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出口影响因素的研究述评——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企业论文,视角论文,因素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比较优势①是国际贸易形成的主要原因。由于国家间的生产率和要素禀赋存在差异，导致生产机会成本不同，最终使不同国家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形成了国家间的不同产业贸易的原因。
但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都是发生在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这是传统贸易理论所无法解释的，此时，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新贸易理论②认为规模经济和消费者对商品多样性的偏好是产业内贸易形成的主要原因，将贸易利得的源泉归因于贸易带来的商品种类的增加和经济的规模效应。
无论是传统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通常都假设产业内企业是同质的，这虽然简化了一般均衡分析过程，但却严重脱离现实：即使在同一个产业内，企业在生产率水平、资本密集度和熟练劳动密集度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差异。当然，这些差异的存在可能不会改变最终的结论，但在贸易与增长的研究方面，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由于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出现，带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涌现出大量关于企业异质性与出口关系的研究，现对该方向最新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进行综合述评。
一、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近来大量事实和企业的经验研究不断对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提出质疑，促使经济学家们对相关贸易理论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这些理论模型解释了大部分贸易现象，相关研究在现今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Melitz(2003)将新贸易理论的垄断竞争模型和企业异质性假设有机结合在一起，模型预测基本同经验研究一致，所以该模型被公认为研究企业异质性和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基本框架，具有理论基石的巨大意义③。
Clerides等(1998)是早期较有影响的理论研究，他们建立离散选择模型，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好”企业通过较低边际成本获得较高的利润，而且并非所有企业都出口，只有那些能够承担出口沉淀成本的企业才进行出口，高生产率企业自我选择进入出口市场，即自我选择效应(selfselection)：他们还发现出口企业可能通过出口获得知识积累和管理经验，生产率增长可能会更快，即出口中学习效应(learning by exporting)。
Clerides等(1998)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Melitz的研究灵感，他发现生产率不同与固定出口成本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Melitz(2003)建立产业内异质企业的动态模型，分析国际贸易与产业资源配置的关系，证明高生产率企业主动进入出口市场，低生产率企业被迫退出市场，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生产率水平提高，贸易为部分企业带来发展机遇，同时给其他企业带来巨大的挑战。
Helpman等(2004)将异质企业、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FDI)纳入一个分析框架，通过建立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对企业出口和FDI行为进行分析，证明企业生产率差异是影响其从事出口和FDI的重要因素。他们的研究结论是：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在国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有能力通过建立海外工厂获得更高的利润。
Melitz和Ottaviano(2008)构建可变加成理论模型④，分析市场规模、生产率和贸易之间的关系，证明不同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是由该市场中企业的数量和平均生产率水平决定的，市场规模和贸易会影响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异质企业生产决策。Bernard等(2007)将企业异质性引入到标准贸易模型中，成功地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的原因和发现了影响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因素。他们发现贸易自由化促进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市场份额的再分配，提高所有行业的生产率水平，尤其在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内，生产率增长速度更快，孕育着更大的出口机会。
综上所述，异质性企业与出口行为的理论模型表明出口与企业生产率之间极有可能存在密切的联系，生产率可能是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重要决定因素。近年来，关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的实证研究大量涌现，经济学家们试图通过对异质企业出口行为的研究更好地诠释贸易与增长的关系。
二、出口与企业生产率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认为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存在明显差异，但这些差异的存在究竟是由于企业在国际市场中获得了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从而变得更“好”，还是因为只有“好”企业才选择进入出口市场？这是该方向实证研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
