十种。（注：见中田勇次郎著《读词业考》，日本东京创文社，1998年12月初版；《清初词选刻板考》一文，见该书第299、316页。）以梓行于康熙十七年前的为例，比较著名的，除上述孙默所编选的以外，还有下列几种：
《今词苑》三卷，陈维崧等编，康熙十年（1671年）南涧山房刊本；
《今词初集》二卷，顾贞观、纳兰性德合编，康熙十六年（1677年）本；
《词坛妙品》十卷，张渊懿编，康熙十七年（1678年）原刊本；
《东白堂词选》十五卷，佟世南编，康熙十七年（1678年）刊本；
《词综》三十卷，朱彝尊、汪森合编，康熙十七年（1678年）初刻本。
其中最为后人注意的，自然是陈维崧的《今词苑》和朱彝尊的《词综》。因为他们二人分别是阳羡词派和浙西词派的代表作家。前者标榜苏辛，后者崇尚姜张，都对此后的清词坛有很大的影响。
同样的，在词学评论方面，像王士祯的《花草蒙拾》、邹祗谟的《远志斋词衷》、贺裳的《皱水轩词筌》、彭孙遹的《金粟词话》、纳兰性德的《渌水亭杂识》、刘体仁的《七颂堂词绎》、沈谦的《填词杂说》等等，也大都著成于康熙初年。（注：参阅拙著《清代词学四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九年七月初版。书中《王士祯的词集与词论》一文，第1-68页。）陈维崧和朱彝尊二人虽然没有论词专著，但是陈氏的《陈迦陵文集》和朱氏的《曝书亭集》，集中的序跋题记等等文字，仍然常被论词者所征引。尤其是朱彝尊，更被视为康熙词坛的代表。连他《词综·发凡》里的一些话，像“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等等，都一再被人援引申论。因此，特别标举陈维崧和朱彝尊，甚且只标举朱彝尊一人，来作为清词风气转变的关键人物，我都不反对。只是，我觉得还有一些人或事是不能忽略的。
例如，我们应该注意到康熙年间，颇有一些词论家用心辨别词与诗曲的不同，这是对元明以来词体混淆的一种反省。像李渔的《窥词管见》，约著成刊行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注：参阅拙作《李渔〈窥词管见〉析论》一文，原为国科会民国八十年获奖论文，先后发表于台北《国立编译馆馆刊》第廿四卷第1期及上海《中华文史论丛》第56辑，今收入拙著《清代文学批评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八十七年六月初版。），文章一开头就说：“作词之难，难于上不似诗，下不类曲”，这和同时刘体仁《七颂堂词绎》所说的：“词须上脱《香奁》，下不落元曲，乃称作手。”沈谦《填词杂说》所说的：“承诗启曲者，词也。上不可似诗，下不可似曲。”董以宁《与严绳孙论词书》所说的：“词与诗曲界限甚分，似曲不可，似诗仍复为佳”。（注：参阅拙作《李渔〈窥词管见〉析论》一文，原为国科会民国八十年获奖论文，先后发表于台北《国立编译馆馆刊》第廿四卷第1期及上海《中华文史论丛》第56辑，今收入拙著《清代文学批评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八十七年六月初版。）可谓契若针芥。他们所以有这样的论调，是有其时代背景的。因为词自南宋复亡之后，历经元明而日趋衰微，所谓缠令之体的“词余”，逐渐取代了词客文士的歌席案头之作，而腾之于歌者俗人之口。南宋词一向追求醇雅，讲求锤字练句、研声忖律的工夫，然而愈求醇雅，则愈曲高和寡；元曲小令虽然有时失之轻俗，但一般人却易于接受，喜欢它的清新浅易。因此，雅俗始则互相对立，互相影响，到最后，不但词有曲化的倾向，曲有词化的倾向，而且诗词曲之间，逐渐互相混合在一起，真的变成难分难解。这种情况，从元明一直到清初，都不能廓清，所以活动在顺康间的词人，在康熙年间才纷纷提出了辨别词与诗曲之间宜有分界的主张。因为有这样的主张，注意到了词体应该有别于诗曲，所以康熙间的词家，像陈、朱等人，才更有可能会注意南宋词与北宋以前词作的不同。浙派后继者王昶，继朱彝尊《词综》之后，编成《明词综》，序文中就说过这样的话：
“永乐后，南宋诸名家词皆不显于世，唯《花间》、《草堂》诸集盛行。”
《花间集》收录唐五代词，自不待言。而大约编成于南宋宁宗年间的《草堂诗余》，虽然表面上于唐五代两宋词并取兼收，实则重北宋而轻南宋，取北宋之周、秦，而弃南宋之辛、姜。因此，明人之崇尚《草堂诗余》，是间接反映了他们不喜欢南宋词，包括了辛、姜的豪雄和骚雅。就连陈子龙《幽兰草词序》中也说南宋词“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即可明白。而这个，正是身经时代变乱或早年曾经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的一些清初词人，所期期以为不可之事。因此，陈维崧在他与友人合编的《今词苑》（一名《词选》）序文中即说：“东坡、稼轩诸长调，又骎骎乎如杜甫之歌行、西京之乐府也”，而且强调：“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
至于朱彝尊对南宋词的推崇，更不用说。他在中年学词之后，得到曹溶的鼓励、陈维崧兄弟的切磋，虽然也认为“小令当法汴京以前”，但他后来开始“崇尔雅，斥淫哇”（见《静惕堂词序》）、“去《花菴》、《草堂》之陈言”（见《孟彦林词序》），更在为陈维崧弟弟陈维岳《红盐词》所写的序文中主张：“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朱彝尊曾从曹溶处借阅了不少宋元词，他和汪森所编的《词综》，得力于此者应该不少。宋季元初的咏物之词，特别是周密所编的《绝妙好词》，和元初遗民王沂孙、张炎等人为“冬青六陵之役”所作的《乐府补题》，藉联吟龙涎香、白莲、莼、蝉、蟹等物，而寓故国之思，都是关乎比兴寄托，可以“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的作品。这两本集子，过去鲜人注意，他却在康熙年间，和友人合作借钞传印于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当然还是康熙十七年（1678年）他和汪森所合编刊行的《词综》一书。是书《发凡》所说的：“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可以说是揭举了他标榜南宋姜、张的旗帜，也为后来浙西词派“家玉田而户白石”的风气开了先声。
