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史学自二十世纪初发轫后，经“五四”时期的流派纷呈和互争雄长，至抗战时期已逐渐凸现出三种最具影响力的走向：一为科学实证史学，以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为代表；一为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以郭沫若、范文澜等为代表；一为注重人文关怀，并对本国传统抱有深切同情的文化民族主义史学，以柳诒徵、钱穆等为代表。其中，科学实证史学尤占据着主流地位。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格局为之一变：随着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其史学也开始在史学界确立起全面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科学实证史学与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中心则分别转移至台港地区，续展其姿（本文因篇幅有限，对后两者不作讨论），由此奠定了其后数十年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态势。回顾当代史学的这段经历，成绩固然辉煌，教训亦复不少，其得其失，皆足以启人深思。
一、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路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大陆得到了确立。在这一新体制下，各项文化事业的开展，也多被纳入到与其整体运作目标相应的框架之中。史学的建设，因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尤其如此。
还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就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将之视为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激发人民革命意识和打击敌人的重要思想武器，并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建立了一支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及其运作模式。建国初期，我国的史学建设正是循着这一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传统和基本模式在全国推开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可视为我国当代史学建设的筚路蓝缕时期，各项基本制度皆草创于是时。1949年7月，解放战争的硝烟未散，郭沫若、 范文澜等人就在北平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积极倡导“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1](p.4) 次年，又以范文澜主持的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该室的渊源可追溯到延安时期马列学院的历史研究室，以及1947年初范文澜在北方大学建立的历史研究室）为基础，建立起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即第三历史研究所）。1951年7月，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正式在京成立。1953年， 中共中央还成立了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吕振羽等组成的历史研究委员会，以加强对历史研究工作的指导。翌年，中国科学院复增设了上古史研究所和中古史研究所（即第一、第二历史研究所，1958年合并为历史研究所）。其时学校历史知识的传授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制度，则主要参照了当时苏联的经验与教育模式，从主导思想、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以求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
与此同时，为了有效“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2](p.125) 帮助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尽快完成到适应新社会的思想转变，学会运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党和政府还在文化学术界开展了一系列知识分子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这些措施，对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拓展全国史学工作者的视野特别是提升其整体理论水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推进当代史学的建设，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前期，是当代中国史学建设取得较多实质性进展的时期。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全国众多史学工作者的参与下，努力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果的历史理论大讨论，如中国古史分期、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以上五项通常被学术界称为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五朵金花”），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不少虽在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已有涉及，但这一时期的讨论，无论在规模还是触及问题的深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也对全国史学工作者学习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具体历史问题作出了示范作用。二是不少规模较大的基础性项目在这一阶段启动实施，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如1950年起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后改称中国史学会）组织力量编辑的大型史料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至1961年已出版《义和团》、《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戊戌变法》、《捻军》、《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辛亥革命》、《洋务运动》等十种，加上“文革”后完成出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洋军阀》，共计2500万字以上。1953年以后，又先后组织有关专家整理标点传统史籍《资治通鉴》（1956年完成出版）和“二十四史”（“文革”前已完成十部，至1978年全部完成出版）。