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当代形态(笔谈)——社会发展观之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发展观论文,社会发展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当代形态问题，不仅要对发展的概念有较深入的了解，而且要对社会发展观的变迁有一定的认识。因此，在讨论发展观的历史嬗变之前，必须先对发展概念进行界定。发展概念包含着丰富的内容，目前，它已可以泛指社会各个领域的进步状况，简单说，发展的目标就是使全体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的需要方面得到持续提高。经济增长所强调的主要是物质生产方面的问题，而发展则是从更大的视野角度研究人类的社会、经济、科技、环境的变迁、进步状况。发展是一个历史范畴，是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而变化的。在现代世界范围内发展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经济增长为单一的发展目标阶段。在工业化发展初期，人们似乎感到只要把蛋糕做大就可以解决贫困和发展问题，因此，把经济增长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首要标志，形成了经济增长等于发展的发展观，其公式为发展(Development) = 经济增长(Growth)，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许多国家纷纷实施“增长第一战略”。追溯这种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就是在18世纪的下半叶，工业革命波及整个欧洲，伴随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了，并进一步树立了战胜自然的信念。随着工业化的进行，一些工业化国家为取得对正在形成的全球经济的支配地位，他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和对殖民地的争夺，这种情况导致了本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停滞以及自然环境的恶化。二战后，亚非拉等广大地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在政治上独立，成为发展中国家。为了迅速摆脱贫困，赶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大都采取了这种发展模式，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化。
与这种经济现实相对应的理论阐释最早可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他们提出了国民财富增长理论、国际分工和贸易的理论等，开创了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先河。此后，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西方学者视为发展问题的权威著作。刘易斯认为，经济增长问题就是如何提高按人口平均的产值问题，因此，资本及其积累是发展的动力。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又提出了“经济成长阶段论”，依据经济增长水平和物质消费水平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五个阶段，在他那里，发展问题实际上被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增长问题。与这些发展理论相关的还有，熊彼特的经济增长理论，罗森斯坦——罗丹等人提出的大推进平衡增长理论，谬达尔达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库兹涅茨的经济发展理论，艾伯特·O·赫希曼提出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等。这种发展观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发展实践，虽然带来了一时的经济繁荣，但也带来了诸如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大量失业以及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造成了“没有发展的增长”，甚至是“恶的增长”，使经济难以持续发展。
注重经济社会综合发展阶段。20世纪50—60年代以来，面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人们逐步认识到发展是各种社会因素的综合发展，经济增长不是发展的惟一内容，此外还包括教育、人的寿命、就业、社会公正、环境等等问题，这种综合的发展观用公式来概括即为：发展 = 经济增长 + 社会进步。
国际学术界在反思以往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基础上，对综合发展观进行了逐步深入的分析。经济学家们提出，应当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有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丹尼斯·L·梅多斯等人完成的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认为如果世界在人口、工业、粮食生产以及资源利用等方面按照当时的增长继续下去，那么未来100年内地球上的经济增长将达到极限，随之将是经济的大衰退。避免这种局面出现的最好的方法是限制增长，直至“零增长”。该书一出版，立即在世界思想界和学术界引起了剧烈的震动。随后英国生态学家E·Smith的《生存的蓝图》、M·Mesarovic等人的《人类处于转折点》等书纷纷响应。
1983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发表的《新发展观》一书是综合发展观的代表作。该书反思了传统发展观中的偏失，纠正了传统发展观中价值的缺席，指出了发展是为了什么，在什么条件下增长是有益的问题。这种观点更注重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综合。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WCED)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随后通过了两个国际性的文件，一个是《Caring for the earth:A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Living》(ICUN，1991)；另一个是《21世纪议程》(Agenda 21)，对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做了详细的说明。
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阶段。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入，进一步提出：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才是发展的本质所在，也是人类最根本的目的。这种思想概括起来就是科学的发展观，可表述为：发展 = 经济增长 + 社会进步 + 人的全面发展，主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全面发展观更加注重人的发展。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概念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一个中期计划中首先提出的。198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一个关于发展问题的讨论会，会议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包含两个方面的主要要求：就模式来说它必须是基于人民的文化本性从内部形成起来的；就最终结果来说它必须以满足居民的实际需要来为人民服务。”
这种发展观的形成背景是，战后发展中国家在经过迅速的发展时期后，遇到了挫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对发达国家经济、文化甚至政治上的严重依赖，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衡现象，大多数人并没有因经济增长而改善自己的地位。全面发展战略就是针对这些矛盾，汲取前面两个阶段理论合理部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发展首脑会议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指出：“社会发展最终目的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社会发展与其发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它更强调发展内容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在我国，大致也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人们一度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理解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战略，把“中心”误解为“唯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把整个现代化的综合系统发展过程看作仅仅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并且对经济发展的理解也仅仅停留在经济的增长阶段，即扩大规模、增加数量、加快速度的外延式、粗放式的传统发展模式上，不重视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等。新的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重视集约内涵式的发展，那种搞“单打一”、搞“孤军突进”的发展观是片面的。实际上，人们不难发现，不少地方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割裂开来，忽视非经济的社会事业发展，这些都是导致目前社会中“非均衡”状态的重要根源。现实中存在的诸如贫困差距拉大、地区差距拉大、道德水平滑坡、社会信用危机等问题，都迫使我们重新来认识和思考发展的问题。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我们对发展问题的最新、最全面、最科学的认识。