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尼神话的美_哈尼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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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云南南部及祖国西南邻国一带的哈尼族,尽管有人认为“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云南红河流域土著居民”(注:孙官生《从传说与历史看哈尼族族源》,《哈尼族研究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但哈尼族大量的民间文学、民间“亡灵返祖”路线和地点、民间普遍存在的“北方情结”(注:见另文《哈尼族的“北方情结”》。)等表明,哈尼族是北来民族(注:关于哈尼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有不同说法。近来主要有孙官生的土著说,毛佑全等的的北来说,史军超的二元说三种观点。史学界倾向于北来说。)。他们的祖先生活在遥远的北方,属氐羌族群,居住在青藏高原。据汉文史籍记载,公元前三世纪时,一部分羌人逐渐往南迁移,进入四川西南部,《尚书·禹贡》所载的“和夷”,可能是哈尼族先民的名称。他们居住在大渡河畔,属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后来,逐渐南移到安宁河流域,这大约就是哈尼族迁徙史诗和传说中说的“努马阿美”地方。这时,母系社会开始向父系社会过渡。大约相当于秦汉时期,“和夷”继续南迁,进入云南,主要部分居住于今滇西洱海之滨,复又迁到“谷哈”地方即今滇池畔。由于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明确,父系制逐步取代母系制。至汉晋之时,出现了“父子连名制”,标志着父系社会的建立。在滇中居数百年,隋唐时,哈尼族再往南迁,在“石七”(今石屏县)稍事停留,渡红河进入哀牢山区,定居至今。此间,哈尼族人口得到迅速发展,内部分化加剧,分化出来的人继续往南开发,占居了云南边境地区,有的甚至越过国界进入外国,最远的到达泰国。(注:关于哈尼族历史情形,请参看民族出版社《哈尼族》,云南人民出版社《哈尼族简史》等书。)有的学者根据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和有关资料画出一条哈尼族的迁徙路线——“由青海省扎陵湖、鄂陵湖,到巴颜喀拉山口两河源出地区,到青海、川西北高原榫合部,再南下雅江、安宁河流域,而后西向迳入洱海滨岸,又向东抵滇池岸盆地,折西南渡红河,进入哀牢山下段地区”。(注:史军超《民族的史诗——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刍议》,《云南文史论丛》,1987年第3期。)

我之所以从哈尼族的历史和迁徙路线谈起,是想说明哈尼族神话产生的历史背景。试想,从青藏高原到川西高原再到云南高原,距离多么遥远、道路多么险峻。从考古获得的大量资料来分析,这一路的崇山峻岭中峭壁挺立、深谷遍布,上有冰天雪地,下有飞流急湍,莽莽森林中猛禽怪兽无数,艰难险阻不计,身在旅途,随时都可能遇上灭顶之灾。《贝玛吃了文字》可以看作与自然逆境战斗的形象记录——

手持字书的贝玛走到河中间时,三个波浪神来与他争夺字书。为了腾出手来跟波浪神战斗,贝玛用嘴咬住字书。打到第8架时,贝玛力不从心。波浪神的手将够着字书。贝玛急,“咕噜”一声把字书吃进肚里——虽然字书没被夺走,可哈尼从此失去了文字。(注:《先祖的脚印》第二节,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哈尼族神话传说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下文所引神话,不注明出处的均出于此书。)

这里的波浪神即是无数敌人的一个典型代表。据史军超说,哈尼族神话中各式恶神和精灵就是自然环境给哈尼造成的威胁的思想反映。(注:见《哈尼族文化精神论》,李子贤、李斯博主编《首届哈尼族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6年1月第1版,云南民族出版社。)我们要明确的是,哈尼先民以氏族公社时期的认识水平和生活能力去面对这样险恶的环境,会经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战斗,需要怎样的勇气和代价,才能克敌制胜!并且还要明确,这种迁徙是扶老携幼、背粮赶畜的举族大迁徙,其困难更增数等。尽管如此,哈尼先民表现出难以比拟的勇猛顽强精神,通过几十代人历经数百年的奋斗,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文学,通常都与崇高相联,就像藏、彝等民族的神话故事那样。但哈尼族的神话故事却不如此。在《哈尼族神话传说集成》、《哈尼族神话传说故事》、《哈尼族民间故事》等书中,除《补天的兄妹俩》(又名《兄妹补天》)、《阿扎》、《尝新先喂狗》、《英雄玛麦》等少数几篇外,绝大多数都呈现出优美形态。这是为什么呢?我以为,仅此一点,哈尼族神话也值得我们研究。

