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社会发展观——从社会发展动力角度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发展观论文,三代论文,社会发展论文,领导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上世纪50年代中叶起，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伟大历史课题的探索。从理论上看，探索这一历史课题所要解决的实质问题就是社会发展观的问题，其核心又是社会发展动力的问题。因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观决定着社会发展思路、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选择，从而构成完整的社会发展观。本文力图从社会发展动力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探索和所形成的既相互区别、又一脉相承的三种社会发展观进行理论和逻辑的分析，从而增强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理解的历史纵深感和贯彻落实的实践自觉性。
一、毛泽东的社会发展动力论与社会发展观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研究源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考，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这个现实问题摆在毛泽东面前。在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斯大林的形而上学发展动力观批判的基础上，毛泽东从以苏为戒的角度出发，坚持唯物辩证法，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为建立自己的社会发展观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
毛泽东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1](P766)社会主义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推动其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2](P214)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加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是又适应又不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先进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起着对经济基础的积极的反作用。从这一点来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1](P768)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1](P768)这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要不断地改革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方面、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以解决这些矛盾。“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1](P760)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同时，毛泽东还提出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针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对敌我矛盾采取专政的方法，而对人民内部矛盾则采取民主的方法。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方面，“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3](P372)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观存在着两个层次，即社会发展基本动力和社会发展直接动力。社会发展基本动力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社会发展直接动力是指人民内部矛盾。
从社会发展基本动力看，毛泽东坚持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基本动力的思想，以生产关系的能动论为出发点，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先进性，采取变革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思路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在把握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变革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发展途径，发挥先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能动作用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毛泽东认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旧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4](P170)“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P717)毛泽东始终坚持先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但是，他也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有很多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巩固的部分，具体表现在“生产关系中还存在着不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3](P374)对于这些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巩固的不适应方面，毛泽东的态度是：“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3](P319)这种以变革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用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思路的确定，是有存在的合理性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社会生产力极其不发达，不仅缺乏外部援助，而且还受帝国主义的封锁，经济发展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发展，毛泽东只有合理抽象生产力的差异性和多层次性的现实特点，强化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促进作用和积极的能动作用，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当然，生产关系过分脱离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单纯地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会对生产力发展起到极大的阻碍和破坏作用，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社会发展直接动力看，为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毛泽东非常重视生产关系中人的因素，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性，目的是通过正确处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社会主义服务。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内主要矛盾的内容和性质发生了变化，转变为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非对抗的性质。解决国内主要矛盾的途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而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就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不适应部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主要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4](P170)。这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人民的一切积极因素就成为了提高生产力的关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人民的一切积极因素需要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其中人的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增强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有效手段，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就成为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保证。毛泽东说：“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5](P579)这一论断反映了随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外部制度已显出能动的张力，但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深层制约因素已经显现，应该把人的思想改造和主观世界的改造作为推进生产力提升的另一个有力杠杆。因此，要使社会主义最终巩固起来，除了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外，“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3](P404)。由于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国际社会上的矛盾反映到国内，同时，国内社会矛盾也非常复杂，加之我党对社会形势估计的失误，导致了毛泽东错误的形势判断，仍然坚持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阶级矛盾，“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3](P404)。到了1957年10月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3](P475)。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手段，就自然地会采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的方法。这样，不仅没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经过从社会发展动力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的社会发展观的主要特征是“以变革生产关系为契入点和中心环节，以阶级斗争为方法，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手段，目的是调动人民的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这种社会发展观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由于在生产关系变革方面超阶段发展以及极“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给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但是这种社会发展观确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经济腾飞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6](P22)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也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成就。[7]
二、邓小平的社会发展动力论与社会发展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在正确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和社会主义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作了重大的创新和发展。
首先，邓小平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动力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进行重新审视。邓小平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8](P181-182)针对毛泽东创立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在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中夸大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和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问题，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9](P116)。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构成要素中，邓小平认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的决定力量。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也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9](P134)。这样，邓小平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现实与逻辑起始点——生产力，主张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再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如此循环往复。
其次，邓小平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正确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思想。邓小平在肯定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8](P182)。从唯物辩证法来看，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特殊表现。改革开放之前，社会基本矛盾的最突出表现是低水平的社会生产力与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失衡和不适应，这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已经极大地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8](P327)这样，邓小平在重新确立社会基本矛盾中以生产力为中心的首位作用后，自然就把目光投注到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上，邓小平指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9](P237)“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9](P370)同时，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9](P135)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9](P142)，改革成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
