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彬[1]2001年在《沪深股市收益波动度的杠杆效应及传递性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国外许多经济学家发现股票市场收益序列具有尖峰厚尾、波动群集、杠杆效应与共同波动的特点，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股票市场与某些新兴股票市场，这一结论是否也适用于中国股票市场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采用广义APARCH模型对沪深两市指数的收益率进行分析，估计结果表明两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杠杆效应，假设检验的结果显示Leverage GARCH是适合两市的最优模型，通过绘制消息冲击曲线也形象地反映了收益波动度对好、坏消息的非对称性调整。进而利用Leverage GARCH模型的估计结果，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与向量自回归等方法对两市收益波动度的传递性进行研究，得出将两市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分析，有利于降低预测误差，提高预测效率的结论。 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着重介绍了波动度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以股票收益率为代表的金融时间序列的共性，同时指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 第二部分简要地介绍了波动度估计中最为重要的自回归条件异方差系列模型的设定与条件。 第叁部分介绍国内外学者对于股市收益波动度的杠杆效应及传递性的相关研究。对于国内的实证研究，既概述了他们的结论，也指出了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的欠缺之处。对于国外的实证研究，则侧重介绍其不同的研究方法与结果。 第四部分为本文的重点。本部分以1995年1月3日-2000年4月28沪深两市A股指数的日收盘价为样本，利用广义APARCH模型对两市的收益波动度进行实证研究，并根据Wald检验的结果选择适合沪深两市的模型，而后在此基础上考察杠杆效应以及两市波动度的传递性。实证结果显示两市均存在收益波动度对好、坏消息的非对称性调整，而且Leverage GARCH是拟合沪深两市收益波动度的最适模型。此外，沪深两市的波动度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木期深成指A，滞后1期的上证A股指数，滞后1期的深成指A均对本期上证A股指数具有一定的同向作用：而本期上证A股指数，滞后1期的深成指A，滞后1期的上证A股指数均对本期深成指A具有一定的同向作用。
侯亚珊[2]2012年在《沪深股票收益波动特性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信息瞬息万变,特别是对于复杂多变的金融市场,尤其充满着不确定性和随机性。金融市场的稳定对于各国经济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市场微小的变化足以引起经济界发生巨大的变化,由此足以见识其重要的位置。目前对于收益波动性的研究还主要集中于国外股票市场,对国内的研究还很少,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起步较晚,但是发展速度较快,并且我国有着独特的经济体制,国外市场的波动特征不能盲目的应用到国内市场上,需要有一套专门的针对国内市场的研究体系及方法,来改善和提高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和困境,因此对国内市场收益波动性的研究就有其必要性。本文采用金融市场中颇具代表性的股票市场综合股票价格指数,对自1990年上海和深圳股票市场开市以来的价格指数收益率的波动特性分别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文章主体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介绍了我国股票市场收益分布模式及波动的特征、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现状,以及进行股票市场收益波动研究的背景、目的及意义。从投资主体看,散户占据了我国股市投资者的大壁江山,投资者的整体素质不高；从管理来看,监管不严,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且易受政策因素的影响；从市场来看,价格波动幅度较大,跟庄的行为肆意横行；我国股市成立的较晚,但是发展特别迅速,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且股票作为基础资产对风险管理、衍生产品合理定价、资产组合正确选择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详尽的研究,以便对金融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提供指导。第二部分是股票收益波动性研究的理论以及方法介绍,从股票收益波动的集聚效应、周内效应、非对称效应、风险价值、传递效应等五方面着手,并结合统计学方法和理论来形成波动特性研究的整体框架。目前国内外学者发现金融市场中的收益率存在着高峰、厚尾的T分布模式、收益分布的集聚效应也很明显、金融市场中的周内效应已慢慢消除、不同的市场之间存在传递效应,但是关于传递效应的对称性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本文借鉴各个学者的研究理论及统计学方法,采用ARCH族模型来估计波动度的变化,使用Engle的符号检验法来检验波动冲击的非对称效应,利用VAR模型来描述不同市场之间的传递效应。第叁部分结合图形、表格以及计量软件对收益波动特性进行逐项研究。通过检验发现我国股票市场收益呈现明显的T分布模式,基于此对收益波动的周内效应、传递效应、非对称效应、风险价值估计等采用第二章所介绍的方法以及理论进行了相应的检验和分析,从而全面的了解了中国股市收益的波动状况。第四部分为结论和建议。我国股票市场的收益波动性依然很强烈,并且该市场极其不稳定,存在着明显的杠杆效应、传递效应和滞后性,属于弱势有效的市场,但是周内效应已慢慢消除,中国股市波动的独特性一方面在于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另外也在于政策影响、监管力度不够、投资者整体知识储备不足等,因此应该从多方面入手,多管齐下。本文在集众学者专家之言的基础上,形成了特有的写作构架及思路,采用了风险统计中风险价值的概念来衡量波动的传递性,这是本文的一大亮点。但是本文也有不足之处,首先是指标的选取缺乏严谨的论证,其次是文章实证分析部分叁个时间段的划分过于主观,最后是写作方式及风格难免落于俗套,这也是本文的不足,应该在以后的学习中积极的改善。