我曾在《论哈尼族神话的崇高美》(注:载《民族文学研究》1994年第1期。)(与宣淑君合作)中说:“哈尼族最初的神话和传说是呈崇高形态的”,“哈尼族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并且生活在山青水秀、衣食富足的地方之后”,神话和传说的崇高形态开始逐渐向优美转化,“这个时间大约在公元十世纪前后,即哈尼族开始在六诏山和哀牢山区建立封建领主制度之时。”我现在仍持此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根据这个观点,我认为哀牢山区、红河岸边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哈尼人创造的稻作文化是哈尼神话由崇高转向优美的基础条件。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部,哈尼神话在流传中的变异性原则支配下,经过数十代传承者的修改润饰,必然打上了哀牢山的优美印记。

自然环境不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决定因素,但却是一个重要因素,“它与一个民族的文化有着非常明显和直接的联系”(注:秦家华《哈尼文化与自然生态》,见《哈尼族文化精神论》,李子贤、李斯博主编《首届哈尼族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6年1月第1版,云南民族出版社。)。要是你站在哀牢山上,观看哈尼族的生活环境,对哈尼族神话以优美为特征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哈尼族村寨一般建在山腰缓坡地带,山顶森林覆盖,山脚河水涣涣,而山中间,层层梯田依山而造,形成秀丽奇绝的人文景观。走近村寨,你会发现,精巧玲珑的蘑菇房透露着灵秀,村后郁郁葱葱的“神林”又隐藏着几分神秘。明代诗人杨升庵赞美道:“天气浑如三月里,花枝不断四时春。”(注:转引自《哈尼族》,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3页。)在哈尼幽静、美丽的山上,那树、那水、那雾、那田,那花无不给人世外仙境的感觉。许多学者都认为,“在争取天时、地利并与大自然协调相处方面,没有任何集团能胜过哈尼族的”(注:毛佑全《哈尼族文化初探》,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3页。)。这种与大自然协调相处的精神又源于哈尼族的传统文化。面对千奇百怪的自然现象,哈尼先民幻想出自然的主宰来,他们认为万物都有灵魂。而人和万物的灵魂又都由天神主管着,人必须在天神所给予的范围内活动,与大自然协调相处,才能得到天种的保护,满足丰衣足食、人丁兴旺的愿望。所以,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是哈尼族的文化共识。哈尼族世代山居,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做到善待自然、保护自然,这样,才有今天哈尼山寨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象相融同构的优美奇观。

吮吸这种文化乳汁成长起来的文学,自然跟它的生活母体协调一致了。哈尼族当代作家虽然几乎都在山寨以外的城市从事创作,但他们的作品绝大多数仍然渗透着哀牢山的优美格调是极好的例证。但我这里所说的也许是从哈尼族祖先那里流传下来的神话,其产生背景与今天原哀牢山风貌相反,为什么也是优美形态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神话是80年代才收集整理的神话。这些故事的讲述者当然是土生土长的哈尼人,整理者也主要是哈尼人,他们虽然和当代哈尼作家一样生活在城里,但和他们一样保持着哀牢山的文化和性格特征。另外,我们还必须看到,这些故事不知在哀牢山流传了多少年,有的就产生于哀牢山,它们必然打上哀牢山的印迹。

在哈尼族神话中,人和自然协调相处的情形无处不在。《动植物的家谱》、《塔婆取种》说人和动物源出一母,《人鬼分家》说人和鬼原先也是亲兄弟。植物是人从天神那里取来为己所用的,它们也有神灵,人必须和他们友好相处。在这类神话故事里,人和自然万物不是处于对立状态,而是处于和谐友好的关系中。这样的故事无论如何激不起人的崇高感,它给人的是轻柔、婉转、和谐等属于优美审美的感受。