不过，说到这里，我却也必须声明，我以上的很多论述，所以强调在康熙十七年以前的原因，是因为康熙十八年（1679年），陈维崧、朱彝尊和很多原来心存反清复明之志的博学鸿儒一样，都被荐举，应康熙皇帝之召，到宫中体仁阁应试，从此入翰林、修明史去了。这对于强调“不事二主”的古代读书人来说，多少是不堪之事。就陈维崧来说，过去的发扬蹈厉、标榜苏辛的气概，此后很难再宣之于口。就朱彝尊而言，过去所推崇的白石的清空、玉田的骚雅，过去江湖载酒时的身世之感、家国之悲，一下子也都可能变成了他人口中的腾笑之资。因此，从康熙十八年以后，他们二人的词学活动，很快就歇止下来了。陈维崧去世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不说，朱彝尊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为丁炜《紫云词》所作的序文中，对词的看法与前人已经大不相同。他在《紫云词序》中是这样说的：
自唐以后，工诗者每兼工于词。宋之元老若韩、范、司马，理学若朱仲晦、真希元，亦皆为之。由是乐章卷帙，几与诗争富。昌黎子曰：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尾，而作者益工，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
可见，与过去的词学主张，已经迥然而异了。难怪他后来在《水村琴趣序》中说：“予既归田，考经义存亡，著为一书，不复倚声按谱”。虽然如此，他对浙西词派的开导之功已成，浙派后起有人，醇雅之词蔚然成风，已为清代的词学辟榛莽而别开一天地了。
因此，说康熙年间对清词有贡献的的词人，陈维崧和朱彝尊都是扭转元明以来柔曼词风的关键人物。尤其是朱氏，他让清词超轶元明而远绍南宋姜张的骚雅，使读者接触到宋元之际咏物之词的比兴之旨、寄托之义，真的是“指出向上一路”。我以为要谈清词与世变的关系，或者与南宋咏物词的关系，应当从此着眼。
至于清词与寄托的关系，易言之，清代词学与常州词派的关系，我的看法有很多已经呈献在《常州派词学研究》（注：原由嘉新文化基金会奖助印行，民国五十九年六月初版，后来收入《清代词学四论》一书，见注②。）一书中，另外有一些修正或补充的意见，最近几年正撰写一些论文，例如《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相关问题辨析》（注：见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中文学刊》创刊号，第121-149页，1997年6月。）、《温庭筠菩萨蛮十四首的篇章结构》（注：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七期，第269-290页，1998年11月。）、《从诗的比兴到词的寄托》（注：见《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543-55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等等，在此不想重复。这里只想就与本文有关者说明几点。
（一）陈维崧说：“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朱彝尊说：“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这些意见，都和常州词派张惠言等人的寄托说没有什么不同，但词的寄托之说至张惠言以后始告成熟的原因，与时代有关，易言之，与广义的“世变”有关。不仅有政治上的因素，如四库全书之开馆等等，而且也有学术上的因素，如乾嘉经学的昌盛等等，特别是张惠言和经学所谓“歙学”者金榜等人的关系，周济和史学的关系。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文学上的因素。
（二）常州词派倡言比兴寄托，用来推尊词体，所以成功的原因，是在于后继者大有人在，像董晋卿等人在创作上的推展，有声同气求之功，像周济、陈廷焯、谭献等人在理论上的不断补充，才真的使常州词派日益壮大，直至清末民初而未沫。
（三）常州派所以能风行一代，至清末民初而未衰的原因，是因为嘉、道以後，国势积弱，内乱外患纷至沓来，才人文士感念时世，每有难言之隐，此恰与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之说，有相通处。其中，同光间一些志士的感慨，鼎革时一些遗老的悲愤，俱托于词，更使常州派的寄托说在实际创作上得到了印证，因而能够久而不废。晚清词人，如文廷式、王鹏运、朱祖谋等人，他们有感于朝政日非，外患日亟，往往在词作中表现了“左袵沈陆之惧，尤生念乱之嗟”。有人说，在他们的词作中，只要小序中有标明年月日期的，往往都有其特定的“寄托”之意。像文廷式的《忆旧游秋雁，庚子八月作》，像朱祖谋的《丹凤吟秋半塘四月二十七日雨霁之作，依清真韵》，都是著名的例子。
这样说来，常州词派的寄托之说，真的又与“世变”密不可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