王超[3]2005年在《国际股市与我国沪深股市收益率波动性传递机制探讨》文中研究指明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odern Portfolio Selection Theory)认为投资者所追求的是报酬最大且风险最小的投资组合,即从理论上讲,当国际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小于国内股市时,投资者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组合投资。同时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流动在全球范围内有明显加强的趋势。Grubel(1968)、Lee(1969)、Levy 和 Sarnat(1970)、Solnik(1974)、Brennan 和 Cao(1997)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全球资本流动加快的趋势,特别是提到全球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在其中的巨大作用。全球资本流动促进了各个国家或者地区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因而学术界掀起了研究国际股市互动关系的热潮。 金融市场上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特征很早就被人们所认识。Mandelbrot(1963)和Fama(1965)的研究发现,金融资产价格变化往往具有“大的波动性后跟随大的波动性,小的波动性之后往往跟随小的波动性”的变异率聚类(Volatility Clustering)的特性。ARCH类模型(Engle,1982; Bollerslev,1986)因能够很好地刻画这种特性而被成功应用于多个领域。多变量GARCH类模型的重要应用之一就是用来探讨不同金融市场金融资产间的波动溢出效应①。 由于种种原因,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对投资者主体的限制,即市场区隔现象。如Eun 和 Janakiramanan(1986)比较具体地给出了16个国家对投资者主体的限制,大多数国家(如芬兰、新加坡、泰国)的国内投资者既可以购买本币股票也可以购买外币股票。但我国股市却是完全区隔的,在我国沪深两市,都依投资人主体的不同而区分为A股与B股。国内投资者只能买卖A股、国外投资者只能买卖B股。且A股以人民币计价;B股的计价单位虽为外币,但其计价的币种不尽相同,沪深两市的B股分别以美元和港币来计价交易和结算。2这样同一个国家,存在叁种不同的投资主体无疑在全球都是少见的,这客观上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国际间股市互动的新的视角。本文使用二元EGARCH模型探讨了国际股市与我国沪深A、B股市场收益率之间的波动性传递机制,而且重点是分析美国纽约股市和香港恒生股市对我国沪深A、B股的波动性传递机制。同时为了反映B股对境内投资者开放这一结构性事件对沪深A、B股市场波动性的影响,我们分时段考察了B股开放前后国际股市对沪深股市的波动传递特征,实证研究发现:1. 沪深A、B股市场收益率确实存在波动的不对称性特征,但是相对于A股市场、B股的不对称性特征不太明显;2. 在全样本期间,香港股市对沪市A股没有显着影响,但对其B股有显着影响;美国纽约股市对沪市A、B股都有显着影响。香港股市对深市A股没有影响,但对其B股有显着性影响;美国纽约股市对深市A、B股都没有显着影响。3. 在B股开放前,香港股市对沪市A股没有显着影响,但对其B股有显着影响;美国纽约股市对沪市A、B股都有显着影响。香港股市对深市A、B股均没有显着影响;美国纽约股市对深市A股有显着影响,但对其B股没有显着影响。4. 在B股开放后,香港股市对沪市A股没有显着影响,但对其B股有显着影响;美国纽约股市对沪市A、B股都没有显着影响。香港股市对深市A没有显着影响,但对其B股有显着影响;美国纽约股市对深市A股有显着影响,但对其B股没有显着影响。5. 当考虑我国股市波动对国际股市波动的影响时,却发现沪深B股市场对美国纽约股市、沪市B股对香港股市几乎不存在显着性影响,而深市B股自始至终都对香港股市有着显着的波动溢出效应。本文的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简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与动机、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方法与步骤;第二部分:文献回顾,分别介绍了国际股市互动的文献及我国沪深股市互动关系的文献;3第叁部分:介绍了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并且给出了双变量EGARCH模型的设定形式及参数解释;第四部分:实证部分。在这部分分别估计单变量和双变量EGARCH模型,从参数的显着性检验来判断波动溢出效应的显着与否以及非对称性效果的存在与否,并且给出了波动溢出效应的量化结果。第五部分:结论部分。这部分内容是对第四部分内容的总结,从定性层次分析国际股市对我国沪深股市的波动性传递机制。在给出出现这种特征的原因解释时,我们还为投资者、政策制订者提供了一些决策参考依据。最后是本研究中存在的限制及进一步的研究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 研究内容上(1)完善了发达国家或地区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间股市互动的研究领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使得我国的股票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强,所以有必要把我国资本市场(主要指股票市场)纳入全球资本市场范围。以此来探讨我国股市的风险形成机制;(2)拓宽了市场区隔现象(market segmentation)的研究领域。国内外许多研究都把焦点集中于对A、B股关系的研究,本文则从我国现实的证券交易制度——同一个国家、不同交易主体、不同交易币种出发,研究国际股市与我国沪深A、B股之间的互动关系。2. 在研究方法上,选用目前在国内学术界还很少被使用的多变量EGARCH模型。这种模型的优点是:(1)可以捕捉股票市场上普遍