和谐特征不仅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还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哈尼族是一个和平友善的民族。他们与人相处讲究尊重、谦让,追求平等、和睦、友好的关系,简言之,即和谐。“和谐是优美区别于美的其他形态的基本美学特征”(注:徐之梦等著《美与审美》,机械工业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154页。),这是美学界的共识。王朝闻说:“优美作为美的一般形态,侧重于展示客体与主体在实践中经由矛盾对立达到统一、平衡、和谐的状态。”(注:王朝闻《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50页。)哈尼族作为一个以和谐为生活准则的民族,其文学作品自然也以和谐—优美为美学特征了。因为“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的都是血”。(注:鲁迅《而已集·革命文学》。)

《兄妹传人(一)》、《葫芦出人种》都说我国各民族都是同一母亲生出来的。用血缘关系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哈尼族的一贯思维方式。这种观念又基于哈尼族家庭的和睦关系这一事实上。他们把家庭关系推及社会,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处世原则:团结互爱。村里哪家有事,全村都会自觉地去帮忙,因为那是自己的事。推而广之,和一母所生的其他民族也应和睦相处。如果发生了争执,哈尼族主张以退让保持和气,哪怕让出自己的家园也在所不惜:“我们还是搬吧,/离开阿撮居住的地方;/和和气气地来和和气气地走,/不要把眯细的眼睛变成睁大的眼睛!/喜喜欢欢地来喜喜欢欢地去,/不要用抬酒碗的手去抬弓箭棍棒!”(注: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编《哈尼阿培聪坡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22页。)哈尼族就是这样与人相处的。所以他们的迁徙并不是抢夺别人的家园,而是去开垦新的土地。翻开《哈尼族神话传说集成》,见不到一处关于哈尼族对异族不义行为的记录。

怎样才能与人和睦相处呢?要懂规矩和礼节。在哈尼族神灵世界里,众神各司其职,互不相犯,从不错乱。为什么?天神俄玛生儿女时,首先生了“规矩”和“礼节”,然后才生其他神,所以神都懂得规矩和礼节。(注:《神和人的家谱》,《先祖的脚印》第二节,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哈尼族神话传说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下文所引神话,不注明出处的均出于此书。),在哈尼族看来,人类世界也应象神灵世界那样各安其分,协调相处。

懂规矩礼节的基本准则是听话。听老人和头人的话是哈尼族性格的基本特征。在家听老人的话,对外听头人的话。遇有大事,往往请老人商量,最后则由头人(乌木)作决,因为“乌木的话就是天神的话”(注:《先祖的脚印》,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哈尼族神话传说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下文所引神话,不注明出处的均出于此书。),人人都得听。老人处事稳重,但往往缺少锐气。听老人的话,年轻人就得抑制激情,产生不了豪迈之举。

懂规矩礼节,听话的人往往懂道理。因此,哈尼族是一个讲道理的民族。生活中发生矛盾后首先讲道理。即使对方蛮横无理,寻衅闹事,也要采取据理力争的方式,绝不轻易动用武力。大神烟沙经常为人评理。一次猎人和猎神发生争执:猎人要打野物,猎神不让。争吵三个月仍无结果。最后烟沙判断说:人可以猎取猎神豢养的动物,但必须预先杀一只白公鸡献猎神;若不,猎神可以变鬼害猎人。(注:《猎神》,《先祖的脚印》第二节,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哈尼族神话传说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下文所引神话,不注明出处的均出于此书。)这个判断不一定公平,但既然是神的评断,就必须遵从,因而,猎人和猎神双方都高兴了。

