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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516.52文献标识码:A
在卢汶胡塞尔档案馆里人们可以发现1933年4月6日巴登州文化部A7642公告,在这份公告背面写有埃德蒙德·胡塞尔关于现象学问题的笔记。根据公告正面,这位哲学家(他从1916年起就担任弗莱堡大学教授职位)将因公停职,并被禁止踏入哲学系。
尽管这道禁令由于他的学生、长期助手和当时的弗莱堡大学校长马丁·海德格尔而于1933年6月20日重新取消,但是,对此值得注意的是两类不同的事实:重要的不是禁止授课,因为这是容易理解的(胡塞尔是犹太人,民族社会主义在德国上台后,他毕竟考虑到了这一点),而是这一事实,即尽管现象学家胡塞尔获悉了这一禁令,但他的工作并没有受到进一步的干扰。他把官方公函用作笔记纸条,以便记录他的思维进程。
难道胡塞尔脱离现实生活吗?难道他没有预感到由于政权更替开始显现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吗?这不是一件很容易回答的合理问题,但是,对劳动伦理和现象学哲学的名声也许起了某种不好的作用。
一
胡塞尔留下了4万多页的笔记,其中大约一半已经付印。弗洛伊德的《梦的解释》发表一年后,胡塞尔的《逻辑研究》问世。一方面,《逻辑研究》对其他领域,例如,对M·海德格尔或M·舍勒一类的影响深远、鼓舞人心的哲学家的特有哲学概念打上了烙印;另一方面,《逻辑研究》对20世纪初的哥廷根学派、慕尼黑学派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这部著作还被视为权威著作。
胡塞尔一生平淡无奇。他从不关注头版新闻大标题或丑闻。与尼采、克尔凯郭尔或后期海德格尔和萨特不同,胡塞尔既不是尚未定论的、也不是富于攻击性的人物。反之,他的影响不可范围,远远波及日本、美国。参加过1930年胡塞尔研讨班的日本哲学家羽贺真由美(多歧尾)讲述说:她最后一次与胡塞尔会面时,这位哲学家问道:“在日本有哪一种哲学?”听起来,只有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①
胡塞尔觉得自己属于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失去了身为军官的儿子,就像许多人一样,他对30年代政治的发展感到惊异。虽然他有可能移居国外,但他还是留在弗莱堡继续研究“自身的”现象学。使他感到惊讶的是,当他从埃迪·斯泰因那里皈依天主教并从精神上理解天主教时,天主教徒海德格尔则改入新教,而这个时期正是两人以自身的思维激烈争论的时期。然而,看上去他自身并不特别靠近任何一种宗教或宗教观点。胡塞尔的主要工作涉及哲学思维活动,这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即使当他的著作陷于危急关头时,甚至1937年在他临死前不久不得不与妻子一道离开多年的住所时,他也没有放弃哲学思维活动。对此,还要考虑到这一点,他死后,民族社会主义影响竟会如此甚嚣尘上,以至于他毕生的哲学、文学巨著全被没收或毁灭。尽管如此,风烛残年,他也矢志不渝,不顾政治局势,依然热衷于现象学。因此,1938年4月27日胡塞尔在他逝世前几天所说的话是纲领性的:“我作为哲学家生活过,我也要试着作为哲学家死去。”
二
1939年法兰西斯派教父赫尔曼·列奥·凡·布雷达采取了一种戏剧性的拯救活动,成功地将胡塞尔手稿带到卢汶。这是一个标志,那就是哲学思维活动(引人注目地超然于世界观、宗教和政治之上)应当超越死亡而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
胡塞尔对20世纪乃至21世纪哲学的影响是潜在的、深刻的、持续的。他详尽地论述了哲学的核心主题领域,并且行使了倡议者、鼓舞者和思想先驱者的职能。欧根·芬克② 恰当地把胡塞尔的著作标明为关于现象学的“发展文献”,他的著作既不是封闭的,也不是完成的。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著作在他死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究其原因,在于现象学观察方法的本性和现象学分析的开放性。现象学视野想要把一切前景、一切方面都整合成现象,也许它所涉及的面过于错综复杂了。尽管如此,对于无限的认识而言,这一要求作为质的界限依然存在,并且在现象学纲领方面的坚实意义上,这一要求作为“绝对科学”依然存在。
人们与“现象”、“现象的东西”概念打交道过于轻率了,于是,如果忽略这方面的科学背景,现象学就变成十分轻率的东西。胡塞尔的现象学对准科学性,尤其是在某种完全地、绝对地领会的意义上对准科学性。
但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并不定位于客体或对象。现象学乃是意识现象学,并且着眼于意识结构的分析和研究。虽然现象学定位于主体,但现象学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自我中心的。现象学方法并不是敏感性纪录或色情状态研究。从纲领上看,现象学必须成为“客观的科学”,因为现象学旨在形成关于人和世界的认识的一种合理的、理性的方法论。在这一点上,胡塞尔预先确定了方向,借助于此,他从世界与意识的相互关系的假设出发。
意识总是某物的意识,在这种意识中,存在者作为知觉的东西、认识的东西、记起的东西得到再现。因此,鉴于某种认识到的和觉察到的意识,世界只能作为意识能力的相关概念而存在。如果没有进行认识的主体,客体是无意义的,同样,如果没有意识的把握,关于客体的表述也是无意义的。客体的认识总是与某个认识者的意识自反关涉,或必然自反关涉。