并于1955年启动改绘清末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工作（后改为重新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至1970年代以“内部本”方式陆续印行。“文革”后经修订，于1988年正式出版，凡八册）。此外，还分工系统搜集了中国近代经济史、工业史、农业史、手工业史、铁路史、外贸史，以及中国历代地震史等方面的资料，加以整理汇编出版。这些扎实有序的基础建设工作，为此后进一步开展各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三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编著出一批富有创见和社会影响力的史学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1953—1965）和《中国近代史》（上册，1953）修订本、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1963—1965）、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1957—1960）、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1962）、周一良和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1962），以及各类断代史和专史研究方面的力作。
但与此同时，应当看到，由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不足，加之人们对唯物史观认识上尚存在某些片面性，其史学建设也反映出一些自身的弱点。比较明显的是，这一时期开展的种种思想教育运动，对于促进知识界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固然有益，但因其过程多与政治思想领域的一连串批判斗争相关联，如1951年发动的对电影《武训传》之批判、1954年以后对“新红学”研究观点以及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等。当这些批判运动进展得如火如荼之际，常常形成一种不分层次和性质地把同非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的各种争论绝对化、政治化和阶级斗争化的惯性，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学术思想交锋的正常开展。不仅如此，在提倡运用唯物史观研治历史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教条化和公式化的倾向，如把“五种社会形态”视为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普遍定律，在解释各种复杂的历史现象时无限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等，且当时还不容稍有异议。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后，随着社会主义时期“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这根弦越拉越紧，上述“左”的偏向，在史学界渐成愈演愈烈之势。这种情形，不独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双百方针”的正确执行，也给史学建设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文革”中，因受极“左”思潮的干扰，我国的史学建设更遭到了极大破坏，各类正常的历史研究和教学活动完全停顿，历史学一度成了那些阴谋家、野心家胡乱影射比附，借以打击迫害老干部、老专家和其他正直人士的庸俗政治工具，而且这一切还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公然施行的。此种现象的出现，自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
因此，“文革”一结束，人们痛定思痛，首先就对十年动乱中历史学遭遇的经历展开了反思，由此揭开了新时期史学发展的序幕。
这种反思，就其理论层面而言，开始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原理。围绕着这一问题，史学理论界通过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学说的学习探讨，就历史发展的动力、谁是历史的创造者、五种社会形态是否普遍规律，以及如何评估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重新检视以往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理解。二是如何看待西方现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流派及其理论与方法问题。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现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学术一直遭到国内的严厉排拒，自然也谈不上批判地吸收。八十年代起，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这种观念渐被打破。于是，从法国的年鉴学派到后现代主义史学、新社会史研究，以及心理历史学、历史人类学、社会历史学、结构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等各种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被纷纷引介到国内，有的还被尝试运用到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有关计量史学、社会历史学、口述史学，以及采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解释历史现象的论著陆续出现。这些，都大大开阔了人们的学术眼界，为中国史学重新走出封闭的国界，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开展国际间的正常学术对话作了铺垫。当然，也须指出，出于对“四人帮”一伙“文革”中大搞假马克思主义、肆意蹂躏学术的极度痛恨，这一时期的反思也夹杂着部分偏激的情绪，出现过诸如全盘否定传统、生搬硬套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甚至怀疑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声音。但应当看到，这毕竟是支流，作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是朝着越来越理性的方向迈进的。这一点，在此后的史学建设中，有着更为清晰的反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史学界在经历了八十年代充满激情的理论反思和各项学术制度的重建后，学风日趋沉稳，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势头。
