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与中国近代音乐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音乐史论文,中国近代论文,马思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近代时期，是中国音乐发展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传统音乐，这时大都有了进一步的成长与繁荣，有些则呈现出僵化以至衰落的态势；前已传入的外来西方音乐，这时逐步发展成为中国音乐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与影响的组成部分；本世纪才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新音乐，随着音乐教育机构的建立，培养出众多的音乐教师、作曲家、演唱家与演奏家，涌现了许多流传至今的音乐名作……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为推动中国社会制度的进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与修养，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都起到了有益的促进作用。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斗争中，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它更为1949年以后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良好基础。
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与音乐教育家马思聪（1912·5·7—1987·5·20）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著名的音乐家之一，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展有着诸多重要的贡献。他在美国费城病逝时，海峡两岸的音乐机构、音乐家，以及香港、美国、苏联、法国、新加坡等地的新闻社与报刊杂志都纷纷发表消息与文章，同声哀悼这位中国音乐大师的与世长辞，就是最好的明证。
从1923年去法国学习音乐，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马思聪这26年间的音乐活动，在中国近代音乐史的表述里，我觉得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早期赴外国学习音乐的先驱者之一
西方音乐传入中国后，能够对中国音乐产生重大的实际影响，除了外国传教士与外国音乐家来中国介绍和教授音乐之外，主要靠的是中国留学生去国外专业研习西方音乐，然后回国致力于推进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发展。在这些早期的志士仁人当中，有去日本留学后，回国来从事于学堂乐歌的沈心工、曾志忞与李叔同；有1901年去日本、后来又去德国学习音乐教育的萧友梅；有1910年在瑞士学习钢琴的杨仲子；有1914年去美国学习声乐的周淑安；有1922年在德国研习音乐学的王光祈；有1926年在美国学习作曲的黄自等。然而去国外专业学习小提琴演奏的，虽然以曹汝锦（1901年）、高砚耘（1905年）为最早，但是从活动的范围、持续的时间与实际产生的影响等方面来讲，则要以1923年去法国学习小提琴的马思聪为最重要（时年仅11岁）。因而马思聪也堪称为是中国早期赴外国学习音乐的先驱者之一。
马思聪的家乡广东省海丰县，是个著名的侨乡，早年就有很多人飘洋出外谋生。马思聪的父亲马育航曾任海丰县高等小学校第一任校长，后任广东省财政厅长，注重培养人才，1919年就把大儿子送去法国留学。如果不是有了大哥马思齐这个先行者，不是他1923年回国养伤时，买了一把小提琴作为礼物送给马思聪；如果不是马思聪自己对音乐的迷恋与执着地追求，不是马思聪坚持要随大哥去法国学习心爱的小提琴，日后的中国可能将不会有小提琴家马思聪。
马思聪不仅是中国赴国外专业学习小提琴的先驱者，而且是考入法国巴黎音乐院的第一位中国学生。后来他还介绍了陈洪、冼星海向自己的老师奥伯德费尔学习小提琴。
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演奏家
马思聪在法国学习了五年小提琴之后，1929年回国探亲时，他先后在香港、广州、南京、上海、台北举行了小提琴演奏会，成为中国小提琴演奏艺术领域的拓荒者。他那清新的琴声，受到众多中国听众的欢迎与喜爱，并获得了“神童”的称誉。由于《申报》等报刊上报道了他的演奏活动，著名的《良友》画报还刊登了他的照片，因而马思聪17岁时就已经成为蜚声全国的小提琴演奏家。