发达国家的大量经验研究证实了自我选择效应的存在：生产率高的企业主动进入出口市场。Bernard和Jensen(1999，2004)的研究证实自我选择效应的存在，但无论使用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美国出口企业生产率增长速度与非出口企业都没有明显差异，新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要明显高于非出口企业，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前其生产率就已经发生显著改变。Greenaway和Kneller(2004)对英国1989-2002年企业调研数据库进行研究，发现生产率越高，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可能性就越大，出口经验，企业规模和工资也是决定企业出口的主要因素。Greenaway等(2007)继续对英国异质企业与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使用企业财务指标替代前一期是否出口来检验沉淀成本的显著性，假设企业财务指标越健康，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的研究结果与以前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相对大企业和外资企业来说，小企业和国内企业出口的可能性较小，但是他们的结果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系数不显著，工资的符号为负，这都与一般的经济理论相违背。Kneller和Pisu(2004)着重针对英国外资企业的出口行为进行研究，发现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出口可能性更大，美国和加拿大的合资企业比澳大利亚的合资企业出口概率更高，出口决策与企业规模和劳动生产率水平正向相关。他们认为合资企业出口可能性与其母公司在英国的定位有关，如果母公司将英国视为出口平台，合资企业的出口可能性就会更大。
另外，Fari
as和Martín-Marcos(2007)使用西班牙制造业的企业数据分析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差异，发现出口企业与生产率水平、规模、工资水平和创新能力等企业微观指标具有正向的相关性。在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之前，新出口企业的业绩相关指标明显优于非出口企业。他们还发现企业自我选择退出出口市场，其原因是继续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明显比退出出口市场的企业要高。Aw等(2007)也发现影响台湾企业出口决策的因素包括企业生产率、出口经验和研发投资，这些因素都与出口可能性正相关。
为了更精确地检验出口中学习效应，经济学家选择控制自我选择效应，结果大部分研究发现，出口中学习效应并不十分明显。Bernard和Wagner(1997)对德国和Girma等(2004)对英国的研究中都发现在不控制自我选择效应情形下，潜在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具有明显的差异。但是使用控制变量或匹配方法控制选择效应后，这些差异就消失了。Sébastien和David(2008)使用美国泛洛杉矶地区1987-1997年的企业数据检验企业生产率和出口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明显的自我选择效应，但是没有得到明确的出口中学习效应，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关于区域的生产率与出口关系研究之一。
2.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
南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论一致认为出口沉淀成本和生产率是企业做出口决策的主要依据。Robert和Tybout(1997)使用哥伦比亚1981-1989年间的企业数据，分析了决定企业出口的因素，通过建立动态的二元离散变量选择模型解释企业国际市场进出行为，发现出口沉淀成本和企业特征是企业出口的主要决定要素。实证结果证明确实存在出口沉淀成本，企业生产率是决定出口决策的重要因素。Clerides等(1998)研究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摩洛哥三国企业出口决定因素和出口中学习效应，发现边际成本越低，资本规模越大的企业越可能出口，而且过去的出口经验对现在的出口决策具有明显的影响。
López(2004)和Alvarez等(2005)使用1990-1996年智利制造企业的数据考察企业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中学习效应，发现生产率变化发生在企业做出出口决策之后，也就是说，企业在出口前就开始着手准备了。他们还发现企业为准备进入国际市场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将促使企业生产率提高，企业是为了出口而学习(Learn to Export)，而不是在出口中学习⑤。Lopez(2004)考察国内销售和投资之间的变化方向，发现在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之前，其投资比重将提高，但是国内销售并没有明显增长。据此，他认为企业是为了满足国外需求而进行技术改造升级的投资。
Sjholm(2003)研究发现在印度尼西亚，如果企业进口原材料或者是合资企业，那么它的出口可能性明显高于其他企业。另外，企业规模、熟练劳动力比例、人均资本和研发支出总额，都与企业的出口可能性正向相关。Blalock和Gertler(2004)也研究了印度尼西亚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关系，发现存在出口中学习效应，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后生产率增长速度要快于非出口企业。但是他们没有发现明显自我选择效应。Van Biesebroeck(2005)使用9个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的企业数据，考察低收入国家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发现高生产率企业更可能出口，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增长速度明显高于非出口企业。Cole等(2008)使用2001-2004年间泰国制造企业数据，考察企业异质性与出口决策之间的关系，他们通过把合资企业的所有权进行细分，发现合资企业比国内企业更可能出口，而且部分国家的合资企业出口的可能性更大。另外，他们发现了明显的自我选择效应，但是不足之处是没有检验出口中学习效应是否存在。
