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邓小平晚年社会主义观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晚年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A8
一
列宁、邓小平毕生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他们晚年思考的主要问题，是他们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再认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常规，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将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实现，甚至具体设想在英国、法国等有可能一步到位，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这一预言没有实现。20世纪初，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首先冲破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第一次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由此，列宁遇到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通向和坚持社会主义的崭新课题。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并没有划定固定不变的具体模式。1918年初，即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指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页。）列宁始终遵循这一原则，进行艰辛的探索。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即用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商品、货币，实行产品的直接分配，跳过社会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在当时既有国内战争环境的客观因素，也有俄共党内盛行着“直接过渡”的传统观念的影响，而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的问题。列宁很快就发现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然有一定的成效，但由此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危及工农联盟和苏维埃政权的稳定。列宁从实际出发，总结经验，纠正错误，1921年3 月俄共（布）十大决定改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新经济政策。
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提出的向共产主义间接过渡的重大措施。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缴税后的剩余粮食，可以自由出卖，发展商业，允许一定限度内的自由贸易和私商存在，在国营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制，并允许把某些国营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或私人来经营。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实质上就是根据俄国生产力的要求，从直接过渡作一定的退却，暂时利用资本主义和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在世时，新经济政策虽然实行时间很短，但已经取得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列宁在病中仍高度关注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情况，并从理论上进行科学总结。
在《论合作社》等著作中，列宁指出，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具体表现在：第一，从前是把重心放在政治斗争等方面，现在转到和平的文化教育工作上；第二，从前以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逐渐创造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条件，现在则要“重视自由工商业的原则”了；第三，从前认为合作社计划是幻想，而现在则把合作社等于社会主义；第四，从前鄙视合作社，现在则认为合作社具有巨大意义。对于这一点，列宁指出：“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检查监察相结合的合适制度。”合作社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经的途径，因此国家要“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给社以种种优惠”和支持。列宁充满信心地说：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
实行合作化引发了实现合作化的文化条件问题，在《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等著作中，列宁提出了实行文化革命这个重要问题，并作了充分而精辟的论述。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列宁指出：“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为此，列宁提出三条重要意见：一是提高全民族文化教育水平，“使我们的这个国家预算首先去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二是“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高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从来没有过的也不可能有的高度”，“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全面修养，而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三是在农村中进行文化工作，建立城乡友好互助形式，在工厂工人中组成党的、工会的、个人的等多种团体，以经常帮助农村发展文化，“这是执政的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之一”。列宁的这些重要思想至今熠熠闪光，给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正确认识国情，建设社会主义以深刻的启迪。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引起了邓小平深深的思索。1985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9页。）邓小平继往开来，他的南方谈话就是他在研究了包括前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十几年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一个总的科学而准确的回答。如果说列宁晚年几篇著作中这些重要思想，是列宁在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得出的新结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新贡献，那么，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则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实践中得出的新结论，同样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新贡献。
继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在比俄国还要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发生的，我们面临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设想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俄国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同列宁当年遇到的情况类似，同样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经历了始于毛泽东而成于邓小平的伟大而艰难的探索。
邓小平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参与了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1975年，他第二次复出时，就开始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新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率领全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践的发展，时代的呼唤，理论的不断深化，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即使在退出领导岗位之后，仍然高度关注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1992年春，他以88岁高龄毅然南下视察，探索、深化自己的认识，丰富、完善、发展自己的理论。这篇南方谈话，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宣言书。
南方谈话的最核心的思想，也就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再一次以鲜明的语言，肯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邓小平深思熟虑，酝酿已久。早在1979年他同外宾谈话中就提出来了，当时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搞市场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随后十多年，他不停地观察，不断地思考，特别是后来巡视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时，他再次以结论性的意见系统地提出来了。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直接结合，实行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邓小平的创造，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飞跃，其意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列宁、毛泽东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同样重大。