首先，学术史、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回顾和研究，逐渐成为该时期史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期间，各种有关现代学者的传记、回忆录、日记、书信、研究论著大量出版，《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还分别组织撰写了“二十世纪史学回顾”的系列文章和《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进入新世纪以后，一些较有规模的多卷本学术史也陆续问世，如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学术史》（11卷，2001年起陆续出版）、张立文主编《中国学术通史》（6卷，2005），以及上海市社联组织编写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13卷，2005）等。应当指出，二十世纪学术史研究的趋热，其基本动力，不仅来自人们对现实的关怀，希望从中汲取经验以推进当下的史学建设，还在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一领域的研究因受到现代政治格局和意识形态的种种牵制，一直显得步履滞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学术界思想日趋解放和一些原先的学术禁区被冲破，亟需对一批长期遭到误解或全盘否定的史家、史著或史学流派重新作出理性的评价。因而，它实际上又是八十年代反思的一种深化和呼应。
其次，史学理论与方法热更多地从务虚层面转向实践层面，促使史学研究范式由过去的比较单一转向多样化。如世界史研究，经吴于廑提出从整体化角度考察的主张，纠正了过去那种以国别史汇编混同于“世界史”的观念，并通过李植枏等主编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现、当代部分）和《20世纪世界史》，在实践中形成了新的研究模式；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则出现了由原先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或革命化的范式向现代化范式转变的趋势；在区域史研究领域，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的一批学者与英美学者合作，在华南社会史的研究中，建立了以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相结合，文献搜集分析与田野考察调查互补互证的研究模式。与此同时，一些新的视角和领域，如城市史、家庭史、妇女史、企业史、社团史等方面的研究也正在逐步形成气候。
第三，在系统清理前人学术积累的基础上，致力打造各学科的标志性成果。在这方面，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1989—1999）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的“断代史系列”（共13卷16册）、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8卷，1996）、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10卷，1996）、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6卷，1997）和《中国人口史》（6卷，）、胡华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50卷），以及《中华文化通志》（101卷，1999）等，都具相当的代表性。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日益成为社会上下的共识，我国的历史学正面临着又一次重大发展机遇。面对时代的呼唤，史学建设将如何跃上新的台阶，这是当前许多史学工作者正在思索的问题。应当看到，五十多年来，我国的史学建设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就其现状而言，仍存在着诸多不尽人意之处，除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理论和方法外，在学风建设、制度建设和运作模式等方面，尤须作出切实的改进。只有这样，才能为当代中国史学的良性运作建立起稳固的基础。
二、理想与现实：当代史学理论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之指导历史学，首先是一种理论上的革命，这一点，决定了在整个中国当代史学的建设过程中，理论建设始终占据着十分显要的地位，因而很值得我们作一番专门的考察。
历史学的理论，具体来说包含着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两个层面，其成果就是通常所说的“历史观”与“史学观”。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正是从这两方面展开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关注的重点也有所不同，总的看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似较侧重“历史观”的研究，此后则重点转向“史学观”方面。
1949年《学习》创刊号发表的艾思奇《从头学起——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方法》一文，可以视为重建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开端。理论建设的基本理念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就可以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客观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从而也实现了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3] 唯物主义既是历史观又是方法论、史学观。所以，五十年代的理论建设，历史观与史学观是合二为一，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如何尽快地学好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用它来说明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
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重建历史学的理论，是要依据最普遍意义的社会一哲学理论来构建历史学的理论命题和理论结构，首要解决的是用社会形态理论来建构史学研究的基本单元（如同文化形态史观以文化为演进单元一样），并为历史分期及演进模式提供基本的理论框架。这就是五十年代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五种社会形态及其演进的理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这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规律。理论学习（建设）与古史研讨是同步进行，大部分的问题不是来自对理论本身的反思，而是运用来解释具体史实时所遇到的“困惑”：一方面，马恩的学说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述，无法确定何者是马恩理论的“写定稿”，何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理论与史实、尤其是与中国历史的不相吻合，无法确定是理论需要修改，还是我们对史实的理解有误。虽然大部分的研究，都是用史实来迁就理论、论证理论，但问题还是引发了争论，其焦点集中在五大问题上：其一，如何安置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形态演进中的位置，它究竟属于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抑或它只是马克思一度使用过的概念，不属于成熟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必要内容。其二，奴隶社会是否历史演进中必经的阶段，有没有普遍性。其三，中国封建社会有没有长期延续，甚至停滞。其四，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生于何时，何以不能发展壮大。其五，历史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唯物史观是如何阐述历史发展动力理论的。这一系列的讨论，后因“反右”、“文革”等运动的干扰而中断，直到“三中全会”后又“旧话重提”。