三、出口与创新的实证研究
由于有些时期企业的生产率数据较难获得，所以部分研究使用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方面的信息(研发支出，研发人员比重，构造技术指数等)作为衡量企业异质性的标准，考察其与出口之间的关系，从另一视角检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下面我们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分别评述。
1.发达国家
许多关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出口与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都得到一致的结论：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更可能进行研发，技术投入比重更高，例如英国(Roper和Love，2002)，美国(Bernard和Jensen，2004)，台湾地区(Aw等，2007)，西班牙(Salomon和Shaver，2005)，加拿大(Baldwin和Gu，2004)。而发现存在出口提高研发投资或技术产出的研究有Baldwin和Gu(2004)，Solomon和Shaver(2005)，Criscuolo等(2005)和Aw等(2007)。Baldwin和Gu(2004)发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后，研发比重(研发/收入)相对于非出口企业明显提高。同时，Solomon和Shaver(2005)对西班牙企业的研究中也发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2-3年后，专利申请数量明显提高。Criscuolo等(2005)发现出口企业研发支出比例增长要明显高于非出口企业。而Aw等(2007)使用台湾地区电子企业的面板数据发现，不进行研发投入的非出口企业生产率增长速度最慢，其次为单纯出口的企业，增长速度最快的企业既研发又出口。他们认为该结果证明研发投入是决定企业能否从国际市场中获得外溢效应的关键因素。
2.发展中国家
早期关于发展中国家创新与出口关系的研究经常使用研发支出比例和是否进行研发作为创新的度量标准。Lall(1986)研究了印度工程和化学制药企业的出口决定因素，发现技术是企业出口的重要决定因素。Zhao和Li(1997)验证中国制造业中企业研发和出口倾向间的相关性，发现企业研发投入和规模是决定出口的重要因素，存在正相关性。最近，一些学者开始尝试使用其他指标衡量创新行为(专利或产品创新)。Du和Girma(2007)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研究中，使用企业产品创新指标，结果显示产品创新和绝大多数解释变量是显著的。Correa等(2007)使用多个虚拟变量⑥表示不同方面的创新行为，发现创新行为与出口决策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性。另外，还有部分研究使用综合技术指数(各项技术研发指标的加权平均指数)作为衡量创新行为⑦。Guan和Ma(2003)对中国工业企业的研究中发现出口业绩与企业创新能力综合指数和企业规模正相关。Rasiah(2003)研究技术创新指数和所有权，研发支出、成立时间和技术工人等控制变量对马来西亚和泰国电子产业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指数和其他四个变量都是显著的。Wignaraja(2008)对中国和斯里兰卡服装业比较研究中发现出口与创新技术能力指数正相关。
四、影响企业出口的其他因素
1.汇率
关于汇率影响企业出口行为和出口比重的实证研究都基于本币贬值对企业出口的影响。Bernard和Jensen(2004b)研究美元贬值对美国制造企业出口的影响，他们发现贬值带来的出口增长中的87％来自于当前出口企业，只有13％来自新出口企业，这表明汇率波动更有可能影响出口的强度，而对出口范围(出口企业的数量)影响甚微。另外，Das等(2007)发现汇率波动对不同产业的影响程度具有明显差异。他们模拟本币贬值对哥伦比亚三个产业的影响，令本币贬值20％，他们发现产业受影响程度取决于货币贬值之前该产业是否进行出口，企业期望利润取决于它与出口临界生产率之间的距离。结果是本币贬值十年后，产业受影响程度波动范围在14％至107％之间。
在特定情况下，货币贬值也能导致大量出口企业退出出口市场。Blalock等(2007)的研究发现，印度尼西亚卢比在1996-1998年间对美元汇率贬值幅度达到50％，但总体出口额却没有大幅提升。经过深度分析，他们发现虽然原来市场中的出口企业和新出口企业都进行扩张市场行为，但这种扩张被大量企业退出市场所抵消。Bernard和Jensen(2004b)在对美国出口市场的研究中也发现同样的情况。Blalock的解释是：停止出口的企业生产率水平不一定比继续出口的企业低，但它们可能是面临现金流动性缺乏或者企业组织结构变迁等问题，因此决定退出出口市场。但是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可能性较低，同时这些企业进行研发和各种技能培训投资较少。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所有关于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都是关注本币贬值的，所以具有一定片面性，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表明本币升值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是否具有对称性，这将是我们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2.贸易政策
毋庸置疑，企业所处的政策环境影响其出口决策，政策变迁对出口强度和范围都可能产生直接影响。由于政策可能通过提高市场竞争强度，降低中间进口投入品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这不仅将会导致非出口企业更可能进入出口市场，而且还极有可能促使现在的出口企业提高出口量或者开辟新的出口市场。最近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两大方面政策：贸易自由化和和鼓励出口。