马思聪1930年回法国，师从比内鲍姆学习作曲。次年学成归国，他便在从事音乐教学之余，经常去梧州、柳州、桂林、贵阳、昆明、重庆、家乡海丰以及香港等地，举行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堪称是国内三四十年代乐坛上最主要的小提琴独奏家。他演奏的曲目，除了各种世界名曲与小提琴艺术的经典作品之外，主要是他自己创作的小提琴曲和室内乐作品。
赵沨在《听马思聪和王慕理》一文中，记载了他聆听马思聪夫妇演奏贝多芬《克罗采奏鸣曲》的印象：“十年了，我没有听见过这么深刻、热烈、精致、宏丽的演奏了。”“我不仅屈膝于伟大的老聋子贝多芬，我也被这次成功的演奏征服了。”“这确是一种征服，完全而彻底的征服。全场的听众，坐的、站的、前台的、后台的。仅容700人的礼堂挤进了千人以上的听众都被征服了，作了这伟大的神奇的乐音的俘虏。”（1945年2月在重庆出版的《音乐艺术》第6期）
新中国建立后，马思聪仍然经常在各地巡回演出，足迹曾经远至新疆。一直到他去世前二年——1985年他还在台湾的7个县市举行了一场音乐会。
中国管弦乐事业建设的推进者
1929年马思聪由法国学习回国后，即应邀在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创办的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的乐队里担任指挥。这个新组建的乐队规模不大，只有约20个人，全都是中国人（现在已知者有陈洪、穆志清、章彦、窦立勋、何安东、黄金槐）。但是排练了几次以后，由于人员太少，声部也不齐备，特别是许多队员的演奏水平不高，马思聪感到指挥这种水平的乐队，实在难以达到应有的演奏效果，也有愧于艺术的完整与神圣，还不如只去拉小提琴，更能胜任一些，并发挥出自己的才能。于是他主动要求与陈洪调换了工作位置，由陈洪担任乐队指挥，马思聪则去拉首席小提琴，可见马思聪对艺术的严肃态度。他们付出了诸多的努力，排练了莫扎特与贝多芬的管弦乐作品。但是1931年马思聪再次归国后，还没举行一次公演，就因为国民党政府忙于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军事“围剿”，军费开支浩大，广东省当局削减了戏剧研究所的经费，这个小小的乐队也就被迫解散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思聪在纷乱的战火中，扶妻携女四处漂泊。1942年初到了重庆，担任励志社乐队的指挥兼小提琴独奏家。这个乐队的前身是南南京市政府乐队，抗战爆发后撤退到桂林，改组成为中央广播电台乐队。后来才被励志社社长黄仁霖的副手、爱好音乐的施鼎莹（曾任东吴大学乐队队长）请去，成立了励志社乐队。励志社是由蒋介石亲自发起，一手操纵的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机构，它的实力雄厚，待遇丰厚。其乐队的规模也很大，共有队员60余人。但是仅仅成立了4个多月，该乐队中马思聪、李元庆等正直的艺术家们，就因为反对该乐队去“伴宴”——拒绝为出席宴会的“美国外宾”奏乐助兴，遭到社长黄仁霖的斥责。该乐队随即被停办、解散，马思聪也失业了。
为了数十人的前途与生计，经过疏通后，众人推举最有名望的音乐家马思聪借同乡的情谊，出面去与当时的立法院长孙科接洽协商。由孙科牵头筹备，1940年夏天在重庆组建了民间音乐团体“中华交响乐团”。该团由孔祥熙任名誉理事长，孙科的秘书司徒德（也是广东人）兼总干事，由马思聪任指挥，负责业务方面的工作。该团1942年后因经费困难，改隶于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
中华交响乐团的成立，虽然晚于曾志忞1911年左右组织的上海中国贫儿院乐队，晚于萧友梅1923年组织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乐队，也晚于黄自、谭小麟1936年组织的上海交响乐团。但是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它却是中国人组织的管弦乐队当中，规模最大（最多时有60余人）、存在的时间最长（由1940年至1949年），演奏曲目最丰富（除了18至19世纪的西洋交响乐作品与俄国、苏联的作品外，也演奏过一些中国作曲家的作品，该乐队中的许多人还曾经为歌剧《秋子》的演出担任伴奏）的一支管弦乐队。马思聪不仅为该团的创办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该团的首任指挥。
1946年6月至10月，马思聪曾应邀赴台北担任台湾省交响乐团的指挥，指挥该团演出了自己创作的《第一交响曲》和《小提琴协奏曲》。
辛勤的音乐教育家