童明余[4]2006年在《中国股市波动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股市波动特征进行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与应用研究是数量经济和系统科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中国股票市场作为新兴市场,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有其独特的特点,表现出更高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股票价格波动频率高、波动幅度大。因此,对中国股市波动特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本论文以最新的上海综合指数和深圳成分指数序列为研究对象,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脉冲响应函数、预测误差方差分解以及ARCH模型族等数量经济理论和方法,对中国股市波动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本论文首先检验了沪、深股市的量价关系,对交易量和收益率序列进行线性回归,发现交易量与股票价格的变化量以及交易量与股票价格的变化幅度之间均成正相关性,在此基础之上,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了收益率与交易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其次,本论文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方法对股市波动持续性特征进行了研究,两种方法的实证结果都表明随机冲击对沪、深股市波动的影响均具有5-6周的持续性。第叁,本论文对股市波动的时变性特征进行了研究,统计分析发现沪、深股市收益序列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特征,分布表现出高峰厚尾和非正态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之上,运用ARCH模型族(GARCH模型、GARCH—M模型、TARCH模型以及EGARCH模型)对波动的时变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沪、深股市波动序列具有宽平稳性且波动与收益率之间存在显着的波动回馈效应,对杠杆效应的实证结果提出了新的不同证据,上海股市存在显着的杠杆效应,而深圳股市:不存在杠杆效应。
陈张杭健[5]2016年在《投资者情绪、融资融券与股市波动》文中指出2015年对于中国股民来说,是喜忧参半的一年,这一年中国股民经历了大盘从2000多点一路上扬到5000多点的喜悦,也遭受了大盘迅速下跌的忧愁;享受到了融资融券交易所带来的高收益,也为其高风险黯然伤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出本文关于影响股市剧烈波动因素的思考。近年来,虽然受产能过剩、消费不振和去库存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但是我国经济仍保持中高速增长,较为稳定。显然,宏观经济不是导致股市短期内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商品的价格是由其供需量所决定,股票也不例外。因此,不同投资者对同一股票的供需量决定了该股票的价格,自然对股票的价格波动产生影响。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出发,投资者对股票的供需量受经济环境、政策及其他投资渠道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最终反映在投资者的市场情绪上。由此,引发笔者关于投资者情绪和融资融券交易对股市波动到底有何影响的关注。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投资者进行价值投资,对于融资融券交易制度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快速规范地发展,以及证券市场本身健康平稳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首先,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回顾与评述并结合我国股市的特点,理清投资者情绪、融资融券与股市波动叁者间的基本逻辑关系。直观上来看,投资者情绪和融资融券交易都会直接影响股市的波动性。投资者对市场的情绪高低决定了股票的供需量,进而影响股票的价格;而融资融券交易给市场带来了买空卖空机制,这种杠杆交易会放大股市的波动性,但同时也会促进市场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股票价格。间接地看,融资融券交易的杠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投资者对市场的预期,即投资者情绪,进而影响到股票的价格。其次,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进行变量的选取和模型的构建。