重提旧话并不再是重复旧问题、旧思路。新一轮的讨论在两个方向展开：其一，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因与历史实际抵牾太多，解决的方式是提升理论的抽象度以扩大其涵盖面和解释力度。于是，便提出了四种形态说和三大阶段说。四种形态说以吴大琨等学者为代表，认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生产方式，均为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类型。三大阶段说以庞卓恒、启良等学者的论述最为完整，他们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1857—1858年草稿）》里一段经典论述，从物的生产方式与人的依赖关系的互动演进，划分出社会形态的三个阶段。在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上，先后提出了阶级斗争说、生产力说、生产力内部矛盾说、生产方式说、社会合力说、物质利益说、人的欲望说等十多种观点，其基本思路是想寻找一种更为本源、也更具解释力和涵盖面的动力理论。其二，理论研究本身出现了新思路、新取向。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问题，由原先纠缠于“长期停滞”还是“发展迟缓”的讨论，转向其深层原因的分析，提出了地理环境说、超经济剥削说、专制主义说、超稳定结构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开始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本身提出了质疑。周谷城认为，长期延续与封建社会的上限划定有关，如以东汉为上限则“似乎并不长”。田昌五认为长期延续实在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产物，如果不采用这个理论，何来长期延续。何兆武则认为长期延续是历史研究中的假问题，因为说中国封建社会比世界其他国家的封建社会都要长则是“于史无证”。同样，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也开始突破旧调，另辟蹊径。李伯重认为，此问题是受历史发展单线说的影响而变为一种无意识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他引入“早期工业化”的理论，以摆脱这一“情结”的纠缠及其困境。黄宗智认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或者说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为何没有导致像西方国家那样走上现代化道路，归根到底是“商品化导致近代化”这一“规范认识”带来的问题，问题的“悖论”（没有发展的增长）及其众说纷纭，实质是“规范认识”的危机。他提出了“内卷化”或“过密化”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何以不能发生近代化的质变，并认为并非所有的商品生产均能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此一方向的研究，暗示了本体论上的研究，实在与认识论、方法论上的思考密切关联；历史观的建设，离不开史学观的配合。
虽然理论建设第一阶段的工作，主要侧重于历史理论，而不是史学理论，但仍不可能不涉及史学理论的问题。如“史论关系”问题，历史研究究竟是“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抑或“史论结合”，这是五十年代以后史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史学理论问题。理论与材料的关系，实在是历史认识论（其实也是人类思维活动）中的大问题，但当年的讨论方式还是限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决定与被决定的争论，变为对“史料至上”的史学思想的批判，就大大降低了讨论本身的学术价值。大部分的理论研究实际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史学的范例演示，而不是用马恩思想来对史学研究活动进行理论反思。结果经典作家针对历史认识活动复杂性、相对性的一些精彩、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论断，则被我们所忽视。
早在五六十年代，一些敏锐的学者已经感觉到对史学本身的理论研究不能取消。历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认识活动，当建设一个特殊的史学分支学科来加以研究。不过，学理上的要求，直到八十年代初才以“史学概论”的名目得以实践。只是由于思维定势的制约，八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一些“史学概论”著作，仍以具体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具体历史为主，惟略微增加了史料学、中外史学史及国外史学方法述评等方面的内容。然而，如此建设起来的史学理论，仍与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区别，这是当年亲历史学理论建设的学者不甚满意的问题。白寿彝在其主编的《史学概论·题记》中即说：当时大家都认为要写这么一本书（史学概论），应该开设这么一门课程。但是，对于这本书应该怎么写，这门课程应该讲些什么，大家一时想不出办法来。也一直没有认真讨论过。大学历史系开设的这门课，主要是讲历史唯物主义。“但我并不认为这种讲法是对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只讲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就应该叫历史唯物主义，不应该叫史学概论”。
茫然而无方向的摸索，引出了一场有关“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及其相关问题的学术讨论。讨论虽以史学概论的名义展开，但实际上却对历史学的理论研究及其对象、内容、范围和目的，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和定位，它帮助完成了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次历史性转向，使史学界进一步明晰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联系和区别，特别是加强了对于后者的理论反思。由此，史学理论的建设实践遂成为八十年代后中国史学界的一个新景观。