南方谈话除了明确肯定了中国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再次重申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南方谈话共分6个问题，其中前4个问题集中讲经济， 后2个问题也涉及经济。邓小平说，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在中国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在这之前，邓小平多次讲过：“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171页。）这次谈话， 邓小平明确用“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针对性“资”姓“社”的争论，他鲜明地完整地提出判断改革开放是非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提出了诸如“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等许多重要观点。
应该肯定地说，列宁和邓小平是不同时代的伟人，但是他们的政治脉搏始终同历史车轮同步。尽管列宁晚年病魔缠身，邓小平已经耄耋之年，但他们都具有锐利的目光和敏捷的思考能力。他们根据各自的实践所作出的判断是正确的，论据是充分的，他们的创新结论达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巅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武器。当然，由于列宁过早去世，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行时间不长，所以没有来得及使新经济政策的构想系统化、理论化。相比之下，邓小平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所以南方谈话所涉及内容比列宁著作便更丰富更深刻。这也是由于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
二
列宁、邓小平晚年思考的又一个重大问题是执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列宁创建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并且是这个党的终身领袖。邓小平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第二代的核心，并在晚年亲自安排了第二代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交替。他们晚年对党建问题的思考同样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列宁病重时，俄共存在着发生分裂的危险。列宁指出，这种危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党所依靠的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两大阶级的分歧，可能引起党的分裂，一是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内部存在严重意见分歧，可能导致党的分裂。当时表现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等领导人身上。按照列宁的思想，对于第一种危险，主要是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推行合作化，实现工人阶级对农民阶段的领导。为防止第二种危险的发生，列宁提出了三条措施。
第一，“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增加几十人到100人”。1922 年，俄共十一大的中央委员为27人，候补中央委员为19人。列宁说：增加中央委员，目的是“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列宁当时已经认识到，权力集中的倾向与危害，认为采取这样的措施，就大大增强了党的稳定性，使党中央的权威扎根于扩大的民主基础之中。
第二，增加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提高中央监察委员会地位，把它与中央委员会并列，并把中央监察委员会与改组工农检察院结合起来。列宁指出：“到我国专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发掘新的力量”，即使党和国家机关的人员构成由职业革命家集团扩大为直接吸收工农优秀分子参加的民主领导机构。列宁建议，当时正在筹备中的十二大从工人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 这些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享有中央委员的权力，而且“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其他某个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致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任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这是列宁晚年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建立党内制衡系统的一个重要思想。一方面，通过工农中的优秀分子同真正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从而扩大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基础，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另一方面，通过这样的改组，减少中央委员会里纯粹个人因素和偶然情况的影响，从而也就减少了发生分裂的危险。
第三，无产阶级政党在推选领袖时，要注意个人品质。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稳定与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能否协调一致，但现实地看是与中央委员会的“纯粹个人特性”有直接联系的。列宁的考虑主要出于两点：“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列宁的这些意见，是从俄共当时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说明无产阶级要巩固国家政权，必须首先把执政党建设好，而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的制度，选好接班人，是实现党的领导，发挥党的作用的重要保证。
邓小平与列宁所处时代条件不同，党的状况也不同。我们党已经走过70多年的旅程，在邓小平领导下，顺利完成了从第二代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交替，我们的党处于执政的地位，
党正面临着改革开放的考验，面临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南方谈话同样包涵着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第一，中国问题关键在党。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再强调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他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于泰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5页。）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明确地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进一步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又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再次把党建问题尖锐地提到全党面前，引起全党的高度警觉和重视。
第二，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指出：“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选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他强调说：“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了，我们就放心了。”这件事关系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全党要注意。
第三，要抓紧惩治腐败。这也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邓小平就不无忧虑地说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3页。）。在南方谈话中，他又谆谆告诫全党：“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他坚信“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反腐倡廉已成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党必须致力解决的历史性课题。
尽管由于各国历史条件不同，党的状况不同，因而论述的侧重面不同，然而，列宁和邓小平晚年都始终关注党的建设，都把党的建设同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同党为实现这些任务而确立的政治路线联系在一起。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对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信心和对全党寄予的厚望，成为激励和鼓舞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力量源泉。
三
列宁、邓小平晚年能够一如他们的盛年，鲜明地显示出非凡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都有一个坚韧不拔、奋发有为的良好精神状态。