在变量的选取上,以沪深300、上证180和深圳100指数的波动率为因变量;以融资融券交易余额为自变量,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从多个指标中提取可以综合反映投资者情绪的信息作为自变量;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通过回归分析剔除不必要的指标,最终选取超额流动性作为宏观经济控制变量。实证结果表明,融资融券交易放大了投资者情绪,进而间接加剧了市场整体的波动,并且融资交易对投资者情绪的显着正影响要比融券交易大,进而导致投资者情绪对市场整体波动性的正影响在融资交易的冲击下更明显。针对假设3的实证研究表明,融资融券交易对深市的波动率影响最大,对沪市的波动率影响最小,市场整体介于两者之间。最后,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给出不成熟的政策建议:建立股票交易手续费的价格歧视制度、壮大机构投资者发展以及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等角度给出适合投资者的建议;在融资融券交易的制度完善、取消强制平仓制度等方面给出笔者自己的看法;从证券市场自身的角度出发,强调IPO政策的稳定性以及退市制度的完善对于稳定发展证券市场的重要性。并且,本文在投资者情绪指标的构建和融资融券交易的担保机制上对全文进行了展望。
池素珍[6]2013年在《A+H交叉上市股票收益率与波动率溢出效应的非对称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企业跨境上市以及同一家企业在不同地域同时上市交易已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一个普遍现象。在国际资本市场分割的前提下,同一家公司在多个市场交叉上市的证券往往具有不同的风险特征、不同的收益和价格。国内外的学者已就交叉上市公司存在的“同股不同价”现象进行大量研究。对于交叉上市出现的“同股不同价”现象,我们除了关注价格的绝对差异之外,还要考虑到价格的相对差异——收益率差异及波动率的联动与差异。本文是借助VAR-Asymmetric (BV) GARCH模型对A+H交叉上市股票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恒生AH指数作为参考和研究对象,主要内容是通过VAR-Asymmetric (BV) GARCH模型研究交叉上市股票间的收益率和波动率变化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恒生AH股的A指数和H指数两个市场间存在收益与波动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为不对称。收益溢出方面,股改前期收益率从H股市场向A股市场溢出单向溢出,股改后期、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叁个时段收益率在A股市场与H股市场双向溢出。波动溢出方面,股改前期、股改后期、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双向波动溢出效应逐渐增强,统计上H股市场波动溢出效应更加显着。总体说来,两地指数存在显着的相关性,意味着内地市场和香港市场的联系逐渐增强,信息双向传导速度加快,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分割有所减弱。
龚若平[7]2015年在《中国的“股经背离”现象实证研究》文中指出股市和宏观经济间的联动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话题,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特殊国情条件下所诞生的股市中其争议显得尤为突出。本文就其二者间是否可以显现出理论上的良性联动机制、是否表现出背离趋势以及背离的具体形式到底如何展开了研究。本文首先对股经良性联动机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并基于理论分析结果将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广义货币供给量、市场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社会消费和投资支出序列六个宏观经济变量与股市收益率序列间进行了GARCH模型和VAR模型计量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第一,我国股市收益率序列的波动呈现出记忆性的特点,且对利好消息的冲击表现出更大波动、对利空消息则表现出较小波动的特征,无法实现政策预期作用结果,为“股经背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只有广义货币供给量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序列可以构成股市收益率序列的格兰杰因,其余的宏观经济变量均不构成对股市波动的解释与预测作用;第叁,除了广义货币供给量可在短期内实现推动股价上涨的理论机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股市收益率序列间的互动关系符合理论阐述外,其余的宏观经济变量的运行都在一定程度上与股市运行背离。最后,本文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对中国式“股经背离”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促进股经良性联动运行的对策建议。