马思聪在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的乐队工作时，为了提高乐队成员的业务水平，曾经开办了一所音乐学校用来培训乐队队员。可是由于政治与军事形势的影响，该乐队与音乐学校很快就都停办了。不甘心失败的陈洪在友人的支持下，很快筹办了一所“私立广州音乐院”。马思聪因名声显著，1932年年仅19岁时就被众人推举担任该院的院长，并担任小提琴班与钢琴班的教学工作。
马思聪与王慕理结婚后，由于私立院校的工资菲薄，难以养家糊口。经人介绍，1933年马思聪去南京担任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系的讲师，教授小提琴与中提琴，是该系的骨干教师，并为提高该系的音乐教学水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中大艺术系里的派系与关系网错综复杂（唐学泳1922年入法国里昂音乐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即任中大艺术系教授，不久后任该系系主任）。马思聪在该系工作了将近五年，成绩显著，但是得不到晋升的机会，一直只是个讲师。1937年他愤然辞职，应邀受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的音乐教授。不久后抗日战争爆发，随着中山大学不断迁移的校址，马思聪辗转于云南省的征江县、广东省的曲江县与坪石县。在那动乱的战争岁月里，他又能有多少作为呢？
1946年底，马思聪由上海南下广州，出任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主任，并担任小提琴与视唱练习课程的教授。该系的教师还有黄飞立、黄友棣等人。不久后，赵沨因李公朴、闻一多惨案，被国民党云南省政府押解出境，辗转来到广州，受中共香港工委的委派，负责与中山大学地下党支部的联络工作。马思聪冒着风险，这时将老友赵沨夫妇安排在系里任教。为了避人耳目，赵沨化名为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吴夫田”，在系里教授声乐、合唱与音乐欣赏三门课程。
1948年新音乐社在香港开办了中华音乐院，这是一所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为培养新音乐运动骨干而设立的业余音乐学校，只有百余个学生，多为青年职工、学生和中小学校的音乐教师。为了加强该院的号召力，特聘请在香港有很高知名度的马思聪兼任该院院长，副院长为李凌、赵沨，教师有严良坤、谢功成等。
马思聪明知中华音乐院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并且没有工资，只有很少的车马费，他还是欣然答应担任此职。每月夫妻二人按时去香港授课，认真教学。可是生活上都很随和，学校的经费紧张，夜晚在教室里把课桌一并，他就过夜了。但是广东艺专奉国民党政府之命，要全体教职员在《戡乱宣言》上签名，马思聪却并不从命，扬长而去。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马思聪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担任了中国的最高乐府——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并亲自培养了林耀基、盛中国等著名小提琴人才。
多方面的丰硕音乐创作成果
虽然是地质学家李四光创作了中国的第一首小提琴曲，萧友梅也在1915年就创作了中国最早的《弦乐四重奏》。但是在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历史上，马思聪却是这一时期中国最主要的小提琴曲与室内乐作品的作者。从1929年到1948年这20年间，马思聪共创作了37部音乐作品，其中绝大多数是小提琴曲和室内乐作品。
1936年（这是马思聪自己在多篇文章中所写的年份，另有人考证应为1935年）春天马思聪夫妇的北平之行，不仅使他充分领略了这座数朝古都雄伟而辉煌的气势，北平的京韵大鼓，更把马思聪引入了中国民间音乐的丰富艺术宝库。正如他在《创作的经验》一文中所记写的：“（它）给予我新鲜的感觉，它的节奏、旋律都奇特而自由，令人感到这是不断在创作中的艺术，一种并未让年岁染上陈旧颜色的艺术，至今仍保留着它的自由与创作的新颖”。（刊《新音乐》五卷一期，1942年11月1日出版于重庆）接着他又听了西河大鼓与单弦，记写了《凤阳歌》、《梅花落》、《太平年》、《垛子板》、《流水板》的曲调。同年他创作的第二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的慢板乐章中，就已经采用了几句有特性的大鼓旋律。