Baldwin和Gu(2004)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加拿大企业的影响时发现，在1984-1990年间，出口企业的数量和出口强度同时提高，出口企业数量比重从37％提高到53％，48％的出口企业提高了出口强度。他们发现政策对企业出口决策具有明显的影响，关税下调4.5％，企业出口可能性将提高63个百分点。鼓励出口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政策，许多政府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出口政策支持。即便如此，研究结果仍然存在一定分歧。
Bernard和Jensen(2004a)没有发现鼓励出口的政策对出口和非出口企业行为存在明显影响。Alvarez(2004)分析了类似政策对持续出口企业和非持续出口企业的影响，也没得到明确的结果。但他发现贸易政策彼此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贸易访问团和出口商品交易会不能提高企业成为持续出口企业的可能性，但在控制因素后，市场调研和组织企业同政府以及专家的定期的见面会却可以明显提高企业成为持续出口企业的可能性。最后，当评价鼓励出口政策时，有必要强调自我选择效应，但到目前为止，还只有Grg等(2005)对相关方面做出解释。Grg凭借详细的政府补贴信息，使用匹配方法控制自我选择效应，发现鼓励出口的政策取得的效果很有限，大量补贴可以促使市场中的出口企业进一步扩大海外销售比重，但却不能鼓励非出口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五、简评与展望
企业异质性与国际化行为是最近国际经济学界和政府持续高度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自从Melitz和Helpman等建立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框架，出现了大量的关于探索出口与非出口企业差异存在原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异质企业与出口的因果关系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还有大量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去探索。
随着更多企业信息的获得，更多代表企业生产率和经营业绩指标与出口之间的关系可以被列入考察范围。而且，如果有了更详尽的信息，可以将企业进一步细分，研究是否中小企业进入成本比大企业较高，对他们来说信贷融资是否是进入出口市场的较大障碍等等。而且，企业在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战略选择可能提上研究日程，企业生产率差异和国际化策略之间的关系可能成为一个热点领域。考察出口到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研究已经出现在美国、日本和瑞典等发达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企业数据统计体系更加完善，但是发达国家的研究结论不一定适合发展中国家，相信未来发展中国家也会出现相关研究，特别是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经济转型中，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去国外投资兼并收购，在这个政策方针下，研究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就更具时代性和现实意义。另外，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对产业经济增长贡献比例，加工贸易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之间的差异等等都是未来研究的热点。当然，上述这些进一步的研究方向都是建立在丰富的企业数据信息基础上的。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时俱进，参与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2008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但是，国内关于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关系的研究却比较鲜见，大部分文献还都停留在宏观分析层面上，如何更好把握企业特征和国际化行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对政府制定贸易政策，还是对企业制定海外发展战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内具体的研究展望如下：
1.企业生产率与出口的因果关系研究不仅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准确可信的依据，而且是评价政策有效性的客观衡量标准。
2.创新与出口的因果关系研究可以为中央极力推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战略和“走出去”战略有机结合提供有力依据和政策建议，努力实现以创新带出口，以出口促创新的双赢局面。
3.汇率波动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不仅可以了解把握中国汇率传导机制，为国家推行汇率体制改革提供政策依据，而且也为企业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建立灵活快速的反应机制提供策略依据。
注释：
①李嘉图认为比较优势源泉是生产率差异，而H-O理论认为当各国生产率相同时，同样可能产生比较优势，这主要是由于国家间初始要素禀赋存在差异。
②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论文参见Krugman，1979，1980；Ethier，1982.
③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另一框架由Bernard等人于2003年创建，他们将随机生产率引入到Eaton和Kortum(2002)多国李嘉图模型中。
④Melitz和Ottaviano(2008)将Melitz(2003)模型中供给方面特征和Ottaviano等(2002)需求方面特征有机结合，将价格加成系数内生化。
⑤Alvarez等(2005)为了与出口中学习效应进行对比，他们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前的学习效应称作为出口而学习，他们认为这两种效应的共同点是企业出口决策影响其生产率增长速度。
⑥这些虚拟变量包括研发，技术创新，质量认证等。
⑦如Romijn(1997)对巴基斯坦和Dominguez等(2004)对墨西哥的研究中都使用了综合技术指数衡量创新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