李勇[8]2005年在《不同市场有效性条件下的中国投资策略研究》文中认为当今金融理论存在主流与非主流的激烈碰撞,尤其是经典金融理论受到行为金融学、非线性科学理论、信息不完全理论等理论的强烈挑战,金融学正是在这种挑战与应战中发展的。经典金融理论与其他各种非主流理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有效市场假说(EMH)的认识、认可上。应该说,各种理论均有其合理与局限之处,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看有效市场假说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结论,最好是对这些理论作全面的比较,以取其合理之处,并且形成比较客观实用的体系。因此,本文应用了行为金融学、非线性理论、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理论,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次研究中国股票市场有效性问题,对有效市场假说(EMH)提出自己的理解。 中国股票市场与国外成熟股市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如何采用有效的投资策略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非常注重的课题。对于股票市场的投资策略,必须将其自身的运行机制同外部制度、经济环境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才能比较完整和准确地把握。因此,本文根据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性、投资者特性等特点,通过对不同市场有效性条件下的投资策略研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投资策略方案,并以基金为例分析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策略。 全文共分八章。 第一章为导论。阐述本文选题的背景、研究范围和对象,并给出研究的思路、框架,对一些重要概念及假设作出说明,介绍了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强调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逻辑推理与归纳分析统一并用的研究方法,以取得全文逻辑体系的严密与完整。 第二章为市场有效性及其多视角分析。首先讨论了市场有效性的定义和分类,然后从不同视角对市场有效性进行了分析,其中包括从行为金融学(BF)角度下、可证伪角度下、非线性经济学角度下、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角度下对市场有效性进行了分析,最后对有效市场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了评述。 第叁章为行为金融学理论的发展及其投资策略应用。本章首先阐述了行为金融学产生的背景,包括大量金融“异象”的产生以及非线性科学的发展;然后讨论了行为金融学与非线性科学的一致性;接下来探讨了行为金融学的一些重要研
李小波[9]2006年在《中国股票市场行业收益波动溢出效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波动溢出效应是金融市场主要特征之一，国内外对此研究已开展多年。从文献上看，研究者大多关注区域之间波动溢出效应的研究，较少对一个市场内部行业间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实际上，不同股票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特定波动传导机制，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股票市场上，投资者受政策预期主导，决策与行为趋同，客观上强化了波动传导的动态作用机制。因此了解中国股票市场内部波动溢出效应传导机制是非常重要的。论文第一部分为序言，论述选题的意义、概念的定义和研究目的及其文章结构；第二部分详细叙述了研究问题的国内外文献；第叁部分叙述所应用的理论；第四部分在定性和静态的情形下，应用格兰杰因果关系理论和脉冲响应函数理论分析上海股票市场中的综合指数、公用指数、商业指数、工业指数和地产指数之间的波动传导关系，结果表明：五指数之间存在着波动联动性，但其自身波动的独立性也很强，尤其是地产行业。新息的影响一般可以持续到30天左右。第五部分在定量和动态的情形下，应用BEKK-GARCH模型实证分析五指数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在模型的应用中，考虑到检验模型系数的非线性约束的困难性，本文采用对矩阵元素进行似然比检验和Wald检验而不是对元素的非线性组合进行似然比检验和Wald检验。在这种假设检验下，模型可以很好的测量波动溢出效应的数量大小以及信息传递的方式。实证分析表明综合指数对其它四个指数具有单向波动溢出效应，但是溢出的数量都很小。商业指数和公用指数、工业指数和商业指数、商业指数和地产指数、地产指数和工业指数之间具有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其中工业指数对地产指数的波动溢出效应最大。不具有协同持续性，波动溢出风险不能够通过构建持续向量来规避。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并应用行为金融学对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简单的解释。随着中国股票市场的日趋完善，股票价格对信息的反映会更迅速更准确，行业间的波动传导机制和波动溢出效应数量会出现一些变化，但是本文的研究方法还是适用的。
参考文献：
[1]. 沪深股市收益波动度的杠杆效应及传递性的实证研究[D]. 陈彬. 厦门大学. 2001
[2]. 沪深股票收益波动特性的实证研究[D]. 侯亚珊.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3]. 国际股市与我国沪深股市收益率波动性传递机制探讨[D]. 王超. 西南财经大学. 2005
[4]. 中国股市波动性研究[D]. 童明余. 重庆师范大学. 2006
[5]. 投资者情绪、融资融券与股市波动[D]. 陈张杭健. 安徽财经大学. 2016
[6]. A+H交叉上市股票收益率与波动率溢出效应的非对称研究[D]. 池素珍. 西南交通大学. 2013
[7]. 中国的“股经背离”现象实证研究[D]. 龚若平. 广东财经大学. 2015
[8]. 不同市场有效性条件下的中国投资策略研究[D]. 李勇.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9]. 中国股票市场行业收益波动溢出效应[D]. 李小波. 东北财经大学. 2006
标签：金融论文; 证券论文; 投资论文; 波动性论文; 股票收益率论文; 沪深指数论文; 沪深股市论文; 股票分析论文; 金融论文; 股市论文; 股票论文; 证券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