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坚持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基本动力的前提下，提出了改革是社会发展直接动力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出现是邓小平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原理的理论产物。在这种社会发展动力论的推动下，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邓小平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观。
从社会发展基本动力看，邓小平继续坚持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基本动力思想，他以生产力决定论为起点，强调以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为中心，肯定生产力的根本作用，采用生产力发展作为衡量改革成败标准的思路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种社会基本矛盾在改革开放之初，突出地表现为落后的生产力状况与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和水平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导致了生产力发展受到桎梏，缺乏应有的活力，而生产关系则显得呆板僵化，制约了人们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改革。”[9](P134)“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8](P314)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系统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水平决定了一定的生产关系与它相适应。生产力的直接现实性是决定和判断生产关系状况的尺度，因而，以生产力发展为中心，就恢复了社会基本矛盾系统的逻辑和实践的起点，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标准成为了社会基本矛盾系统运行的目的。邓小平强调并且重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使得调节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杠杆从原来的生产关系系统还原为生产力系统，进一步彰显了人的作用，使原本呆板、抽象的生产力变得生动、具体起来。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重新调整，使生产关系回复到与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水平，从而使其对生产力发挥应有的能动功能和积极作用。同时，“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9](P160)。“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9](P176)生产力标准本身包含着生产工具、生产资料以及科学技术和管理等，这些内部因素可以通过自身数量和质量的变化来衡量生产关系内结构和性质的变化，这样，生产力发展和解放程度就可以判断和评估生产关系的改革成效了。总之，邓小平形成了以生产力的质量、结构、性质等发展变化来推动全方位、深层次改革的发展思路。
从社会发展直接动力看，为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邓小平非常重视经济整体实力的快速增长，强化经济效益的调控手段作用，目的是通过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低，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方法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直接的表现就是作为社会经济整体实力的快速增长，经济整体实力的增长不仅注重经济数量的增长，而且更要注重经济效益的增长。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经济处于振兴起步阶段，人们更关心的是收入增加、物质财富的充足，经济效益增长被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更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形成了社会普遍认同的伦理要求；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必然会导致地区性经济发展的差异，为了实施经济发展追赶战略，各级政府把经济效益发展作为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重要指标，更增强了以经济效益作为单边突进战略的选择。实际上，经济效益是一种投入产出的比率，经济效益的高低关系着经济主体的生死存亡，同时，经济效益也是驱动经济主体进行生产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按市场价值规律办事的利益调控手段。这种调控手段是因社会制度改革和变迁而产生的一种制度性的利益诱导机制，从而能引导社会经济主体自觉地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并使这种改革的要求和愿望逐步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引发了全社会性的改革。效益原则成为了社会改革成效的衡量标准以及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取向，经济效益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自觉的调节器，而改革是对社会经济效益的一种权威性分配和制度性调控，计划和市场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有力杠杆，究竟是计划多一些还是市场多一些，主要也是看它们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好坏，“发展是硬道理”，衡量社会改革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实质就是经济效益的原则。所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其本质就是大力发展经济效益高的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整体实力。因此，邓小平把经济效益作为调控经济发展的一种功能性手段，目的还是在于通过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经过从社会发展动力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的主要特征是“以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中心，以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调控手段，以生产力发展作为改革成效评价标准，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目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整体实力的提高”。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的历史任务是通过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把较为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初步繁荣富强的总体小康社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和发展，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主义焕发出勃勃生机，这种历史性的伟大变化充分证明，改革是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根本办法，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社会发展动力论与社会发展观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的经济总体水平不断提高，在基本解决温饱达到“总体小康”之后，人们的社会性需求不断拓展。人们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提升，对非实物性的消费需求量不断上升；社会进步对民主需求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人们对民主的行使范围和方式、对依法治国、政治体制改革等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对教育、对精品文化等公共服务需求不断上升；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自然环境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完美统一等等。这些社会性需求是我国进行新一轮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即：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基本动力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全面发展的理论从总体上而言，反映了一个以中国各族人民为本源性价值主体、以中华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目标、以发展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先进的社会文化为价值手段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理论体系。只有适应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社会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发展，才能最终保证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之，也只有保证和满足各族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够极大地促进先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先进社会文化的繁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上是构建一个“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和价值体系。江泽民同志说：“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0](P91)，而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当今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要加快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这些都要最终落实到人才上，人的因素已上升为首要条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满足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愿望是“以人为本”的重要内容。“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人民群众作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推动者，作为提升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主体性力量，反映了先进社会生产力和先进社会文化的为民本性，“以人为本”成为了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此基础上，第三代领导人形成了具有时代精神的科学发展观。
从社会发展基本动力看，第三代领导在继承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论出发，强调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统筹关系，推进改革和发展。多年来，由于“经济效益单边突进”的发展战略影响，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党提出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就需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统一出发，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本世纪头20年，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因此，我们必须利用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着眼点，就在于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与发展相联系的各方面重大关系，顺利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统筹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面对的社会利益主体更多，领域更广，利益关系也更复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够全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局面亟待改变，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经济的快速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等等。这就要求我们的发展要更加注重统筹兼顾，做到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妥善处理当前各方面的突出矛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从社会发展直接动力看，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要坚持以人为本，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的性存在，树立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而根本在于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这个“人”，是人民群众，这个“本”，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是发展的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妥善处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我们就能使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越来越充分地享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同时，还要树立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全面发展，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它要求我们在加快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快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形成三个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协调发展，就是要使整个社会相互联系，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而可持续发展则不仅要重视经济规律，更要加倍重视自然规律，充分考虑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积极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坚持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自然、环境相适应。
从社会发展动力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第三代领导的社会发展观的主要特征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种科学的发展观是对时代精神的高度总结，反映了第三代领导把握社会发展趋势的能力，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将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产生重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一脉相承。这一科学发展观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飞跃。正确理解和认识三种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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