哈尼族还是一个崇尚智慧的民族。他们也有武术,也以勇猛为美,但更讲求智慧。哈尼族民间文学中,绝大部分篇章都是讲述智慧的,英雄人物善用智,一般人也多用智。在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中也是这样,宣扬谦让和智谋,不宣扬勇猛、暴力和征服。可以说,讲求和崇尚智慧是哈尼族民间文学的一个特点。腊伯和哈尼争夺美地诺马阿美,双方并不是诉诸武力,以战争取胜,而是进行比赛,胜者做诺马的主人。他们先是去诺马河上放火,以火焰飘得远的为赢;哈尼输了。后又进行射箭比赛:谁的箭射在岩石上站牢,谁为赢;哈尼又输了。尽管哈尼对腊伯用计取胜很不服,还得认帐。这里又显出哈尼说话算数的品质。(注:《先祖的脚印》,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哈尼族神话传说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下文所引神话,不注明出处的均出于此书。)而在《作洛搓罗》中,查艾去杀魔鬼,魔鬼也知其来意,但双方表面客气、暗中斗法。查艾一连去了四次,都被魔鬼吓跑。后来灶神乌麾又去杀,路上他解救了笋壳、冬瓜、大黑蜂、大红鱼,因而得到它们的帮助,把魔鬼杀了。若直接杀去,恐怕查艾和乌麾都有去无回。他们谁胜取决于智谋,而非武功。

与和谐相关的和平、听话、讲道理、崇尚智慧这些性格特征都与勇武、豪迈等英雄气概无关,因而也就和崇高无缘,它们表现在神话故事中,呈现出的是优美特征。

优美与崇高迥然不同。在形态上,表现着和谐秀美、轻柔、流畅、典雅、细致等,与崇高的伟大、粗犷、坚硬、激荡、壮丽、深沉等形成鲜明对照。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阳刚”与“阴柔”之不同。哈尼族神话在形态上完全具有优美的特征。这种特征给人的突出感受是完美的精致。

《遮天树王》和《砍大树》是哈尼族每个支系都会讲述的故事。两个故事有着相近的主题和结构,都是讲砍倒遮天大树的事,都宣扬善恶观念;都从坏人讲起,说到树的危害,而以砍倒树告终;树都是拄棍(木杖)变成,都遮天蔽日;都是各民族联合砍伐,都在刀口上抹了鸡屎才砍倒。但两个故事又有着不同的内容,它们绝不是一个故事的两种说法。为节省篇幅,就不介绍其情节了。《遮天大树》主要赞扬勤劳、善良、忠厚的优秀品质,鞭挞残忍、懒惰、贪婪的劣习,主题明确,情节完美。比较起来,《砍大树》的情节更为集中,因而也更显得精巧一些。它主要讲人类战胜魔鬼制造的灾害的事。两个故事中并不是没有矛盾和对立,只是作者尽量淡化矛盾和对立双方的冲突,让作品更加柔美和流畅罢了。这类优美故事是哈尼族神话的主体。

除优美外,精致也是哈尼族神话优美的一个体现。所谓精致,指故事在叙述上不枝不蔓、没有冗笔,在内容上细致周全、没有漏洞。《永生不死的姑娘》说:远古的时候,没有“长命”这种东西,天、地、日、月、庄稼、年、水、树、人9个神都将“死”去。9个神相约去找大神烟沙解决,烟沙又去求母亲梅烟。梅烟生出9个姑娘,然后把她们分别嫁给9个神。于是“天再也不会坍,地再也不会陷,太阳月亮永远有光,庄稼永远栽不完,江河泉水流不断,日子过不完,树林青草永远绿,世上永远有人烟。”这个故事的形态很精致,紧凑完整、小巧玲珑。内容上的周全可以《查牛补天补地》为例。查牛本是神牛,因在泥塘里打滚,变成了泥牛(即查牛)。为补天地的缺陷,天神把它杀了。右眼做太阳,左眼做月亮,泪水变露珠,牛毛变稻谷……查牛全身都变成了宇宙万物,于是才有了这个世界。这类想象很容易出漏洞。《西游记》这样伟大的作品都未能避免,更何况一则短小的神话呢?与某些呈粗糙、瘦硬形态的神话相比,哈尼族的优美神话显得细致周到一些。