1987年9月， 在四川成都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以“历史认识论”为大会的研讨主题。此次研讨的最大收获，就是使国内学者看清了差距和不足。讨论会所反映出来的是“有些论文和发言不甚切题，讨论的‘论域’不够确定，对历史认识以及一般认识论缺乏一致的共同理解，对国外研究历史认识的情况缺少了解等”。会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热潮，围绕着历史认识的主体、客体、历史认识活动的特征、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相对性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细致的研究。一系列专题的讨论，水到渠成地引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历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1996年，何兆武在发表《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一文，阐述了他对历史学学科性质的理解：历史学在史实或史料的认定上是科学的，在理解或诠释上则是人文的，前者可称为历史学Ⅰ，后者是历史学Ⅱ。所以，历史学既是科学，同时又不是科学；仅仅有科学性，还不能使它就成其为历史学。历史学之成其为历史学，却全有待于历史学Ⅱ给它以生命。庞卓恒的《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一文，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庞氏认为，科学的基本含义“就是从特殊现象求出一般规律的学问或知识体系”，历史学的科学性主要不是体现在史实的认定上，而是体现在她对历史规律的概括总结。何、庞两先生的争论，几乎涉及到这一领域里所有的重要问题——这也是西方历史哲学家一直关心、研究和争论不息的问题。延续何、庞两先生的讨论及其涉及的问题，张根华撰写了《从怀疑论、配景论说到历史学Ⅱ的普遍性》一文，对何、庞论文所涉及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以及症结所在作了一番整理澄清。
回顾近半个世纪的史学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引申出以下二点启示：
（一）、历史观和史学观的研究应该相辅相成。“历史观”与“史学观”是历史学理论研究比肩齐飞的两翼，缺一不可。五十年代时，以“历史观”研究来替代对“史学观”的理论反思，甚至取消对史学本身的理论研究，这固然不可取；八十年代以后，因“史学观”的研究热潮盖过对“历史观”的研究，甚至希望通过对“史学观”的研究来解释所有的“历史观”问题，恐怕也行不通。正如学术研究上的“正题”、“反题”和“合题”一样，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当进入“合题”阶段。
（二）、树立问题意识。科学研究是由问题所引发，科学精神就是怀疑和批判。近五十年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所留下的教训之一，就是不能凭信仰来代替理性的思考，不加批判地作出某种肯定或否定，无异于取消科学研究本身。如果我们真想做一种科学的探讨，而不是附和某种需要，那么，首先就要打破先入为主的成见，树立清晰而明确的问题意识，采取反思和自我批判态度。
三、当代中国的史学建设需要理性
当代中国史学建设的历程，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种种成就，同时也有许多值得记取的深刻教训。
其中比较突出的，首先是如何看待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五四”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一直坚持历史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主张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从而在继承传统史学“经世”观的基础上，构筑起一种与其社会政治实践相辅而行的现代史学功用观。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这种观念既引导其史学发挥过积极的革命宣传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偏向。对此，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建国初期便作过反省。如范文澜即称自己编写的旧本《中国通史简编》“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认为“如果简单地借古人古事来类比今人今事，这就不是‘一切以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的历史的观察社会现象的态度”。[4] 翦伯赞在1952年发表的《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也自我检讨说：“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并指出无论是把历史现代化使之符合于现实，还是把现实古典化去迁就历史，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5] 其时党中央机关刊物《学习》编辑部还发表文章批评“借古说今”的方法“是违反历史主义的”，指出历史研究固然“应该和当前的某种政治任务相配合，然而我们不应该用简单的历史类比来实现这种政治任务。”因为它“不能使人正确认识历史事件，而且会模糊群众对当前伟大的政治运动的认识。”[6] 这也许可以视为当时史学界的一种新认识。
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个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50年代后期相继提出的“厚今薄古”、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口号，使史学功能泛化和完全政治化的观念，一直处于不断的膨胀之中。1958年，陈伯达在全国科学规划会议上提出了“厚今薄古”的口号，此后在史学界和各高校历史系掀起了名为“拔白旗、插红旗”的“史学革命”运动，要求一切历史科学，无论古今中外，都必须配合当前的阶级斗争，为现实政治服务。“历史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口号遂被正式提出。在“左”的思潮的干扰下，阶级斗争观点被简单化，历史学开始滋长严重的实用主义倾向。为现实政治服务被认作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任务和终极目的，而在实践中，更被狭隘地理解成为当前的政治运动服务，乃至为现实的政策作注释。这种倾向一度完全支配和规范着史学界的发展，使历史学渐至丧失了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性。
对于“史学革命”造成的极大混乱，当时就有一些史家提出了不同看法。饶有意味的是，提出者正是以前在这方面有过教训的史家。如翦伯赞指出：应严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在他们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析。并强调说：“不要类比，历史的类比是很危险的。在不同的历史基础上，不可能出现性质相同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不要影射，以古射今或以今射古。”[7] 吴晗也指出，当时的“历史学界有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认为“只从今天的某些政策、方针出发，强迫历史服从今天的实际，是非科学的、非历史主义的学风。”[8] 邓拓在论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时还提出：“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可以区别开来的。即使有些问题可能和某些政治观点相联系，也还是可以讨论的。”甚至提出“除了政治上的六条标准以外，要鉴别学术水平的高低，历史学界还可以有自己的标准。”[9] 这些呼吁，对抵制“左”的思潮和当时一味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虽然起了一定的纠偏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观点的盛行，很快便被淹没在一派“左”的声浪之中。