我们是日常世界的一部分,这个日常世界是我们认识的源泉。然而,为了科学地利用这个世界,需要某种特殊的能力和方法学。对此,现象学发展了一套工具,以便在意向性的意识体验中,给意识行为或意向性行为描写并规定行为、现象以及与此相应的对象。在现象学意义上,对某种意识的任何知觉都可以在见仁见智的意义上当作进行认识的主体的瞬间假设,而这种主体假设与其他主体的假设是可比较的,依此我们获得与这种知觉行为有关的意识纪录的某种充实性。因此,这个显现着的、主观地臆测的全体被分解并再分解,被反思并再反思。
胡塞尔表明,每一种个别的意识行为都以其他意识行为的某种充实性为基础。不同的意识方式都可以进一步溯源或为其他的意识方式所推导。朴素的“持有事物”(Habender Dinge)是以时间中的某种错综复杂的交互游戏为基础,而这种游戏则把这种静力学显现为主观想象的东西,从而显现为动力学的东西。然而,这看起来是这样,即仿佛一个人从无限的意识之流中,刚好捕捉到一瞬间。反思并不掌握印象的充实性。
在这一点上,任何意识行为都可以成为意向行为。所谓意向性意指认识者的意识中某物对认识者的再现关系。在这种行为中,某物是否涉及记起的东西或某一意识方面是无关紧要的。当现象仅仅为这个当时的意识所决定时,它就存在于“我的”意识体验之中。只有意识才使意义创立成为可能,才允许关于世界的陈述。现象学的说明目标留下了这样一个证明问题,即在先验主体性的明证性以及世界的合理结构的意义上,证明世界与表象之间的一致。
对于胡塞尔来说,“世界”并不是“表象”,而是现实地赋予的、逻辑上可领会的东西。“面向事物本身”乃是现象学世界观的口号。在这方面,逻辑与思维任意性截然不同。也许,大脑的思维结构是可变的,然而,逻辑作为“先验的东西”必然会把变化排除在外。对此,胡塞尔问道:“与我们的思维活动有关的事情本身是什么,与此有关的事情所调节的逻辑法则是什么?”③
在胡塞尔那里,严密科学的凯旋随着生活意义的丧失而出现。④ 按照胡塞尔的观点,从科学缺乏最终根据这一事实本身中产生客观科学的必要前提。客观主义的理论基础从数学、几何学的理论基础到今日物理学的、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统统缺乏认识可能性。为了消除这一缺陷,胡塞尔赞同“先验哲学”之内作为体系和系统化开端的某种“先验主体方法”。这是一条普遍见识:人们之所以不询问科学的客观根据这一背景问题,正是因为“客观的和科学的方法停留在某种从未询问过的、深深隐匿的主观根据上,因此只有对这种主观根据进行哲学的照明才能突出实证科学的真正意义和能力以及相关客观世界的真正的存在意义,即正好作为某种先验主体的东西的意义。”⑤
胡塞尔明确划清了现象学与新康德主义、心理主义、历史主义的界限。对他来说,问题并不涉及经验支撑,因为逻辑规则不是从经验角度或从心理学角度推导出来的。规则是可变的。在某种“绝对”有效的意义上,逻辑句子是必然真理。这些句子是不变的。因此,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结果仅仅具有相对的陈述能力。也许,经验关系是可变的。但是,逻辑法则却不受这方面的影响。逻辑并不需要任何经验支撑或心理学支撑。
历史主义之所以骤变为怀疑主义,正是因为所有“历史的真理”以及因而相对化的真理,也正因如此,没有可认识的逻辑结构,心理主义将导致某种相对主义。如果承认现实是物的东西和认识的前提,但并不同时持有面向现实的某种过渡,那么,这种现实同样是毫无意义的。
三
胡塞尔的现象学与众不同,独一无二地给欧洲哲学史和精神史打下了烙印。我们有理由把诸如海德格尔、埃迪·斯泰因、萨特、梅洛-庞蒂、维特根斯坦、欧根·芬克、利科、列维纳斯、雅克·拉康和德里达一类的哲学家与现象学和胡塞尔的著作联系起来。
在较近的历史中,有各种各样的哲学家与胡塞尔的现象学理念进行过争论,例如,泰奥多尔·W·阿多尔诺、奥尔特加·Y·加塞特、尼古拉斯·卢曼、波普尔、埃里克·福伊格林、让·盖波塞尔、赫尔曼·施密特、哈贝马斯、卡伦·格罗伊等。鲍里斯·格勒伊斯把胡塞尔的哲学视为某种关于绝对科学的、基于绝对性构想的哲学,对此,既不能反驳,也不能超过。
在弗莱堡、科隆、卢汶、巴黎等地都设有胡塞尔研究所,这些研究机构都接受了胡塞尔哲学。业已出版的著作冠名为《胡塞尔全集》,目前已出至39卷,多达2万多页。此外,还有一系列《资料》卷和迄今多达十卷本的书信往来。数千多页的速记札记还存放在档案馆里,这些札记将逐步得到整理和出版。卷帙浩繁、汗牛充栋,简直看不到尽头。
只是借助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福科、德里达周围的法国哲学思想——这对于德国、欧洲乃至美国哲学至关重要——才理解了自身的精致和隐秘。归根到底,胡塞尔的思想是一种崭新的思想。这意味着理解,即理解一个新的世界。
(Wolfram Frietsch,“Edmund Husserl,zum 150.Geburtstag”,载于Gnostika,13.Jahrgang,Heftnummer 41,Mrz 2009)
注释:
① 埃迪·斯泰因(Edith Stein,1891—1942),胡塞尔的学生,早期现象学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后死于纳粹集中营煤气室。——译者
② 欧根·芬克(1905—1975),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生,博士论文题目为《当下化与形象:非实在之现象学研究》。——译者
③ E·胡塞尔:《现象学的理念:五次讲座》,瓦尔特·比默尔编,海牙1950年,第二版1973年,第3页。
④ 参见E·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先验现象学导论》,瓦尔特·比默尔编,海牙,1954年,第一版,1956年第二版,第3节。
⑤ 同上书,第103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