为什么哈尼族神话能够做到完美精致呢?恐怕与哈尼族的讲故事传统有关:“在我们哈尼山寨,每当农闲季节,青年男女常常要聚集在被太阳照得暖和和的秋场、路口、或是围拢在热烘烘的火塘边,静静地听那些歌手、贝玛或会讲‘堵打’的人,唱‘哈巴’,讲‘堵打’。”(注:王正芳《哈尼族民间故事·前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可以说,哈尼神话故事既是集体创作,又是个人传承,它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和美学情趣。这种讲故事的情形,有类于宋代勾栏里的“说话”,“说话人”往往根据听众的情绪反应调整内容,有时听者还直接参与修改;个人传承则是智者代代相传,传承人会根据个人的审美趣味把故事“打磨”得很精致。所以,哈尼族讲故事的过程也是美的创造过程。

完美精致的另一种表现是,哈尼族神话往往把具有崇高美的内容包裹在优美之中,让优美掩埋崇高。因此,哈尼族神话给人的突出感受就只会是优美了。《为什么鸡叫太阳就会出来》是一个典型例子。射日神话好几个民族都有。每讲到射日都是豪壮伟烈的行动。哈尼族的射日故事也如此。传说古代天上有9个太阳,人无法活了。大家请力大无比的俄普浦罗来射。俄普浦罗张弓搭箭,“嗖嗖嗖”射出八支箭,八个太阳落地。剩下的一个太阳急忙躲到山背后去了。俄普浦罗是一个解救人类的英雄。这个故事给人的感受也是一种豪壮美。但是,这个故事被放在“为什么鸣叫太阳就会出来”现象的解释中来叙述,就让优美掩盖了崇高。因此读这则神话,不是俄普浦罗的射日壮举给人强烈震撼,而是雄鸡把太阳请出来的温柔举动给人愉悦快感。

哈尼族神话优美形态的形成,还与哈尼族的哲学观有关。哈尼族的哲学没有形成明确的思想和系统,据伍雄武说,还滞留于萌芽阶段。(注:《哈尼族哲学思想的萌芽》,见《哈尼族文化精神论》,李子贤、李斯博主编《首届哈尼族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6年1月第1版,云南民族出版社。)现将择取一些与本论题有关的观点来作考察。

哈尼族对神灵十分敬畏。一年中他们有多次规模较大的敬神活动。凡举办大事都要祈求神灵的保佑。尽管在他们的观念中,鬼与神、鬼与魂没有严格的区分,但他们却用这种混沌的观念来解释各种事物。他们认为,万物都有其主宰,天有天神,地有地神,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江河湖海、花草树木等等皆有其神。这是典型的泛神论观念。在他们看来,所有神都有其魔法,绝不能得罪。于是,他们对神灵顶礼膜拜。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神之间要是发生了争执,只要请出大神出面调停就相安无事。人遇到困难,也可以祈求神的帮助或借助神力去克服。这种观念表现在神话中就是一系列神帮助人解决问题的故事、天神断案的故事和人们敬神的故事。哈尼族的苦扎扎(六月节)就是神调停人与动物纠纷的形式。人烧山开田,弄伤了熊、狐狸、蚯蚓、老鼠等动物,它们告到大神烟沙那里,烟沙判断说:哈尼每年杀一个男人祭奠死去的动物;动物可以到哈尼田里去觅食。从此,哈尼的哭声和怨声震天。天神梅烟亲自下来察看,认为人没有错,可动物吵闹不休。梅烟想出一个办法:要人们六月属猪日打磨秋,表示天神把人吊在空中打。动物们乐意了。于是,哈尼兴起了苦扎扎。这则神话表现出以下几层意思:1、神灵断案。人和动物都是自然界的主人,神为生灵主持着公平。2、天神偏向人。人为生存伤害动物,却教人以游戏的方式欺骗动物。3、生灵崇拜神灵。大神烟沙的判断对人不利,人服从;天神梅烟的判断于动物无益,动物服从。服从源于敬畏,敬畏则必定听话。