1965年，在康生的支持下，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极力鼓吹：“历史研究从来是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为革命写历史，一定要在思想上同客观主义划清界限，一定要摆脱他们的思想影响。”其所谓“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说法，是以历史学必须为当前政治需要服务的更加穿凿和简单化的说法。文中还指责：“迄今为止，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历史主人——农民的历史倒确实是写得太少了。直到现在连一部农民革命的通史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来。”[10] 在他们看来，只有研究农民战争史，才算得上是用无产阶级观点研究历史。他们强调历史研究要“为革命”、“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实际上是要根据某种政治需要，来改铸已往的历史，把历史学直接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1965年11月，姚文元秉承江青的旨意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更以极“左”的面目，危言耸听地将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联系起来，称《海瑞罢官》是利用历史，为在庐山会议上被“罢官”的彭德怀翻案，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新上台执政，为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复辟开路”。[11] 此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全面升级，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当时，《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的社论，号召夺取资产阶级长期以来霸占的史学阵地，“重新改写全部历史”。[12]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正是从史学领域开始的。至于“文革”中玩弄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反科学的“影射史学”更是肆虐一时，学术遂成为政治的奴仆。其所带来的恶果，不仅严重损害了现实政治，而且极大地破坏了历史学的科学性、严肃性和其社会声誉。这种公然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实用主义，虽说早已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而破产，但其留下的教训则是极其惨痛的。
古往今来，不受政治干扰的学术研究也许是没有的。但学术研究毕竟是人类的一项理性活动，这就决定了它的研究，不是现实主题的保守诠释，而是现实问题的前瞻质疑。学术研究对现实政治自然要有所斟酌，但这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史学不是政治的代言人，其研究只代表他自己；政治也不必为史学家的真话、假话、甚至错话“买单”负责。将学术与政治混为一谈，不仅损害了学术，最终也损害了政治。一旦历史学要揣摩现实主题来说话，难免不能讲真话，而政治家因得不到真实的资讯作参照，行动举措难免失当。换言之，历史学如果失去了科学性，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它的政治功能。
其次，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处理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关系问题。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马克思主义史学秉承革命年代的传统，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流派采取了坚决斗争乃至无情打击的方法，以显示自己的彻底革命性和战斗性。这种斗争，由于有政权力量作后盾，威力自然非比往常，以致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很快就变得销声匿迹。但现在看来，这样的处理方法未免显得简单了些。一者，这些学派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除少数属敌我性质外，大部分实为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论，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应当通过比较宽松的学术争鸣来解决。有些分歧，则应允许其长期存在。解决学术思想问题的路径原本比较复杂，强大的政治压力，可以迫使某些不同的思想观点一时“沉默”或“消解”，但如果不能从理论上使对方真正转变观点，一旦形势有变，必将前功尽弃。二者，从学术生态环境看，不同学术思想的共存和争鸣，乃是任何学术文化得以发展的基本条件。以中国现当代影响最大的实证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两派关系而论，实证主义对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史料和史实考证等比较微观的技术层面，而马克思主义在引入历史学领域时，主要是作为一种宏观的历史解释系统，至于在处理史料等基础工作方面一般仍不得不采用实证史学的一些方法。显见，两者尽管差异明显，实际上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和共存互补的一面。试想，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鸣，只有一种或者几种大同小异的声音在学术界回荡，这样的学术事业能健康发展吗？事实上，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学术，必然也是缺乏免疫力和经不起风浪的。因此，那种动不动就借助政治批判，把不同学术流派或观点打压下去的方式，决不是当代史学建设应取的态度。
第三，是如何对待学术争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观点问题。有争鸣必然有“是非”，问题是学术争鸣中的“是非”有时并不是短时期内所能正确断案的，历史上有不少问题，在争鸣中一度甚至长期被判为错误，但后来却证明它才是正确的。因此，在争鸣中激烈地指责某种观点为“错误”，虽然难以避免，但对“错误”观点的处理却须持慎之又慎的态度。然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争鸣中，由于人们急于对某些学术是非作出判断，急于铲除那些“错误的毒草”，曾经伤害了不少勇于在学术上表达自己真知灼见的学者，同时也使国家在某些方面付出了重大代价，马寅初及其人口理论遭到的不公打击便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学术争鸣中，更多一些宽容，或者竟可以说要有容许存在一些“错误言论”的雅量，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重演。
以上教训，都在提醒我们：当代史学的建设需要理性的精神，社会主义学术事业越是走向自信和成熟，就越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