（一）始终不渝地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不息
列宁、邓小平是20世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杰出领袖，他们毕生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越到晚年生命越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列宁因为遇刺，晚年健康状况不佳，逝世时年仅54岁。1922年12月16日，列宁的病情恶化，右臂和右腿不能活动。他清楚地意识到病情的危险，决定把他认为“最重要的”想法和考虑口授出来。列宁口授的晚年著作，成了他最后的遗嘱。邓小平是1989年9 月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他在致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说：“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邓小平言信行果，关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1992年，他千里南巡，发表了许多前人没有说、世人不敢说也说不出的新话，说了许多他过去也不曾说过，或说了但不如这次更系统、更透彻、更明确的新话，给我国的改革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绝非巧合，在列宁和邓小平的晚年著作中，都有对社会主义前途的深刻思考，都充满了对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必胜信念。列宁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透过第一缕社会主义曙光，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著作中，列宁通过对国际关系所作的透彻分析，看出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坚信“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他满腔热情地希望东方革命很快就会发生，并科学地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更带有更多的特殊性。”列宁的预言在今天的中国变成了光辉的现实。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正是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西方国家发出社会主义“大死亡”的叫嚣。邓小平处变不惊，他说：“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他告诫我们：“不要惊惶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真是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列宁、邓小平毕生追求共产主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是共产主义者的伟大楷模。
（二）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勇于实践，勇于探索，勇于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思想理论也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恩格斯有句名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毛泽东说过，对于我们来说，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理论，也是不行的。列宁、邓小平一生从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勇于实践，大胆试验，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着一种旺盛的开拓进取精神。他们的非凡之处还在于，他们既不丢掉老祖宗，又始终坚持以本国建设实际，以当时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因而成功地走出从自己国情出发的建设道路。
列宁、邓小平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敢于和善于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对过去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没有论述，而现实生活要求解决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书本中虽然有论述，但已不适应后来变化了的条件和环境，或者超越了现阶段的需要和可能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还要丰富和发展的某些原理，他们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当时具体实际相结合，着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得出新结论。列宁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关系的论述、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关于建立苏联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等，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关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等论述，今天看似平常的观点，在当时无一不是石破天惊的新话。
邓小平曾经说过：“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践、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找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这个朴素的表述，是对列宁、毛泽东探索精神的概括和肯定，也正是邓小平自身的写照。列宁、毛泽东领导革命胜利是如此，邓小平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如此。
（三）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说，是批判的、革命的，它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要同各种阻碍前进的思想作斗争，并在斗争中展示自己的崇高品格和理论风采。《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针对著名孟什维克苏汉诺夫对十月革命的曲解，科学地论证了不发达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应该而且能够先于发达国家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此为前提的。”俄国革命体现出的新特点，是无产阶级革命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而一般性又寓于特殊性之中。针对“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的论调，列宁指出：“你们说，为了建设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现在毕竟是丢掉那种认为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的时候了。”列宁这些痛快淋漓的议论既雄辩地说明了十月革命抓住时机，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同时又不否认客观经济前提的重要性。列宁的思想是解放的，同时又是实事求是的。
9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正向纵深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等问题困扰着人们，经济运行中的许多改革措施得不到合理评价而难以深入下去。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作了旗帜鲜明的回答，通篇贯穿着“首先是解放思想”的红线，使人们大有茅塞顿开、振聋发聩之感。一股“邓旋风”掀起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高潮。他谆谆教导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些，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特区姓‘社’不姓‘资’”。针对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他精辟地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他还主张“不搞争论”，大胆实践。邓小平的这次重要谈话，鼓舞着并将继续鼓舞中国人民不断解放思想，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列宁去世后，他的许多重要思想没有被斯大林所完全接受。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等方面，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由于他很快地放弃新经济政策，全面向资本主义进攻，建立起高度集权的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几十年后，就在苏联东欧发生着剧烈变动的前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去世后，正确评价毛泽东，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立足中国国情，总结自己和国际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去世后，在党的十五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郑重地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把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正在满怀信心地迈向21世纪。在我们面前，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社会主义不可战胜！
收稿日期：1998-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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