哈尼族因不断失地而产生的失败主义思想也是文学中缺少崇高精神的根源。哈尼族的迁徙,并不是逐水草而放牧式的主动行为,而是被迫的。从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讲述的内容看,除从惹罗普楚迁出一次是因为瘟疫蔓延外,以后的几次都是由于外族强占土地而造成的,每一次都发生了争夺,哈尼族都以失败退出而告终。失去家园,丢下财产,扶老携幼漂泊异地,谁会甘心?但作为一个弱小民族,哈尼族不能去硬拼,只好忍痛撤走。这便产生出失败主义思想。失败主义与英雄主义相对。失败并不一定不能产生英雄。但哈尼族先民在斗争中总是采取退让态度就绝不能产生英雄主义了。失败思想反映在作品中,便是宣扬异族人如何恐怖、自己如何失利逃走。前面提到的《先祖的脚印》就充满着这种情绪。

忍辱退让反映出的深刻思想是保全自己。在强者面前,不敢去拼杀,也不愿以自己的死激起众人的义愤去复仇,这就是保全自己。从哲学上说,这也是一对对生命价值的自我意识。在特殊情况下,把生命看得很重要是必要的:珍惜生命就象把火种留下。珍惜生命或说保全自己对一个民族来说,就更为重要了。一个弱小民族,当面临存亡之秋时,其智者首先考虑的必然是民族的生存。哈尼族今天之所以有120多万人口的发达兴旺景象,与其先祖的明智分不开。因此对他们来说,生存观念是至高无尚的。正如伍雄武所肯定的:“在《哈尼阿培聪坡坡》中认为,最高、最重要的价值原则就是:民族的生存。”(注:《哈尼族哲学思想的萌芽》,见《哈尼族文化精神论》,李子贤、李斯博主编《首届哈尼族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6年1月第1版,云南民族出版社。)当一个民族以生存为重屈辱退让的时候,那种视民族利益为生命的勇武精神必然遭到压制。勇武精神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压制,也就形成了一种民族心理。这种心理反映在文学中,便是一些权衡力量,保全自己的作品。在《作洛搓罗》中,七、八个弟兄谁都不敢去杀魔鬼即是一例。值得注意的是故事对胆小退缩没有任何贬抑。这说明保全自己的价值观得到了故事讲述者的认同。

尽管哈尼族屡受外强欺凌,但他们对人生的基本看法是积极的、尤其是善良的。他们认为人活着应该多做善事,且行善必得好报,作恶必遭惩罚。神话故事中充斥着的劝善观念就是这种人生态度的表现。沙莪女神急着去找她的桃花马,路上得到螳螂、水母鸡、小蜜蜂、老鹰的帮助,于是它们分别得到了沙莪给予的各种优待。在另一则神话中亦有同样内容:水牛、鸭子、老人帮助神仙阿拜波找到了神马,阿拜波就让水牛不愁吃,鸡帮鸭子孵蛋,人有好饭吃。另一则神话反过来说人行善得到了动物的报答:阿翁得到起死回生药,回家的路上,他救活了小老鼠、小喜鹊、小花猫的妈妈。后来,它们又帮助阿翁得到了坏蛋尼布汪昆的神扇,帮助他报了仇,这些都是行善的结果,反之,如果不行善,即遭恶报。水獭不帮助沙莪,遭到晚上捉不到鱼的惩罚。山羊说假话,黑马不帮忙,于是阿拜波让山羊死不能瞑目,黑马睡觉也得站着。官人直罗吃人肉,被他儿子用计射死了。(注:见《都玛沙莪·桃花马》、《阿拜波找神马》、《起死回生药》、《遮天树王》,《先祖的脚印》第二节,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哈尼族神话传说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下文所引神话,不注明出处的均出于此书。)这些善良的故事充满了轻盈、流动、灵秀、柔媚等优美的品格。

由于哈尼族原先没有文字,前人只能用口头创作表达各种思想观念,所以哈尼族民间文学十分丰富发达,值得文学研究者重视。又由于这些故事经过若干代传承人的加工润饰,达到了较高的文学水平,甚至可以说精致完美,我们才能用美学标准去衡量它,研究它的美学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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