从此开始，马思聪不断地收集着中国各地各民族的民歌。“回来中国久了，与民歌的接触由了解而溶合”。“《绥远回旋曲》与《绥远组曲》都是根据绥远民歌而作，从这两曲起，我开始进入利用民歌来创作的新途。”（均见《创作的经验》）就是在绥远民歌《城墙上跑马》的基础上，1937年马思聪在广州创作了他的传世名作——小提琴曲《思乡曲》。马思聪此后的许多音乐作品中，采用了中国的民间音乐作为素材或音乐主题（如bE大调《第一交响曲》中就用有一首云南民歌），体现了作品的民族风格，走上了努力使中西方音乐相结合的创作道路。
1937年北平芦沟桥畔的枪炮声，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生死存亡的境地，使得马思聪这位留洋的教授，终于从把音乐仅仅当成是一种艺术爱好与职业，转变到了以音乐作为战斗的武器，投身到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救国歌咏运动之中，他谱写了近20首抗战歌曲，其中尤以克锋（金帆）作词的《自由的号角》最为著名，曾在全国的许多地方广为流传。
进入40年代以后，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社会生活体验的加深，创作技巧的提高与熟练，马思聪感觉小型的器乐曲与室内乐，已经难以抒发他内心深刻而众多的感受，开始创作一些大型作品。1941年他创作了《第一交响曲》。1944年他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内战即将爆发之际，1946年初马思聪与端木蕻良合作，谱写出了《民主大合唱》。歌词中所咒骂的“东方的暴君”，锋芒直指一心要把中国推向内战深渊的罪魁祸首蒋介石。1947年马思聪再度与金帆合作，创作了《祖国大合唱》。正如后来马思聪所指明的：“我写这首曲子开首用了陕北眉户的调子，象征着光明将从陕北延安方面来。”歌词中所唱的：“让我们拍着手掌欢迎新中国”，表达了千万大众的心声。这部大合唱在广州、杭州、上海、北平以至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演出时，都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1948年马思聪又与金帆共同创作了《春天大合唱》，作者以满腔的热情，表达了亿万人民对春天——即将到来的胜利的渴望：“春天的道路闪着光辉，前面的日子充满着希望。”马思聪的这三部合唱力作，推动了中国近代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壮烈革命斗争。
祖国的儿子
在马思聪的人生道路上，严酷的社会现实对他进行了反复的磨炼：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腐朽统治；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的生死存亡的境地；时局动荡不定、他不甘作亡国奴而四处漂泊的生活经历（1937年至1947年间他搬了25次家），都给了他深刻的教育与体验。
国家与民族的危难之中，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李凌、赵沨、金帆等革命文艺家），使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与光明的未来，使他“开始认识到音乐工作中是有二种回然不同的活动，你们才是真正在工作，你们才是为了众人而工作着”。因而他与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新音乐社和《新音乐》杂志建立了友好与密切的联系，并多次为该刊写稿。
抗战胜利后，1946年马思聪被李凌、李德伦、瞿希贤等人推举为上海音乐协会理事长，创作了反内战的歌曲《弟兄们，赶快放下枪杆》（徐盟词），并与驻上海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人有了数次的接触。马思聪在广东艺专任教期间，与李凌、赵沨有了更多的交往，并曾一同在香港中华音乐院共事。
因而当国民党反动政府即将垮台之际，马思聪拒绝了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安排他去美国大学任教的“盛情”。终于在1949年那春光明媚之际，投入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怀抱，被推选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以自己的音乐作品与实际行动，走完了他那从留洋的大音乐家，到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爱国进步正直音乐家的历程。
（本文中引用了李凌、赵沨、陈洪、舒模、章彦、黄源澧等先生提供的资料，特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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